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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到任数月，稍事激扬，即私相指目，以为怪异，诟议横生，动以声势报复相恫吓。不谓谣啄纷纭而外，竟至以忿竞不平之鸣，直斥其非，遥相禁制如王廉者。假如任赀财奉旨竟饬入官，臣自当钦遵奉行，不能曲如其意，党同之患，更复何如？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三年任内的最大业绩是使湖南的维新变革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朝廷上下、国内国外，无不为之瞩目。他到任之初，为推动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深知各级官员的腐败风气如果不导之入正，什么改革也办不成。所以陈宝箴雷厉风行，抓住典型，很快罢免了劣迹多端的常德知府文杰，以及府县以下昏墨不称职的官吏，先后察劾二十余人。
尤其长沙府幕僚任驎一案，情节曲折而又出人意料。陈宝箴到任之前，已有人参奏该任的诸多罪状，朝廷诏令确切查明。经详查后，陈宝箴奏报朝廷：“查任原籍江苏宜兴县，在湘游幕多年，广通声气，植利营私，湘省繁要州县刑幕，类出门下及为所推荐，否则多无敢延聘。以致奔竞之徒趋之若鹜，即谨厚之吏，惧其吹求，亦不敢不曲意周旋。似此气焰薰灼，实为湖南官场之蠹。”因此奏请“即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此一奏章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三日即获批准上谕：“臬幕任，在湘盘踞多年，广通声气，又附名各省保案，蒙捐指省，著即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并著陈宝箴查明该员保案，咨部撤销。”
于是右铭（陈宝箴字右铭）继续查勘此案，对所参任与已革同知合伙开钱铺、典当多处，家赀至数十万金一事，经查明，所开典当均系他人经手，各典号共存银约合五万六千余两，尚无“二十余万金之多”。至于所参以任之名附入台湾清赋保案，后经吏部将其案撤销云云，右铭说“细查亦无实据”。还有“以二百金拜门”一事，“亦无实据”。最后右铭在复查后的奏章中对此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窃为任在湘多年，以一人而兼府幕、臬幕，握通省刑名要枢，又复广收门徒，荐往州县，既自使人畏威，又欲使人怀恩，气焰熏灼，不问可知。乃犹以数万金合股，并分存省城内外典当植利，不止毫无检束，实为幕友中所罕见。但既经勒令回籍，不敢逗留，似可邀免置议。所荐门徒，贤否自不一律，如有浮薄不谨之人，自当随时查核，分别留汰。其查出合伙本赀及分存取息各项，共合银五万数千两，除汪姓曾经取息之通裕存钱三千串，去留听其自便外，余仍照旧分存，恭候谕旨遵行。至邬同寿现既辞出府署，又未在湘省作幕，候补通判现署凤凰厅同知刘钺，既经查无劣迹，又属尚堪造就之员，拟合仰乞恩施，一并免其置议。”
可知这是一个极其温和合理的处置方案，既未轻置，也绝无加码，为案主任还作了不少澄清，尤其避免了根据不确的牵连，而且朝廷已经再次批准了陈宝箴的奏报。
不料事有蹊跷。陈宝箴上述《查明幕友任等参款折》，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五日，不久他就收到了直隶布政使王廉四月十六日所发印电，其中写道：“请飞递湖南抚台：‘臬幕任无甚劣迹，所病者骄蹇耳，逐之足矣。若籍其家，未免太甚，千万不可。’”而此印电，竟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转寄的。
陈宝箴立即在四月二十八日附片奏报此一事态，指出王廉曾“任湘臬数年，又护理巡抚数月”，对湘省吏治情形并非无所知，却说任“无甚劣迹”，实在“不解其何心”。而任案所涉赀财，“入官与否，尚不可知”，王电已有“若籍其家，千万不可”字样，可见其欲护任“唯恐不力”。为此右铭在此附片中对湘省“吏治之坏”的严重程度，又作了进一步的陈述：
“伏查湘省近年，官幕朋比，声气把持，几无复是非邪正之辨。苟非置得失毁誉于不顾，将不能去一贪渎之夫，进一气节之士。吏治之坏，盖有由来。臣到任数月，稍事激扬，即私相指目，以为怪异，诟议横生，动以声势报复相恫吓。不谓谣啄纷纭而外，竟至以忿竞不平之鸣，直斥其非，遥相禁制如王廉者。假如任赀财奉旨竟饬入官，臣自当钦遵奉行，不能曲如其意，党同之患，更复何如？”
