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冲突的双方都要把自己的东西便宜卖给对方，如果有一方输了，结果有两个：第一，自己的东西必须贵一点卖出去；第二，对方的东西可以便宜一点买进来。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好呢？在经济学上，这叫做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改善。
　　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因为可卖的东西不多，需要买的东西很多，所以必须贱卖自己的产品和劳务以换取外汇。但一旦过了这个阶段，当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应付进口需要了之后，就要改善贸易条件，用较少的产品和劳务换取更多的外汇，用较少的钱买更多的外国产品和劳务。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国民福利的增加。
　　这跟企业的市场战略是一样的。企业发展初期，往往为了打开市场而采取低价策略，但一旦市场打开，就要靠提升品质和品牌来赚钱，用较少的成本赚更多的钱。这也跟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是一个道理，为了糊口先要放低身价，一旦有了经验打开了局面，就会要求加工资或另谋高就。没有人愿意一辈子不涨工资的。
　　过去十几年，中国工人和工程师的水平提升了很多，中国企业的产品品质也提升了很多，所以中国的贸易条件应当得到改善。而改善总体贸易条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让人民币升值，所以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是符合中国走向富强的大方向的。汇率与产品质量的关系是传统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定是：产品是无差别的商品，而人也是无差别的理性经济人。
　　显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看看海南的房地产就知道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世界上就不会有“金融”这门学问，也就不会有索罗斯们，人民币也就随时可以自由兑换。问题在于巴菲特和索罗斯都不是中国人，更大的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索罗斯，他们也不是中国人，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人的财富大部分会转移到非中国人的名下。这是毫无疑问的，金融战中的赢家才是真正的赢家。
　　从贸易的角度来说，人民币应当升值，甚至于应当自由兑换。但是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和中国金融家的相对水平来说，人民币汇率必须处于中国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所以，在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或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就像金融市场的万里长城，虽然给内外贸易上带来一些不方便，但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大大减缓了外部市场的冲击力，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环境。
　　对中国来说，贸易战的输赢是没有意义的，人民币的升值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升值多少和升值的时机必须自己掌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调整信贷结构，消除房地产的局部泡沫，集中资源加速实施绿色崛起战略（高速铁路 电动汽车 太阳能充电站 生态农场）。一旦内部发展方向明确，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土地）布局合理，人民币升值将会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索罗斯们也会顺水推舟锦上添花。如果在内部没有理顺之前贸然升值，索罗斯们会先来一招“火上浇油”，再来一招“釜底抽薪”。索罗斯先生把他的思想叫做“反射理论”, 真正的看家本领是“专盯有缝的蛋”！
　　很多人把日本“由盛转衰”归咎于“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大幅升值。但是，日元升值了几倍之后，一直到现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仍然是有盈余的，而日本经济结构的转型、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国民福利的增长正是发生在日元大幅升值之后。可见，当年的日本是输在金融战上面，并非输在贸易战上面。确切地说，日本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让银行大量持股（包括交叉持股）并且對地产行业大量放贷（地价愈高放贷愈多，放贷愈多地价愈高），第二是在国内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不完善，金融服务业不发达（比美国差很远）的情况下，让日元升值速度过快导致股市楼市大起大落。
　　不论是“贸易战”还是“金融战”，都属于商业竞争的范畴，有点像体育竞赛，一方面要激烈争夺，另一方面也要互相学习，还要讲究风度表现大国风范。所以，我们不仅要帮助中国企业打开国际市场，也要向外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国内金融服务市场。我们不仅要跟索罗斯们斗争，更要向他们学习金融技术，美国金融界人才辈出，金融危机只不过让强者愈强弱者消失罢了。事实上，索罗斯先生本人过去几年下了很多功夫研究中国，他最近的观点跟两年前已大不相同。当然，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搞不正当竞争（如铁矿石垄断），或者内部有人被收买踢假球，也必须加以严惩。
　　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改革开放是中国崛起的必要前提。但是，具体的操作方式和节奏必须符合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中国经济需要“综合治理”，而不是“单科独进”。因此，“被升值”或者“被开放”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青春我做主”，中国人的事必须中国人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