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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运动，由传统社会中渡河出行的交通方式，演变成现代民运会中的表演竞赛项目，为探析少数民体育的民运会出场与回归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本。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资料等方法，从现代性的视角对贵州“独竹漂”运动的民运会出场与回归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政府意志的推动下，“独竹漂”通过现代性转型，完成了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华丽转身，其出场是功利性的工具理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给其带来了新生和繁荣，并由此催生了向外推广普及的发展愿景。但在民运会之后，其发展渐归常态，对外推广普及的愿望也趋于落空。为此建议：民运会后，“独竹漂”更应理性回归，坚持聚焦，突出特色优势，集中精力走小众化和区域性传承与发展之路。这对于其他任何一项意欲进入到民运会中的少数民族体育都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体育;现代性;民运会;出场;回归;独竹漂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65-06
Abstract：The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in Guizhou red river basin has evolved from the crossing transportation mod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into the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project of modern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It's an important text for analyzing the presence and regression of ethnic sports in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presence and regression of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from the modernity perspective with field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ush of government， the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has completed a magnificent turn from folk tradition to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by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Its appearance is a utilitarian rational behavior， to some extent it brings a new life and prosperity， and thus has inspired the vision of outward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But after the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its development gradually return to normality，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vision tends to fall. In this ca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should rationally return in the period after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focus on minority and region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t is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any other minority sports which are to get into the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Key words：minority sports; modernity;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presence; regression; bamboo canoe drifting
近年来，一些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借助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民运会）这一平台相继出场，并由此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民运会不仅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给其带来了周期性繁荣，同时也赋予了少数民族体育更多的现代性。对于进入到民运会场域中的少数民族体育而言，民运会出场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经过民运会出场的少数民族体育终究还得回归常态。在民运之后应当怎样理性回归？其发展是否如相关学者、传承人所期望的那样？对于后民运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又当采取何种策略？这是摆在任何一项在民运会出场的少数民族体育面前的现实问题，无疑值得关注和深思。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性的视角探讨关于少数传统体育的民运会出场，以及民运会后的常态回归问题，并以贵州“独竹漂”运动为具体案例予以分析。在田野调查中，对L（男，贵州赤水市体育中心工作人员，贵州独竹漂传承人）采取无结构的单独访谈方式，对民运前后独竹漂运动的发展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度访谈，以期对其民运会出场与回归进行深度把握。 1 现代性：少数民族体育传承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1.1 现代性释义
