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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出路不只在于民营化
吴木銮
2006年8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报告指出，2005年西部经济增速超过12％，但居民收入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在继续扩大。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在城镇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在农村则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8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西部的环境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一是城市和工业集中地区污染相当严重，万元产值排污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土地退化加剧，西部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三是水生态平衡失调，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四是林草植被覆盖率总体不高，质量和功能下降。国家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已占到当地GDP的13％，等于甘肃和青海一年GPP的总和。
那么，西部的出路在哪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炼成给出的答案是，“应该调整西部地区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大压缩国有制(成分)，扩大私有制(成分)。”对于这样的“药方”，笔者是不能苟同的。
笔者曾在兰州完成大学本科教育，深知工矿型城市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快乐与忧伤。就举甘肃省来说，金昌市是一座以开采冶炼镍铜等有色金属为主的资源型工矿城市，镍矿总储量居世界同类矿床第三位；白银市曾创造了铜产量、产值、利税连续18年全国同行业第一的辉煌业绩；兰州是知名的化工城；嘉峪关是钢城。毕业多年，当地的同学经常抱怨工资不见长，环境却日趋恶化。这与上述的数据是吻合的。
为何守着这些“金山银山”(金昌与白银市)却有如此尴尬的处境呢?根源就在于多年来一直探讨的基础资源价格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不仅是煤炭、钢铁、铜和水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而且也是最大的能源浪费地，这表明基础资源价格是比较低的；另一方面，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PPI)上涨幅度居高位(7月份3．6％)，也就是说工业品出厂时的价格比较高。用低价的原料生产高价的工业品，而且大多数工业品生产商又在东部，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自然就会越拉越大。
因此，西部的出路不在于企业的民营化，而是基础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化。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农业反哺工业；而从地域来说，何尝又不是西部反哺东部呢?在西部发展仍然只是一味地“顾全大局”的格局下，再深的民营化也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应培养地方政府的破产意识
欣 岩
7月1日，因为州政府45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签署一项行政法令，“关闭”已经没有权力支出任何预算的州政府。
无独有偶，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政府，比新泽西州政府还“惨”。日本北海道北部小镇夕张政府计划于明年申请破产。650亿日元的负债约是夕张年财政收入的14倍。据记载，日本共有884个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但其债务从来没有被豁免，而是由中央政府偿还。(8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一个乡级政府，因为负债累累，面临申请破产的可能。这种事情，对中国的公务员而言，可谓天方夜谭。我们的公务员端的都是铁饭碗，如果政府部门也像企业，有朝一日会“破产”，公务员考试还会这么火爆吗?
在我国，地方政府负债属于普遍现象，但却没有一个申请破产的，甚至连起码的忧患意识都不曾萌生过。为什么能高枕无忧?说穿了，就是认为政府是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破产，就有自己的饭吃，所不同的只是自食其力还是吃救济而已。更有甚者，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债务，不学自通，继承了旧社会败落的纨绔子弟所擅长的进当铺典当家财的传统。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能拍卖的就拍卖，哪管下届政府和当地百姓的长远利益；没有企业的也自有“绝招”——卖地。如今的地价看涨，几千亩的耕地，被地方政府分批审批开发，集中拍卖，早已不是新闻。卖企业、卖地，换钱用于政府的开销，使得一些本该早“破产”的政府，屡屡化险为夷，继续“营业”。
当然，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制度是不同的，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目前还不会发生。但是，我国在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应当通过某些措施培养地方政府的破产意识，因为如果全国这样的“破产户”多了，不但中央财政承受不起，老百姓也承受不起。
劳动部门为什么不敢碰富士康
邓 璟
时隔两个月之久，苹果公司8月18日终于公布了其针对富士康的劳工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工作时间超过了行为准则的许可，已经过度超标；报告还对富士康工厂三处宿舍的生活条件表示了不满，而且对富士康员工工资结构“过于复杂”表示费解。
促成苹果公司迅速反应并对富士康进行调查的，是今年6月13日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声称，“目前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主要是由深圳富士康女工生产出来的，而且每个女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尽管有国际劳工组织和一些民众站出来，质疑与富士康有明显利益关系的苹果公司所作的劳工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我们仍然要感激苹果公司，因为就凭这份“受到质疑”的劳工调查报告，富士康公司“血汗工厂”一说已被确证。
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一个事实是，从6月份国内媒体首度跟进调查报道“富士康事件”，至今足足有两个多月，除了富士康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媒体报道失实和苹果公司公布调查报告，一直到富士康以名誉侵权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3000万元、随即又降为1元的这段时间，国内的劳动监察部门却无一例外地彻底失语。
富士康是我国最为典型和最为大型的加工制造企业之一，它的运营模式和管理制度，在国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不难想象，劳动部门坐视不理，纵容一个加工制造业的“血汗工厂”领头羊，将会对我国的其他加工制造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不管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富士康这样的“坏孩子”，除了提供为数不少的就业岗位(还是建立在违反劳动法规极度压榨工人血汗的基础之上)，它对我国经济结构和劳工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太需要查处整顿。笔者期待着劳动部门能够尽快、彻底调查富士康，并严格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对其进行惩处，不能再做让国人汗颜丢脸的事情了。
