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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素来以其雍容俊逸的形态、吉祥如意的寓意而备受国人爱戴，成为许多艺术作品中的主角。而扎龙，这个在黑龙江省地图上被以“绿色的一点”标注的地方，因为1992年我国正式加入了《湿地公约》(全称《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而一夜扬名。中国湿地以扎龙为首，开始进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由于丹顶鹤栖息于湿地，于是扎龙成为我国第一个以保护鹤类为主的湿地保护区。
人们对丹顶鹤的浪漫遐想，加上扎龙湿地管理部门借邓小平、李鹏、朱镕基和贾庆林等政要先后视察之盛誉所做的有力宣传，全社会对扎龙的关注变得空前热烈甚至痴迷起来，扎龙被形容成“丹顶鹤的故乡”，扎龙所在的齐齐哈尔市也被冠以“鹤城”之名。
去年6月，齐齐哈尔市政府派出代表团专程进京，向奥组委递交了申报丹顶鹤为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的报告。而2005年春，扎龙湿地周边的一场荒火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春旱季节为湿地补水的呼声再度热烈起来。
近年来，媒体沸沸扬扬的报道让扎龙湿地名声大噪、游客云集，每年上百万的公共财政投入以及门票收入随之滚滚而来。然而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加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和有关部门的好大喜功，使扎龙湿地的保护正在偏离正轨。
鹤是如何被“保护”的?
到扎龙才恍然大悟，所谓观鹤其实就是去观鹤点看笼养的丹顶鹤。因为无论是通过高高的观鹤楼上的望远镜，还是深入湿地核心区的腹地，记者以及记者所问及的许多多次去过扎龙的朋友，都从未看到过野生状态下的丹顶鹤。仅仅是在湿地的观鹤点，才看到了拥挤在两个笼子内的150多只鹤。据说，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曾测出夏季扎龙湿地内有 340只丹顶鹤。
人们注意到，观鹤点的这些丹顶鹤，只是在指定时间或有重要客人视察、光临时，才被工作人员轰出笼子。令人惊叹的是，1米多高的丹顶鹤，竟全然没有“鸟出牢笼、鱼归大海”一般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渴望，反而是在观鹤点上空方圆1公里左右盘旋了一阵后，训练有素地主动落回笼门前。
很显然，这些鹤已然退化为人工驯养的观赏动物。虽然这些翼展达2米的硕大鸟类在天空盘旋时，也能充分展现出丹顶鹤无比优雅的风姿，令游客激动不已，但是由于笼中有现成的野杂鱼，使这些鸟儿早已无需费力去自己捕食，逐渐丧失了野性，退化为贪图笼中安逸的大鸟。于是有人把这些大鸟戏称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丹顶鹤”。
据专家介绍，因为丹顶鹤对环境非常敏感，游客和环保工作者观鹤的正确方法，应该是用高倍望远镜远距离搜寻野外的丹顶鹤，避免惊扰。于是有人提出，近距离观赏笼中、甚至在笼外都不怕人的丹顶鹤，不如去动物园，何必长途跋涉去扎龙看这个闹哄哄的场面呢?
本来，丹顶鹤应该飞往南方越冬，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扎龙实现了所谓丹顶鹤的“冬季驯养”——为了吸引游客，有关部门将丹顶鹤强留在扎龙圈养，人为扭曲了丹顶鹤作为候鸟的自然天性和生活习惯。这种依靠“鹤秀”谋财的行为，即使“在丹顶鹤驯养繁殖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也显然有悖人类保护丹顶鹤的初衷。
除了在当地笼养供人参观之外，部分丹顶鹤还被“组团”带到哈尔滨、长沙、武汉、西安等多个城市进行商业“走穴”。一般场合的开幕式、剪彩等活动大多选择放飞鸽子，相比之下，放鹤显得更加壮观气派。在丹顶鹤“打工”赚钱的经历中，曾经有过在某城市放飞一次收获 20万元的记录。
鹤的故乡并不唯一
这就是人们心中圣洁的“丹顶鹤故乡”的部分真实状貌。当笼养的丹顶鹤已经退化为徒有躯壳且只能陪游客拍照的大鸟时，人类基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真正需要保护的野生丹顶鹤，也就离扎龙湿地渐行渐远了。那些有自由迁徙权的野生丹顶鹤究竟在哪里?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专家马建章介绍，丹顶鹤作为属于涉禽的候鸟，不需要有特定的栖息地，在国内散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长江中下游及台湾等地，国外可见于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东南亚等国。它完全可以迁徙到生活环境适宜的湿地去繁衍生息，“良禽择木而栖”，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扎龙仅仅是一块适宜丹顶鹤夏季栖息的湿地，或者说是一间旅馆而绝不是它唯一的故乡和所谓的“伊甸园”。仅黑龙江省就有省级以上的可供鹤类栖息的湿地 40处，全国的湿地就更多子。