现代性（modernity），从词义来看，是事物现代存在的特性，是相对于过去的一种存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即为现代，这种由时代意识所彰显出的特性即为现代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由所处时代对事物的一种特性赋予，正如卡林内斯库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2]。”换句话说，现代性是相对于过去存在的一种时代构建。 其中，时间意识是现代性作为一个有意义概念存在的前提。也只有时间意识中，现代性概念才能被构建出来。同时，由于时间具有延绵不断的特性，现代性亦并非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的，其总是伴随着从“过去”即“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1.2 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性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体育的产生、传承与发展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与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少数民族体育，其存在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的”[1]。地域性或者说地方性，主要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3]。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少数民族体育也正经历着一种现代化的调适与变迁，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是少数民族体育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1]。民运会给少数民族体育构建了一个崭新的表演、竞赛场域，同时，又给其带来了从传统中抽离出来的机会。
民运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理性化的赛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有着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一个事件的组织结构越高级，它与时空的界限就越分明”[4]。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一样，民运会每四年一届的周期性举行与现实生活具有明显的时空界限。任何一项意欲进入到民运会中少数民族体育，都须走出自身赖以生存的空间，对自身进行适应性转换，以适应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需要。同时，在适应民运会的转换过程中，也赋予了少数民族体育更多的现代性。
1.3 “独竹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体育现代性的典型代表
要理解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性，需对其历史演进和发展进行简要回顾。对于“独竹漂”运动，作为一项贵州特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产生和发展演变有着自身独特的轨迹。“独竹漂运动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的‘水运皇木’过程中，历经‘民间发展，自然传承’、‘惨遭禁止，几乎绝传’、‘逐渐恢复，喜获新生’三个历史阶段”[5]。其功能形态变迁经历了“从最初的渡河出行的交通方式、演变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娱乐方式、最终转型为表演、竞赛的现代民族体育方式”[6]。在全国民运会的背景下，贵州“独竹漂”运动自主地从原生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先后完成了由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再到竞赛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赋予“独竹漂”运动现代性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了少数民族体育现代性的一个典型代表。
2 转型与嵌入：“独竹漂”的民运会出场
2.1 通过现代性转型进入民运会场域
相对于少数民族体育固有的传承空间，民运会无疑给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展示自我的新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7]。在民运会场域中，各少数民族体育通过出场来展示自身的文化特色。而出场总是需要依赖一定的路径，其中，民运会表演与竞赛规则是所有出场少数民族体育共同遵守的“游戏法则”。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体育的民运会出场不是对其进行原生态的呈现，而是在保留其文化特色和遵循民运会规则的前提下，经过转型，有机嵌入民运会的过程。
任何一个要进入到民运会场域中的少数民族体育，都进行必要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disembedding）”[1]。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性转换也不可避免地也需经历脱域的过程。“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脱域明显是一种时空分离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1]。也正是在脱域机制的作用下，少数民族体育才得以走出固有的生存空间，走进民运会的场域。
我国民运会借鉴了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会项目分类设置的办法，但与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会不同的是，民运会的项目设置分为表演和竞赛两大类别。以2011年在贵阳举行的第九届全国民运全为例，其中表演项目188项，又分为竞技类、技巧类与综合类三个小类;竞赛项目16项，不再进行小类划分。在民运会背景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体育，要走进民运会场域，借以展示自身的文化特色，其首要任务就是根据民运会表演与竞赛规则对自身进行现代性转换。
2.2 “独竹漂”先后作为表演与竞赛项目出场
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运动，曾先后作为表演项目和竞赛项目出场民运会。从1998年的初步发掘、1999年在全国第六届民运会上的首次亮相到2011年全国第九届民运会的竞赛转型，先后历经四届民运会，完成了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转型。当然，其转型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独竹漂”运动是作为表演项目代表贵州出场民运会的。1998年，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运动由于其独特的水上运动形式，引起了贵州省民委、体育局和省内相关体育学者的关注。据独竹漂传承人L介绍：“当时这一运动正濒临绝境，掌握这一运动技术的人员几尽枯竭，整体队伍呈现出数量少（仅10余人）和老龄化（大多50岁以上）的态势。在地方政府重视和帮助下，我组建了贵州第一支独竹漂表演队。第一支称得上‘贵州独竹漂表演队’的是我1999年带领的，表演队伍全由赤水人组成的，即后来在全国第六届民运会上夺得表演金牌的那支队伍。”根据民运会表演项目技巧类比赛规则，在独竹漂表演中增加了纵叉、平衡、跳竿等难度动作，以及整齐编队和多种队形变换。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民运会上，独竹漂表演队代表贵州参加了表演类项目的角逐， 并夺得了的金牌，为贵州争得了荣誉，由此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独竹漂”作为表演项目又多次在全省、全国民运会中获奖。
