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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于1949年11月9日宣布起义,共有12架飞机飞回祖国内陆,以后又有1700多名起义员工陆续返回大陆,为日后中国民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0年3月31日,民航局向中央建议以小飞机开辟国内航线,采用企业制的模式。毛主席在民航局递送的报告上批示:“所拟方针可用,具体实施办法请与周总理、聂代参谋长商酌办理,与空司配合。”民航局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着手筹备开航事宜。
首航准备紧锣密鼓
为了保证首航顺利进行,军委民航局华南分局在广州办事处成立了开航指挥部,由政委陈瑞光、处长任泊生负责指挥,在“两航起义”中负责组织策划的楼阅棅具体筹备开航事宜。为了加强力量,办事处还从政治轮训队抽调了正在学习的原中央航空公司部分人员,在广信大厦成立了专门从事空运业务的代办所。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afj/dafj201707/dafj20170717-1-l.jpg)
在做好充分准备后,1950年8月1日民航局开辟了天津-武汉-广州和天津-武汉-重庆两条国内航线。那一天,有关部门在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开航典礼。
开航前,7月29日下午,民航局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了“北京”号命名仪式。“北京”号是一架CV-240飞机,由美国康维尔公司生产,1947年3月16日首飞,1948年6月1日正式投入航线运营。
CV-240装2台2400马力活塞式发动机,配3叶螺旋桨,飞行时速378公里/每小时,可载客40人。1948年,中央航空公司从美国购买了6架CV-240飞机。CV-240是当时飞行速度最快的客机,设备先进,采用恒压舱、可变矩螺旋桨等先进技术,具有在短距离跑道上降落的能力,故被称为“空中行宫”。
在命名仪式上,民航局局长钟赤兵、中央军委代表李涛、华北军区空军航空处处长油江发表讲话,民航局副局长唐凯为机身漆有毛主席题写的“北京”两个大红字的飞机剪彩,民航局总飞行师潘国定代表机组人员讲话。
由于当时我国对民航飞机表面的喷涂还没有统一规定,该机起义后机身上仍是中英文的“央航”名称及其航徽、注册号,只是将飞机垂直尾翼两侧的青天白日旗喷涂为五星红旗,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北京”二个字喷涂在机头两侧,显得格外醒目。
命名仪式结束后,“北京”号飞机即由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天津张贵庄机场。7月31日,潘国定驾驶“北京”号从天津起飞,试航广州,同日17时30分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市政府组织各界群众代表到机场欢迎,时任民航广州办事处处长任泊生带队到机场迎接机组的到来。晚上,民航广州办事处在广信大厦举办了庆祝“八一”开航晚会,预祝开航成功。
开航先锋“北京”号
8月1日上午,广州的开航典礼在白云机场航站楼前举行。现场进行了精心布置,既庄严简朴,又一派喜庆热烈的景象。8时30分,开航典礼由民航广州办事处政委陈瑞光主持,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在致辞中说,“八一”开航是新中国民航起步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开航典礼上出现了一幕有趣的场面,在“北京”号机头正下方挂着一朵粉红色的丝绸花,两条绸缎向机头左右两边延伸。绸缎长达两米多,悬挂位置又比较高,手持剪刀的两名儿童由朱光副市长、任泊生处长抱着,在军乐声中“咔嚓”一声剪下了红色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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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应明先生回忆,那一天大家都很兴奋,参加典礼的人一大早就穿上白衬衫、白裤子,搭乘专车赶到机场。当时,民航广州办事处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军乐队,列队站在场地一侧助兴。另外,还有一支由10个人组成的军乐队和起义员工及其家属站在另一侧,一遍接一遍吹奏法国《迎宾曲》。
“北京”号首航天津有7名机组成员:机长潘国定、副驾驶张兴中、机械员谢国盛、报务员卞模然和顾厚模、乘务员陆素莲和丁伟。除了谢国盛是负责地面维护的地勤機械员外,其他都是在原中央航空公司工作多年的空勤人员。当潘国定带领机组人员列队走向飞机时,各界代表紧随其后,大家鼓掌欢呼,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10时30分,“北京”号起飞,飞向预定的目的地天津。
掀开新的一页
同日8时30分,从天津经由武汉飞往重庆的C-47型XT-139号首航班机,从张贵庄机场起飞。当首航班机经停北京西郊机场时,民航局举行了庆祝活动。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副局长唐凯参加庆祝典礼,中央军委派代表到会祝贺。该航班机组成员4人:机长秦永棠、副驾驶蔡克诚和梁泰山、报务员霍荧晨。秦永棠代表机组在庆祝活动上讲了话。
13时左右,XT-139号与“北京”号先后降落在武汉汉口南湖机场。机组成员受到当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15时10分,两架飞机再次起飞,分别飞向天津和重庆。18时10分,“北京”号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安全降落。几乎在同一时间,XT-139号也飞临重庆,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附近上空盘旋,散发10万张传单后,降落在珊瑚坝民航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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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受时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委托,朱光副市长在广州中华路(现在的解放路)的广东迎宾馆设宴招待民航有关人员。宴会结束后举行了舞会,欢庆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为了庆祝首航成功,《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分别发表了《国内民用航空“八一”正式开航》的新闻报道和《飞行在自由祖国的天空》的署名文章。
