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苏联曾在中亚、高加索等地强制推行俄语，自然不会放过蒙古，1946年起，老蒙文的书写被强行改成新蒙文2992年起，蒙古国想改回来，但目前尚未成功。老蒙文有不少汉语词汇;新蒙文有不少俄語词汇，彼此间基本能听懂，但都会写的，一般是内蒙古在外蒙古的留学生。
　　作为汉族人，若是研究蒙古史，一辈子都不够用，因为要学多种复杂的语言，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来乌兰巴托寻找那些语言，它们包含着千百年的岁月，包含草原的温度。

乌兰巴托=成吉思汗+苏赫巴托尔

　　乌兰巴托是1924年才起的名字，从前叫大库伦，是大寺院之意。“乌兰”是红色，“巴托”即巴托尔、巴特尔、或巴图鲁，是英雄、勇士之意。这个词在古代就进入汉语。京剧戏台上，大凡扎着狐狸尾儿的番邦将帅带兵打仗，都大喝一声：“巴——秃噜！”龙套们便接：“有！”
　　乌兰巴托四面环绕着的是肯特山（汉时的狼居胥山，成吉思汗时的不儿罕山）、巴彦吉如合山、博格达山、青格勒台山，四面的山都有各自的山神。城中有一条流经蒙古中北部的图拉河，是徐达率领大明军队北伐蒙古时血战的地方。并非雨季的时候，部分河床成为天然的草坪。夜晚漫步于乌兰巴托街头，能看到有人在河床上训练他的狗叼飞盘。街上的人皮肤晒得黝黑，几乎没有人穿蒙古袍，衣裤多为白色、蓝色、棕色，并不花花绿绿。能遇到有人穿蒙古袍——也是有老蒙文的地方，必然是苏赫巴托尔广场，这里曾改名成吉思汗广场又改了回来，似乎二者都能使用。乌兰巴托是一座成吉思汗+苏赫巴托尔的城市，广场上重要的雕像，便是这二位新旧蒙古的缔造者。
　　成吉思汗的坐像坐北朝南，面前是他手下的名将博尔术和木华黎，这二位都是骑马像;他最左端是孙子忽必烈汗，最右端是三儿子窝阔台汗，这二位也是坐像。每个人的雕像基座上，都用老蒙文来标识。在蒙古人心中，这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无处不在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们，他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而是以《成吉思汗大扎撒》为基础，创造了蒙古帝国的一切。外国人看到他们，会想起蒙古令世界胆寒的年代.广场上的蒙古人，在追忆着那段八百年前的时光，他们的文化自信在八百年前完成了。
　　这座雕像前的台阶上，从前是蒙古仿照当初莫斯科在红场上造列宁墓的方式，修建有乔巴山和苏赫巴托尔的墓。后来墓拆掉，建立了成吉思汗像，意味着蒙古在回归祖先。祖先们身后的建筑是蒙古国的国家议会——大呼拉尔开会办公的地方。大呼拉尔主席最有权力，总统和总理都由他任命。广场西侧有蒙古证券交易所，东边有国家歌剧院，南边是一个个有简易棚子的摊位，卖衣服和纪念品。在广场正中，有一尊苏赫巴托尔（1893—1923）骑马像，回首遥望稳坐如山的成吉思汗。这是苏赫巴托纪念碑，雕像的基座上是老蒙文，可理解为他生活在使用老蒙文的年代。他和乔巴山一样，都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到前苏联学习，并来传播红色革命。此时的革命尚未引入马列主义的概念，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个谜。
　　总有人穿着正装在此照相，更多的是结婚时来此合影。国会的台阶上有警示线拦着，站岗的军人会放新婚夫妇两人和一位摄影师上去拍照。每个人脸上都笑着，任凭孩子在广场上乱跑。那些穿蒙古袍子的人一看就来自牧区，走路都左右摇晃地踮着脚，平常骑马比走路多。不少人都别着勋章。蒙古沿袭了前苏联的勋章制度，战争、生产的功绩都有勋章，有的老太太身上别着“母亲光荣勋章”，那意味着她起码生了七个孩子。男人只要穿上袍子，戴上皮帽子，立刻秒变成国会前的坐像，那细长的眼睛和扁平的脸和祖先一样，眼睛的颜色和祖先一样。他们会笑话游客不会骑马只懂在马背上大呼小叫，也会对游客吃不了而剩下的羊肉饺子而惋惜。
　　这是乌兰巴托的市中心，周围都是苏俄样式的楼，有很多广场、剧院、体育馆、广场、大学、大马戏场、摔跤场等。楼是对称的，有的是罗马廊柱。若看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这些大楼房已建筑起来。大楼中间是土路而没有石板或沥青路。仿佛是一片广袤的乡土，要在建设成像样的苏俄。
　　那些廊柱前，是革命年代枪毙喇嘛的地方。那时，成吉思汗、忽必烈汗这些祖先和前人的画像，都不能挂在公共场合。在蒙古的博物馆里有这样的绘画来展示当时的逻辑。