吴木銮
2006年8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6)》。报告指出，2005年西部经济增速超过12％，但居民收入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在继续扩大。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在城镇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在农村则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8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西部的环境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一是城市和工业集中地区污染相当严重，万元产值排污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土地退化加剧，西部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三是水生态平衡失调，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四是林草植被覆盖率总体不高，质量和功能下降。国家环保总局的生态状况调查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已占到当地GDP的13％，等于甘肃和青海一年GPP的总和。
那么，西部的出路在哪里?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炼成给出的答案是，“应该调整西部地区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大压缩国有制(成分)，扩大私有制(成分)。”对于这样的“药方”，笔者是不能苟同的。
笔者曾在兰州完成大学本科教育，深知工矿型城市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快乐与忧伤。就举甘肃省来说，金昌市是一座以开采冶炼镍铜等有色金属为主的资源型工矿城市，镍矿总储量居世界同类矿床第三位；白银市曾创造了铜产量、产值、利税连续18年全国同行业第一的辉煌业绩；兰州是知名的化工城；嘉峪关是钢城。毕业多年，当地的同学经常抱怨工资不见长，环境却日趋恶化。这与上述的数据是吻合的。
为何守着这些“金山银山”(金昌与白银市)却有如此尴尬的处境呢?根源就在于多年来一直探讨的基础资源价格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不仅是煤炭、钢铁、铜和水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而且也是最大的能源浪费地，这表明基础资源价格是比较低的；另一方面，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PPI)上涨幅度居高位(7月份3．6％)，也就是说工业品出厂时的价格比较高。用低价的原料生产高价的工业品，而且大多数工业品生产商又在东部，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自然就会越拉越大。
因此，西部的出路不在于企业的民营化，而是基础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化。长期以来，我国都是农业反哺工业；而从地域来说，何尝又不是西部反哺东部呢?在西部发展仍然只是一味地“顾全大局”的格局下，再深的民营化也不会解决根本问题。
应培养地方政府的破产意识
欣 岩
7月1日，因为州政府45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签署一项行政法令，“关闭”已经没有权力支出任何预算的州政府。
无独有偶，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政府，比新泽西州政府还“惨”。日本北海道北部小镇夕张政府计划于明年申请破产。650亿日元的负债约是夕张年财政收入的14倍。据记载，日本共有884个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但其债务从来没有被豁免，而是由中央政府偿还。(8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一个乡级政府，因为负债累累，面临申请破产的可能。这种事情，对中国的公务员而言，可谓天方夜谭。我们的公务员端的都是铁饭碗，如果政府部门也像企业，有朝一日会“破产”，公务员考试还会这么火爆吗?
在我国，地方政府负债属于普遍现象，但却没有一个申请破产的，甚至连起码的忧患意识都不曾萌生过。为什么能高枕无忧?说穿了，就是认为政府是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破产，就有自己的饭吃，所不同的只是自食其力还是吃救济而已。更有甚者，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债务，不学自通，继承了旧社会败落的纨绔子弟所擅长的进当铺典当家财的传统。效益好的国有企业，能拍卖的就拍卖，哪管下届政府和当地百姓的长远利益；没有企业的也自有“绝招”——卖地。如今的地价看涨，几千亩的耕地，被地方政府分批审批开发，集中拍卖，早已不是新闻。卖企业、卖地，换钱用于政府的开销，使得一些本该早“破产”的政府，屡屡化险为夷，继续“营业”。
当然，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制度是不同的，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目前还不会发生。但是，我国在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应当通过某些措施培养地方政府的破产意识，因为如果全国这样的“破产户”多了，不但中央财政承受不起，老百姓也承受不起。
劳动部门为什么不敢碰富士康
邓 璟
时隔两个月之久，苹果公司8月18日终于公布了其针对富士康的劳工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工作时间超过了行为准则的许可，已经过度超标；报告还对富士康工厂三处宿舍的生活条件表示了不满，而且对富士康员工工资结构“过于复杂”表示费解。
促成苹果公司迅速反应并对富士康进行调查的，是今年6月13日英国《星期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声称，“目前苹果公司主打产品iPod主要是由深圳富士康女工生产出来的，而且每个女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27英镑。”尽管有国际劳工组织和一些民众站出来，质疑与富士康有明显利益关系的苹果公司所作的劳工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我们仍然要感激苹果公司，因为就凭这份“受到质疑”的劳工调查报告，富士康公司“血汗工厂”一说已被确证。
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一个事实是，从6月份国内媒体首度跟进调查报道“富士康事件”，至今足足有两个多月，除了富士康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媒体报道失实和苹果公司公布调查报告，一直到富士康以名誉侵权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3000万元、随即又降为1元的这段时间，国内的劳动监察部门却无一例外地彻底失语。
富士康是我国最为典型和最为大型的加工制造企业之一，它的运营模式和管理制度，在国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不难想象，劳动部门坐视不理，纵容一个加工制造业的“血汗工厂”领头羊，将会对我国的其他加工制造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不管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富士康这样的“坏孩子”，除了提供为数不少的就业岗位(还是建立在违反劳动法规极度压榨工人血汗的基础之上)，它对我国经济结构和劳工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太需要查处整顿。笔者期待着劳动部门能够尽快、彻底调查富士康，并严格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对其进行惩处，不能再做让国人汗颜丢脸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