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午后，北京市最高气温32摄氏度，暑热蒸腾，赵女士不急不缓地审视着排在地上的女孩资料，像一个执行严苛标准的评委。这是她第二次来到中山公园，第一次她记错了时间，一无所获。
　　皇城脚下的中山公园原是明清两朝的祭祀坛，兴建于明成祖朱棣时，与故宫一河之隔。筒子河边两百多米的狭长区域，如今在周四和周日自发形成了“相亲角”，单身者的资料分四排摆在树阴掩映的地面，中间形成三条小路，为子女相亲的人们摩肩接踵，来来往往，看上去，他们的平均年龄应在六十上下。多年以前，复旦大学学者孙沛东曾在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做过10个月的田野调查，他把这种特殊的现象称为“白发相亲”。

“先要挑我喜欢的”

　　中山公园的这个下午，大约有两千份待婚儿女的基本信息排列在地上，女方信息占了大多数，而30岁左右是“被相亲”最集中的年龄段。在这里，即便40岁的男性都会被称为“男孩”。
　　家长中，女性占了明显的多数，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一般男性被认为更注重面子。
　　赵女士面容和善，个子不高，留着朴素的短发，瘦中显现出一种精明。她有一个尚未成家的儿子，1982年出生——正是相亲角最受欢迎的年龄——身高1米8，英国留学回来之后为一家外国通讯社工作，弹得一手好吉他。
　　儿子是人中龙凤，终将觅得理想的人生伴侣，可这样的自信无法消除赵女士的焦虑，年过六十的她要帮助儿子，要亲自找到称心如意的儿媳。她并不信任婚姻中介，看到北京电视台对相亲角的报道，觉得总可以从中找到合适的，“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先看家长”，她觉得自己看人很准，她也相信通过家长就可判断其子女。几乎每一位受访的家长都相信，自己有着更为丰富的人生经验。
　　赵女士从小在上海长大，16岁去黑龙江插队时，她还是复旦中学的学生，1982年，她跟着丈夫到北京定居。经历过太多的命运不可控的年代，如今她似乎想要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对于想象中的儿媳，赵女士有着明确的标准，希望对方的每项条件都和儿子相匹配，其中有一些条件在她看来不可妥协，比如北京户口，她能接受上海籍姑娘，前提仍是“有北京户口”。赵女士担心女方以落户为目的，会影响婚姻的长久，在她身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至少，她是这样理解的。
　　赵女士驻足端详一份信息：身高1.65米，83年，统招大学毕业，英语四级，月薪7000以上……她不了解统招大学的意思，认为不是什么好学校，“不然会写出来是重点大学”，对过了30岁的年纪也不满意，这位女孩被“淘汰”了。
　　一位1986年出生的女孩也被赵女士淘汰，理由是属虎，她联想到“母老虎”。每看一份资料，她都要计算年龄和属相，可她有时会犯错，把出生于1985年的女孩算成了属鸡，鸡狗不相配，淘汰，“上海人很讲究这个的，老话还是相信的好。”她还讲究星相学，纠结于一个女孩的星座是否和儿子相宜。
　　她很快就学会了打交道的方式，有一位大妈以最常见的句式前来询问：“男孩女孩？”赵女士显然对这位家长没看上眼，敷衍了事：“随便看看，随便看看。”赵女士介意那位大妈的发型和发色，“她女儿肯定也很爱化妆，我不喜欢这样的。”显然，准儿媳的习性需要符合她的喜好，至于儿子是否在意这些，她觉得并不重要，“现在是我挑，肯定先要挑我喜欢的。”

像一场隐秘的“生意”

