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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元代蒙古族服饰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反映了蒙古民族服饰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笔者已在《敦煌石窟中的蒙古族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中，利用敦煌石窟中的图像资料、其他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对蒙古族服饰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期揭示蒙元时期汉族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关键词：蒙元时期；汉族服饰；蒙古族服饰；影响
中图分类号：K879.41；K87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0)05-0030-06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制定了完备的服饰制度。但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蒙古族传统服饰在形成的过程中亦受到了汉族服饰的影响。现举几例：
1.窄袖右衽袍服。袍服是蒙古族的传统服饰，蒙古族不分男女皆穿袍服。即便进入中原之后，袍服仍是蒙古族的主要服饰。大蒙古汗国时，南宋使者彭大雅对蒙古人袍服的形制、原料、服色、纹样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聍、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南宋徐霆对蒙古族袍服的形制作了进一步解释：“正如古深衣之制，本只是下领，一如我朝道服。领所以谓之方领，若四方上领，则亦是汉人为之，鞑主及中书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折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从记载中可知，蒙古族的袍服“正如古深衣之制”，如像南宋道人所穿的交领右衽长袍。是汉人之服。袍服，古代称谓“深衣”，是一种上衣下裳连属的服装。《礼记·深衣》中记载：其形制“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孔颖达正义：“所以此称深衣者，以余服者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渭之深衣。”‘咕今北方民族因地处寒冷，多穿袍服，长可达踝，短能护膝。冬季服皮、毛、棉袍；夏季服绸、麻、布袍。袍服的另一名叫“裘”，裘的形制与袍相同，其特点是裘用动物的皮制做，毛向外翻。《说文解字》云：“裘之制毛在外，故像毛。”古代帝王六冕中的祭服，其规格最高者是大裘。大裘是以黑羊羔皮做的，以示质朴。古代统治者、皇亲、贵族、官员们的裘衣多用珍贵的貂、鼠、狐、豹、虎皮制作，一般牧民百姓的裘衣多用狼、犬、羊皮制作。法国传教士鲁尔鲁乞也在他所写的《出使蒙古记》中对蒙古人的皮袍和裘有较详细的记载：“在冬季，他们总是至少做两件毛皮长袍。一件毛向里，另一件毛向外，以御风雪。后一种皮袍，通常是用狼皮、狐狸或猴皮做成的。当他们在帐幕里面时，他们穿另一种较为柔软的皮袍。穷人则用狗皮和山羊皮来做穿在外面的皮袍。”从此可知，13世纪初蒙古族已经普遍使用皮毛做皮袍和裘衣。
袍、裘是古代深衣的继承和发展。形制是将衣与裳连属为一体，下垂至踝，或上提至膝。衣领有两种，最常见的是交领，即衣领直连左右襟，衣襟在胸前相交，领子也随之相交。另一种是直领，即领子从颈后左右绕到胸前，平行地垂直下来。衣襟称谓“衽”，古代中原地区汉族的传统习惯是左襟压右襟，在右边系纽扣，称谓“右衽”，而北方的大多数民族则是右襟压左襟，在左边系纽扣，称谓“左衽”。古代的匈奴、东胡族以及匈奴、东胡的后裔发展而形成的鲜卑、吐谷浑、突厥、回鹘、室韦、契丹、女真等民族。其上衣和袍服皆为“左衽”，被称为“胡服”。因而右衽和左衽就成为区别汉服或胡服的主要标志之一。
蒙古族的先民是室韦人，据史籍记载室韦人同匈奴、东胡的后裔——鲜卑、吐谷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服饰皆为“被发左衽”。《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人“畜宜犬豕。豢养而瞰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子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可见7世纪前，蒙古族的先民室韦人的服饰是“被发左衽”。7-9世纪，室韦人从大兴安岭逐步迁往蒙古高原，由森林射猎民族转化为草原游牧民族，吸收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服饰文化，穿着以畜牧皮毛产品为主的袍服和裘衣。12世纪前，蒙古族的男女袍服可能还是以“左衽”为主。13世纪蒙古族从蒙古高原崛起，在继承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代深衣——袍服制的样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服饰——蒙古族“窄袖右衽袍服”，蒙古族具有特色的质孙服、编线袍皆为右衽，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对于蒙古族的右衽袍服。鲁尔鲁乞也在《出使蒙古记》中也有记载：“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与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总是在右边扣扣子。”。
