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出书的三种类型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一书。还比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这是李岚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很多史料属首次披露。
　　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这一类书籍占了领导人所出书籍的绝大多数，也是风格迥异的，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个体的执政风格。同时，也是比较细腻和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更加带有“自我述职”的意味。
　　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例如江泽民先后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翻译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就是与他个人的专业密切相关。
　　镜 鉴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
　　比如，朱镕基在即将卸任总理时就如此提醒：“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在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有大量关于改革和多数人利益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过得去的原则。“那么，多数人是多少？比如说90%的人受益，那10%的人不受益。下一个改革又是90%的人受益，10%的人不受益。两个10%，加起来是多少？……这种现象过去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是看多数人受益了没有，二是看少数人是否承受得了。少数人不是指一次改革中的少数，累计起来也要是少数。”
　　领导人出书的深层原因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已然成为了惯例，甚至是领导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不过前领导人出书也不完全是出于领导人个人名利双收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要求。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其权力完全来自于普通选民的授权，他们与人民大众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虽然他们已经卸任了，但是他们依然有道义上的责任向民众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众也不完全是抱着猎奇和研究的心态去阅读这些书籍。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其卸任之后，同样也有其道义上的责任向他们的权力委托方汇报他们的工作，包括决策的细节。由于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的特点，除了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的报告，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政治运行的详细信息，不用说国家层面的政治信息，就是地方的政治信息，民众也很难获得。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书获得人们的“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依然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出书不仅仅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更应该作为一项制度。凡是担任过一把手的领导，只要其担负了人民所赋予的责任，都应该在其卸任之后，只要其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予公开的范围，就都可以出书公开。让政府的运作更加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权力真正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民主建设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梁晓娟摘自2013年第11期《南风窗》，作者王大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