最后陈宝箴说明，他和王廉仅在湖北见过一面，素无往来，因此其印电，与友朋规诤的义涵毫不相干。考虑到近来的习气与“湘省积重难返”的情形，对于王廉“敢于党私背公，悍然颠倒是非之处”，他“不敢不据实上陈”。
谁知王廉在托请湖北巡抚代转致陈宝箴印电的同时，他还请托时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具折代奏，其电文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办臬幕任一案，嫉恶已甚，未免失中。廉与陈宝箴昔年同官两楚，故发电规劝之，初不知陈宝箴业已复奏也。乃陈宝箴竟已印电请托入奏，殊非意料所及。廉生平不事请托，而遽以此加之，部议之轻重不必计，一时之心迹不可不白，抄录原电，请具实代奏。”王文韶是当年起任湖南巡抚时保奏陈宝箴“可大用”的最知右铭之人，两人友谊非比寻常，没有想到这次他却扮演了一回“据情代奏”的角色。
而且不仅代奏，还加有自己的按语：“臣复加查核，事关藩司大员自明心迹，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电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并把王廉致陈宝箴的印电一并进呈。以王文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此一折，其影响可以想见。而王廉这位直隶藩司大员的手段，也真是了得：为事不关己的任驎一案，湖北巡抚代寄印电，直隶总督代奏电文，可知右铭当时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其整顿湖南吏治的阻力有多难。
幸好光绪皇帝甲午战败之后，头脑还算清醒，在批理两方的奏折时，站在了湖南新抚臣一边。“不干己之事，辄用印电请托，殊属不合”的王廉，受到了“即行革职”的严厉处分。王文韶则“降三级留任”，处分的也不轻。
有意思的是，王文韶事后在日记中所作的自我反省。他写道：
“事后追思，固由一时识力未到，亦因为避怨起见（恐不为代奏，而部议降革，将以为不肯援手也），致成此祸，在我得此薄责，正可借以自警，而介挺已矣。甚矣，处事之不可不慎也。”
介挺是王廉的字，其原稿还有“出乎情理之外”、“失之过刻，有伤国家元气”等语，王文韶已经封发，后觉不妥，才又追回折匣，删去上述字句。他说：“及今思之，若非去此数语，更不知若何责备也。吁，亦险矣哉！”
王文韶也感到是“险矣哉”！那么在陈宝箴，又何尝不是“险矣哉”！只不过这一个回合右铭胜利了，这得力于他的果断和胆识，也得力于他推行新政整治腐败吏治的决心。
（编辑 遐飞）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三年任内的最大业绩是使湖南的维新变革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朝廷上下、国内国外，无不为之瞩目。他到任之初，为推动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深知各级官员的腐败风气如果不导之入正，什么改革也办不成。所以陈宝箴雷厉风行，抓住典型，很快罢免了劣迹多端的常德知府文杰，以及府县以下昏墨不称职的官吏，先后察劾二十余人。
尤其长沙府幕僚任驎一案，情节曲折而又出人意料。陈宝箴到任之前，已有人参奏该任的诸多罪状，朝廷诏令确切查明。经详查后，陈宝箴奏报朝廷：“查任原籍江苏宜兴县，在湘游幕多年，广通声气，植利营私，湘省繁要州县刑幕，类出门下及为所推荐，否则多无敢延聘。以致奔竞之徒趋之若鹜，即谨厚之吏，惧其吹求，亦不敢不曲意周旋。似此气焰薰灼，实为湖南官场之蠹。”因此奏请“即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此一奏章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三日即获批准上谕：“臬幕任，在湘盘踞多年，广通声气，又附名各省保案，蒙捐指省，著即行勒令回籍，不准逗留，并著陈宝箴查明该员保案，咨部撤销。”
于是右铭（陈宝箴字右铭）继续查勘此案，对所参任与已革同知合伙开钱铺、典当多处，家赀至数十万金一事，经查明，所开典当均系他人经手，各典号共存银约合五万六千余两，尚无“二十余万金之多”。至于所参以任之名附入台湾清赋保案，后经吏部将其案撤销云云，右铭说“细查亦无实据”。还有“以二百金拜门”一事，“亦无实据”。最后右铭在复查后的奏章中对此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窃为任在湘多年，以一人而兼府幕、臬幕，握通省刑名要枢，又复广收门徒，荐往州县，既自使人畏威，又欲使人怀恩，气焰熏灼，不问可知。乃犹以数万金合股，并分存省城内外典当植利，不止毫无检束，实为幕友中所罕见。但既经勒令回籍，不敢逗留，似可邀免置议。所荐门徒，贤否自不一律，如有浮薄不谨之人，自当随时查核，分别留汰。其查出合伙本赀及分存取息各项，共合银五万数千两，除汪姓曾经取息之通裕存钱三千串，去留听其自便外，余仍照旧分存，恭候谕旨遵行。至邬同寿现既辞出府署，又未在湘省作幕，候补通判现署凤凰厅同知刘钺，既经查无劣迹，又属尚堪造就之员，拟合仰乞恩施，一并免其置议。”