鉴于独竹漂运动在民运会表演项目中取得的成功，贵州由此萌生了将其推向民运会竞赛项目的想法。2005年，贵州在成功申办2011年第九届全国民运会后，正式提出了“将表演项目独竹漂改为竞赛项目，并将其列为水上竞赛项目重点发展，争取推向全国民运会”[8]。在国家民委与体育总局的支持下，独竹漂由此开始了从表演项目到竞赛项目的转型。与表演项目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全新的竞赛项目，独竹漂并没有现成的规则可循。由此，竞赛规则的制定便是独竹漂从表演项目向竞赛规则转型的首要任务。自2006年起，贵州省民委与体育局开始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起草、制定《独竹漂竞赛规则》和《独竹漂裁判法》。作为独竹漂传承人的L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在独竹漂竞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借鉴了现代田径竞赛规则，确定了水上直道竞速的比赛方式，并将其界定为“独竹漂是一项由运动员赤足站立在漂浮于水面的单棵竹子（或形似材料）上，利用手中的划竿划水使其前进，以在同等的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多少决定名次的运动项目”[9]。经由2009年的全国独竹漂邀请赛和2010年贵州省“独竹漂”大奖赛等赛事测试，并对比赛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比赛器材的改进和标准化，最终通过国家民委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评审，最终确定了男、女子直道竞速：60米、100米4个竞赛小项，正式成为第九届民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由此完成了从表演项目到竞赛项目的转型。
贵州独竹漂经由10余年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转型，其实质是一次现代性的转换。首先，它完成了时空的分离与转换。独竹漂从原有的生存空间走进民运会场域，从原有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开来，进入到了一个给定的表演与竞赛空间，这无疑是一次脱域的过程。其次，它完成了功能的转换，在民运场域中，独竹漂以水上表演和直道竞速的形式被重新构建出来，以适应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需要。“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10]。与原生态条件的独竹漂不同的是，民运会场域中的独竹漂是在全新的时空背景下的重构与再现，遵循着民运会表演和竞赛规则。
2.3 “独竹漂”出场的工具理性
“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生物属性的个体行为，而是社会属性的群体行为，是一种赋予主观意义的行为，必须服从一定的目的，或者体现一定的意义”[11]。独竹漂运动能够走进民运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契合了地方政府在民运会上的利益诉求。无论是作为表演项目还是作为竞赛项目的独竹漂，都寄托了地方政府对其在民运会争取荣誉的期望。民运会展示平台与政府利益诉求的契合，使得这一项目得以走出原有的生存空间，完成从民间传承到民运表演与竞赛的转型，从而再嵌入民运会的场域之中。在吉登斯看来，“再嵌入，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1]。通过转型与嵌入，独竹漂运动完成了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现代性过程。
3 推广普及：“独竹漂”发展的愿景
长期以来，“独竹漂”运动流传于贵州赤水河流域，一直处于“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如非主动走出大山，走进民运会场域，引发外界的关注，外人对其根本不甚了解。近年来，全国民运会给这一藏于深山的少数民族体育带来了新生。独竹漂运动能够成为民运会表演和竞赛项目，在独竹漂传承人L看来：“可说是枯木逢春！在一定程度解决了独竹漂漂手短缺的问题，现在各地的培训都陆续有新人和年轻漂手涌现，不像十多年前的只有十多个漂手的局面了。”当然，在民运会需求的背景下，培训漂手是必需的。与传统从事独竹漂运动的漂手不同的是，作为表演和竞赛项目的独竹漂运动对漂手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在传统竞技漂手缺乏的前提下，部分省内高校体育专业的少数民族学生被纳入到独竹漂运动参赛运动培训和选拔的行列之中。
自从进入民运会后，独竹漂运动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水上体育运动，受到了政府和国内媒体的双重关注。民运背景下，独竹漂运动独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繁荣。同时，也使得独竹漂传承人对独竹漂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好。于是，对外推广的想法应运而生。独竹漂传承人L认为：“独竹漂作为一项刚从山里走出来几年的民族体育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这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宣传推广是必须的，以表演促普及是必要的，以竞赛促提高也是必要的。首先在贵州下大力气推广，逐渐向江南水乡和和河湖地区推广。我想，若干年后，独竹漂就将不再孤独。”甚至，还提出了独竹漂运动的对外推广与普及的路径：“将独竹漂作为与龙舟赛共生的一项民族体育竞赛活动进行推广，借龙舟竞赛的平台将独竹漂带出去，是一条事半功倍的可行捷径。我们曾在省内省外又多次表演都是借助龙舟赛的平台应邀作开幕表演，以后普及了就可与龙舟赛共生了。”显然，在民运会和政府给独竹漂运动带来新生的同时，也给独竹漂传承人带来了信心，但面向江南水乡与河湖地区推广此项运动，比附龙舟竞渡的推广路径是否能够如愿以偿？不妨来看看后民运会时期“独竹漂”运动发展状况。 4 脱嵌：民运会后“独竹漂”的回归
4.1 回归常态的“独竹漂”
经过民运会的短暂繁荣之后，独竹漂运动逐渐回归常态。作为贵州特有的少数民族体育，独竹漂运动在其他省市没有群众基础，一些省市组建独竹漂队伍，也仅是为了短暂的参赛目标，比赛过后，队伍自行解散。在以后的民运会上，如果继续保留独竹漂项目，那么这一运动将得到周期性促进与繁荣。但在民运会之后，没有了民运会竞赛任务，独竹漂只得回归常态。回归常态的独竹漂运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贵州的独竹漂，更是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相应地，除了全国民运会的周期性促进外，独竹漂运动的发展还得回归贵州省域内的常态发展，在非民运会时期还得依赖于贵州本地的推动。
4.2 淡出政府与媒体的视域
独竹漂运动能够成为全国民运会竞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与贵州作为第九届民运会的东道主，以及贵州省民委、体育局以及省内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正是由于独竹漂成为民动会的竞技项目，担负着争取比赛荣誉的重任，在整个民运会筹办和举办期间，独竹漂运动倍受领导和媒体的关注。在2011的全国第九届民运会独竹漂比赛中，贵州代表队夺得男、女直道竞速100米两项第一，出色完成了民运会竞赛任务。
