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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和改革，一般都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让人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是一个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代价的过程。任何的变法都是有利有弊的，在我们说变法让百姓丰衣足食时，它又的的确确给百姓带来痛苦；在变法给百姓带来痛苦时，它又实实在在使国家兴盛。在古代历史长河中，每个朝代都存在一些变法和改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运动在各国之间此起彼伏。而商鞅变法是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既然是变法，就会对原来的政策做一些调整。
变法和改革，一般都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但是变法改革又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有得必有失，付出在有收获的同时也会有所牺牲，让人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是一个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代价的过程。虽然商鞅的变法中有很多相对残忍并不近人情的条款，但对秦朝的发展和最后的统一六国，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孝公求贤才，商鞅献计
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这时的他感到秦国备受邻国的欺压，日子很不好过，所以秦孝公决定发奋图强，势要一改秦国落后的现状。
为此，秦孝公发出一道命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出自《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能让秦国国富民强起来，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来人，都封他做大官，并赏他土地。此令一出，便吸引了在魏国不被重视的商鞅。
商鞅，本姓公孙，名鞅。他原在魏国大臣公叔痤手下作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曾经向魏惠王引荐，但魏惠王并没有当回事。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商鞅得知秦国在招贤纳士，于是他由魏入秦，通过秦国大臣景监求见秦孝公。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并没有立即得到赏识，直到第四次见到秦孝公，才让秦孝公感到“可与语矣”。
在商鞅提出变法的同时，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器物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易。所以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做，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遵循大家习惯的礼俗，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听闻大臣们有此等意思，商鞅便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是历代的教法都不相同，要去效仿哪一个古法？历代帝王的礼制都有差别，又要去遵循哪一代的礼制？所以，商鞅的理论就是，“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也就是说，一切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
经过一番辩论，秦孝公决心变法，他说：“穷巷多恡，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寡人不之疑矣。”意思是说，处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缺少见识。我对变法的事不再有怀疑了。
但突如其来的变法难以让百姓信服，所以商鞅出了一个计策。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名不欺。卒下令。”意思是说，商鞅虽然拟定了变法，但一直未公布，主要担心百姓不相信他。所以他便在市集南门处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棍，并告示大家，谁能将这个木棍搬到市集北门，就会赏金十两。虽然如此，一直没有人去搬这个木棍。直到商鞅将赏金从十两提高到五十两，便有人壮胆将木棍搬到市集北门，事后，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两赏金。
经过此事之后，商鞅证实了朝廷颁布的法令一定会兑现。在得到百姓的信任后，秦孝公便让商鞅颁布了《垦草令》，为变法拉开了序幕。
为使秦国富民强，商鞅变法
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中颁布实行《法经》，增加了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指的是农民村落中的基层组织，如果一家犯罪，其余的四家也会被罚，甚至会加重刑罚。目的是加强对农村政权的控制，让大家安分守法。
“连坐法”不仅用于百姓之间，也同样用于军队中。在战争中，五人为一伍，如果一人逃亡，其他人将受到处罚。
商鞅是注重农业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自然离不开重农抑商。《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载：“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当时的状况来说，农业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商鞅采取一切办法抑制商业活动，不允许私自贩卖粮食、加重商品的销售税、废除奴仆服役等，渐渐地使商人转为农民。
商鞅的变法不仅重农抑商，更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主要是禁止民众私斗和鼓励民众立军功，并按军功的大小给赏赐。斩一首级，便授爵一级，斩两首级，便授爵两级，拥有爵位之后，还可以享有田地和宅地等待遇。
军功除了可以授爵分田外，还可以抵偿罪责。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敌人两个首级，家中坐牢的亲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做奴隶的家人就可以变为平民。除此之外，军功也是可以传承的，父亲战死杀场，他的功劳则传给儿子。
另外，在《史记》记载《垦草令》时写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换句话说，就算是贵族，也不能靠出身，要靠立军功才能属籍，确定爵邑。身份的尊卑，田宅的多少，甚至是属下臣妾的服装，都根据个人所立的军功大小而定。
众所周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之一，他为了使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便打击儒家的守旧思想，同时下令禁止和打击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
商鞅变法主要是发展了农业的生产，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加强了对百姓的统治。当然，变法的同时也不乏旧贵族的反抗。《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当时太子违犯了法令，商鞅惩治了太子的师傅，以儆效尤，也表示不论什么人触犯了法令，都要处分，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从此，也便无人敢公开反对商鞅的变法了。
变法见成效，商鞅二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后，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同时命令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可以说是第一次变法的后续，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秦国进行改革。
这一次的变法商鞅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了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并允许自由买卖。