入元以后，全面制定服饰制度时以法制规定：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但在蒙元时期的一些壁画、绘画艺术作品中。也发现个别蒙古人穿左衽袍服的。这可能是蒙古族先民左衽袍服在蒙元时期的遗存。总之。蒙古族的右衽袍服主要是在中原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2.大袖长裾袍服。大袖长裾袍服是蒙古族皇后、王妃、贵妇、官员命妇的一种礼服。这种礼服的特点是其袖宽大，袍裾很长，前裾垂地，后裾曳地数尺，行走时有侍女牵曳。南宋、元代文献对蒙古族贵妇的这种礼服多有记载。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朝妇人礼服，鞑靼日袍，汉人日团衫，南人日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惟处子则不得衣焉。”南宋人赵珙《蒙鞑备录》中记载：“又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元末熊梦祥对蒙古族贵妇的礼服记载更为详细：“袍多是用大红织金缠身云龙，袍间有珠翠云龙者，有浑然纳石失者，有金翠描绣者，有想其于春夏秋冬绣轻重单夹不等。其制极宽阔，袖口窄，以紫织金爪，袖口才五寸许，窄即大，其袖两腋摺下，有紫罗带拴于背，腰上有紫纵系，但行时有女提袍，此袍谓之礼服。”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其袍服特点是窄袖、紧身，利于骑马和劳作。蒙古族贵妇的大袖长裾袍服必然不是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是向汉族和其他民族妇女礼服学习而形成的。而这种大袖长裾袍服也是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演变、发展而来的。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烈女仁智图》和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出土的《烈女古贤图》中的女神、烈女、贤妇都穿大袖连衣长裙，其裙裾曳地数尺。飘然若飞。
大袖长裾袍服经汉魏两晋一直流行到南北朝，不仅是上层贵妇的礼仪之服，也是王公贵族的一种特殊服饰。敦煌壁画中亦有穿这种服饰的供养人画像。如莫高窟西魏第288窟东壁门南侧第1身男供养人头戴笼冠，足蹬笏头履，身穿大袖长裾袍服，其后裾长曳数尺，身后有一侍童双手提携，还有两个侍童打着华盖、团扇跟随(图版18)。这当是西魏时王公贵族的服饰，段文杰先生认为这是汉代曾一度流行的“狐尾单衣”。据《后汉 书·梁统列传附玄孙冀》中记载：梁冀在其妻孙寿的影响下，改革服饰之制，做“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唐代李贤注释：狐尾单衣是“后裾曳地，若狐尾也”。
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供养人画像中也有这种服饰，不过受胡服的影响已有所变化，主要是大袖变为窄袖。如北周第442窟中的女供养人。身穿窄袖短衫，肩搭披巾，下着曳地长裙，身后有两个侍从，一个侍从双手牵着长裙，不使裙裾落地。
莫高窟隋代至宋代的大型经变画中有许多天女，其形象如同顾恺之《洛神赋图》和《烈女仁智图》中的神女、列女的形象，身穿大袖长裙，裙裾曳地数尺，只是没有侍女牵提裙裾。
元人和南宋人把蒙古族妇女的大袖长裾袍服记载为“大衣”、“大袖衣”、“团衫”。大衣是大袖衣的简称，大袖衣与团衫可能是形制相同一种服装，只是名称不同。团衫是金代女真族妇女的一种上衣。其制多用直领或交领，衣襟左掩，下长曳地。《金史·舆服志下》记载：“(女真)妇人服檐裙，多以黑紫……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旁复为双辟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团衫到明代时已成为贵族妇女的常服之袍，交领大袖，衣长至跗。上自皇后，下至命妇，燕居闲处均可着之。只是所绣纹样贵贱不同。《明史，舆服志二》记载：“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着色团衫，金绣龙凤文，带用金玉。”从上述记载中可知，金代女真族和明代贵妇的团衫与蒙古族的大袖长裾袍服相类似，但不是同一种服装。蒙古族妇女的礼服后裾曳地数尺，女真族妇女和明代贵妇的团衫衣长至跗，后裾曳地只有尺余。
蒙古族贵妇穿大袖长裾礼服时，必戴罟罟冠。敦煌莫高窟第332窟甬道北壁西端下层所画的第1身蒙古族女供养人，头戴红色罟罟冠，身着红色右衽交领大袖长袍，袍裾非常宽大，身后有一个侍女双手将其袍服的后裾提起。这身蒙古族女供养人所穿的大袖长裾袍服与莫高窟西魏第288窟东壁门南侧第1身男供养人穿的大袖长裾袍服基本相同。可见大袖长裾袍服是魏晋南北朝已形成的一种汉族贵族之服。蒙古族贵妇的大袖长裾礼服是向中原汉族服饰学习而形成(图版19)。