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下，独竹漂运动自1998年首次纳入代表贵州参加民运会表演项目起，至2011年成为全国民运会的竞赛项目，前后共计13年。其中，从表演项目向竞赛项目的转型前后共计6年时间（2005-2011）。在整个过程中，贵州省民委、省体育局对此全程参与和关注。特别是2011年全国民运会举办期间，赛事期间引发的“峰聚效应”，独竹漂运动更是受到了央视和各地方台的关注。相关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大型网络对独竹漂运动进行了相关报道。通过百度关键词“独竹漂”检索发现，共有570 000个关于独竹漂报道的网页。
随着比赛的落幕，在民运会之后，没有了昔日领导与媒体关注，光环褪去的独竹漂更应总结经验，思考常态下的发展之路。
4.3 漂手队伍的隐忧
虽然第九届民运会的举办极大促进了独竹漂漂手队伍的发展，由于民运会竞技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独竹漂漂手由1990年代的仅10多人，增长至100多人。漂手数量增长10多倍，这对一个濒临灭绝的项目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对于独竹漂运动而言，漂手队伍人员的增加，意味着这一项目后续有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隐忧，在独竹漂传承人L看来，“当然困难和问题还是有的，困难就要得到当地领导的看重和支持，落实人力财力训练漂手，不然难以推广。还有就是漂手的出路是个问题，单从比赛的角度培训选手是单薄的，因为比赛太少，还没有达到如龙舟等民族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所以我提的是两条腿走路，从表演和竞技两方面培养漂手。”在民运会背景下，参赛漂手的训练多由各省市队财政资金支持。对于民运会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大于经济价值的全国性运动会，各省市队伍的参赛在本质上是政府消费行为。赛前参赛漂手的选拔和训练，以及参赛费用全由政府承担。在赛后，参赛队伍自行解散，漂手没有后续经费支持，也不再进行相关的训练。在下届赛事来临之前，再提前一年半载组队，招募漂手训练、参赛。
在贵州省内，在有条件的遵义、贵阳和黔东南州虽有常设独竹漂队伍。如遵义市红花岗区2004年组建的独竹漂运动协会和首女子独竹漂运动表演队;黔东南州麻江县下司中学2007年6月组建的中学生“独竹漂”队伍。但从整体来看，独竹漂漂手的后备人才培养并没有形成体系，且漂手队伍的流动性较大，表演与竞赛人才队伍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
5 聚焦与特色：民运会后“独竹漂”的常态发展
5.1 聚焦：“独竹漂”的小众化发展
龙舟竞渡在我国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和文化基础。相对于龙舟竞渡，“独竹漂”显得十分小众。“独竹漂”运动不仅小众，更没有龙舟的仪式互动、龙文化图腾以及文化认同。如果硬性比附于江南水乡和河湖地区的龙舟竞渡，从一次性表演的角度来看，亦无可厚非。近年来，“独竹漂”运动走出去，也大多是作为一次性表演项目，的确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新奇感。但作为一项外来的水上运动，在没有群众和文化基础的前提下，无异于无根的浮萍，难以在相应的本土水域生根。
为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独竹漂于2006和2009年相继被遵义市和贵州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纳入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之内。纵使有全国民运会的周期性促进，以及省、市非遗的保护，独竹漂运动终究还是源于赤水河流域的传统项目，还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宝贝。在省域之外，如果没有表演与竞技等功利性驱使，其他省、市一般不会主动引进和发展独竹漂运动。
正是由于小众化，独竹漂运动的发展就更应坚持聚焦。“聚焦的含义是为了在一个细分市场成为领先者而‘收缩’经营。如果你能‘拥有’一个市场，你就会有影响力。如果你只是跑龙套，你就没有影响力。”[12]从长远来看，如果将比附于龙舟竞渡作为独竹漂走向江南水乡和河湖地区的路径，那么独竹漂无异于扮演的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外，并不能给其本身带来任何影响力。独竹漂唯有通过聚焦，在竞赛和表演方面深入挖掘，抓好独竹漂表演和竞技常设队伍的建设。通过“小题大作”，把独竹漂运动做精、做细、做强，使其最终成为贵州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省域民族文化输出的重要资源，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5.2 特色：“独竹漂”的区域性发展
在2011年贵阳举办的第九届全国民运会上，独竹漂运动作为贵州特色传统体育项目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国内6个省市组队参赛，颇有一翻繁荣之势。但其他省市独竹漂运动代表的组建，大多是临时租借或引用了贵州本地队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独竹漂运动并未在其他省市落地生根。 在社会普遍开放的今天，任何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都不是简单的地方能动性问题，而是区域性特色问题。毋庸置疑，民运会给独竹漂运动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机。经过民运会的推动，独竹漂运动从发源地的赤水河流域，扩展开至贵州省域内，是否还需进一步向省外推广？作为贵州省独有的特色传统体育项目，更应坚持特色，控制开展的区域。如果再进一步扩展，推而广之，反而有分散精力、稀释特色的危险。
“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13]。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独竹漂，独竹漂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均有着极强的地域依赖性。诚如独竹漂传承人L所说：“赤水河流域得天独厚的楠竹林，密切的水上生活方式，加之独特的地理条件才形成了极具特色独竹漂，在民运会之后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独竹漂更应保持一分独特性、唯一性和神秘性”。只有坚持把独竹漂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理解成嵌入在可被分析的特定的地域空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经验中，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独竹漂的文化内涵与特性。如果脱离了所依赖的地域，独竹漂运动无异于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作为民运会表演和竞赛项目，通过转型，独竹漂可以走向全国，但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少数民族体育，独竹漂更应内聚，依托固有的生存空间，走区域性特色发展之路。
6 结语
“越是现代的社会，越有保护传统事物的可能性”[14]。民运会在为少数民族体育提供展示自身文化