但在一些人的鼓噪下，扎龙被不断强调为丹顶鹤的故乡；距扎龙30公里的齐齐哈尔市被称作“鹤城”；去扎龙湿地观鹤点的公路被称为“鹤乡公路”。而实际上，700平方公里的扎龙湿地核心区，有67％是在大庆境内。
所以那些野生的、可以自由选择栖息地的丹顶鹤，是不是已经像“孟母三迁”一样，择善而居去了哈拉海湿地、吉林的向海湿地，还是黑龙江的洪河鹤类自然保护区?它们为什么一定要迷恋着扎龙呢?它们一定不知道扎龙是我国首批加入《湿地公约》的湿地，它们不理会人为自己树立的招牌。
需要指出的是，连每年越冬丹顶鹤达千余只的江苏盐城，都仅仅叫丹顶鹤保护区而没有自称鹤乡；有些人却把据说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测出来有340只鹤的扎龙称为“鹤乡”，不免贻笑大方。可是许多人的视听却被“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这一美丽的肥皂泡所笼罩了，为了“故乡”情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护活动。
历史上，人类并不知道湿地的重要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生态界对湿地的认识、定义和保护方式才逐渐成型。
保护鹤乡的导火索
上世纪末，齐齐哈尔市的《鹤城晚报》拉开了扎龙湿地保护系列报道的序幕。焦点之一就是扎龙干旱缺水。
按常人理解，缺水后的湿地，就不能称其为湿地，所以给湿地补水，就成为这一表象逻辑推理后的必然选择。但要补水，就一定要花钱，由于保护湿地是新生事物，公共财政还没有准备好将这项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于是就需要有导火索。
从2001年开始，扎龙湿地周边的荒火就成为了导火索，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一系列不明就里的跟风报道，将“湿地保护”这一亮点无限放大，“湿地补水”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呼吁。
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长友不久前预测，“开春后，扎龙周边还要失火”。果不其然，今年春天扎龙再次发生了多起火灾。事实上，干旱年份湿地边缘地带的野草失火本是很正常的事，“春风吹又生”更是自然规律。况且，历史上扎龙湿地周边的农民，本来就有春季放火烧荒的传统，火后的草木灰是极好的有机肥，这种耕作方式北起黑龙江，南到云南甚至老挝都存在。但对于扎龙湿地，春节失火被媒体满怀激情的渲染之后，几乎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以至于中央要为扎龙湿地失火作专门批示。
记者调阅了部分媒体近年来的报道，从地方媒体到国家级媒体，都出现了引用“部分专家”的观点，称扎龙湿地的失火，与普通荒火有着本质区别，芦苇失火被扑灭后，其根部还在燃烧，即使地表火被扑灭，火还能在地下燃烧，甚至能从冬季一直燃到春季，除非用水漫灌，才能从根上灭火。虽然人们并没搞明白在大雪覆盖之下，没有氧气火如何燃烧，但在媒体集体为“生态保护”煽情的大环境下，深究者寥寥。
而在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撰写的《湿地管理与研究方法》(以下简称《湿地管理》)一书中，专有“火对湿地的作用”一节，其中辨证分析了火对湿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未见有“芦苇根部在冬季大雪覆盖下仍能在地下燃烧”的字样。 《湿地》一书的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姜文来认为：“湿地上的植物死亡之后沉积在地下，形成泥炭层，可能会燃烧。但是如果说芦苇‘失火后转到地下从秋天一直燃到春天’，我表示怀疑，这不太可能，燃烧得有氧气和燃料，燃料都烧完了怎么再着火呢?”
2002年春天，当扎龙湿地的失火被广泛形容为从秋季连到春季，以及殃及根部的芦苇很难再生的热点，被媒体炒得如火如茶时，黑龙江省一位领导去扎龙考察，他察看完现场后怀疑是人为纵火。但随后在舆论影响下，省政府、大庆市和齐齐哈尔市仍共同出资300万，紧急为扎龙湿地补水，以“消灭火灾、保护湿地”。
于是在该年7月的某中央媒体上，出现了“据了解，要缓解扎龙湿地的缺水状况，需补水3亿立方米，目前，已补水2．3亿立方米。由于补水及时，现在湿地的生态环境基本得以恢复”的报道。
自水利部于2001年立项，并投资 700万元建设了扎龙湿地应急调水工程，同年为扎龙补水1．05亿立方米，首开了我国湿地人工补水的先河之后，在持续缺水报道的推动下，扎龙迎来了连续3年大规模的人工补水。2002年补水5．41亿立方米，2003年补水2．63亿立方米， 2004年补水0．5亿立方米。按照中引工程(黑龙汪省中部引嫩江工程)历史最低供水成本每立方米6分钱计算，截至2005年补水之前，补水总成本达5054万元。2005年春季扎龙再次干旱失火，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呼吁人工补水。