可知这是一个极其温和合理的处置方案，既未轻置，也绝无加码，为案主任还作了不少澄清，尤其避免了根据不确的牵连，而且朝廷已经再次批准了陈宝箴的奏报。
不料事有蹊跷。陈宝箴上述《查明幕友任等参款折》，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五日，不久他就收到了直隶布政使王廉四月十六日所发印电，其中写道：“请飞递湖南抚台：‘臬幕任无甚劣迹，所病者骄蹇耳，逐之足矣。若籍其家，未免太甚，千万不可。’”而此印电，竟是湖北巡抚谭继洵转寄的。
陈宝箴立即在四月二十八日附片奏报此一事态，指出王廉曾“任湘臬数年，又护理巡抚数月”，对湘省吏治情形并非无所知，却说任“无甚劣迹”，实在“不解其何心”。而任案所涉赀财，“入官与否，尚不可知”，王电已有“若籍其家，千万不可”字样，可见其欲护任“唯恐不力”。为此右铭在此附片中对湘省“吏治之坏”的严重程度，又作了进一步的陈述：
“伏查湘省近年，官幕朋比，声气把持，几无复是非邪正之辨。苟非置得失毁誉于不顾，将不能去一贪渎之夫，进一气节之士。吏治之坏，盖有由来。臣到任数月，稍事激扬，即私相指目，以为怪异，诟议横生，动以声势报复相恫吓。不谓谣啄纷纭而外，竟至以忿竞不平之鸣，直斥其非，遥相禁制如王廉者。假如任赀财奉旨竟饬入官，臣自当钦遵奉行，不能曲如其意，党同之患，更复何如？”
最后陈宝箴说明，他和王廉仅在湖北见过一面，素无往来，因此其印电，与友朋规诤的义涵毫不相干。考虑到近来的习气与“湘省积重难返”的情形，对于王廉“敢于党私背公，悍然颠倒是非之处”，他“不敢不据实上陈”。
谁知王廉在托请湖北巡抚代转致陈宝箴印电的同时，他还请托时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具折代奏，其电文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办臬幕任一案，嫉恶已甚，未免失中。廉与陈宝箴昔年同官两楚，故发电规劝之，初不知陈宝箴业已复奏也。乃陈宝箴竟已印电请托入奏，殊非意料所及。廉生平不事请托，而遽以此加之，部议之轻重不必计，一时之心迹不可不白，抄录原电，请具实代奏。”王文韶是当年起任湖南巡抚时保奏陈宝箴“可大用”的最知右铭之人，两人友谊非比寻常，没有想到这次他却扮演了一回“据情代奏”的角色。
而且不仅代奏，还加有自己的按语：“臣复加查核，事关藩司大员自明心迹，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电照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并把王廉致陈宝箴的印电一并进呈。以王文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此一折，其影响可以想见。而王廉这位直隶藩司大员的手段，也真是了得：为事不关己的任驎一案，湖北巡抚代寄印电，直隶总督代奏电文，可知右铭当时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其整顿湖南吏治的阻力有多难。
幸好光绪皇帝甲午战败之后，头脑还算清醒，在批理两方的奏折时，站在了湖南新抚臣一边。“不干己之事，辄用印电请托，殊属不合”的王廉，受到了“即行革职”的严厉处分。王文韶则“降三级留任”，处分的也不轻。
有意思的是，王文韶事后在日记中所作的自我反省。他写道：
“事后追思，固由一时识力未到，亦因为避怨起见（恐不为代奏，而部议降革，将以为不肯援手也），致成此祸，在我得此薄责，正可借以自警，而介挺已矣。甚矣，处事之不可不慎也。”
介挺是王廉的字，其原稿还有“出乎情理之外”、“失之过刻，有伤国家元气”等语，王文韶已经封发，后觉不妥，才又追回折匣，删去上述字句。他说：“及今思之，若非去此数语，更不知若何责备也。吁，亦险矣哉！”
王文韶也感到是“险矣哉”！那么在陈宝箴，又何尝不是“险矣哉”！只不过这一个回合右铭胜利了，这得力于他的果断和胆识，也得力于他推行新政整治腐败吏治的决心。
（编辑 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