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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会有如此“亲市场”的行为，其原因在于之前先有了农民等无数个体的私有化，由此而产生一股“市场力量”，地方政府官员被这一市场力量所“引导”。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人本身的私有化”催生了“中国奇迹”。
改革开放前，农民被束缚在生产队中，城市居民被束缚在单位中，“人”实际上只是“集体的人”或“国有的人”，也就是说，那时的“人”并不真正拥有他自己。改革开放后，这一状况开始一点点被纠正和改善，人们开始被允许拥有他自己，可以为自己赚钱谋生，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农民可以使用土地（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是“人的私有化”的体现，但最为关键的是，农民从集体所有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进而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从事农业之外的行业。对此，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只从土地的“两权分离”，也就是从土地制度本身，而不是人的自主性的提高来解释中国奇迹的成因。但实际上，土地的“两权分离”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人的私有化”才是农村改革的实质和内在动力。
实际上，“地方政府竞争”其实质也是“人的私有化”，而这里的“人”指的是“地方政府官员”。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官员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也随之扩大，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参与土地等资源的配置，发现土地等的“市场价格”，通过工业区和房地产开发等手段，将原先集体、国有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了，从而促进了要素的市场交换。
为什么我们不强调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的使用，而是强调其自身的私有化呢？其原因在于，前者只是后者所引致的结果。这里，如用“追逐自身的利益”来说明“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化”是不合适的，如此一来，贪污、受贿或甚至不作为等也是追逐自己的利益的表现，但那绝非我们所说的私有化。这里的“私有化”其含义是他们的行为“被导向市场”，他们的行动是市场经济大潮的一部分，通过参与市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为他人创造了价值，也就是说，这是由“市场化”而生的“私有化”。
这样，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化和农民的私有化一道，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出现。“中国奇迹”是“市场化”的结果，而“市场化”又是由“人的私有化”推动的，其中包括“农民的私有化”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化”。
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会有如此“亲市场”的行为呢？其原因在于，之前，先有了农民等无数个体的私有化，由此而产生一股“市场力量”，地方政府官员被这种力量引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市场力量的形成在先，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后。换句话说，正是市场的存在，使地方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地方政府官员身上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如没有市场力量的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那时没有市场，地方政府完全是迎合上面的要求发展工业，结果导致重大悲剧。此外，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之所以不如中国那么成功，其原因之一就是其“改革”缺乏“市场力量”的引导，其国企的“私有化”并没有因此而创造出一个“市场”。
清华大学的周黎安教授等人把“中国奇迹”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联系起来，认为这种“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这种制度设计意味着地方官员听从中央，恰恰是“人的国有化”的体现。
市场化意味着地方化和分散化，而“上级考核”意味着中央命令和统制，因此，与市场化的要求是相悖的。如不是市场的事先存在，晋升激励从何谈起。可以说，正是“市场”的存在本身，为地方政府官员的行动产生“正面效应”提供了可能。为此，地方政府官员是顺应“市场”还是听命于“上级”，是问题的关键。假如诸如此类的“晋升锦标赛”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正确之“道”，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只需进一步激励地方官员就可以了。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对“人的私有化”基础上所产生的“市场化”推动的，那绝非简单地通过激励地方官员就可以实现的。如缺乏市场的激励与引导，地方政府成为破坏性力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比较一下市场力量较弱的东北与市场力量较强的江浙地区，也许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市场力量弱化时，地方政府因失去市场的激励与引导，从“亲市场”转向“反市场”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在经济不景气时，更要强调市场化，也即“人的私有化”。将原先“被国有化”了的人“私有化”，使之凭借自身的实力面向市场，成为自主负责的个体。
如阿尔钦所言，“产权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这表明产权是一个基于“人”，从“人本身”出发的“行动”概念，与本文对产权的理解一致，然而，在涉及私有化概念时，经济学界却普遍忽略了这一定义，把“私有化”狭隘地理解为对财物的边界界定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实践中，若坚持这一有偏差的认识很可能会导致“私有化”过程走弯路，甚至走错路。比如国企改革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明晰国企资产的产权，而在于将原先“被国有化”了的人“私有化”，使之凭借自身的实力面向市场，成为自主负责的个体。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3.9%，增速比前四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62.0%，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6月13日表示，民营资本确实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现象，虽然这两年在政府的努力下有积极改善，但还是不够宽松。
华创证券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民营部门风险暴露持续，信用体系脆弱，缺乏（类国企的）债务保障机制，（企业家）违约成本低，违约乃至跑路现象层出不穷。站在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角度，收缩信贷规模是理所当然的。
随着五矿近期被确定纳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新一轮十项改革试点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有消息称，随着改革试点名单和方案的确定，近期或将有相关部署和安排。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通过试点，试错成本低，改革步伐可以加大，同一批次的多个试点间会进行竞争性的制度创新，试点的成功能够有效地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思想分歧和改革阻力，试点的经验提供了详细完整的操作方案，易于在大范围移植。未来进一步扩大试点，可以在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形成好的经验，指导其他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上期本刊高关注度报道