然而，学界及民间对湿地人工补水的质疑却一直没有间断。
鹤乡为何缺水
常年奔波在大庆地区的老水利专家李镇西向记者介绍了扎龙湿地的形成：随着地质构造的变迁，以大庆地区为核心，形成了2．1万平方公里的闭流区，这个闭流区就被称为湿地。扎龙湿地的来水，主要源自嫩江洪水泛滥，所以扎龙湿地属于泛滥型湿地；其次是来自发源于小兴安岭的乌裕尔河，它流经北安等5个县后，河道消失，然后漫散到湿地。
近几十年来，由于嫩江防洪堤的修建，当小规模洪水来临时，通常已经不能再流入扎龙湿地。同时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加剧，在扎龙被确立为“国际重要湿地”、进入湿地名录之前，乌裕尔河上游已经修建了多处取水工程。
另外，自1948年开始对小兴安岭森林全面开发以来，到上世纪末，除了几处少得可怜、用于红松籽种的母树林外，小兴安岭的伊春林区已经没有原始森林，其涵养水源的能力随之严重下降，以至乌裕尔河在上游的北安和克东境内，都经常发生断流。近两年春季，该地区严重旱灾的成因除了降雨少，也是因为部分江河断流，导致农民无水耕种。
连上游都经常断流，地处下游的扎龙湿地春季经常干涸，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探究历史就会发现，扎龙湿地也并不是常年有水的，这恰好符合了《湿地公约》中关于“湿地就是干干湿湿、不断变化的一片积水地带”的定义。
但扎龙的管理部门则非常痴迷这片“国际重要湿地”，不肯接受扎龙湿地春节干涸的现状，积极以“湿地保护”之名鼓吹用人工补水扭转环境，各种矛盾随之而来。
国产人工湿地
泛滥型湿地也被称为“地球之肾”，原因是它有净水功能。据1992年时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提议中国政府加入《湿地公约》的学者吴季松介绍：泛滥型湿地的地球之肾机理，是这种湿地具有去除水流中有毒污染物和悬浮物的功能。也就是说，洪水泛滥进入湿地后，湿地能像人的肾一样，过滤掉水中的有害物质，使得流出湿地的水得以净化。因此洪水泛滥，对泛滥型湿地发挥此功能至关重要。
如果追问湿地在春季干旱时要求补水的原因，一个主要理由是说，要恢复湿地生态，使其得以发挥“地球之肾”的生态功能。问题是人工补水真能达到这一目的吗?
目前，干旱年份对扎龙湿地的人工补水引自嫩江，尽管占了嫩江相当比例的流量，但是相对泛滥的洪水而言，流经湿地的水量仍显得太少，极为有限的水量部分蒸发渗漏了，部分在湿地内的泡沼地带积蓄下来，而不会有水再流出湿地，这就使得湿地“地球之肾”的功能根本无从发挥。
有专家指出，作为泛滥型湿地，其降解有害物质，本身就应该有“曝晒”这一过程。即枯水期时，干涸的湿地经过太阳紫外线的曝晒即杀菌作用后，有害物质才得以消除，从而加强洪水期湿地过滤流水的作用。因此，干涸正是泛滥型湿地发挥“地球之肾”功能所必须的一个过程。
《湿地管理》一书也提供了充分佐证，它明确指出泛滥型湿地必须经历干旱这个过程，它是在“陆地生态系统与水体生态系统之间演替”的。
而扎龙泛滥型湿地的独特地貌，注定它无法长期有水。据资料记载，200年来嫩江发生的30次洪水泛滥，形成了向扎龙湿地供水的自然机制，但是由于扎龙湿地内的坡降比嫩江河道还大，高达960，湿地的这种自然地貌使积水很难大面积留存，一些年份和季节的干涸是必然的。
据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曹波介绍，该院在搞《扎龙湿地水资源规划》时，曾经有人提出过在湿地内修建多条浅坝，以使从数百公里以外引来的宝贵的嫩江水，尽可能滞留在湿地内。但这样做无疑会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违反了湿地生态的自然规律，更是在破坏湿地“地球之肾”的功能。因此，浅坝的方案最终夭折。此方案的夭折，其实就认可了坡降很大的泛滥型湿地无法常年积水的客观事实。
既然湿地无法常年积水是明摆的事实，那么有关部门依然求水心切的潜在意图是否希望扩大湿地的有水面积，让泡沼常年积水，从而长出绿油油的芦苇荡，为游客提供最为赏心悦目的“湿地景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扎龙毕竟不是湖泊，而是泛滥型湿地，不会常年有水。如果对此失去了客观和理性判断，强求其常年积水，就可能走到生态保护的反面，有南辕北辙之嫌。
据姜文来介绍，“国外湿地像中同这样大规模补水的现象很少见，它们的湿地普遍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靠自然调节，而我们的湿地比较特殊，人为干扰得太厉害，几乎有种变成‘人工湿地’的感觉。”但姜仍然认为给扎龙人工补水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水对扎龙来说是‘保证其最低生态需水量”的“救命水”，补水能延缓湿地的旱化，保障湿地的存在。
被忽视的农民
即使保护扎龙湿地的确需要补水，那么人们也必须深究一步：通过引水工程，从嫩江上游人工引水到扎龙，对湿地周边更大的生态环境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松嫩平原这一我国主要粮食产区的整体生态环境究竟有什么影响?