3.比肩。比肩是蒙元时期蒙古族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衣服。比肩的形制是有里有面的右衽半袖长袍，其长略短于蒙古长袍，两侧开衩，往往套穿在长袍外面，腰间束带，佩挂小刀、火镰、火石、火绒、香袋等饰物。《元史·舆服志》中记载，“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其第十一等“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襻子答忽”。“襻子答忽”即是“搭护衣”，比肩即是搭护衣，只是名称叫法不同。南宋遗老郑思肖《绝句十首》中云：“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自注：搭护，元衣名)蒙古族的比肩——搭护衣，亦源于中国古代的短袖衣。秦汉时期，中原汉族男女的服装并非全穿长袖，有时为了劳作方便也穿短袖衣。因衣袖之长为长袖的一半。故称谓“半袖”。汉刘熙《释名·释衣服》：“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袂”即衣袖，半袖衣亦称半袖襦，多为妇女所服。汉代半袖的具体样式一般是大襟交领。衣长至胯，袖长至肘；袖口宽博，并加以缘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女子穿半袖衣，男子已开始穿半袖衣。隋唐时期，半袖衣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服饰。不过隋唐时期已把半袖称谓“半臂”。宋高承《事物纪原》引《实录》注释：“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即(却)长袖也。唐高宗减其袖，谓之半臂。”《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半袖裙襦者，东宫女史常供奉之服也。”由此可知，半袖的进一步普及，始自隋唐宫中，先为内宫及女史供奉之服，后流传于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时尚常服。敦煌壁画和陕西永泰公主等唐墓壁画中有大量穿半袖裙襦的女供养人画像和侍女形象。
唐代的半臂多为华丽精美的织锦制作，由于半臂的普及，唐代丝织品出现了专门制作半臂的“半臂锦”。《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土贡物中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通典·食货志》中记载：“广陵都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从此记载中可知，唐代时已有专门制造半臂锦的地方。半臂锦不仅用于国内，还当礼品赠送给外国和边疆民族——蕃客。
由于半袖衣实用、方便，宋、辽、金、元、明时期，继续在中原汉族男女中流行，形制样式更多，又出现了新的名称。如宋代的貉袖、旋袄，即是半袖衣。其形制为对襟、直领，袖长及肘，衣身长至腰间，下摆部分略有长短：两侧较长，前后较短。初用于骑士，衣短为的是便于穿脱，袖短则便于驾驭。宋代曾三异《因话录》中记载：“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里；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曰貉袖。闻之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今之所谓貉袖者，袭于衣上，男女皆然。”
历代中原汉族的半袖衣多为短衫、短襦、短袄，而蒙古族的比肩是半袖开衩长袍，这是蒙古族在汉族半袖衣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其功能与宋代的貉袖相似。半袖是为了便于驾驭，开衩长袍为了保暖，并且骑在马上穿脱方便。从图像资料上看，蒙古族的比肩(搭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半袖至肘，一种是两袖很短，仅搭肩上。榆林窟第6窟明窗西壁南侧元代供养人图中的男侍从所穿的绿色比肩，半袖掩至肘间。榆林窟第3窟甬道北壁的元代蒙古族男供养人身穿墨绿色比肩，两袖仅搭肩上。
4.比甲。比甲是一种无袖、有裳、无衽、后倍长于前的衣服。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后所创。《元史，后妃传》记载：“后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倍长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日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元世祖后察必宏吉刺氏，创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日比甲。盖以便弓马也。流传至今，而北方妇女尤尚之，以为日常用服。”比甲即汉族的马甲。马甲原为骑士的一种甲衣。后流传民间成为一种无领、无袖之衣。民国人天笑在《六十年来妆服志》中说：“马甲，即去其两袖之谓之也。吴人称马甲。又日坎肩、背心。”而背心、坎肩源于裲裆。