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编的《传艺》杂志你收到了吗？”
　　“收到啦，在看呢。原来那么多传统艺术保留在咱们宝岛台湾啊！”
　　“沛琳，在干嘛呢？来我家泡茶？”
　　“我在参加宝马车组织的中国文化之旅哈，去不了啦。”
　　……
　　“Hi，我博士考上啦，开心，导师是闽南文化专家陈支平教授。”
　　“哇，沛琳，太厉害了，以后你就可以长呆在厦门了。”
　　……
　　“博士论文答辩过啦，没有延毕，而且又接到了漳州师范大学的副教授的offer！”
　　“太崇拜了，有机会我要去蹭课，听听我们施大记者的闽南文化课程。”
　　……
　　认识沛琳，一晃好几年，每次见面，都能感觉到她的变化，工作上的，学业研究上的，还有生活上的。比如妆容打扮，这次走清新文艺风，下次就会职业大咖族，再下次就有可能是让人目眩的街头朋克装。她是毛爷爷倡导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典范，也是时尚女魔头认可的“每日一妆、自我风采”的潮人。总之，就是正能量超级澎湃的存在。
　　好了，铺垫完成，现在我来揭底，以上所讲的“沛琳”，是一位四年级生（宝岛说法，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当然我是征得她本人同意才说出年龄的）！啊喂，把下巴都合上啦！
　　施沛琳，曾任台湾地区《联合报》记者达20多年，期间获奖无数，采访、出版遍及文化、艺术产业多个领域。2005年光荣退休后，开启自由职业生涯，主编台湾地区唯一一本关注传统艺术文化的杂志，到学校兼职讲授新闻编辑出版方面的课程，往来大陆沟通两岸出版界，又发力努力奋力考取厦门大学关于闽南文化的博士，期间还在“凤凰网”开设博客，撰写往来两岸的所见所得所感，现在又变身高校教授，继续在大文化大出版领域开疆拓土。四年级生的新人生，刚刚起航。
　　这是我认识了解的台湾地区出版人的其中一位，其他还有比如广受出版界尊敬的，尔雅出版社的创办人隐地先生，致力于出版台湾文学，七十多岁，仍天天上班，看稿、改稿、出版，自称“春天窗前的七十岁少年”。事实上，在台湾地区，特别是出版界，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仍是努力工作，不断挑战自我，创造社会潮流，不停步向前冲的年龄，是社会关系充沛、成绩斐然，得大自在的年龄。为了他们的工作，为了保持出版社、杂志社的纯粹和精神，为了社会的文化使命、人生意义，他们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退休”这个字眼，只是自称“熟龄人士”。
　　反观大陆地区，“退休年龄”是一道物理上的天堑，也更似乎是心理上的休止符。常在出版界采编的记者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次采访甲出版社还是赵社长作答，下次采访已换为钱社长，哦，原来赵社长已退休。然后就再也找不到关于赵社长的一星半点，私下联系，原来对方六十花甲后已开始“两耳不闻窗外事，洗衣做饭抱孙子”了。
　　这是制度使然，但其实也是道路自我选择。这种选择，于己，或不得已而认命，或早已自行缴械，不得评判。但是对于社会，对于文化发展，却是集体意志丧失，是巨大损失。这就好比在出版的跑道上跑步，如果不设限，有的人可以跑到50米，有的人可以跑到80米，但如果在60米的地方拉了条终点横线，所有人不管前面是慢悠悠，还是冲刺跑；只要胸脯一碰到横条，就自动减速停止。那所有熟龄出版人加起来，我们总共少跑了多少米啊？
　　出版，不同于生产性行业，它是脑力激荡的产业，它的繁荣发展，完全靠脑。出版人的身体年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年龄。我们总说要两岸出版大交流，但目前还停留在版权贸易多少本，两岸交流考察多少次，两岸图书展会多少场等数字上，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两岸出版人的深层交流。而出版人的深层交流，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本文所讲的熟龄人士的交流。当宝岛的熟男熟女们，自称“我们男生，我们女生”，左手批稿，右手上传App电子刊，脑袋里想着晚上的音乐会，电脑屏幕上闪烁着下周的未做事项；我们的准退休人士，却从容收拾下班，开始演练退休后生活。这就是差距，而这差距，需要密切交流、自我反省、勇于突破，才能逐渐消除。这也是浪费，是出版界脑力的集体性浪费，需要一系列制度改革，才有可能慢慢减少。我们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在拐角的咖啡馆里，两岸的两位四年级生，为了某个出版问题，争论得口沫横飞的场景。那是两岸出版交流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