从嫩江上游分流江水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得嫩江下游松花江的流量减少，水位下降，使松花江脆弱的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比如在2002年春夏之际，
上游分流使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位降至112．20米，创近20年来的最低；2003年夏季更是降到110．07米，流量仅有每秒124立方米，创下了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低值。
哈尔滨市区350万人口春季饮水因此难以保障，供水集团不得不在市区内连打30口深水井，作为“城市应急供水工程”的一部分。但殊不知，在此之前哈尔滨市的地下已经形成了地下水降落漏斗区，这表明当地的地下水已被过量开采，如果长期过量抽取地下水，城市将有发生下陷的危险。
而当2001年第一次给扎龙湿地应急补水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当地农民用“死人没记载、活人没见过”来形容灾情的严重。扎龙所在地的齐齐哈尔市 2552万亩耕地中，91％遭受旱灾、46％绝产。当宝贵的江水被补向扎龙湿地时，齐齐哈尔市2322万亩农田的秧苗正嗷嗷待哺。周边地区在旱灾中挣扎自救的数百万农民的用水权被漠视，这使得湿地保护与周边社区农民之间矛盾的激化，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松嫩流域，农民无论是种植水稻还是玉米，宝贵的水资源都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如今每年春季扎龙都要造势施压，谋求从其“口中夺水”，却未根据水权分配的原则对周边人群进行任何补偿。
有人直言湿地补水只是为了让700平方公里的湿地核心区积水，甚至只是为了丹顶鹤人工饲养区(即旅游观赏区)周边的泡沼积水。为了700平方公里的水生态环境，伤害整个松嫩流域54．6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究竟值不值?究竟是扎龙的生态重要，还是松嫩流域整体的生态重要?难怪有人激烈地提出，是300多只丹顶鹤(据说有这么多)的饮水安全重要，还是数百万人口的饮水安全、上千万人口的生存安全更重要?在全球性缺水的情况下，为了某个局部的所谓原生态伤害整体，还能叫做生态保护吗?政府究竟应该更多讲人道，还是片面讲保护丹顶鹤的“兽道”?
建立科学的保护观
在呼吁给湿地补水的声音中，最激进的提法是要将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到历史原貌。
历史上，扎龙湿地是以大庆市为中心，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的大湿地。而笔者查阅了几乎所有关于扎龙的水文资料后得知，与50年前的历史原状相比，今天的湿地面积因为开发大庆油田等人类活动的因素而减少了90％。就连湿地管理部门自己认可的范围，也仅仅是2100平方公里。
据资料记载，嫩江洪水泛滥是近 200年扎龙湿地的主要水源，但对齐齐哈尔市而言，不可能为一片扎龙湿地有洪水而拆除嫩江堤防，危及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防洪安全。1998年，松花江、嫩江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将齐齐哈尔摧残得满目疮痍，当地人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显然，恢复湿地的历史原貌是不现实的。
按照东北农业大学教授王铁的观点，在自然界和人类相互影响、碰撞及改造的磨合进程中，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平衡状态。那么“恢复到历史原貌”，究竟是恢复到哪个时期的原貌呢?马建章先生认为，搞生态保护的目的，是实现人的最佳居住环境，我们既要反对改造自然的狂妄，也不能因敬畏自然而无所作为。
尽管清楚恢复扎龙湿地的原生态是不可能的，但姜文来并不赞成“废弃”湿地：“扎龙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说明它具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只是说保护其价值跟周围地区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但人与鹤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将来解决的途径，是要国家出手，靠地方不行；或者双方共同协调解决，但是国家应该表现出更大的支持力度，从而缓和矛盾。”
湿地保护应该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这就需要公众参与，否则湿地保护难免走向穷途末路。马建章先生则建议实施类似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那样的社区共管，他认为没有充分兼顾各方利益，保护区永远搞不好。如今扎龙湿地保护以护鹤为名、四处树敌，显然是湿地保护的大忌。
而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任何成功的生态保护行动，都要通过多方共同协商、达成谅解与一致，在建立起整个社区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社区共享共赢的结果。置整个社区和大环境利益于不顾的生态保护行为，因为有悖生态保护的初衷而难以持续。
对于保护丹顶鹤，很多人提出，应该先将150多只笼养丹顶鹤放归自然；进一步保护，则应考虑炸毁通往观鹤点的26公里长的鹤乡公路，因为这条直插湿地心脏地带且主要用于游客观光的公路，严重破坏了丹顶鹤栖息繁衍的安静环境和其食物链中的水生动物通道，影响了丹顶鹤的原生态环境。这样的恢复才更科学、更符合国际上生态保护的大趋势。
我们看到，在保护扎龙湿地的聒噪声中，直接受益者们赚得钵满盆满；而政府形象却在这种折腾中大打折扣；媒体和受众在社会转型期的双双不成熟，某种程度上则成了推波助澜者。
理想中的扎龙湿地，虽没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雄浑；但应有“兰在深山无人锄，云在山峰自卷舒”的意境。或许这才是我们保护扎龙的初衷。
“科学与其说是真理的体系，不如说是不断纠谬的体系”，如何正确地保护湿地，已经到了借鉴经验、厘清思路、纠正偏差进而重新科学决策的时候了。对丹顶鹤和扎龙湿地的保护，应该在尊重其自然状貌的基础上，停止各种非理性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保护”手段。
人们对丹顶鹤的浪漫遐想，加上扎龙湿地管理部门借邓小平、李鹏、朱镕基和贾庆林等政要先后视察之盛誉所做的有力宣传，全社会对扎龙的关注变得空前热烈甚至痴迷起来，扎龙被形容成“丹顶鹤的故乡”，扎龙所在的齐齐哈尔市也被冠以“鹤城”之名。
去年6月，齐齐哈尔市政府派出代表团专程进京，向奥组委递交了申报丹顶鹤为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的报告。而2005年春，扎龙湿地周边的一场荒火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春旱季节为湿地补水的呼声再度热烈起来。
近年来，媒体沸沸扬扬的报道让扎龙湿地名声大噪、游客云集，每年上百万的公共财政投入以及门票收入随之滚滚而来。然而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加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和有关部门的好大喜功，使扎龙湿地的保护正在偏离正轨。
鹤是如何被“保护”的?