汉刘熙《释名·释衣服》云：“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清人王先谦疏正补：“今俗称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最早的裲档制作比较简单，通常做成两片，一片护胸，一片挡背，肩部以襻带相连，有的腰间系带。裲裆原为军事戎服，后来流传民间，将前后两片连裁，去其肩部的襻带，演变为背心的形式。刚开始时，妇女将背心穿在襦裙之内。魏晋以后逐渐穿在衣外。如晋干宝《搜神记》所言：“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裲档演变为背心外穿以后，又发生了许多变异。首先是背心装上了领子，有圆领、直领、交领等。其次是背心前面开襟，有对襟、大襟、斜襟、琵琶襟、一字襟等。再次是背心上有了各种花纹、图 案、缘饰。由于领子不同，开襟不同，花纹、图案、缘饰以及质地、裁剪方法的不同。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背心便有了许多名称：背心、坎肩、马甲、罩甲、绰子、背搭、搭背、汗搭、夹袂、统统、紧身等。至今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质地的背心仍然是各民族既可内穿又能外穿的衣服之一。
蒙古族的比甲是汉族背心、坎肩基础上的创新，其特点是“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仔细分析这种衣服，即是背心的变异。“裳”即围裙。“衽”即衣襟。“前有裳无衽”即是前面有围裙，不开衣襟。“后长倍于前”即是后面的裙裾比前面的长一倍。“亦无领袖”即是既无领子，也无袖子。“缀以两襻”即是腋下用两条带子或纽襻相系。这种衣服有“裳”，说明它比背心、坎肩的衣身长。但“后长倍于前”的比甲，在图像和出土实物中尚未见到。
5.龙凤图案。龙风纹样是中原汉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一种吉祥图案。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人世间不存在真龙，龙是集远古爬行动物恐龙和现存动物蛇、鱼、鳄等动物的形象而想象创作的。传说中的龙能巨能细，能腾能飞，能明能幽，能腾云驾雾，能兴风作雨，能降服妖魔，能消除灾难，是勇敢、英明、威武、尊贵的象征。因此，龙被历代君王所利用，自称“真龙天子”下凡，以取得国民的信奉。凤凰在人世间也不真实存在，它是原始社会中人们对吉祥神鸟图腾的崇拜，是集孔雀、锦鸡、鹦鹉等美丽飞禽的形象。逐渐完美演化而创作的。凤凰的形象完美，气质高贵，歌声美妙，舞姿优雅，历代封建王朝亦把凤凰寓意为皇室高贵的女性——皇后、王妃、公主。皇帝与皇后，公主与驸马的婚姻被称为“龙风相配”。凤凰在民间传说中又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美满、吉祥的瑞鸟。“龙凤呈祥”被视为人间最幸福、最美满的婚姻。而龙凤纹样图案在历代王室、皇亲、国戚、贵族、官员、命妇的衣冠服饰上使用最多。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统治者得政权后，在建立服饰制度时都吸收、借鉴了中原汉族服饰文化，在衣冠服饰上使用龙凤图案。以此证明他们亦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亦是炎黄之孙，是龙的传人，是“真龙天子”。如吐蕃、回鹘、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族等莫不如此。如敦煌壁画中的七身回鹘王、王子供养像，几乎都穿着有团龙图案的长袍。回鹘王妃、回鹘天公主几乎都戴金凤桃形冠。敦煌石窟西夏时期的窟顶藻井图案，几乎全是团龙、团风、二龙戏珠、龙凤相戏等图案。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完整精美的双翅凤形金冠、龙形琥珀珍珠头饰、鱼化龙金耳坠、双凤双鱼双龙戏珠琥珀璎珞、双龙双凤玉佩、云龙纹金带銙、对凤云纹金銙银蹀躞带、竹柄双凤罗地纨扇，双凤纹錾花鎏金银靴等。墓中所出土的衣冠服饰、佩件饰品上几乎都有龙凤图案。至于清代皇帝、亲王、官员的服装，无论是祭服、朝服或公服，几乎全身都绣满了各种龙纹图案。太后、皇后、贵妃、贵妇大都头戴各种凤冠或上插凤钗，服装上印绣各种龙凤图案。
古代的蒙古族亦是一个使用龙凤图案最多的民族之一。蒙古汗国时期，大汗的坐椅靠背扶手是黄金包的龙头形状，大汗的牙帐上有云龙图案。马鞍及佩饰上以黄金盘龙为饰，作为神圣、吉祥、尊贵的象征。此时的衣冠服饰上亦有了龙凤图案。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记述当时蒙古人的服饰是：“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苎、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从此记载中可知。蒙古汗国时期，蒙古族的服饰上已有龙、凤纹样。并且穿有龙凤纹饰的衣服“无贵贱等差”。入元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制订元朝服饰制度时，借鉴、模仿汉、唐、金、宋的服饰制度，规定了天子冕服，太子冠服，皇后、王妃礼服，百官朝服。命妇礼服上所使用龙凤图案的数量、位置、样式、限制。并且明文规定一般平民百姓“不许服龙凤纹”。《通制条格》卷9《服色》条中载：“大德元年(1299)三月十二日，中书省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奏呵，暗都刺丞相、道兴尚书连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碍事，教织者。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的，完泽根底说了，随处遍行文书禁约，休教织者。”相传大龙为五爪，小龙为四爪。大龙为历代皇室御用。从此记载中可知，元代只允许民间纺织四爪小龙纹样的丝织品，而不允许纺织五爪御用大龙纹样的丝织品。