“美妙悦耳的母语给了我人生的智慧”

　　在苏赫巴托尔广场南部往东一点路北，有一座街头雕像——“蒙古普希金”达·纳楚克道尔基像，基座同样是老蒙文，这里曾是一座列宁像。我通过相貌来认出诗人，并很早读过他作于1933年的长诗《我的故乡》。蒙语中“故乡”与“祖国”是同一词，这首诗也可译为《我的祖国》。诗中列数了蒙古的种种壮美，在每一节的最后，诗人都禁不住呼喊：“这就是我生长的故乡，美丽的蒙古大地。”
　　达·纳楚克道尔基出身于落魄的蒙古贵族家庭，孛儿只斤氏，曾留学德国与前苏联，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十六岁入蒙古人民党，也是高级干部。他在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之余，还写过《蒙古历史概论》，讨论过蒙古史的分期：编过《德蒙词典》《回鹘式蒙古文字典》等。再革命诗人也不会放弃对本民族的认同;前苏联统治时他曾两次被捕，在1937年7月13日冻饿死于乌兰巴托街头，年仅三十一岁。
　　1937年，前苏联对蒙古发动的大清洗，将身着苏式军装的蒙古将军杀掉大半，佛寺几乎被拆光了，喇嘛所剩无几，取代寺庙的是前苏联的宣传雕像。乌兰巴托还有过一座列宁博物馆。2012年10月，乌兰巴托拆除了街头最后一尊列宁像。那座列宁博物馆改成了恐龙博物馆。拆掉列宁像树起达·纳楚克道尔基，这便是美丽蒙古的回归。
　　在通行的哈森《我的故乡》的译本里，有这样两句诗：
　　自幼学习的母语不可忘却的文化，
　　至死生息的故乡永不分离的地方。
　　另一种早期版本，陈岗龙将题目译为《我的祖国》，这两句的译文是：
　　美妙悦耳的母语给了我人生的智慧，
　　我的生命已经和祖国连在一起，永 　　不分离！
　　我极喜欢这句“美妙悦耳的母语给了我人生的智慧”。每个人自身的生活逻辑，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可能来自上学前就会的方言。我自认为自己最初的经验，是带我长大的奶奶教给我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鼓楼下胡同里的北京话。北京话的儿化韵和没有入声字，多少都受到满蒙语音、词汇的影响。比如“胡同”，这个词近似于蒙古语“水井”（udum）。
　　纳楚克道尔基曾经研究过蒙古语拉丁化，供能用拉丁字母的人拼出读音，借以期待蒙古和世界接轨。他写过《蒙古语的拉丁化法则》，并提出过蒙古语要拉丁化，但他是使用老蒙文创作的。他充满了革命思想，却最终为革命所吞噬。