到扎龙才恍然大悟，所谓观鹤其实就是去观鹤点看笼养的丹顶鹤。因为无论是通过高高的观鹤楼上的望远镜，还是深入湿地核心区的腹地，记者以及记者所问及的许多多次去过扎龙的朋友，都从未看到过野生状态下的丹顶鹤。仅仅是在湿地的观鹤点，才看到了拥挤在两个笼子内的150多只鹤。据说，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曾测出夏季扎龙湿地内有 340只丹顶鹤。
人们注意到，观鹤点的这些丹顶鹤，只是在指定时间或有重要客人视察、光临时，才被工作人员轰出笼子。令人惊叹的是，1米多高的丹顶鹤，竟全然没有“鸟出牢笼、鱼归大海”一般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渴望，反而是在观鹤点上空方圆1公里左右盘旋了一阵后，训练有素地主动落回笼门前。
很显然，这些鹤已然退化为人工驯养的观赏动物。虽然这些翼展达2米的硕大鸟类在天空盘旋时，也能充分展现出丹顶鹤无比优雅的风姿，令游客激动不已，但是由于笼中有现成的野杂鱼，使这些鸟儿早已无需费力去自己捕食，逐渐丧失了野性，退化为贪图笼中安逸的大鸟。于是有人把这些大鸟戏称为“财政全额拨款的丹顶鹤”。
据专家介绍，因为丹顶鹤对环境非常敏感，游客和环保工作者观鹤的正确方法，应该是用高倍望远镜远距离搜寻野外的丹顶鹤，避免惊扰。于是有人提出，近距离观赏笼中、甚至在笼外都不怕人的丹顶鹤，不如去动物园，何必长途跋涉去扎龙看这个闹哄哄的场面呢?
本来，丹顶鹤应该飞往南方越冬，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扎龙实现了所谓丹顶鹤的“冬季驯养”——为了吸引游客，有关部门将丹顶鹤强留在扎龙圈养，人为扭曲了丹顶鹤作为候鸟的自然天性和生活习惯。这种依靠“鹤秀”谋财的行为，即使“在丹顶鹤驯养繁殖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也显然有悖人类保护丹顶鹤的初衷。
除了在当地笼养供人参观之外，部分丹顶鹤还被“组团”带到哈尔滨、长沙、武汉、西安等多个城市进行商业“走穴”。一般场合的开幕式、剪彩等活动大多选择放飞鸽子，相比之下，放鹤显得更加壮观气派。在丹顶鹤“打工”赚钱的经历中，曾经有过在某城市放飞一次收获 20万元的记录。
鹤的故乡并不唯一
这就是人们心中圣洁的“丹顶鹤故乡”的部分真实状貌。当笼养的丹顶鹤已经退化为徒有躯壳且只能陪游客拍照的大鸟时，人类基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真正需要保护的野生丹顶鹤，也就离扎龙湿地渐行渐远了。那些有自由迁徙权的野生丹顶鹤究竟在哪里?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专家马建章介绍，丹顶鹤作为属于涉禽的候鸟，不需要有特定的栖息地，在国内散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和长江中下游及台湾等地，国外可见于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和东南亚等国。它完全可以迁徙到生活环境适宜的湿地去繁衍生息，“良禽择木而栖”，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扎龙仅仅是一块适宜丹顶鹤夏季栖息的湿地，或者说是一间旅馆而绝不是它唯一的故乡和所谓的“伊甸园”。仅黑龙江省就有省级以上的可供鹤类栖息的湿地 40处，全国的湿地就更多子。
但在一些人的鼓噪下，扎龙被不断强调为丹顶鹤的故乡；距扎龙30公里的齐齐哈尔市被称作“鹤城”；去扎龙湿地观鹤点的公路被称为“鹤乡公路”。而实际上，700平方公里的扎龙湿地核心区，有67％是在大庆境内。
所以那些野生的、可以自由选择栖息地的丹顶鹤，是不是已经像“孟母三迁”一样，择善而居去了哈拉海湿地、吉林的向海湿地，还是黑龙江的洪河鹤类自然保护区?它们为什么一定要迷恋着扎龙呢?它们一定不知道扎龙是我国首批加入《湿地公约》的湿地，它们不理会人为自己树立的招牌。
需要指出的是，连每年越冬丹顶鹤达千余只的江苏盐城，都仅仅叫丹顶鹤保护区而没有自称鹤乡；有些人却把据说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测出来有340只鹤的扎龙称为“鹤乡”，不免贻笑大方。可是许多人的视听却被“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这一美丽的肥皂泡所笼罩了，为了“故乡”情结，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护活动。