从上述蒙古族窄袖右衽袍服、大袖长裾袍服、比肩、比甲以及龙凤图案等方面的论述，可知蒙古族服饰深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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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制定了完备的服饰制度。但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蒙古族传统服饰在形成的过程中亦受到了汉族服饰的影响。现举几例：
1.窄袖右衽袍服。袍服是蒙古族的传统服饰，蒙古族不分男女皆穿袍服。即便进入中原之后，袍服仍是蒙古族的主要服饰。大蒙古汗国时，南宋使者彭大雅对蒙古人袍服的形制、原料、服色、纹样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聍、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南宋徐霆对蒙古族袍服的形制作了进一步解释：“正如古深衣之制，本只是下领，一如我朝道服。领所以谓之方领，若四方上领，则亦是汉人为之，鞑主及中书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折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从记载中可知，蒙古族的袍服“正如古深衣之制”，如像南宋道人所穿的交领右衽长袍。是汉人之服。袍服，古代称谓“深衣”，是一种上衣下裳连属的服装。《礼记·深衣》中记载：其形制“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孔颖达正义：“所以此称深衣者，以余服者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渭之深衣。”‘咕今北方民族因地处寒冷，多穿袍服，长可达踝，短能护膝。冬季服皮、毛、棉袍；夏季服绸、麻、布袍。袍服的另一名叫“裘”，裘的形制与袍相同，其特点是裘用动物的皮制做，毛向外翻。《说文解字》云：“裘之制毛在外，故像毛。”古代帝王六冕中的祭服，其规格最高者是大裘。大裘是以黑羊羔皮做的，以示质朴。古代统治者、皇亲、贵族、官员们的裘衣多用珍贵的貂、鼠、狐、豹、虎皮制作，一般牧民百姓的裘衣多用狼、犬、羊皮制作。法国传教士鲁尔鲁乞也在他所写的《出使蒙古记》中对蒙古人的皮袍和裘有较详细的记载：“在冬季，他们总是至少做两件毛皮长袍。一件毛向里，另一件毛向外，以御风雪。后一种皮袍，通常是用狼皮、狐狸或猴皮做成的。当他们在帐幕里面时，他们穿另一种较为柔软的皮袍。穷人则用狗皮和山羊皮来做穿在外面的皮袍。”从此可知，13世纪初蒙古族已经普遍使用皮毛做皮袍和裘衣。
袍、裘是古代深衣的继承和发展。形制是将衣与裳连属为一体，下垂至踝，或上提至膝。衣领有两种，最常见的是交领，即衣领直连左右襟，衣襟在胸前相交，领子也随之相交。另一种是直领，即领子从颈后左右绕到胸前，平行地垂直下来。衣襟称谓“衽”，古代中原地区汉族的传统习惯是左襟压右襟，在右边系纽扣，称谓“右衽”，而北方的大多数民族则是右襟压左襟，在左边系纽扣，称谓“左衽”。古代的匈奴、东胡族以及匈奴、东胡的后裔发展而形成的鲜卑、吐谷浑、突厥、回鹘、室韦、契丹、女真等民族。其上衣和袍服皆为“左衽”，被称为“胡服”。因而右衽和左衽就成为区别汉服或胡服的主要标志之一。
蒙古族的先民是室韦人，据史籍记载室韦人同匈奴、东胡的后裔——鲜卑、吐谷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服饰皆为“被发左衽”。《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人“畜宜犬豕。豢养而瞰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子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可见7世纪前，蒙古族的先民室韦人的服饰是“被发左衽”。7-9世纪，室韦人从大兴安岭逐步迁往蒙古高原，由森林射猎民族转化为草原游牧民族，吸收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服饰文化，穿着以畜牧皮毛产品为主的袍服和裘衣。12世纪前，蒙古族的男女袍服可能还是以“左衽”为主。13世纪蒙古族从蒙古高原崛起，在继承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代深衣——袍服制的样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服饰——蒙古族“窄袖右衽袍服”，蒙古族具有特色的质孙服、编线袍皆为右衽，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对于蒙古族的右衽袍服。鲁尔鲁乞也在《出使蒙古记》中也有记载：“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与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总是在右边扣扣子。”。