特色空间的同时，也为其现代性提供了外源性动力和机制。在民运会和政府的推动下，独竹漂实现了从民间传承到现代民运会表演、竞赛的转型。但在经历民运会短暂繁荣之后，独竹漂更应理性地思考常态下的传承和发展，这是任何一项进入到民运会中的少数民族体育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从长远来看，独竹漂的传承与发展终究要回归常态。常态下的独竹漂不必贪大求全，向外推广普及，而更应聚焦，坚持内涵式发展，通过“小题大作”，做出品牌，做出特色。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独特性、唯一性和神秘性，从而赢得外界的青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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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体育;现代性;民运会;出场;回归;独竹漂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65-06
Abstract：The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in Guizhou red river basin has evolved from the crossing transportation mod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into the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project of modern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It's an important text for analyzing the presence and regression of ethnic sports in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presence and regression of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from the modernity perspective with field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document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ush of government， the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has completed a magnificent turn from folk tradition to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by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Its appearance is a utilitarian rational behavior， to some extent it brings a new life and prosperity， and thus has inspired the vision of outward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But after the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its development gradually return to normality，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vision tends to fall. In this ca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bamboo canoe drifting sports" should rationally return in the period after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focus on minority and region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t is of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any other minority sports which are to get into the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Key words：minority sports; modernity; National Games of Minorities; presence; regression; bamboo canoe drifting
近年来，一些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借助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民运会）这一平台相继出场，并由此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民运会不仅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给其带来了周期性繁荣，同时也赋予了少数民族体育更多的现代性。对于进入到民运会场域中的少数民族体育而言，民运会出场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经过民运会出场的少数民族体育终究还得回归常态。在民运之后应当怎样理性回归？其发展是否如相关学者、传承人所期望的那样？对于后民运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又当采取何种策略？这是摆在任何一项在民运会出场的少数民族体育面前的现实问题，无疑值得关注和深思。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性的视角探讨关于少数传统体育的民运会出场，以及民运会后的常态回归问题，并以贵州“独竹漂”运动为具体案例予以分析。在田野调查中，对L（男，贵州赤水市体育中心工作人员，贵州独竹漂传承人）采取无结构的单独访谈方式，对民运前后独竹漂运动的发展变化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度访谈，以期对其民运会出场与回归进行深度把握。 1 现代性：少数民族体育传承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1.1 现代性释义
现代性（modernity），从词义来看，是事物现代存在的特性，是相对于过去的一种存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即为现代，这种由时代意识所彰显出的特性即为现代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由所处时代对事物的一种特性赋予，正如卡林内斯库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2]。”换句话说，现代性是相对于过去存在的一种时代构建。 其中，时间意识是现代性作为一个有意义概念存在的前提。也只有时间意识中，现代性概念才能被构建出来。同时，由于时间具有延绵不断的特性，现代性亦并非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动态变化的，其总是伴随着从“过去”即“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1.2 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性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体育的产生、传承与发展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与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少数民族体育，其存在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的”[1]。地域性或者说地方性，主要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3]。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少数民族体育也正经历着一种现代化的调适与变迁，在这一进程中，现代性是少数民族体育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1]。民运会给少数民族体育构建了一个崭新的表演、竞赛场域，同时，又给其带来了从传统中抽离出来的机会。