　　许多家长最初接触的时候，神情中会流露出些许的警觉。暑热难当，人们略显疲惫，而那些性格内向的家长，脸上还看得出一些无奈和沧桑。当双方父母互相看上，对话才能继续，如果两位家长情投意合，那么聊上个把小时也不是问题，甚至会交流各自的人生经验，最终交换彼此的电话号码。之后的进程通常是各自征得孩子同意，再由父母电话联系安排见面，当然，他们通常谎称这类信息来自其他途径。对大多数专程赶来的家长来说，相亲角最初的体验有些尴尬，他们并不适应如此赤裸裸地谈条件。
　　赵女士有一个孝顺的儿子，但是，她没让儿子知道自己来公园相亲。事实上，她对这里的印象是“像做生意”，而4颗石子压着一张信息牌的场景，甚至让她想到了坟前祭拜。
　　为儿子“摆摊”的董女士老家在外地，起初，她觉得这样做很没面子，看到大家都是如此才慢慢习惯，“我后来明白了，不写出来人家怎么知道你什么条件，是吗？”尽管如此，她不会告诉儿子自己在公园相亲——这听起来太随便了，不符合婚嫁之事应有的庄重。
　　住在东单的寇女士也不愿意让女儿知道在公园相亲的事，如果找到合适的男孩，她会在饭桌上不经意地提起，“你李姨给你介绍了一个……”语气轻描淡写，不过这几乎是她惟一放在心头的事。去年完全退休，喜欢京剧的她本可享清福。
　　她的女儿已经32岁了，在一家医院做护士，至今没怎么谈过恋爱，这让她非常着急。女儿高中时期，她下了禁止恋爱的命令，到了考大学填志愿，她划掉了女儿的选择而填上了一家知名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女儿有时会抱怨她当初的家长制作风，这让她有些内疚：“女儿被我耽搁了，那个专业里全是女生。”
　　由于自己当初的自作主张间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她心里很不好受。寇女士拿出女儿的照片，“还是挺好看的吧，长得像关凌，就是有点胖。香港回归时给李谷一伴舞，她就是里面一个。”
　　中山公园的相亲角存在了几乎10年，董女士说，一位当初的组织者至今没有为女儿找到意中人，很多家长要习惯面对这样的窘境：子女谈崩一个又一个自己相中的对象。
　　在这里，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相亲成功率是多少，很多人只是听说有人成了。深入调查后，学者孙沛东做出的判断是“效率低下”。 　　如果问这些焦虑的家长为何代孩子相亲，那么得到的答案多是孩子工作忙没空找。但是，为何明知成功率不高，他们还要不畏酷暑、不辞车马之劳，像是参加一个盛大的老年派对？
　　孙沛东认为，相亲角有着难以察觉的潜功能，这里是一代父母“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也是他们“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
　　定期的聚会确实制造了大量的友谊，随处听得到熟人间的招呼，那些有着相同烦恼的家长还会互相交流信息。当然，达成目的的人基本不会再光顾这里。
　　李女士是个不乏幽默感的家长，她说为女儿相亲的首要条件是“选对性别”。女儿大学毕业才一年，她压力不大，像一个旁观者看待这里发生的事情，感慨家长们的无奈。这样的场景还是会带来忧虑，她希望女儿过“正常”的生活，不要成为剩女，不要成为“异类”，她要为此尽自己的责任。

物质婚姻的信众

　　8月10日的北京，有着小雨后的清爽，整个下午，一直有游船在筒子河上游荡，对面的皇城依旧庄严，相亲角一侧，悠扬的轻音乐如同一拢细线在空气中聚散，曲目是著名的《忧伤还是快乐》。公园的保洁员户女士对相亲者颇有微词，往常她17点就能下班，而在每周两次的相亲日，要额外多上几乎3个小时，劳动量也大大增加。
　　下午6点半，还有一部分家长没有散去，一位自称于老师的中年女性开始分发传单，宣传下一个周末的“XXX优质青年相亲会”。于老师受到恭维和追捧，家长们让出座位，围在四周，纷纷称颂她是在“行善事”。
　　没有人去在意，地上还有“XXX超市15周年庆”的宣传单，焦虑的家长们并不在乎商业的侵袭，这里本就像一个解决婚姻问题的市场，很少有人会提到诚实、勇气、责任、风度这样的美德，谈房谈车才是真正要紧的事。孙女士说，这就是物质婚姻，而爱情不像年轻人想的那么美好，“就是茶米油盐过日子”。多位女士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们只希望孩子“把日子过下去”。
　　学历是这里的硬通货，家长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或许要超过用人单位。从小在小胡同长大的孙女士当年赶上了高考，但落榜了，于是进入工厂，她描述着工厂的气派，也不讳言高考落榜的悔恨。她喜欢像学者一样分析剩女之类的问题，她这样谈论学历：“不是说学历如何，学历代表了一个人认识事物的层面。”
　　过去二三十年，国家不再对国民的私人生活大包大揽，而高企的房价、紧张的医疗教育资源让人忧愁不已，孙沛东称之为中国式焦虑，她认为“父母们的集体焦虑在相亲角中展露无遗”。类似的相亲角已经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出现，而北京也不止中山公园这一处，父母替代式的相亲并非偶发，而是从社会的肌理中生发出来。
　　一份百度和《非诚勿扰》节目联合出具的《2010中国青年网民婚恋观报告》显示，在婚恋独立性上，接近一半的年轻人选择了“坚决自己做主”，而在经济上，超过八成的人表示，婚房等开支需要依赖父母。
　　夕阳西下，暮色将近，一对年轻的恋人在长椅上紧紧依偎，身后就是家长们相亲的场景，男孩子说，这没什么奇怪的，但他自己不会以这种方式择偶，旁边的女孩子半开玩笑地补充道：“我们向往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