入元以后，全面制定服饰制度时以法制规定：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但在蒙元时期的一些壁画、绘画艺术作品中。也发现个别蒙古人穿左衽袍服的。这可能是蒙古族先民左衽袍服在蒙元时期的遗存。总之。蒙古族的右衽袍服主要是在中原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2.大袖长裾袍服。大袖长裾袍服是蒙古族皇后、王妃、贵妇、官员命妇的一种礼服。这种礼服的特点是其袖宽大，袍裾很长，前裾垂地，后裾曳地数尺，行走时有侍女牵曳。南宋、元代文献对蒙古族贵妇的这种礼服多有记载。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朝妇人礼服，鞑靼日袍，汉人日团衫，南人日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惟处子则不得衣焉。”南宋人赵珙《蒙鞑备录》中记载：“又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元末熊梦祥对蒙古族贵妇的礼服记载更为详细：“袍多是用大红织金缠身云龙，袍间有珠翠云龙者，有浑然纳石失者，有金翠描绣者，有想其于春夏秋冬绣轻重单夹不等。其制极宽阔，袖口窄，以紫织金爪，袖口才五寸许，窄即大，其袖两腋摺下，有紫罗带拴于背，腰上有紫纵系，但行时有女提袍，此袍谓之礼服。”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其袍服特点是窄袖、紧身，利于骑马和劳作。蒙古族贵妇的大袖长裾袍服必然不是本民族的传统服饰，而是向汉族和其他民族妇女礼服学习而形成的。而这种大袖长裾袍服也是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演变、发展而来的。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烈女仁智图》和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出土的《烈女古贤图》中的女神、烈女、贤妇都穿大袖连衣长裙，其裙裾曳地数尺。飘然若飞。
大袖长裾袍服经汉魏两晋一直流行到南北朝，不仅是上层贵妇的礼仪之服，也是王公贵族的一种特殊服饰。敦煌壁画中亦有穿这种服饰的供养人画像。如莫高窟西魏第288窟东壁门南侧第1身男供养人头戴笼冠，足蹬笏头履，身穿大袖长裾袍服，其后裾长曳数尺，身后有一侍童双手提携，还有两个侍童打着华盖、团扇跟随(图版18)。这当是西魏时王公贵族的服饰，段文杰先生认为这是汉代曾一度流行的“狐尾单衣”。据《后汉 书·梁统列传附玄孙冀》中记载：梁冀在其妻孙寿的影响下，改革服饰之制，做“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唐代李贤注释：狐尾单衣是“后裾曳地，若狐尾也”。
敦煌莫高窟北周时期的供养人画像中也有这种服饰，不过受胡服的影响已有所变化，主要是大袖变为窄袖。如北周第442窟中的女供养人。身穿窄袖短衫，肩搭披巾，下着曳地长裙，身后有两个侍从，一个侍从双手牵着长裙，不使裙裾落地。
莫高窟隋代至宋代的大型经变画中有许多天女，其形象如同顾恺之《洛神赋图》和《烈女仁智图》中的神女、列女的形象，身穿大袖长裙，裙裾曳地数尺，只是没有侍女牵提裙裾。
元人和南宋人把蒙古族妇女的大袖长裾袍服记载为“大衣”、“大袖衣”、“团衫”。大衣是大袖衣的简称，大袖衣与团衫可能是形制相同一种服装，只是名称不同。团衫是金代女真族妇女的一种上衣。其制多用直领或交领，衣襟左掩，下长曳地。《金史·舆服志下》记载：“(女真)妇人服檐裙，多以黑紫……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或皂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两旁复为双辟积，前拂地，后曳地尺余。”团衫到明代时已成为贵族妇女的常服之袍，交领大袖，衣长至跗。上自皇后，下至命妇，燕居闲处均可着之。只是所绣纹样贵贱不同。《明史，舆服志二》记载：“皇后常服，洪武三年定，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着色团衫，金绣龙凤文，带用金玉。”从上述记载中可知，金代女真族和明代贵妇的团衫与蒙古族的大袖长裾袍服相类似，但不是同一种服装。蒙古族妇女的礼服后裾曳地数尺，女真族妇女和明代贵妇的团衫衣长至跗，后裾曳地只有尺余。
蒙古族贵妇穿大袖长裾礼服时，必戴罟罟冠。敦煌莫高窟第332窟甬道北壁西端下层所画的第1身蒙古族女供养人，头戴红色罟罟冠，身着红色右衽交领大袖长袍，袍裾非常宽大，身后有一个侍女双手将其袍服的后裾提起。这身蒙古族女供养人所穿的大袖长裾袍服与莫高窟西魏第288窟东壁门南侧第1身男供养人穿的大袖长裾袍服基本相同。可见大袖长裾袍服是魏晋南北朝已形成的一种汉族贵族之服。蒙古族贵妇的大袖长裾礼服是向中原汉族服饰学习而形成(图版19)。