西化在细节上

　　蒙古的西化，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更体现在一切细节上。同行的故宫博物院杨晓晨博士曾留学芬兰，杨博士说，蒙古的部分景色和北欧一样，连苔藓都和北欧一样，足以证明同一纬度、同一海拔植物的类似;连酒店大厅的装修风格，瓷砖图案，室内装潢布局甚至门把手都一样。在大酒店的楼下都有大餐厅，会见到蒙古人像欧美人一样，穿着西服、职业套裙、白衬衫、婚纱来此饮酒、聚会、开派对或举办西式婚礼时，总有人上台唱《乌兰巴托之夜》或《梦中的母亲》，嗓音湿润也不至于走调。乌兰巴托在每月一号和每天午夜十二点以后禁止卖酒，很多派对便在十二点时散场。过了十一点，气氛渐入高潮，人们穿着正装到台前跳舞狂欢一番。此刻会遇到些能讲英文的人，他们用蒙古语思维，再译成英文讲给你。
　　乌兰巴托网速破、邮寄慢、堵车严重，没高铁也没高速，柏油路修修补补。街头跑着满面尘灰的二手日系车。新机场的高速不知何时建完，那将是蒙古第一条高速。富人区在偏南，离总统府很近，家家是京郊那样的独栋别墅。贫民窟在城外北面，多是花花绿绿的铁皮房，任由零散地搭建。房顶是天蓝、浅绿或橘红色的，很多用来做物流、运输或临时羊圈、马圉。贫民窟的尽头是草原。草原的路是不长草的车辙，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下雨必成为泥潭，进出乌兰巴托的车，浑身沾满了泥巴。
　　每个公路旁的快餐店、咖啡厅和超市里都干净整洁。超市遍布着韩国泡菜和中国的袜子、鞋垫、小家电。快餐的鸡腿饭给三个鸡腿，可人们更爱可乐、披萨。正式的蒙餐以肉为主，饭前喝“苏台恰”（咸奶茶），等所有的菜做好一起上。有道四人份的菜名叫“蒙古美食”，分别是烤牛肉、烤羊排、烤鸡块和烤肠，顶多在肉下面垫上两片生菜叶子，旁边放一个切成两半的小西红柿，都按西餐的习惯使用刀叉。
　　透过快餐店里明亮的窗子，看公路后面的远山和蓝天，若不是偶尔有人穿蒙古袍或耳边响起马头琴的音乐，这里与美国西部一般不二。好像，这里不再需要老蒙文，除了进口的蔬菜水果，这里什么都不缺。

汉满蒙藏

　　乌兰巴托有些地方可与北京类比：纳兰图露天市场是潘家园旧货市场，地面还是水磨石的国营百货公司等于王府井百货大楼，苏赫巴托尔广场相当于天安门广场，那么广慧寺——博格达汗宫就是缩微版的黄寺了。这是蒙古政教合一的汗王博格达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1870—1924年）的夏宫。不仅能看到老蒙文，还能看到中文。蒙古王公早先没有府邸，不过是大型的帐篷，是大清公主远嫁把汉地的文化传了过来。内外蒙古才建造了府邸，也建起了寺庙。
　　广慧寺前有巨大的山西风格的牌坊，上面的匾额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题写着“乐善好施”，由中国援助修缮。广慧寺里，大门上绘着五爪的金龙或门神，大殿门墙上都刻着中式的纹饰，殿内供满了唐卡与金佛。蒙地的寺庙并不算高大，但十分宽大。有的整体结构是柱子向内倾斜，寺庙的迎面似微微的一点梯形，而不完全是个长方形。这样微微地下大上小，足以抗风。看上去不如宋、辽、金时期华北、山西一带的大木构过瘾，但它里面殿堂的空间中，给人以神秘感。
　　往往在寺庙的大殿里，正中的佛像前供奉着活佛的相片，有活佛升座讲经时的宝座。两边排开都是念经的喇嘛，在最后会有信众来听经。他们不讲究磕头也不烧高香，只在每个佛像的供桌前用头碰一下桌面，碰完会去闻一下银制长盒子里点燃的绿色香末。那香末用松枝做成，异常清香，点燃后冒起白色的烟。拜完佛的人用手扇着闻一闻，好像要带走点香气。习俗在体恤他们，因为佛太多了。我曾在呼和浩特与大昭寺的一位老喇嘛聊天，他对汉传佛教充满了兴趣。我问他藏传与汉传的区别，他用生硬的汉语说：“一样的，都是一个释迦牟尼。”
　　怎样的建筑就有怎样的活法。在中式的召庙里，蒙古人把信佛过成了日子。他们不介意对着佛像和文物拍照（有时要收照相费），也不介意孩子在大殿里四处乱跑。他们把佛教当作某种习俗，不像藏地那样作为生活的目标，并不刻意区分生活与礼拜，就像你可以在草原上背过身去对着任意的田鼠洞撒尿，而不必管身后呼啸而过的越野车。更如同蒙古人唱歌，他们不是歌唱家在唱歌，而是人人都在唱歌。
　　夏宫是中式寺院，而冬宫是在寺院旁盖的一座俄式二层小楼，在博格达汗圆寂后便改为博物馆，陈列着这位最后的蒙古汗王——兼最后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百年前的生活用品：八仙桌太师椅，屏风上绘着美人图，床则是一组硬木雕花的床屋，若不是墙上的唐卡，展柜里的法器和座椅上的兽皮，这像某个山西大财主的宅子。
　　寺庙就像蒙古人的餐刀：刀筒身上有金属饰链，刀柄后有红绒的穗子，刀与卡扣、火镰、褡裢、鼻烟壶、握着狼骨的鹰爪等，是成年男子的佩戴及工具，能用一生并传给后代。而放在同一个刀筒里的，永远是一把刀和一双筷子。