历史上，人类并不知道湿地的重要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生态界对湿地的认识、定义和保护方式才逐渐成型。
保护鹤乡的导火索
上世纪末，齐齐哈尔市的《鹤城晚报》拉开了扎龙湿地保护系列报道的序幕。焦点之一就是扎龙干旱缺水。
按常人理解，缺水后的湿地，就不能称其为湿地，所以给湿地补水，就成为这一表象逻辑推理后的必然选择。但要补水，就一定要花钱，由于保护湿地是新生事物，公共财政还没有准备好将这项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于是就需要有导火索。
从2001年开始，扎龙湿地周边的荒火就成为了导火索，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一系列不明就里的跟风报道，将“湿地保护”这一亮点无限放大，“湿地补水”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呼吁。
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长友不久前预测，“开春后，扎龙周边还要失火”。果不其然，今年春天扎龙再次发生了多起火灾。事实上，干旱年份湿地边缘地带的野草失火本是很正常的事，“春风吹又生”更是自然规律。况且，历史上扎龙湿地周边的农民，本来就有春季放火烧荒的传统，火后的草木灰是极好的有机肥，这种耕作方式北起黑龙江，南到云南甚至老挝都存在。但对于扎龙湿地，春节失火被媒体满怀激情的渲染之后，几乎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以至于中央要为扎龙湿地失火作专门批示。
记者调阅了部分媒体近年来的报道，从地方媒体到国家级媒体，都出现了引用“部分专家”的观点，称扎龙湿地的失火，与普通荒火有着本质区别，芦苇失火被扑灭后，其根部还在燃烧，即使地表火被扑灭，火还能在地下燃烧，甚至能从冬季一直燃到春季，除非用水漫灌，才能从根上灭火。虽然人们并没搞明白在大雪覆盖之下，没有氧气火如何燃烧，但在媒体集体为“生态保护”煽情的大环境下，深究者寥寥。
而在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撰写的《湿地管理与研究方法》(以下简称《湿地管理》)一书中，专有“火对湿地的作用”一节，其中辨证分析了火对湿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未见有“芦苇根部在冬季大雪覆盖下仍能在地下燃烧”的字样。 《湿地》一书的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姜文来认为：“湿地上的植物死亡之后沉积在地下，形成泥炭层，可能会燃烧。但是如果说芦苇‘失火后转到地下从秋天一直燃到春天’，我表示怀疑，这不太可能，燃烧得有氧气和燃料，燃料都烧完了怎么再着火呢?”
2002年春天，当扎龙湿地的失火被广泛形容为从秋季连到春季，以及殃及根部的芦苇很难再生的热点，被媒体炒得如火如茶时，黑龙江省一位领导去扎龙考察，他察看完现场后怀疑是人为纵火。但随后在舆论影响下，省政府、大庆市和齐齐哈尔市仍共同出资300万，紧急为扎龙湿地补水，以“消灭火灾、保护湿地”。
于是在该年7月的某中央媒体上，出现了“据了解，要缓解扎龙湿地的缺水状况，需补水3亿立方米，目前，已补水2．3亿立方米。由于补水及时，现在湿地的生态环境基本得以恢复”的报道。
自水利部于2001年立项，并投资 700万元建设了扎龙湿地应急调水工程，同年为扎龙补水1．05亿立方米，首开了我国湿地人工补水的先河之后，在持续缺水报道的推动下，扎龙迎来了连续3年大规模的人工补水。2002年补水5．41亿立方米，2003年补水2．63亿立方米， 2004年补水0．5亿立方米。按照中引工程(黑龙汪省中部引嫩江工程)历史最低供水成本每立方米6分钱计算，截至2005年补水之前，补水总成本达5054万元。2005年春季扎龙再次干旱失火，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呼吁人工补水。
然而，学界及民间对湿地人工补水的质疑却一直没有间断。
鹤乡为何缺水
常年奔波在大庆地区的老水利专家李镇西向记者介绍了扎龙湿地的形成：随着地质构造的变迁，以大庆地区为核心，形成了2．1万平方公里的闭流区，这个闭流区就被称为湿地。扎龙湿地的来水，主要源自嫩江洪水泛滥，所以扎龙湿地属于泛滥型湿地；其次是来自发源于小兴安岭的乌裕尔河，它流经北安等5个县后，河道消失，然后漫散到湿地。