3.比肩。比肩是蒙元时期蒙古族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衣服。比肩的形制是有里有面的右衽半袖长袍，其长略短于蒙古长袍，两侧开衩，往往套穿在长袍外面，腰间束带，佩挂小刀、火镰、火石、火绒、香袋等饰物。《元史·舆服志》中记载，“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其第十一等“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襻子答忽”。“襻子答忽”即是“搭护衣”，比肩即是搭护衣，只是名称叫法不同。南宋遗老郑思肖《绝句十首》中云：“騣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自注：搭护，元衣名)蒙古族的比肩——搭护衣，亦源于中国古代的短袖衣。秦汉时期，中原汉族男女的服装并非全穿长袖，有时为了劳作方便也穿短袖衣。因衣袖之长为长袖的一半。故称谓“半袖”。汉刘熙《释名·释衣服》：“半袖，其袂半，襦而施袖也。”“袂”即衣袖，半袖衣亦称半袖襦，多为妇女所服。汉代半袖的具体样式一般是大襟交领。衣长至胯，袖长至肘；袖口宽博，并加以缘饰。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女子穿半袖衣，男子已开始穿半袖衣。隋唐时期，半袖衣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服饰。不过隋唐时期已把半袖称谓“半臂”。宋高承《事物纪原》引《实录》注释：“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即(却)长袖也。唐高宗减其袖，谓之半臂。”《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半袖裙襦者，东宫女史常供奉之服也。”由此可知，半袖的进一步普及，始自隋唐宫中，先为内宫及女史供奉之服，后流传于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时尚常服。敦煌壁画和陕西永泰公主等唐墓壁画中有大量穿半袖裙襦的女供养人画像和侍女形象。
唐代的半臂多为华丽精美的织锦制作，由于半臂的普及，唐代丝织品出现了专门制作半臂的“半臂锦”。《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土贡物中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通典·食货志》中记载：“广陵都贡蕃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从此记载中可知，唐代时已有专门制造半臂锦的地方。半臂锦不仅用于国内，还当礼品赠送给外国和边疆民族——蕃客。
由于半袖衣实用、方便，宋、辽、金、元、明时期，继续在中原汉族男女中流行，形制样式更多，又出现了新的名称。如宋代的貉袖、旋袄，即是半袖衣。其形制为对襟、直领，袖长及肘，衣身长至腰间，下摆部分略有长短：两侧较长，前后较短。初用于骑士，衣短为的是便于穿脱，袖短则便于驾驭。宋代曾三异《因话录》中记载：“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里；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曰貉袖。闻之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今之所谓貉袖者，袭于衣上，男女皆然。”
历代中原汉族的半袖衣多为短衫、短襦、短袄，而蒙古族的比肩是半袖开衩长袍，这是蒙古族在汉族半袖衣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其功能与宋代的貉袖相似。半袖是为了便于驾驭，开衩长袍为了保暖，并且骑在马上穿脱方便。从图像资料上看，蒙古族的比肩(搭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半袖至肘，一种是两袖很短，仅搭肩上。榆林窟第6窟明窗西壁南侧元代供养人图中的男侍从所穿的绿色比肩，半袖掩至肘间。榆林窟第3窟甬道北壁的元代蒙古族男供养人身穿墨绿色比肩，两袖仅搭肩上。
4.比甲。比甲是一种无袖、有裳、无衽、后倍长于前的衣服。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后所创。《元史，后妃传》记载：“后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倍长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日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元世祖后察必宏吉刺氏，创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日比甲。盖以便弓马也。流传至今，而北方妇女尤尚之，以为日常用服。”比甲即汉族的马甲。马甲原为骑士的一种甲衣。后流传民间成为一种无领、无袖之衣。民国人天笑在《六十年来妆服志》中说：“马甲，即去其两袖之谓之也。吴人称马甲。又日坎肩、背心。”而背心、坎肩源于裲裆。汉刘熙《释名·释衣服》云：“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清人王先谦疏正补：“今俗称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最早的裲档制作比较简单，通常做成两片，一片护胸，一片挡背，肩部以襻带相连，有的腰间系带。裲裆原为军事戎服，后来流传民间，将前后两片连裁，去其肩部的襻带，演变为背心的形式。刚开始时，妇女将背心穿在襦裙之内。魏晋以后逐渐穿在衣外。如晋干宝《搜神记》所言：“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裲档演变为背心外穿以后，又发生了许多变异。首先是背心装上了领子，有圆领、直领、交领等。其次是背心前面开襟，有对襟、大襟、斜襟、琵琶襟、一字襟等。再次是背心上有了各种花纹、图 案、缘饰。由于领子不同，开襟不同，花纹、图案、缘饰以及质地、裁剪方法的不同。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背心便有了许多名称：背心、坎肩、马甲、罩甲、绰子、背搭、搭背、汗搭、夹袂、统统、紧身等。至今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质地的背心仍然是各民族既可内穿又能外穿的衣服之一。
