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贾樟柯电影《站台》中符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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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符号学指出,自然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也是一种无理据的符号,而电影语言是一种有理据的符号。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他前期电影中使用的符号形成了独特的电影语言,尤其是在电影《站台》中,其通过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的混用来呈现时间、空间与人的关系。
  一、电影符号学
  电影符号学作为电影研究的一个理论分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续至今。在麦茨电影符号研究中,他指出:“并不是因为电影作为一种语言,所以能叙述这么好的故事,而是因为电影能够叙述这么好的故事,所以才成为一种语言。”同样,电影符号学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符号学理论向电影研究扩散的产物,这种扩散存在机械挪用固有的弊端,导致它们最终无奈地走入了所谓的“符号学的死胡同”。但电影符号学也存在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后,电影符号学出现了两种分化趋向:一种趋向是发展出现在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另一种趋向是电影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产生了电影第二符号学。但是,这次符号学的转变也没有打破第一符号学的局限。同第一符号学一样,电影叙事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局限在电影文本领域内进行单纯的语言研究,没有深入到社会文化层面。
  二、《站台》中的符号研究
  电影符号是“视听符号”或“形象符号”,也就是说,电影符号由影像和声音构成。《站台》也不例外,这部电影的符号可分为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二者构成了独特的符号系统和电影语言。贾樟柯通过这个符号系统进行线性叙事,描绘人物在时间变化和空间转变中的成长线。
  (一)时间符号
  时间符号是电影叙事线的基础,电影《站台》大量使用时间符号来暗示时间的流逝。影片中广泛使用音乐和广播,在贾樟柯的电影语言中,音乐和广播的符号贯穿他拍电影的始终,如《小武》中的《心雨》《爱江山更爱美人》等。在《站台》中,音乐不仅是传达剧中人物情绪的媒介,也是时间转变的符号,如20世纪70年代的《火车向着韶山跑》《美酒与咖啡》,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校园的早晨》《是否》《成吉思汗》《站台》等。《是否》和《成吉思汗》这两首歌不仅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还体现出了时间的跨度。在影片中,《成吉思汗》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林子祥翻唱的同名歌曲,另一个版本是张蝶演唱的歌曲。其中,林子祥版本翻唱于1979年,是张军从深圳回来后在舞厅跳舞时播放的歌曲;张蝶版本《成吉思汗》收录于专辑《冰与火》,发行于1985年,这首歌在影片中也与张军有关,在钟萍离开后,张军喝醉酒,嘴里唱着这首歌。同样,在钟萍离开后,《是否》这首歌响起,但镜头中的剪影是崔明亮站著抽烟,然后切换到以前排练、现在已经人去楼空的房间,接着分别切换到尹瑞娟推自行车、在办公室内听这首歌起舞、身穿制服骑着摩托车的情景。这几个镜头所拍摄的主题以及两个主人公的切换暗示着两个人的感情,这一层表达表现出时间的变化。导演在处理这场戏时十分细腻,将这首歌的时间符号隐藏在感情后,《是否》这首歌借助影像符号和感情流露,最后两个镜头的切换体现出尹瑞娟对以往四人青春记忆的怀念。
  同样,广播也是贾樟柯影片中的时间载体,与音乐不同的是,广播可以使影片所讲述的年代具体化。例如,影片第39分钟出现了广播的声音:“五中全会庄严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表明在这个叙事段落中,故事所发生的年代是1980年。
  《站台》的时间符号还包括街道的修整、服装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变化等,这些服装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事物,如张军姑姑捎来的喇叭裤、尹瑞娟身穿的制服等。工业社会,交通工具是反映时代变迁最有力的证据,它的符号性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电影中,交通工具不断变化,人力板车、自行车、摩托车和卡车先后出现。影片中有两个街道镜头,第一个是尹瑞娟因为街道被挖推着自行车,第二个镜头是她骑着摩托车行驶在街道上,而这里的镜头使用反向跟拍,表明县城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虽然它也在进步,但始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包括崔明亮等人。
  (二)空间符号
  当代社会,县城是一个夹缝般的存在,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纽带。贾樟柯发现了这一点,有意识地将小城镇的特殊文化记录下来。汾阳作为内地相对落后的小城,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缓慢,处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与双方联系紧密。小县城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又向城市输送劳动力,而且远远落后于城市,这就造成了县城独特的文化现象。
  《站台》中反复出现城墙这一建筑,城墙在现代社会中丧失作用,但在电影中成为年轻人的约会用地。崔明亮在城墙上给尹瑞娟告白,多次的约会地点也是城墙,这里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也成为影片中主要的空间符号。城墙将整个县城围起来,将城内与城外隔离,使得县城成为“围城”,崔明亮、张军等人的行为说明城内的人想出来,当他们成为城外人时,又想着回去。这也完成了影片的故事结构:进城,出城,再进城。
  影片中的空间符号还包括街道、工作场地和火车,前两个空间也可以作为时间符号来叙述,街道和工作场地的变化和不同时间的对比都表现了时代的变迁。它们首先是作为空间符号而存在的,街道和工作场地都是崔明亮等人青春的回忆,也是人与人交往的通道,展现出现代文明的破坏性。火车在影片中是崔明亮等人的精神引导,是他们的启蒙者。当崔明亮放起《站台》这首歌时,有人喊出有火车,众人去追赶,并在铁轨上高喊。
  三、基于时空符号的人物叙述
  在上述的时空符号下,影片中的人物生活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汾阳县城以及周围的一些农村和城镇,他们身上反映着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同样他们也受着空间的限制,所活动的范围也被拘禁在这些地方。正是这些时空符号的限制,他们不能做出完全改变,最后必须回到汾阳。
  崔明亮等人在荧屏中从公务人员成为“游民”,文工团被承包,他们开始了“卖艺”的生活,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对此没有反抗之力,只能被动地选择接受。在接受中不断成长,这也是导演贾樟柯当时面临的境况,《小武》拍完后被禁拍,他也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实,影片中也存在对所处时空文化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是那个年代所允许的,如崔明亮的喇叭裤、钟萍偷化的柳叶眉等。
  影片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三明,他是一个比崔明亮年轻但长相要比崔明亮老的男人,他生活在农村,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识字,每天穿着蓝色的工装服,然后签生死状下井挖矿。在特定的时空符号下,他的一切动作都是被安排好的。在影片中,第一次与崔明亮相见时,三明在给崔明亮等人倒水洗手,钟萍自然向三明致谢,而三明没有回答,或是说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饭前洗手是一件很简单的小事情。崔明亮三人与其他人形成了微妙的对比关系,他们三人的优越感和时代所赋予他们的文明与留在乡村的三明和其他村民形成对比关系,让人们感受到不同时空符号在人物身上的体现。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空间事件虽不为直觉的对象,却是我们直觉事物的条件。”
  四、结语
  贾樟柯在电影《站台》中大量运用时间符号和空间符号来表现一个时代,利用影片中的音乐、交通工具、广播、县城等符号,突出时代变迁及其对剧中人物的影响,表现了小人物在时代中的迷茫。同样,这些符号也成为贾樟柯其他电影的关键符码,丰富了贾樟柯的影像内涵,使他的电影可以更广泛地传播。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
  作者简介:高雅(1996-),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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