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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和改革,一般都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让人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是一个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代价的过程。任何的变法都是有利有弊的,在我们说变法让百姓丰衣足食时,它又的的确确给百姓带来痛苦;在变法给百姓带来痛苦时,它又实实在在使国家兴盛。在古代历史长河中,每个朝代都存在一些变法和改革。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运动在各国之间此起彼伏。而商鞅变法是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既然是变法,就会对原来的政策做一些调整。
变法和改革,一般都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但是变法改革又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有得必有失,付出在有收获的同时也会有所牺牲,让人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是一个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代价的过程。虽然商鞅的变法中有很多相对残忍并不近人情的条款,但对秦朝的发展和最后的统一六国,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孝公求贤才,商鞅献计
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这时的他感到秦国备受邻国的欺压,日子很不好过,所以秦孝公决定发奋图强,势要一改秦国落后的现状。
为此,秦孝公发出一道命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出自《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能让秦国国富民强起来,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来人,都封他做大官,并赏他土地。此令一出,便吸引了在魏国不被重视的商鞅。
商鞅,本姓公孙,名鞅。他原在魏国大臣公叔痤手下作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曾经向魏惠王引荐,但魏惠王并没有当回事。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商鞅得知秦国在招贤纳士,于是他由魏入秦,通过秦国大臣景监求见秦孝公。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并没有立即得到赏识,直到第四次见到秦孝公,才让秦孝公感到“可与语矣”。
在商鞅提出变法的同时,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器物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易。所以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做,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遵循大家习惯的礼俗,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听闻大臣们有此等意思,商鞅便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是历代的教法都不相同,要去效仿哪一个古法?历代帝王的礼制都有差别,又要去遵循哪一代的礼制?所以,商鞅的理论就是,“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也就是说,一切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
经过一番辩论,秦孝公决心变法,他说:“穷巷多恡,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寡人不之疑矣。”意思是说,处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缺少见识。我对变法的事不再有怀疑了。
但突如其来的变法难以让百姓信服,所以商鞅出了一个计策。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名不欺。卒下令。”意思是说,商鞅虽然拟定了变法,但一直未公布,主要担心百姓不相信他。所以他便在市集南门处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棍,并告示大家,谁能将这个木棍搬到市集北门,就会赏金十两。虽然如此,一直没有人去搬这个木棍。直到商鞅将赏金从十两提高到五十两,便有人壮胆将木棍搬到市集北门,事后,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两赏金。
经过此事之后,商鞅证实了朝廷颁布的法令一定会兑现。在得到百姓的信任后,秦孝公便让商鞅颁布了《垦草令》,为变法拉开了序幕。
为使秦国富民强,商鞅变法
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中颁布实行《法经》,增加了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指的是农民村落中的基层组织,如果一家犯罪,其余的四家也会被罚,甚至会加重刑罚。目的是加强对农村政权的控制,让大家安分守法。
“连坐法”不仅用于百姓之间,也同样用于军队中。在战争中,五人为一伍,如果一人逃亡,其他人将受到处罚。
商鞅是注重农业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自然离不开重农抑商。《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载:“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当时的状况来说,农业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商鞅采取一切办法抑制商业活动,不允许私自贩卖粮食、加重商品的销售税、废除奴仆服役等,渐渐地使商人转为农民。
商鞅的变法不仅重农抑商,更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主要是禁止民众私斗和鼓励民众立军功,并按军功的大小给赏赐。斩一首级,便授爵一级,斩两首级,便授爵两级,拥有爵位之后,还可以享有田地和宅地等待遇。
军功除了可以授爵分田外,还可以抵偿罪责。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敌人两个首级,家中坐牢的亲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做奴隶的家人就可以变为平民。除此之外,军功也是可以传承的,父亲战死杀场,他的功劳则传给儿子。
另外,在《史记》记载《垦草令》时写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换句话说,就算是贵族,也不能靠出身,要靠立军功才能属籍,确定爵邑。身份的尊卑,田宅的多少,甚至是属下臣妾的服装,都根据个人所立的军功大小而定。
众所周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之一,他为了使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便打击儒家的守旧思想,同时下令禁止和打击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
商鞅变法主要是发展了农业的生产,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加强了对百姓的统治。当然,变法的同时也不乏旧贵族的反抗。《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当时太子违犯了法令,商鞅惩治了太子的师傅,以儆效尤,也表示不论什么人触犯了法令,都要处分,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从此,也便无人敢公开反对商鞅的变法了。
变法见成效,商鞅二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后,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同时命令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可以说是第一次变法的后续,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秦国进行改革。
这一次的变法商鞅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了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并允许自由买卖。