在商鞅第一次变法的时候，提倡按照军功封爵赏田，这个时期的田地还是归朝廷所有，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了井田制度，把贵族手里闲置无用的田地全部收回，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使得人民在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将田地收归国有，收归后的土地再按军功赏赐分配，最终又转为私有。
当时的秦国土地空旷，百姓耕地更受阡陌封疆的限制，变法之后，只要百姓有劳动力，便可开垦荒地，进一步发展了秦国的农业生产。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实行了县制的推行，其实郡县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先例，这次商鞅在秦国推崇县制，也是为了把全国的军事政治大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
变法还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百姓要向当地县衙门登记，并且规定一户只能有一个男丁，男子成年后要分家另立户口，并需要缴纳户税。如果逃避户税，则遭受惩罚。如果男子成年后仍然没有分家登记户口，则要加倍缴纳户税。
当时的社会，各国之间甚至同国内的度衡量和货币差异都很大，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废去了春秋以来的“公量”“私量”，统一了斗桶、权衡、杖尺，颁发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在他统一度量衡器之后，不仅使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得到便利，更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秦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基本都是少数部族，因此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非常多，很难管制，所以此次变法，商鞅决定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以便加强统治管理。
秦国经历了商鞅的两次变法，从最初的任人宰割的小国，逐渐变得强大。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和魏国的战役中，秦国取得胜利。在魏惠王认输的时候悔恨当初没有听信公叔痤的建议重用商鞅。
双面性定律，变法有利有弊
商鞅的二次变法对秦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在秦孝公逝世后结束，但在此后的百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在发展，最终统一了六国。
然而事物都具有双面性，这是恒久不变的。商鞅的变法也如此。在他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大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力量，把秦国从奴隶制社会解放出来的同时，也让旧贵族的利益受损，更让秦国的百姓恨之入骨，以至于在他的“靠山”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也不得善终。
在变法中，“连坐法”就有很大的争议，这被百姓认为很不具人情味。它让百姓之间相互监视、相互揭发，哪怕是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相互包庇。
另外，商鞅推崇重农抑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了社会的经济，这对封建社会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重农抑商也导致了很多地主官僚收买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百姓的土地流失，进而影响了农业的生产，更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商鞅颁布了按军功授爵制度后，很多百姓在这种激励下，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使秦国在战争中能够无坚不摧。但在利益的面前，也有很多人为了立功而多杀人，为了增加首级的数量，甚至杀害良民去充数，导致了一场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任何的变法都是有利有弊，从商鞅的个人角度来说是一个悲剧，然而在商鞅变法中采取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仍延续到秦国统一六国。在我们说变法让百姓丰衣足食时，它的的确确给百姓带来痛苦；在变法给百姓带来痛苦时，它又实实在在使国家兴盛。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也认为，秦的统一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变法才取得的成果。
编辑：刘书
变法和改革，一般都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但是变法改革又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有得必有失，付出在有收获的同时也会有所牺牲，让人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是一个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代价的过程。虽然商鞅的变法中有很多相对残忍并不近人情的条款，但对秦朝的发展和最后的统一六国，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孝公求贤才，商鞅献计
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这时的他感到秦国备受邻国的欺压，日子很不好过，所以秦孝公决定发奋图强，势要一改秦国落后的现状。
为此，秦孝公发出一道命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出自《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能让秦国国富民强起来，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来人，都封他做大官，并赏他土地。此令一出，便吸引了在魏国不被重视的商鞅。
商鞅，本姓公孙，名鞅。他原在魏国大臣公叔痤手下作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曾经向魏惠王引荐，但魏惠王并没有当回事。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商鞅得知秦国在招贤纳士，于是他由魏入秦，通过秦国大臣景监求见秦孝公。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并没有立即得到赏识，直到第四次见到秦孝公，才让秦孝公感到“可与语矣”。
在商鞅提出变法的同时，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器物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易。所以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做，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遵循大家习惯的礼俗，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听闻大臣们有此等意思，商鞅便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是历代的教法都不相同，要去效仿哪一个古法？历代帝王的礼制都有差别，又要去遵循哪一代的礼制？所以，商鞅的理论就是，“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也就是说，一切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
经过一番辩论，秦孝公决心变法，他说：“穷巷多恡，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寡人不之疑矣。”意思是说，处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缺少见识。我对变法的事不再有怀疑了。
但突如其来的变法难以让百姓信服，所以商鞅出了一个计策。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名不欺。卒下令。”意思是说，商鞅虽然拟定了变法，但一直未公布，主要担心百姓不相信他。所以他便在市集南门处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棍，并告示大家，谁能将这个木棍搬到市集北门，就会赏金十两。虽然如此，一直没有人去搬这个木棍。直到商鞅将赏金从十两提高到五十两，便有人壮胆将木棍搬到市集北门，事后，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两赏金。