近几十年来，由于嫩江防洪堤的修建，当小规模洪水来临时，通常已经不能再流入扎龙湿地。同时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加剧，在扎龙被确立为“国际重要湿地”、进入湿地名录之前，乌裕尔河上游已经修建了多处取水工程。
另外，自1948年开始对小兴安岭森林全面开发以来，到上世纪末，除了几处少得可怜、用于红松籽种的母树林外，小兴安岭的伊春林区已经没有原始森林，其涵养水源的能力随之严重下降，以至乌裕尔河在上游的北安和克东境内，都经常发生断流。近两年春季，该地区严重旱灾的成因除了降雨少，也是因为部分江河断流，导致农民无水耕种。
连上游都经常断流，地处下游的扎龙湿地春季经常干涸，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探究历史就会发现，扎龙湿地也并不是常年有水的，这恰好符合了《湿地公约》中关于“湿地就是干干湿湿、不断变化的一片积水地带”的定义。
但扎龙的管理部门则非常痴迷这片“国际重要湿地”，不肯接受扎龙湿地春节干涸的现状，积极以“湿地保护”之名鼓吹用人工补水扭转环境，各种矛盾随之而来。
国产人工湿地
泛滥型湿地也被称为“地球之肾”，原因是它有净水功能。据1992年时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提议中国政府加入《湿地公约》的学者吴季松介绍：泛滥型湿地的地球之肾机理，是这种湿地具有去除水流中有毒污染物和悬浮物的功能。也就是说，洪水泛滥进入湿地后，湿地能像人的肾一样，过滤掉水中的有害物质，使得流出湿地的水得以净化。因此洪水泛滥，对泛滥型湿地发挥此功能至关重要。
如果追问湿地在春季干旱时要求补水的原因，一个主要理由是说，要恢复湿地生态，使其得以发挥“地球之肾”的生态功能。问题是人工补水真能达到这一目的吗?
目前，干旱年份对扎龙湿地的人工补水引自嫩江，尽管占了嫩江相当比例的流量，但是相对泛滥的洪水而言，流经湿地的水量仍显得太少，极为有限的水量部分蒸发渗漏了，部分在湿地内的泡沼地带积蓄下来，而不会有水再流出湿地，这就使得湿地“地球之肾”的功能根本无从发挥。
有专家指出，作为泛滥型湿地，其降解有害物质，本身就应该有“曝晒”这一过程。即枯水期时，干涸的湿地经过太阳紫外线的曝晒即杀菌作用后，有害物质才得以消除，从而加强洪水期湿地过滤流水的作用。因此，干涸正是泛滥型湿地发挥“地球之肾”功能所必须的一个过程。
《湿地管理》一书也提供了充分佐证，它明确指出泛滥型湿地必须经历干旱这个过程，它是在“陆地生态系统与水体生态系统之间演替”的。
而扎龙泛滥型湿地的独特地貌，注定它无法长期有水。据资料记载，200年来嫩江发生的30次洪水泛滥，形成了向扎龙湿地供水的自然机制，但是由于扎龙湿地内的坡降比嫩江河道还大，高达960，湿地的这种自然地貌使积水很难大面积留存，一些年份和季节的干涸是必然的。
据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曹波介绍，该院在搞《扎龙湿地水资源规划》时，曾经有人提出过在湿地内修建多条浅坝，以使从数百公里以外引来的宝贵的嫩江水，尽可能滞留在湿地内。但这样做无疑会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违反了湿地生态的自然规律，更是在破坏湿地“地球之肾”的功能。因此，浅坝的方案最终夭折。此方案的夭折，其实就认可了坡降很大的泛滥型湿地无法常年积水的客观事实。
既然湿地无法常年积水是明摆的事实，那么有关部门依然求水心切的潜在意图是否希望扩大湿地的有水面积，让泡沼常年积水，从而长出绿油油的芦苇荡，为游客提供最为赏心悦目的“湿地景观”，带来可观的旅游收入，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扎龙毕竟不是湖泊，而是泛滥型湿地，不会常年有水。如果对此失去了客观和理性判断，强求其常年积水，就可能走到生态保护的反面，有南辕北辙之嫌。
据姜文来介绍，“国外湿地像中同这样大规模补水的现象很少见，它们的湿地普遍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靠自然调节，而我们的湿地比较特殊，人为干扰得太厉害，几乎有种变成‘人工湿地’的感觉。”但姜仍然认为给扎龙人工补水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水对扎龙来说是‘保证其最低生态需水量”的“救命水”，补水能延缓湿地的旱化，保障湿地的存在。
被忽视的农民
即使保护扎龙湿地的确需要补水，那么人们也必须深究一步：通过引水工程，从嫩江上游人工引水到扎龙，对湿地周边更大的生态环境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松嫩平原这一我国主要粮食产区的整体生态环境究竟有什么影响?