民运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理性化的赛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有着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一个事件的组织结构越高级，它与时空的界限就越分明”[4]。与其他大型体育赛事一样，民运会每四年一届的周期性举行与现实生活具有明显的时空界限。任何一项意欲进入到民运会中少数民族体育，都须走出自身赖以生存的空间，对自身进行适应性转换，以适应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需要。同时，在适应民运会的转换过程中，也赋予了少数民族体育更多的现代性。
1.3 “独竹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体育现代性的典型代表
要理解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性，需对其历史演进和发展进行简要回顾。对于“独竹漂”运动，作为一项贵州特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产生和发展演变有着自身独特的轨迹。“独竹漂运动起源于明朝洪武年间的‘水运皇木’过程中，历经‘民间发展，自然传承’、‘惨遭禁止，几乎绝传’、‘逐渐恢复，喜获新生’三个历史阶段”[5]。其功能形态变迁经历了“从最初的渡河出行的交通方式、演变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娱乐方式、最终转型为表演、竞赛的现代民族体育方式”[6]。在全国民运会的背景下，贵州“独竹漂”运动自主地从原生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先后完成了由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再到竞赛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赋予“独竹漂”运动现代性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了少数民族体育现代性的一个典型代表。
2 转型与嵌入：“独竹漂”的民运会出场
2.1 通过现代性转型进入民运会场域
相对于少数民族体育固有的传承空间，民运会无疑给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展示自我的新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7]。在民运会场域中，各少数民族体育通过出场来展示自身的文化特色。而出场总是需要依赖一定的路径，其中，民运会表演与竞赛规则是所有出场少数民族体育共同遵守的“游戏法则”。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体育的民运会出场不是对其进行原生态的呈现，而是在保留其文化特色和遵循民运会规则的前提下，经过转型，有机嵌入民运会的过程。
任何一个要进入到民运会场域中的少数民族体育，都进行必要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重新组合使得社会生活出现了精确的时间——空间的‘分区制’，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disembedding）”[1]。少数民族体育的现代性转换也不可避免地也需经历脱域的过程。“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脱域明显是一种时空分离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1]。也正是在脱域机制的作用下，少数民族体育才得以走出固有的生存空间，走进民运会的场域。
我国民运会借鉴了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会项目分类设置的办法，但与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会不同的是，民运会的项目设置分为表演和竞赛两大类别。以2011年在贵阳举行的第九届全国民运全为例，其中表演项目188项，又分为竞技类、技巧类与综合类三个小类;竞赛项目16项，不再进行小类划分。在民运会背景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体育，要走进民运会场域，借以展示自身的文化特色，其首要任务就是根据民运会表演与竞赛规则对自身进行现代性转换。
2.2 “独竹漂”先后作为表演与竞赛项目出场
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运动，曾先后作为表演项目和竞赛项目出场民运会。从1998年的初步发掘、1999年在全国第六届民运会上的首次亮相到2011年全国第九届民运会的竞赛转型，先后历经四届民运会，完成了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转型。当然，其转型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独竹漂”运动是作为表演项目代表贵州出场民运会的。1998年，贵州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运动由于其独特的水上运动形式，引起了贵州省民委、体育局和省内相关体育学者的关注。据独竹漂传承人L介绍：“当时这一运动正濒临绝境，掌握这一运动技术的人员几尽枯竭，整体队伍呈现出数量少（仅10余人）和老龄化（大多50岁以上）的态势。在地方政府重视和帮助下，我组建了贵州第一支独竹漂表演队。第一支称得上‘贵州独竹漂表演队’的是我1999年带领的，表演队伍全由赤水人组成的，即后来在全国第六届民运会上夺得表演金牌的那支队伍。”根据民运会表演项目技巧类比赛规则，在独竹漂表演中增加了纵叉、平衡、跳竿等难度动作，以及整齐编队和多种队形变换。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民运会上，独竹漂表演队代表贵州参加了表演类项目的角逐， 并夺得了的金牌，为贵州争得了荣誉，由此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独竹漂”作为表演项目又多次在全省、全国民运会中获奖。
