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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是省级和省会城市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自1979年以来,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为数不少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地方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应当看到,地方立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但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地方立法中立､改､废不协调
一是新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后,未明确将已被替代的旧法在立新法时明令废止,导致新旧法规同时并存｡如某省2004年制定了安全生产条例,但在此之前制定的劳动保护条例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却没有同时废止,使三部同样规范生产安全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存在｡由于行政职能的转变而不能同时施行,影响了法规的严肃性｡二是修改(修订､修正)不及时｡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却没有及时的修改,国家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颁布实施后,原先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未及时修改,一些地方或部门依据这些条款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依然在发挥作用｡一些失效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没有予以废止,使得一些部门以此作为继续执行过时规定的借口｡如某省制定的规范集贸市场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凡在集贸市场出售商品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缴纳市场管理费｡新汽车验证收费率为成交额的千分之三｡”后来,政府在清理收费项目时,取消了这项收费,但地方法规却没有及时修改,有的部门就以此作为收费的依据继续收费｡三是当立不立､当废不废｡某省1986年制定了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2003年又制定了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但原条例也没有废止｡由于制定原条例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收费规范的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尽管原条例已失去意义,但新的规范收费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却迟迟出不了台｡
二､地方性法规配套工作滞后和滥用法规授权
地方性法规由于符合地方的实际,相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也有一些地方性法规,特别是创制性法规,有些方面规定的还比较原则,需要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根据法规的授权,制定更加详细的规定,以保证地方法规的顺利实施｡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是地方性法规配套工作滞后｡有些地方性法规规定具体办法另行制定｡然而,有的地方性法规实施已经几年甚至十几年了,有的直至已废止,配套的规定和办法也没有出台,影响了地方法规的贯彻实施｡如某省1990年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该规则第十八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可时至今日,该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旁听办法也没有出台｡
二是配套性规定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精神不一致｡有的地方性法规授权各级政府根据法规的立法精神制定相应的配套规定,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在制定配套规定时,严重违背地方法规的立法精神,滥用地方法规的授权,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如某省1992年制定的城镇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规定:“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委托拆迁安置”,还规定了拆迁补偿形式,即:“拆迁人对被拆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的补偿可以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产权调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条例颁布后,各县､市政府纷纷制定具体办法｡有的县市规定了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可以接受房屋开发公司的委托,实施拆迁安置,还有的县市只规定了作价补偿一种补偿方式,致使被拆迁户上访､诉讼不断,造成被拆迁户对政府工作的不满｡
吴邦国委员长在谈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时强调,一定要处理好“定”与“动”的关系｡法规的特点是“定”,而改革发展的过程是“动”｡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立法的关系,避免立法工作落后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立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和废止,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这也是保持地方立法的权威性､适应性和生命力所必需的｡地方性法规只有通过不断的修改､完善,才能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为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立法的不断完善,过去制定的有些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出现了与新出台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甚至抵触的情况｡因此,地方法规的修改和废止工作,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必须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后立法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做｡
地方性法规中授权各级政府制定的配套规定,是地方性法规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及时､准确地予以制定｡地方各级立法机关,应当对授权制定的各项规定限定出台时间,授权省､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各项配套规定,一般以地方性法规正式公布后三个月内出台为宜;授权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的配套规定,一般以地方性法规正式公布后六个月内出台为宜｡
为了保证配套的各项规定与地方性法规的精神相一致,各级政府应当在配套性规定出台后30日内,向授权的立法机关备案｡
一､地方立法中立､改､废不协调
一是新的地方性法规出台后,未明确将已被替代的旧法在立新法时明令废止,导致新旧法规同时并存｡如某省2004年制定了安全生产条例,但在此之前制定的劳动保护条例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办法却没有同时废止,使三部同样规范生产安全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存在｡由于行政职能的转变而不能同时施行,影响了法规的严肃性｡二是修改(修订､修正)不及时｡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却没有及时的修改,国家一些重要的基本法律颁布实施后,原先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未及时修改,一些地方或部门依据这些条款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依然在发挥作用｡一些失效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没有予以废止,使得一些部门以此作为继续执行过时规定的借口｡如某省制定的规范集贸市场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凡在集贸市场出售商品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缴纳市场管理费｡新汽车验证收费率为成交额的千分之三｡”后来,政府在清理收费项目时,取消了这项收费,但地方法规却没有及时修改,有的部门就以此作为收费的依据继续收费｡三是当立不立､当废不废｡某省1986年制定了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2003年又制定了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但原条例也没有废止｡由于制定原条例时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当时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收费规范的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尽管原条例已失去意义,但新的规范收费行为的地方性法规却迟迟出不了台｡
二､地方性法规配套工作滞后和滥用法规授权
地方性法规由于符合地方的实际,相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也有一些地方性法规,特别是创制性法规,有些方面规定的还比较原则,需要各级政府或相关部门根据法规的授权,制定更加详细的规定,以保证地方法规的顺利实施｡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是地方性法规配套工作滞后｡有些地方性法规规定具体办法另行制定｡然而,有的地方性法规实施已经几年甚至十几年了,有的直至已废止,配套的规定和办法也没有出台,影响了地方法规的贯彻实施｡如某省1990年制定了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该规则第十八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另行规定｡”可时至今日,该省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旁听办法也没有出台｡
二是配套性规定与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精神不一致｡有的地方性法规授权各级政府根据法规的立法精神制定相应的配套规定,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在制定配套规定时,严重违背地方法规的立法精神,滥用地方法规的授权,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如某省1992年制定的城镇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规定:“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委托拆迁安置”,还规定了拆迁补偿形式,即:“拆迁人对被拆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的补偿可以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产权调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条例颁布后,各县､市政府纷纷制定具体办法｡有的县市规定了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可以接受房屋开发公司的委托,实施拆迁安置,还有的县市只规定了作价补偿一种补偿方式,致使被拆迁户上访､诉讼不断,造成被拆迁户对政府工作的不满｡
吴邦国委员长在谈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时强调,一定要处理好“定”与“动”的关系｡法规的特点是“定”,而改革发展的过程是“动”｡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立法的关系,避免立法工作落后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立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时修改和废止,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这也是保持地方立法的权威性､适应性和生命力所必需的｡地方性法规只有通过不断的修改､完善,才能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为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立法的不断完善,过去制定的有些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出现了与新出台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甚至抵触的情况｡因此,地方法规的修改和废止工作,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必须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后立法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做｡
地方性法规中授权各级政府制定的配套规定,是地方性法规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及时､准确地予以制定｡地方各级立法机关,应当对授权制定的各项规定限定出台时间,授权省､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各项配套规定,一般以地方性法规正式公布后三个月内出台为宜;授权县级人民政府制定的配套规定,一般以地方性法规正式公布后六个月内出台为宜｡
为了保证配套的各项规定与地方性法规的精神相一致,各级政府应当在配套性规定出台后30日内,向授权的立法机关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