从嫩江上游分流江水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得嫩江下游松花江的流量减少，水位下降，使松花江脆弱的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比如在2002年春夏之际，
上游分流使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位降至112．20米，创近20年来的最低；2003年夏季更是降到110．07米，流量仅有每秒124立方米，创下了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低值。
哈尔滨市区350万人口春季饮水因此难以保障，供水集团不得不在市区内连打30口深水井，作为“城市应急供水工程”的一部分。但殊不知，在此之前哈尔滨市的地下已经形成了地下水降落漏斗区，这表明当地的地下水已被过量开采，如果长期过量抽取地下水，城市将有发生下陷的危险。
而当2001年第一次给扎龙湿地应急补水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当地农民用“死人没记载、活人没见过”来形容灾情的严重。扎龙所在地的齐齐哈尔市 2552万亩耕地中，91％遭受旱灾、46％绝产。当宝贵的江水被补向扎龙湿地时，齐齐哈尔市2322万亩农田的秧苗正嗷嗷待哺。周边地区在旱灾中挣扎自救的数百万农民的用水权被漠视，这使得湿地保护与周边社区农民之间矛盾的激化，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松嫩流域，农民无论是种植水稻还是玉米，宝贵的水资源都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如今每年春季扎龙都要造势施压，谋求从其“口中夺水”，却未根据水权分配的原则对周边人群进行任何补偿。
有人直言湿地补水只是为了让700平方公里的湿地核心区积水，甚至只是为了丹顶鹤人工饲养区(即旅游观赏区)周边的泡沼积水。为了700平方公里的水生态环境，伤害整个松嫩流域54．6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环境，究竟值不值?究竟是扎龙的生态重要，还是松嫩流域整体的生态重要?难怪有人激烈地提出，是300多只丹顶鹤(据说有这么多)的饮水安全重要，还是数百万人口的饮水安全、上千万人口的生存安全更重要?在全球性缺水的情况下，为了某个局部的所谓原生态伤害整体，还能叫做生态保护吗?政府究竟应该更多讲人道，还是片面讲保护丹顶鹤的“兽道”?
建立科学的保护观
在呼吁给湿地补水的声音中，最激进的提法是要将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到历史原貌。
历史上，扎龙湿地是以大庆市为中心，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的大湿地。而笔者查阅了几乎所有关于扎龙的水文资料后得知，与50年前的历史原状相比，今天的湿地面积因为开发大庆油田等人类活动的因素而减少了90％。就连湿地管理部门自己认可的范围，也仅仅是2100平方公里。
据资料记载，嫩江洪水泛滥是近 200年扎龙湿地的主要水源，但对齐齐哈尔市而言，不可能为一片扎龙湿地有洪水而拆除嫩江堤防，危及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防洪安全。1998年，松花江、嫩江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将齐齐哈尔摧残得满目疮痍，当地人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显然，恢复湿地的历史原貌是不现实的。
按照东北农业大学教授王铁的观点，在自然界和人类相互影响、碰撞及改造的磨合进程中，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平衡状态。那么“恢复到历史原貌”，究竟是恢复到哪个时期的原貌呢?马建章先生认为，搞生态保护的目的，是实现人的最佳居住环境，我们既要反对改造自然的狂妄，也不能因敬畏自然而无所作为。
尽管清楚恢复扎龙湿地的原生态是不可能的，但姜文来并不赞成“废弃”湿地：“扎龙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说明它具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只是说保护其价值跟周围地区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但人与鹤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将来解决的途径，是要国家出手，靠地方不行；或者双方共同协调解决，但是国家应该表现出更大的支持力度，从而缓和矛盾。”
湿地保护应该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这就需要公众参与，否则湿地保护难免走向穷途末路。马建章先生则建议实施类似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那样的社区共管，他认为没有充分兼顾各方利益，保护区永远搞不好。如今扎龙湿地保护以护鹤为名、四处树敌，显然是湿地保护的大忌。
而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任何成功的生态保护行动，都要通过多方共同协商、达成谅解与一致，在建立起整个社区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社区共享共赢的结果。置整个社区和大环境利益于不顾的生态保护行为，因为有悖生态保护的初衷而难以持续。
对于保护丹顶鹤，很多人提出，应该先将150多只笼养丹顶鹤放归自然；进一步保护，则应考虑炸毁通往观鹤点的26公里长的鹤乡公路，因为这条直插湿地心脏地带且主要用于游客观光的公路，严重破坏了丹顶鹤栖息繁衍的安静环境和其食物链中的水生动物通道，影响了丹顶鹤的原生态环境。这样的恢复才更科学、更符合国际上生态保护的大趋势。
我们看到，在保护扎龙湿地的聒噪声中，直接受益者们赚得钵满盆满；而政府形象却在这种折腾中大打折扣；媒体和受众在社会转型期的双双不成熟，某种程度上则成了推波助澜者。
理想中的扎龙湿地，虽没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雄浑；但应有“兰在深山无人锄，云在山峰自卷舒”的意境。或许这才是我们保护扎龙的初衷。
“科学与其说是真理的体系，不如说是不断纠谬的体系”，如何正确地保护湿地，已经到了借鉴经验、厘清思路、纠正偏差进而重新科学决策的时候了。对丹顶鹤和扎龙湿地的保护，应该在尊重其自然状貌的基础上，停止各种非理性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保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