在商鞅第一次变法的时候,提倡按照军功封爵赏田,这个时期的田地还是归朝廷所有,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了井田制度,把贵族手里闲置无用的田地全部收回,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使得人民在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将田地收归国有,收归后的土地再按军功赏赐分配,最终又转为私有。
当时的秦国土地空旷,百姓耕地更受阡陌封疆的限制,变法之后,只要百姓有劳动力,便可开垦荒地,进一步发展了秦国的农业生产。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实行了县制的推行,其实郡县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先例,这次商鞅在秦国推崇县制,也是为了把全国的军事政治大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
变法还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百姓要向当地县衙门登记,并且规定一户只能有一个男丁,男子成年后要分家另立户口,并需要缴纳户税。如果逃避户税,则遭受惩罚。如果男子成年后仍然没有分家登记户口,则要加倍缴纳户税。
当时的社会,各国之间甚至同国内的度衡量和货币差异都很大,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废去了春秋以来的“公量”“私量”,统一了斗桶、权衡、杖尺,颁发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在他统一度量衡器之后,不仅使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得到便利,更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秦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基本都是少数部族,因此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非常多,很难管制,所以此次变法,商鞅决定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以便加强统治管理。
秦国经历了商鞅的两次变法,从最初的任人宰割的小国,逐渐变得强大。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和魏国的战役中,秦国取得胜利。在魏惠王认输的时候悔恨当初没有听信公叔痤的建议重用商鞅。
双面性定律,变法有利有弊
商鞅的二次变法对秦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在秦孝公逝世后结束,但在此后的百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在发展,最终统一了六国。
然而事物都具有双面性,这是恒久不变的。商鞅的变法也如此。在他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大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力量,把秦国从奴隶制社会解放出来的同时,也让旧贵族的利益受损,更让秦国的百姓恨之入骨,以至于在他的“靠山”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也不得善终。
在变法中,“连坐法”就有很大的争议,这被百姓认为很不具人情味。它让百姓之间相互监视、相互揭发,哪怕是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相互包庇。
另外,商鞅推崇重农抑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了社会的经济,这对封建社会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重农抑商也导致了很多地主官僚收买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百姓的土地流失,进而影响了农业的生产,更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商鞅颁布了按军功授爵制度后,很多百姓在这种激励下,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使秦国在战争中能够无坚不摧。但在利益的面前,也有很多人为了立功而多杀人,为了增加首级的数量,甚至杀害良民去充数,导致了一场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任何的变法都是有利有弊,从商鞅的个人角度来说是一个悲剧,然而在商鞅变法中采取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仍延续到秦国统一六国。在我们说变法让百姓丰衣足食时,它的的确确给百姓带来痛苦;在变法给百姓带来痛苦时,它又实实在在使国家兴盛。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也认为,秦的统一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变法才取得的成果。
编辑:刘书
变法和改革,一般都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但是变法改革又不可能是十全十美,有得必有失,付出在有收获的同时也会有所牺牲,让人奋发图强的同时,也是一个仁人志士为此付出代价的过程。虽然商鞅的变法中有很多相对残忍并不近人情的条款,但对秦朝的发展和最后的统一六国,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秦孝公求贤才,商鞅献计
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这时的他感到秦国备受邻国的欺压,日子很不好过,所以秦孝公决定发奋图强,势要一改秦国落后的现状。
为此,秦孝公发出一道命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出自《史记·秦本纪》)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能让秦国国富民强起来,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来人,都封他做大官,并赏他土地。此令一出,便吸引了在魏国不被重视的商鞅。
商鞅,本姓公孙,名鞅。他原在魏国大臣公叔痤手下作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曾经向魏惠王引荐,但魏惠王并没有当回事。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当商鞅得知秦国在招贤纳士,于是他由魏入秦,通过秦国大臣景监求见秦孝公。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时并没有立即得到赏识,直到第四次见到秦孝公,才让秦孝公感到“可与语矣”。
在商鞅提出变法的同时,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器物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易。所以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做,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遵循大家习惯的礼俗,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听闻大臣们有此等意思,商鞅便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是历代的教法都不相同,要去效仿哪一个古法?历代帝王的礼制都有差别,又要去遵循哪一代的礼制?所以,商鞅的理论就是,“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也就是说,一切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
经过一番辩论,秦孝公决心变法,他说:“穷巷多恡,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寡人不之疑矣。”意思是说,处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缺少见识。我对变法的事不再有怀疑了。
但突如其来的变法难以让百姓信服,所以商鞅出了一个计策。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名不欺。卒下令。”意思是说,商鞅虽然拟定了变法,但一直未公布,主要担心百姓不相信他。所以他便在市集南门处竖立一根三丈高的木棍,并告示大家,谁能将这个木棍搬到市集北门,就会赏金十两。虽然如此,一直没有人去搬这个木棍。直到商鞅将赏金从十两提高到五十两,便有人壮胆将木棍搬到市集北门,事后,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两赏金。