蒙古族的比甲是汉族背心、坎肩基础上的创新，其特点是“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仔细分析这种衣服，即是背心的变异。“裳”即围裙。“衽”即衣襟。“前有裳无衽”即是前面有围裙，不开衣襟。“后长倍于前”即是后面的裙裾比前面的长一倍。“亦无领袖”即是既无领子，也无袖子。“缀以两襻”即是腋下用两条带子或纽襻相系。这种衣服有“裳”，说明它比背心、坎肩的衣身长。但“后长倍于前”的比甲，在图像和出土实物中尚未见到。
5.龙凤图案。龙风纹样是中原汉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一种吉祥图案。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人世间不存在真龙，龙是集远古爬行动物恐龙和现存动物蛇、鱼、鳄等动物的形象而想象创作的。传说中的龙能巨能细，能腾能飞，能明能幽，能腾云驾雾，能兴风作雨，能降服妖魔，能消除灾难，是勇敢、英明、威武、尊贵的象征。因此，龙被历代君王所利用，自称“真龙天子”下凡，以取得国民的信奉。凤凰在人世间也不真实存在，它是原始社会中人们对吉祥神鸟图腾的崇拜，是集孔雀、锦鸡、鹦鹉等美丽飞禽的形象。逐渐完美演化而创作的。凤凰的形象完美，气质高贵，歌声美妙，舞姿优雅，历代封建王朝亦把凤凰寓意为皇室高贵的女性——皇后、王妃、公主。皇帝与皇后，公主与驸马的婚姻被称为“龙风相配”。凤凰在民间传说中又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美满、吉祥的瑞鸟。“龙凤呈祥”被视为人间最幸福、最美满的婚姻。而龙凤纹样图案在历代王室、皇亲、国戚、贵族、官员、命妇的衣冠服饰上使用最多。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统治者得政权后，在建立服饰制度时都吸收、借鉴了中原汉族服饰文化，在衣冠服饰上使用龙凤图案。以此证明他们亦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亦是炎黄之孙，是龙的传人，是“真龙天子”。如吐蕃、回鹘、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族等莫不如此。如敦煌壁画中的七身回鹘王、王子供养像，几乎都穿着有团龙图案的长袍。回鹘王妃、回鹘天公主几乎都戴金凤桃形冠。敦煌石窟西夏时期的窟顶藻井图案，几乎全是团龙、团风、二龙戏珠、龙凤相戏等图案。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完整精美的双翅凤形金冠、龙形琥珀珍珠头饰、鱼化龙金耳坠、双凤双鱼双龙戏珠琥珀璎珞、双龙双凤玉佩、云龙纹金带銙、对凤云纹金銙银蹀躞带、竹柄双凤罗地纨扇，双凤纹錾花鎏金银靴等。墓中所出土的衣冠服饰、佩件饰品上几乎都有龙凤图案。至于清代皇帝、亲王、官员的服装，无论是祭服、朝服或公服，几乎全身都绣满了各种龙纹图案。太后、皇后、贵妃、贵妇大都头戴各种凤冠或上插凤钗，服装上印绣各种龙凤图案。
古代的蒙古族亦是一个使用龙凤图案最多的民族之一。蒙古汗国时期，大汗的坐椅靠背扶手是黄金包的龙头形状，大汗的牙帐上有云龙图案。马鞍及佩饰上以黄金盘龙为饰，作为神圣、吉祥、尊贵的象征。此时的衣冠服饰上亦有了龙凤图案。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记述当时蒙古人的服饰是：“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苎、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从此记载中可知。蒙古汗国时期，蒙古族的服饰上已有龙、凤纹样。并且穿有龙凤纹饰的衣服“无贵贱等差”。入元以后，元世祖忽必烈“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制订元朝服饰制度时，借鉴、模仿汉、唐、金、宋的服饰制度，规定了天子冕服，太子冠服，皇后、王妃礼服，百官朝服。命妇礼服上所使用龙凤图案的数量、位置、样式、限制。并且明文规定一般平民百姓“不许服龙凤纹”。《通制条格》卷9《服色》条中载：“大德元年(1299)三月十二日，中书省奏：街市卖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则少一个爪儿，四个爪儿的织着卖有，奏呵，暗都刺丞相、道兴尚书连个钦奉圣旨：胸背龙儿的段子织呵，不碍事，教织者。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的，完泽根底说了，随处遍行文书禁约，休教织者。”相传大龙为五爪，小龙为四爪。大龙为历代皇室御用。从此记载中可知，元代只允许民间纺织四爪小龙纹样的丝织品，而不允许纺织五爪御用大龙纹样的丝织品。
从上述蒙古族窄袖右衽袍服、大袖长裾袍服、比肩、比甲以及龙凤图案等方面的论述，可知蒙古族服饰深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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