“八一”开航是新中国民航正式起步的重要标志,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3月31日,民航局向中央建议以小飞机开辟国内航线,采用企业制的模式。毛主席在民航局递送的报告上批示:“所拟方针可用,具体实施办法请与周总理、聂代参谋长商酌办理,与空司配合。”民航局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着手筹备开航事宜。
首航准备紧锣密鼓
为了保证首航顺利进行,军委民航局华南分局在广州办事处成立了开航指挥部,由政委陈瑞光、处长任泊生负责指挥,在“两航起义”中负责组织策划的楼阅棅具体筹备开航事宜。为了加强力量,办事处还从政治轮训队抽调了正在学习的原中央航空公司部分人员,在广信大厦成立了专门从事空运业务的代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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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好充分准备后,1950年8月1日民航局开辟了天津-武汉-广州和天津-武汉-重庆两条国内航线。那一天,有关部门在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开航典礼。
开航前,7月29日下午,民航局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了“北京”号命名仪式。“北京”号是一架CV-240飞机,由美国康维尔公司生产,1947年3月16日首飞,1948年6月1日正式投入航线运营。
CV-240装2台2400马力活塞式发动机,配3叶螺旋桨,飞行时速378公里/每小时,可载客40人。1948年,中央航空公司从美国购买了6架CV-240飞机。CV-240是当时飞行速度最快的客机,设备先进,采用恒压舱、可变矩螺旋桨等先进技术,具有在短距离跑道上降落的能力,故被称为“空中行宫”。
在命名仪式上,民航局局长钟赤兵、中央军委代表李涛、华北军区空军航空处处长油江发表讲话,民航局副局长唐凯为机身漆有毛主席题写的“北京”两个大红字的飞机剪彩,民航局总飞行师潘国定代表机组人员讲话。
由于当时我国对民航飞机表面的喷涂还没有统一规定,该机起义后机身上仍是中英文的“央航”名称及其航徽、注册号,只是将飞机垂直尾翼两侧的青天白日旗喷涂为五星红旗,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北京”二个字喷涂在机头两侧,显得格外醒目。
命名仪式结束后,“北京”号飞机即由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天津张贵庄机场。7月31日,潘国定驾驶“北京”号从天津起飞,试航广州,同日17时30分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市政府组织各界群众代表到机场欢迎,时任民航广州办事处处长任泊生带队到机场迎接机组的到来。晚上,民航广州办事处在广信大厦举办了庆祝“八一”开航晚会,预祝开航成功。
开航先锋“北京”号
8月1日上午,广州的开航典礼在白云机场航站楼前举行。现场进行了精心布置,既庄严简朴,又一派喜庆热烈的景象。8时30分,开航典礼由民航广州办事处政委陈瑞光主持,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在致辞中说,“八一”开航是新中国民航起步的重要标志,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开航典礼上出现了一幕有趣的场面,在“北京”号机头正下方挂着一朵粉红色的丝绸花,两条绸缎向机头左右两边延伸。绸缎长达两米多,悬挂位置又比较高,手持剪刀的两名儿童由朱光副市长、任泊生处长抱着,在军乐声中“咔嚓”一声剪下了红色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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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应明先生回忆,那一天大家都很兴奋,参加典礼的人一大早就穿上白衬衫、白裤子,搭乘专车赶到机场。当时,民航广州办事处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军乐队,列队站在场地一侧助兴。另外,还有一支由10个人组成的军乐队和起义员工及其家属站在另一侧,一遍接一遍吹奏法国《迎宾曲》。
“北京”号首航天津有7名机组成员:机长潘国定、副驾驶张兴中、机械员谢国盛、报务员卞模然和顾厚模、乘务员陆素莲和丁伟。除了谢国盛是负责地面维护的地勤機械员外,其他都是在原中央航空公司工作多年的空勤人员。当潘国定带领机组人员列队走向飞机时,各界代表紧随其后,大家鼓掌欢呼,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10时30分,“北京”号起飞,飞向预定的目的地天津。
掀开新的一页
同日8时30分,从天津经由武汉飞往重庆的C-47型XT-139号首航班机,从张贵庄机场起飞。当首航班机经停北京西郊机场时,民航局举行了庆祝活动。民航局局长钟赤兵、副局长唐凯参加庆祝典礼,中央军委派代表到会祝贺。该航班机组成员4人:机长秦永棠、副驾驶蔡克诚和梁泰山、报务员霍荧晨。秦永棠代表机组在庆祝活动上讲了话。
13时左右,XT-139号与“北京”号先后降落在武汉汉口南湖机场。机组成员受到当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15时10分,两架飞机再次起飞,分别飞向天津和重庆。18时10分,“北京”号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安全降落。几乎在同一时间,XT-139号也飞临重庆,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附近上空盘旋,散发10万张传单后,降落在珊瑚坝民航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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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受时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委托,朱光副市长在广州中华路(现在的解放路)的广东迎宾馆设宴招待民航有关人员。宴会结束后举行了舞会,欢庆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为了庆祝首航成功,《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分别发表了《国内民用航空“八一”正式开航》的新闻报道和《飞行在自由祖国的天空》的署名文章。
“八一”开航是新中国民航正式起步的重要标志,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