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滑坡路小学毕业的黄艺博同学，这个喜欢戴着“五道杠”照相的少先队员，忽然就被无数网民一夜之间妖魔化了。黄小朋友实在是比窦娥还冤，他不幸地成了中国模式化教育之弊、中国社会对官腐之深恶痛绝，以及网民急于释放狂欢情结的多重代偿对象。
　　对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作为未成年人，他无力也不应该承受这样汪洋恣肆的口水。即便他的家长有些虚荣，即便他拥有别的孩子没有的成熟，那也不是他的罪错。数年前，我就认识上海的一位“五道杠”儿童，很完美很优秀的好孩子，完美无罪，所以，黄艺博小朋友突遭网络暴力，很冤很无辜。
　　那么，“五道杠”何以如此迅速地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成为众矢之的呢？因为它无意中触发了公众对基础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模式化、“官本位”以及意识形态化的极度反感。
　　“五道杠”代表了一群如蒋方舟在致清华大学一封信中所言的“少年既得利益者”，他们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里。一则流传甚广的“别人家孩子”的网帖对他们描述得十分到位：“茫茫宇宙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不玩游戏，不聊QQ，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年级第一。这种生物考清华，望北大，能考硕士博士，圣斗士……他是团员、党员、公务员，将来还可能知道地球为什么这么圆……这就是感动中国2011十大人物之——别人家孩子。我活了20来年，一直生活在这种不明生物的阴影之下。”原来以为这只是一群针对家长模式化教育的孩子们在愤怒抗议，“五道杠事件”让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对“别人家孩子”津津乐道的家长，也是被模式化教育——“不明生物的阴影”伤不起的一群人。
　　这种“伤”，“伤”在从小学生就开始的唯权是举——有个在国际上获奖的关于小学生竞选班长的纪实电视片，小小年纪手段却十分老辣，看了令人惊悚。权力社会对孩子的腐蚀作用实在不容小觑。就在产生“五道杠”的武汉市，还有个小学，一个班的63名学生中就诞生了32个“学生官”；而长沙市诺贝尔摇篮小学，一群8~10岁的孩子干脆组建了一个“少儿政府”，市长、副市长，还有纪检委、法院、公安局、卫生局等一应俱全。成人世界的官本位现象导致的权力角逐，提前下放到了孩子，甚至还有了孩子式的贿选与“跑官要官”。家长们对此无能为力，有的也不由自主地参与了推波助澜。
　　我们可曾见过，家长、学校和孩子们对创新性的“异质思维”这样趋之若鹜吗？
　　然而，从全国来看，非“学生官”、尤其是非“五道杠”的孩子还是大多数，于是，对“五道杠”这类出人意表的“别人家孩子”的郁闷便喷薄而出，再加上成人世界堆积和潜伏的对官场腐败、既得利益阶层以及行政的无限权力的反感，黄小朋友便不慎被卷进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一只替罪的小羊羔。
　　按循规蹈矩、好学向上且“听话出活”模式培养出的“五道杠”们走上成功坦途，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如果只有这个模式出来的孩子，才符合主流价值观，而喜欢标新立异、敢于质疑且厌恶标准答案的孩子却总是前途黯淡，这可能就是钱学森那一问的症结所在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只要模式化教育一天不破解，钱学森之问就一天没法解开。
　　大学生对公务员“国考”的趋之若鹜，年轻一代“到体制内去”的极度渴望，仍然让人忧心忡忡——从“五道杠”狂欢到“国考”狂热，病的其实不光是中国教育……
　　什么时候不再是一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有资格占有及调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什么时候成功的路径更多更丰富，什么时候像科学顽童、从小喜欢恶作剧的物理学家费曼这样的怪才也能在中国脱颖而出——“五道杠”就算还有，也没人有心思多加议论了。
　　果如是，中国才真正有希望成为创新型国家，钱老也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