蒙古在草原上

　　总之，蒙古是一个由韩国人开着日本车说着英语来参观使用俄文字母的住中式建筑信藏传佛教的蒙古喇嘛的地方。
　　中国人可以传统也可以西化，可以不信周易中医、在心里打倒孔家店、并批判腐朽的封建帝王。在蒙古，这一切不会发生。他们不是大汗的后代，也是大汗兄弟、大臣的后代，他们对民族无比认同，对祖先无比崇拜。帝王就是祖先，祖先就是信仰。祖先在街头雕塑上，在墙上的油画中，在蒙古包内的挂毯上，在明信片、冰箱贴上。在每个人的梦里、心里，随时都可与大汗相遇。蒙古国的历史地图，都是从自己向全世界发散着行军路线的箭头。清史中的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这里人会讲，噶尔丹骑兵三万，而康熙亲率五十万军队，还是以漠南蒙古的骑兵为主力来攻打，就这样也没有生擒噶尔丹，噶尔丹是病逝的。还会讲，二战中蒙古援助了前苏联五十辆坦克对日作战，但只有一辆坦克回来了。五十辆，再少也是荣耀。
　　1990年，蒙古不叫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只叫蒙古国，学来西方的制度2008年，蒙古用251吨不锈钢，建造了40米高、世界上最大的成吉思汗像。蒙古融合了大量中国、俄国和西方的建筑、服饰与日常生活，混搭如同它的多边外交，如同一个信奉藏传佛教的西方国家，又是个正在找回自己的国家。这是一片尽可狂饮酸馊的马奶，大嚼成硬的马肠，摩挲着雕花银壶和羚羊角弯刀的土地，一切鲜明且简单。在草原深处，有从没见过汽车和外国人的马、牛、羊、骆驼与野狼。那不留影子在地上的雄鹰伸开一米多长的臂展，泛着如海般波浪的湖边有肥蠢的土拨鼠在观望，牛在车快贴上它时才惊恐地睁大眼睛，闲散的羊在公路中间睡大觉，被穿了鼻眼儿的骆驼反刍着冲你微笑……縱使此生免不了衰老，又为何不纵情于此，而何必埋首于自家圉内作猪呢？
　　蒙古不愿用外来人的字母取代自己的字母，不愿用不到八十年的文字历史取代八百年多年的文字历史。若真能恢复老蒙文，漠北蒙古——今蒙古国三大汗部加赛音诺颜部，便可与漠南蒙古——今内蒙古自治区六盟四十九旗重新书写同文，这是至今世界上唯一竖写的文字（据老蒙文创造的满文已基本退出生活），独特比合群更珍贵！从大唐玄宗李隆基与突厥汗王父子相称，再到大清康熙第六女固伦恪靖公主远葬蒙古国，这片轮流坐庄的草原上有过太多的统治者，建立过匈奴、突厥、鲜卑、柔然、回鹘、契丹等消失在风中的草原帝国。建造过回鹘汗国的首都回鹘牙帐城，窝阔台汗时的夏宫，大辽时的维州城，元朝时的哈拉和林……安葬着突厥可汗、蒙古大汗与大清公主，文字的更迭在这里并不新鲜。尽管古城历遭兵燹，殿宇倾圮，仅残存黏土地基和石基，但草原深处那些巨大的石碑或石人上，还刻有他们的文字。
　　蒙古在哪礞古在草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