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政”时期，清政府积极倡导学人留日以挽救危亡。但在实施过程中，准备不足、措施失当：留日生的资格审查缺乏具体细致的标准；对在日留学生思想控制过严，限制了创新发展；留日教育以速成、普通教育为主；归国考试录用以经义之论为主。总之，清政府本着“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追求“思想旧，本领新”的人才，如此这般“新政”失败在所难免。
　　关键词：留日监管；速成科；普通科；新政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此，清政府开始了“新政”。为培养“新政”人才，清政府采取了鼓励留学的政策并以游学日本为主。为何以留日为主，笔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三：其一，日本的“立宪”既保留了皇权又实现了富国强兵，是为清政府独钟；其二，通过学习日本，能够更为便捷和便宜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指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1]其三，西洋远，日本近，便于清政府监控。
　　一、留日生的资格审查
　　1901年“新政”开始，在清政府鼓励下，留日生数额激增。1902年增至五六百人，1908年增至近万人。其中有的是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的毕业生，有的是刚刚脱离私塾大门的旧书生，有的是各类专业学堂的高材生，还有的是官绅子弟、新军士兵。有的可以讲流利的日语，并可以用日文写漂亮的文章，有的则连一个日文假名都不会读。在欣欣向荣的留日热潮背后是过滥质差。
　　面对多方指责，直至1906年清政府颁布《限制游学生办法章程》，开始统一留日资格，“凡欲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必有中学堂以上毕业之程度，且通习彼国语文，方为及格。……其习速成科者或政法或师范，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于学界政界有实际经验者，方为及格。”[2]虽然于留学年龄、学业程度有了规定，但仍然只达到中学毕业程度。
　　二、留日生的日常管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就开始派遣留日生。1898年驻日公使李盛铎到任后，奏派工部主事夏偕复赴日任留学生总监督。从此，驻日公使与监督处协同监管留日生的入学、上课情况、学习成绩、学习年限及请假等诸多事宜。1906年清政府又制定了《管理日本游学生章程》，将监督处正式命名为“游学生监督处”，将留学生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清政府尤其注重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如1902年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为9名自费生作入学担保，阻碍他们入学成城军事学校，只因之前谣传留日生图谋革命。1903年留日新年团拜会“（刘成禺）力陈排满以救中国之义，激昂慷慨，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之，为众呵斥而止。清吏无不惊惶失色。事后，成禺被开除成城学籍，不许入士官学校习陆军，并抄籍其在武昌家产”。清政府三令五申限制留学生“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更不能容忍“不安本分”的留学生以行动去“紊纲纪”“害治安”，涉嫌的学生一律以退学论。思想控制太严，使得留学生的思想过于保守，缺乏创新意识。
　　三、留日生的学养
　　“新政”期间，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规定——官员补缺必须有留洋经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鼓吹中国只需要普通人才，高等人才可以从长计议，并开办了大量速成科和普通科学校吸引中国留学生。
　　据1904年驻日公使杨枢《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记载：“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即法政科、师范科与普通科）者一千一百余人。”[3]1906年清政府电令各省停止派遣留日速成生。1908年《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校收容学生名额折》记载：“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之人数，虽已逾万，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耳。”[4]
　　四、归国考试录用
　　1905年开始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录用，经史论说独占一场，占总成绩的50%，并一直保留。1906年第二次留学生考试，参考人数大增。1907年学部奏请限制收考留学生，但日本私立大学生却未在限制之列，如宏文学院毕业生。综合来看，晚清归国留学生考试，利用科举考试的手段，将留学生纳入了其封建官僚体系，客观上强化了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限制了留学生才能的自由发挥和民主观念的传播，“新政”终致破产。
　　参考文献：
　　[1] 张之洞.劝学篇[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17.
　　[2][3][4]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