经过此事之后,商鞅证实了朝廷颁布的法令一定会兑现。在得到百姓的信任后,秦孝公便让商鞅颁布了《垦草令》,为变法拉开了序幕。
为使秦国富民强,商鞅变法
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中颁布实行《法经》,增加了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指的是农民村落中的基层组织,如果一家犯罪,其余的四家也会被罚,甚至会加重刑罚。目的是加强对农村政权的控制,让大家安分守法。
“连坐法”不仅用于百姓之间,也同样用于军队中。在战争中,五人为一伍,如果一人逃亡,其他人将受到处罚。
商鞅是注重农业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自然离不开重农抑商。《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载:“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以当时的状况来说,农业是国家兴盛的根本。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商鞅采取一切办法抑制商业活动,不允许私自贩卖粮食、加重商品的销售税、废除奴仆服役等,渐渐地使商人转为农民。
商鞅的变法不仅重农抑商,更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主要是禁止民众私斗和鼓励民众立军功,并按军功的大小给赏赐。斩一首级,便授爵一级,斩两首级,便授爵两级,拥有爵位之后,还可以享有田地和宅地等待遇。
军功除了可以授爵分田外,还可以抵偿罪责。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敌人两个首级,家中坐牢的亲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做奴隶的家人就可以变为平民。除此之外,军功也是可以传承的,父亲战死杀场,他的功劳则传给儿子。
另外,在《史记》记载《垦草令》时写道:“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换句话说,就算是贵族,也不能靠出身,要靠立军功才能属籍,确定爵邑。身份的尊卑,田宅的多少,甚至是属下臣妾的服装,都根据个人所立的军功大小而定。
众所周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之一,他为了使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便打击儒家的守旧思想,同时下令禁止和打击那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
商鞅变法主要是发展了农业的生产,削弱了贵族的特权,加强了对百姓的统治。当然,变法的同时也不乏旧贵族的反抗。《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当时太子违犯了法令,商鞅惩治了太子的师傅,以儆效尤,也表示不论什么人触犯了法令,都要处分,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从此,也便无人敢公开反对商鞅的变法了。
变法见成效,商鞅二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后,壮大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同时命令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可以说是第一次变法的后续,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秦国进行改革。
这一次的变法商鞅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了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并允许自由买卖。
在商鞅第一次变法的时候,提倡按照军功封爵赏田,这个时期的田地还是归朝廷所有,第二次变法的时候,他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了井田制度,把贵族手里闲置无用的田地全部收回,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使得人民在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将田地收归国有,收归后的土地再按军功赏赐分配,最终又转为私有。
当时的秦国土地空旷,百姓耕地更受阡陌封疆的限制,变法之后,只要百姓有劳动力,便可开垦荒地,进一步发展了秦国的农业生产。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实行了县制的推行,其实郡县制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先例,这次商鞅在秦国推崇县制,也是为了把全国的军事政治大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
变法还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百姓要向当地县衙门登记,并且规定一户只能有一个男丁,男子成年后要分家另立户口,并需要缴纳户税。如果逃避户税,则遭受惩罚。如果男子成年后仍然没有分家登记户口,则要加倍缴纳户税。
当时的社会,各国之间甚至同国内的度衡量和货币差异都很大,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废去了春秋以来的“公量”“私量”,统一了斗桶、权衡、杖尺,颁发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在他统一度量衡器之后,不仅使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经营得到便利,更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秦国的西南部和西北部基本都是少数部族,因此秦国残留的戎狄风俗非常多,很难管制,所以此次变法,商鞅决定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以便加强统治管理。
秦国经历了商鞅的两次变法,从最初的任人宰割的小国,逐渐变得强大。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和魏国的战役中,秦国取得胜利。在魏惠王认输的时候悔恨当初没有听信公叔痤的建议重用商鞅。
双面性定律,变法有利有弊
商鞅的二次变法对秦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也在秦孝公逝世后结束,但在此后的百年,秦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在发展,最终统一了六国。
然而事物都具有双面性,这是恒久不变的。商鞅的变法也如此。在他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大大地改善了秦国的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力量,把秦国从奴隶制社会解放出来的同时,也让旧贵族的利益受损,更让秦国的百姓恨之入骨,以至于在他的“靠山”秦孝公去世后,商鞅也不得善终。
在变法中,“连坐法”就有很大的争议,这被百姓认为很不具人情味。它让百姓之间相互监视、相互揭发,哪怕是最亲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相互包庇。
另外,商鞅推崇重农抑商,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了社会的经济,这对封建社会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重农抑商也导致了很多地主官僚收买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百姓的土地流失,进而影响了农业的生产,更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商鞅颁布了按军功授爵制度后,很多百姓在这种激励下,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使秦国在战争中能够无坚不摧。但在利益的面前,也有很多人为了立功而多杀人,为了增加首级的数量,甚至杀害良民去充数,导致了一场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任何的变法都是有利有弊,从商鞅的个人角度来说是一个悲剧,然而在商鞅变法中采取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仍延续到秦国统一六国。在我们说变法让百姓丰衣足食时,它的的确确给百姓带来痛苦;在变法给百姓带来痛苦时,它又实实在在使国家兴盛。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也认为,秦的统一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变法才取得的成果。
编辑: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