鉴于独竹漂运动在民运会表演项目中取得的成功，贵州由此萌生了将其推向民运会竞赛项目的想法。2005年，贵州在成功申办2011年第九届全国民运会后，正式提出了“将表演项目独竹漂改为竞赛项目，并将其列为水上竞赛项目重点发展，争取推向全国民运会”[8]。在国家民委与体育总局的支持下，独竹漂由此开始了从表演项目到竞赛项目的转型。与表演项目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全新的竞赛项目，独竹漂并没有现成的规则可循。由此，竞赛规则的制定便是独竹漂从表演项目向竞赛规则转型的首要任务。自2006年起，贵州省民委与体育局开始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起草、制定《独竹漂竞赛规则》和《独竹漂裁判法》。作为独竹漂传承人的L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在独竹漂竞赛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借鉴了现代田径竞赛规则，确定了水上直道竞速的比赛方式，并将其界定为“独竹漂是一项由运动员赤足站立在漂浮于水面的单棵竹子（或形似材料）上，利用手中的划竿划水使其前进，以在同等的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多少决定名次的运动项目”[9]。经由2009年的全国独竹漂邀请赛和2010年贵州省“独竹漂”大奖赛等赛事测试，并对比赛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比赛器材的改进和标准化，最终通过国家民委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评审，最终确定了男、女子直道竞速：60米、100米4个竞赛小项，正式成为第九届民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由此完成了从表演项目到竞赛项目的转型。
贵州独竹漂经由10余年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转型，其实质是一次现代性的转换。首先，它完成了时空的分离与转换。独竹漂从原有的生存空间走进民运会场域，从原有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开来，进入到了一个给定的表演与竞赛空间，这无疑是一次脱域的过程。其次，它完成了功能的转换，在民运场域中，独竹漂以水上表演和直道竞速的形式被重新构建出来，以适应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需要。“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伴随着抽离化机制，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10]。与原生态条件的独竹漂不同的是，民运会场域中的独竹漂是在全新的时空背景下的重构与再现，遵循着民运会表演和竞赛规则。
2.3 “独竹漂”出场的工具理性
“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是生物属性的个体行为，而是社会属性的群体行为，是一种赋予主观意义的行为，必须服从一定的目的，或者体现一定的意义”[11]。独竹漂运动能够走进民运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契合了地方政府在民运会上的利益诉求。无论是作为表演项目还是作为竞赛项目的独竹漂，都寄托了地方政府对其在民运会争取荣誉的期望。民运会展示平台与政府利益诉求的契合，使得这一项目得以走出原有的生存空间，完成从民间传承到民运表演与竞赛的转型，从而再嵌入民运会的场域之中。在吉登斯看来，“再嵌入，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1]。通过转型与嵌入，独竹漂运动完成了从民间传承到民运会表演与竞赛的现代性过程。
3 推广普及：“独竹漂”发展的愿景
长期以来，“独竹漂”运动流传于贵州赤水河流域，一直处于“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如非主动走出大山，走进民运会场域，引发外界的关注，外人对其根本不甚了解。近年来，全国民运会给这一藏于深山的少数民族体育带来了新生。独竹漂运动能够成为民运会表演和竞赛项目，在独竹漂传承人L看来：“可说是枯木逢春！在一定程度解决了独竹漂漂手短缺的问题，现在各地的培训都陆续有新人和年轻漂手涌现，不像十多年前的只有十多个漂手的局面了。”当然，在民运会需求的背景下，培训漂手是必需的。与传统从事独竹漂运动的漂手不同的是，作为表演和竞赛项目的独竹漂运动对漂手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在传统竞技漂手缺乏的前提下，部分省内高校体育专业的少数民族学生被纳入到独竹漂运动参赛运动培训和选拔的行列之中。
自从进入民运会后，独竹漂运动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水上体育运动，受到了政府和国内媒体的双重关注。民运背景下，独竹漂运动独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繁荣。同时，也使得独竹漂传承人对独竹漂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好。于是，对外推广的想法应运而生。独竹漂传承人L认为：“独竹漂作为一项刚从山里走出来几年的民族体育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这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宣传推广是必须的，以表演促普及是必要的，以竞赛促提高也是必要的。首先在贵州下大力气推广，逐渐向江南水乡和和河湖地区推广。我想，若干年后，独竹漂就将不再孤独。”甚至，还提出了独竹漂运动的对外推广与普及的路径：“将独竹漂作为与龙舟赛共生的一项民族体育竞赛活动进行推广，借龙舟竞赛的平台将独竹漂带出去，是一条事半功倍的可行捷径。我们曾在省内省外又多次表演都是借助龙舟赛的平台应邀作开幕表演，以后普及了就可与龙舟赛共生了。”显然，在民运会和政府给独竹漂运动带来新生的同时，也给独竹漂传承人带来了信心，但面向江南水乡与河湖地区推广此项运动，比附龙舟竞渡的推广路径是否能够如愿以偿？不妨来看看后民运会时期“独竹漂”运动发展状况。 4 脱嵌：民运会后“独竹漂”的回归
4.1 回归常态的“独竹漂”
经过民运会的短暂繁荣之后，独竹漂运动逐渐回归常态。作为贵州特有的少数民族体育，独竹漂运动在其他省市没有群众基础，一些省市组建独竹漂队伍，也仅是为了短暂的参赛目标，比赛过后，队伍自行解散。在以后的民运会上，如果继续保留独竹漂项目，那么这一运动将得到周期性促进与繁荣。但在民运会之后，没有了民运会竞赛任务，独竹漂只得回归常态。回归常态的独竹漂运动，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贵州的独竹漂，更是赤水河流域的独竹漂。相应地，除了全国民运会的周期性促进外，独竹漂运动的发展还得回归贵州省域内的常态发展，在非民运会时期还得依赖于贵州本地的推动。
4.2 淡出政府与媒体的视域
独竹漂运动能够成为全国民运会竞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与贵州作为第九届民运会的东道主，以及贵州省民委、体育局以及省内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正是由于独竹漂成为民动会的竞技项目，担负着争取比赛荣誉的重任，在整个民运会筹办和举办期间，独竹漂运动倍受领导和媒体的关注。在2011的全国第九届民运会独竹漂比赛中，贵州代表队夺得男、女直道竞速100米两项第一，出色完成了民运会竞赛任务。
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下，独竹漂运动自1998年首次纳入代表贵州参加民运会表演项目起，至2011年成为全国民运会的竞赛项目，前后共计13年。其中，从表演项目向竞赛项目的转型前后共计6年时间（2005-2011）。在整个过程中，贵州省民委、省体育局对此全程参与和关注。特别是2011年全国民运会举办期间，赛事期间引发的“峰聚效应”，独竹漂运动更是受到了央视和各地方台的关注。相关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大型网络对独竹漂运动进行了相关报道。通过百度关键词“独竹漂”检索发现，共有570 000个关于独竹漂报道的网页。