经过此事之后，商鞅证实了朝廷颁布的法令一定会兑现。在得到百姓的信任后，秦孝公便让商鞅颁布了《垦草令》，为变法拉开了序幕。
为使秦国富民强，商鞅变法
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中颁布实行《法经》，增加了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指的是农民村落中的基层组织，如果一家犯罪，其余的四家也会被罚，甚至会加重刑罚。目的是加强对农村政权的控制，让大家安分守法。
“连坐法”不仅用于百姓之间，也同样用于军队中。在战争中，五人为一伍，如果一人逃亡，其他人将受到处罚。
商鞅是注重农业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自然离不开重农抑商。《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载：“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当时的状况来说，农业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商鞅采取一切办法抑制商业活动，不允许私自贩卖粮食、加重商品的销售税、废除奴仆服役等，渐渐地使商人转为农民。
商鞅的变法不仅重农抑商，更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主要是禁止民众私斗和鼓励民众立军功，并按军功的大小给赏赐。斩一首级，便授爵一级，斩两首级，便授爵两级，拥有爵位之后，还可以享有田地和宅地等待遇。
军功除了可以授爵分田外，还可以抵偿罪责。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敌人两个首级，家中坐牢的亲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做奴隶的家人就可以变为平民。除此之外，军功也是可以传承的，父亲战死杀场，他的功劳则传给儿子。
另外，在《史记》记载《垦草令》时写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换句话说，就算是贵族，也不能靠出身，要靠立军功才能属籍，确定爵邑。身份的尊卑，田宅的多少，甚至是属下臣妾的服装，都根据个人所立的军功大小而定。
众所周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之一，他为了使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便打击儒家的守旧思想，同时下令禁止和打击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
商鞅变法主要是发展了农业的生产，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加强了对百姓的统治。当然，变法的同时也不乏旧贵族的反抗。《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当时太子违犯了法令，商鞅惩治了太子的师傅，以儆效尤，也表示不论什么人触犯了法令，都要处分，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从此，也便无人敢公开反对商鞅的变法了。
变法见成效，商鞅二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后，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同时命令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可以说是第一次变法的后续，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秦国进行改革。
这一次的变法商鞅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了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并允许自由买卖。
在商鞅第一次变法的时候，提倡按照军功封爵赏田，这个时期的田地还是归朝廷所有，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了井田制度，把贵族手里闲置无用的田地全部收回，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使得人民在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将田地收归国有，收归后的土地再按军功赏赐分配，最终又转为私有。
当时的秦国土地空旷，百姓耕地更受阡陌封疆的限制，变法之后，只要百姓有劳动力，便可开垦荒地，进一步发展了秦国的农业生产。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实行了县制的推行，其实郡县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先例，这次商鞅在秦国推崇县制，也是为了把全国的军事政治大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
变法还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百姓要向当地县衙门登记，并且规定一户只能有一个男丁，男子成年后要分家另立户口，并需要缴纳户税。如果逃避户税，则遭受惩罚。如果男子成年后仍然没有分家登记户口，则要加倍缴纳户税。
当时的社会，各国之间甚至同国内的度衡量和货币差异都很大，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废去了春秋以来的“公量”“私量”，统一了斗桶、权衡、杖尺，颁发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在他统一度量衡器之后，不仅使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得到便利，更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秦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基本都是少数部族，因此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非常多，很难管制，所以此次变法，商鞅决定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以便加强统治管理。
秦国经历了商鞅的两次变法，从最初的任人宰割的小国，逐渐变得强大。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和魏国的战役中，秦国取得胜利。在魏惠王认输的时候悔恨当初没有听信公叔痤的建议重用商鞅。
双面性定律，变法有利有弊
商鞅的二次变法对秦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在秦孝公逝世后结束，但在此后的百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在发展，最终统一了六国。
然而事物都具有双面性，这是恒久不变的。商鞅的变法也如此。在他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大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力量，把秦国从奴隶制社会解放出来的同时，也让旧贵族的利益受损，更让秦国的百姓恨之入骨，以至于在他的“靠山”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也不得善终。
在变法中，“连坐法”就有很大的争议，这被百姓认为很不具人情味。它让百姓之间相互监视、相互揭发，哪怕是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相互包庇。
另外，商鞅推崇重农抑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了社会的经济，这对封建社会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重农抑商也导致了很多地主官僚收买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百姓的土地流失，进而影响了农业的生产，更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商鞅颁布了按军功授爵制度后，很多百姓在这种激励下，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使秦国在战争中能够无坚不摧。但在利益的面前，也有很多人为了立功而多杀人，为了增加首级的数量，甚至杀害良民去充数，导致了一场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任何的变法都是有利有弊，从商鞅的个人角度来说是一个悲剧，然而在商鞅变法中采取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仍延续到秦国统一六国。在我们说变法让百姓丰衣足食时，它的的确确给百姓带来痛苦；在变法给百姓带来痛苦时，它又实实在在使国家兴盛。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也认为，秦的统一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变法才取得的成果。
编辑：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