随着比赛的落幕，在民运会之后，没有了昔日领导与媒体关注，光环褪去的独竹漂更应总结经验，思考常态下的发展之路。
4.3 漂手队伍的隐忧
虽然第九届民运会的举办极大促进了独竹漂漂手队伍的发展，由于民运会竞技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独竹漂漂手由1990年代的仅10多人，增长至100多人。漂手数量增长10多倍，这对一个濒临灭绝的项目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对于独竹漂运动而言，漂手队伍人员的增加，意味着这一项目后续有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隐忧，在独竹漂传承人L看来，“当然困难和问题还是有的，困难就要得到当地领导的看重和支持，落实人力财力训练漂手，不然难以推广。还有就是漂手的出路是个问题，单从比赛的角度培训选手是单薄的，因为比赛太少，还没有达到如龙舟等民族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所以我提的是两条腿走路，从表演和竞技两方面培养漂手。”在民运会背景下，参赛漂手的训练多由各省市队财政资金支持。对于民运会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大于经济价值的全国性运动会，各省市队伍的参赛在本质上是政府消费行为。赛前参赛漂手的选拔和训练，以及参赛费用全由政府承担。在赛后，参赛队伍自行解散，漂手没有后续经费支持，也不再进行相关的训练。在下届赛事来临之前，再提前一年半载组队，招募漂手训练、参赛。
在贵州省内，在有条件的遵义、贵阳和黔东南州虽有常设独竹漂队伍。如遵义市红花岗区2004年组建的独竹漂运动协会和首女子独竹漂运动表演队;黔东南州麻江县下司中学2007年6月组建的中学生“独竹漂”队伍。但从整体来看，独竹漂漂手的后备人才培养并没有形成体系，且漂手队伍的流动性较大，表演与竞赛人才队伍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
5 聚焦与特色：民运会后“独竹漂”的常态发展
5.1 聚焦：“独竹漂”的小众化发展
龙舟竞渡在我国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和文化基础。相对于龙舟竞渡，“独竹漂”显得十分小众。“独竹漂”运动不仅小众，更没有龙舟的仪式互动、龙文化图腾以及文化认同。如果硬性比附于江南水乡和河湖地区的龙舟竞渡，从一次性表演的角度来看，亦无可厚非。近年来，“独竹漂”运动走出去，也大多是作为一次性表演项目，的确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新奇感。但作为一项外来的水上运动，在没有群众和文化基础的前提下，无异于无根的浮萍，难以在相应的本土水域生根。
为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独竹漂于2006和2009年相继被遵义市和贵州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纳入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之内。纵使有全国民运会的周期性促进，以及省、市非遗的保护，独竹漂运动终究还是源于赤水河流域的传统项目，还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宝贝。在省域之外，如果没有表演与竞技等功利性驱使，其他省、市一般不会主动引进和发展独竹漂运动。
正是由于小众化，独竹漂运动的发展就更应坚持聚焦。“聚焦的含义是为了在一个细分市场成为领先者而‘收缩’经营。如果你能‘拥有’一个市场，你就会有影响力。如果你只是跑龙套，你就没有影响力。”[12]从长远来看，如果将比附于龙舟竞渡作为独竹漂走向江南水乡和河湖地区的路径，那么独竹漂无异于扮演的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外，并不能给其本身带来任何影响力。独竹漂唯有通过聚焦，在竞赛和表演方面深入挖掘，抓好独竹漂表演和竞技常设队伍的建设。通过“小题大作”，把独竹漂运动做精、做细、做强，使其最终成为贵州民族文化的一张名片。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省域民族文化输出的重要资源，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5.2 特色：“独竹漂”的区域性发展
在2011年贵阳举办的第九届全国民运会上，独竹漂运动作为贵州特色传统体育项目确实风光了一阵子。国内6个省市组队参赛，颇有一翻繁荣之势。但其他省市独竹漂运动代表的组建，大多是临时租借或引用了贵州本地队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独竹漂运动并未在其他省市落地生根。 在社会普遍开放的今天，任何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都不是简单的地方能动性问题，而是区域性特色问题。毋庸置疑，民运会给独竹漂运动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机。经过民运会的推动，独竹漂运动从发源地的赤水河流域，扩展开至贵州省域内，是否还需进一步向省外推广？作为贵州省独有的特色传统体育项目，更应坚持特色，控制开展的区域。如果再进一步扩展，推而广之，反而有分散精力、稀释特色的危险。
“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13]。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独竹漂，独竹漂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均有着极强的地域依赖性。诚如独竹漂传承人L所说：“赤水河流域得天独厚的楠竹林，密切的水上生活方式，加之独特的地理条件才形成了极具特色独竹漂，在民运会之后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独竹漂更应保持一分独特性、唯一性和神秘性”。只有坚持把独竹漂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理解成嵌入在可被分析的特定的地域空间，以及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经验中，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独竹漂的文化内涵与特性。如果脱离了所依赖的地域，独竹漂运动无异于将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作为民运会表演和竞赛项目，通过转型，独竹漂可以走向全国，但作为一项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少数民族体育，独竹漂更应内聚，依托固有的生存空间，走区域性特色发展之路。
6 结语
“越是现代的社会，越有保护传统事物的可能性”[14]。民运会在为少数民族体育提供展示自身文化
特色空间的同时，也为其现代性提供了外源性动力和机制。在民运会和政府的推动下，独竹漂实现了从民间传承到现代民运会表演、竞赛的转型。但在经历民运会短暂繁荣之后，独竹漂更应理性地思考常态下的传承和发展，这是任何一项进入到民运会中的少数民族体育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从长远来看，独竹漂的传承与发展终究要回归常态。常态下的独竹漂不必贪大求全，向外推广普及，而更应聚焦，坚持内涵式发展，通过“小题大作”，做出品牌，做出特色。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独特性、唯一性和神秘性，从而赢得外界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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