（《财经网》上期本刊高关注度报道）
6月13日-6月26日
1 人工智能竞赛
2 未雨绸缪人工智能监管
3 “深港通”倒计时
4 朴槿惠时期的对朝政策
5 稳住中美关系大局
6 储能产业临界点
7 收容教育制度再议
8 资源税改革全面推进
9 美联储的不确定性
10 遗梦潘家园
改革开放前，农民被束缚在生产队中，城市居民被束缚在单位中，“人”实际上只是“集体的人”或“国有的人”，也就是说，那时的“人”并不真正拥有他自己。改革开放后，这一状况开始一点点被纠正和改善，人们开始被允许拥有他自己，可以为自己赚钱谋生，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农民可以使用土地（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是“人的私有化”的体现，但最为关键的是，农民从集体所有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进而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从事农业之外的行业。对此，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只从土地的“两权分离”，也就是从土地制度本身，而不是人的自主性的提高来解释中国奇迹的成因。但实际上，土地的“两权分离”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人的私有化”才是农村改革的实质和内在动力。
实际上，“地方政府竞争”其实质也是“人的私有化”，而这里的“人”指的是“地方政府官员”。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官员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也随之扩大，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参与土地等资源的配置，发现土地等的“市场价格”，通过工业区和房地产开发等手段，将原先集体、国有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了，从而促进了要素的市场交换。
为什么我们不强调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的使用，而是强调其自身的私有化呢？其原因在于，前者只是后者所引致的结果。这里，如用“追逐自身的利益”来说明“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化”是不合适的，如此一来，贪污、受贿或甚至不作为等也是追逐自己的利益的表现，但那绝非我们所说的私有化。这里的“私有化”其含义是他们的行为“被导向市场”，他们的行动是市场经济大潮的一部分，通过参与市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为他人创造了价值，也就是说，这是由“市场化”而生的“私有化”。
这样，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化和农民的私有化一道，共同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出现。“中国奇迹”是“市场化”的结果，而“市场化”又是由“人的私有化”推动的，其中包括“农民的私有化”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化”。
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会有如此“亲市场”的行为呢？其原因在于，之前，先有了农民等无数个体的私有化，由此而产生一股“市场力量”，地方政府官员被这种力量引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市场力量的形成在先，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后。换句话说，正是市场的存在，使地方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地方政府官员身上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如没有市场力量的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那时没有市场，地方政府完全是迎合上面的要求发展工业，结果导致重大悲剧。此外，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之所以不如中国那么成功，其原因之一就是其“改革”缺乏“市场力量”的引导，其国企的“私有化”并没有因此而创造出一个“市场”。
清华大学的周黎安教授等人把“中国奇迹”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联系起来，认为这种“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这种制度设计意味着地方官员听从中央，恰恰是“人的国有化”的体现。
市场化意味着地方化和分散化，而“上级考核”意味着中央命令和统制，因此，与市场化的要求是相悖的。如不是市场的事先存在，晋升激励从何谈起。可以说，正是“市场”的存在本身，为地方政府官员的行动产生“正面效应”提供了可能。为此，地方政府官员是顺应“市场”还是听命于“上级”，是问题的关键。假如诸如此类的“晋升锦标赛”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正确之“道”，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只需进一步激励地方官员就可以了。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对“人的私有化”基础上所产生的“市场化”推动的，那绝非简单地通过激励地方官员就可以实现的。如缺乏市场的激励与引导，地方政府成为破坏性力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比较一下市场力量较弱的东北与市场力量较强的江浙地区，也许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市场力量弱化时，地方政府因失去市场的激励与引导，从“亲市场”转向“反市场”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在经济不景气时，更要强调市场化，也即“人的私有化”。将原先“被国有化”了的人“私有化”，使之凭借自身的实力面向市场，成为自主负责的个体。
如阿尔钦所言，“产权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这表明产权是一个基于“人”，从“人本身”出发的“行动”概念，与本文对产权的理解一致，然而，在涉及私有化概念时，经济学界却普遍忽略了这一定义，把“私有化”狭隘地理解为对财物的边界界定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实践中，若坚持这一有偏差的认识很可能会导致“私有化”过程走弯路，甚至走错路。比如国企改革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明晰国企资产的产权，而在于将原先“被国有化”了的人“私有化”，使之凭借自身的实力面向市场，成为自主负责的个体。
民间投资增速下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3.9%，增速比前四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62.0%，同比下降3.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6月13日表示，民营资本确实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现象，虽然这两年在政府的努力下有积极改善，但还是不够宽松。
华创证券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民营部门风险暴露持续，信用体系脆弱，缺乏（类国企的）债务保障机制，（企业家）违约成本低，违约乃至跑路现象层出不穷。站在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角度，收缩信贷规模是理所当然的。
央企改革试点扩围在即
随着五矿近期被确定纳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新一轮十项改革试点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有消息称，随着改革试点名单和方案的确定，近期或将有相关部署和安排。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通过试点，试错成本低，改革步伐可以加大，同一批次的多个试点间会进行竞争性的制度创新，试点的成功能够有效地凝聚改革共识，减少思想分歧和改革阻力，试点的经验提供了详细完整的操作方案，易于在大范围移植。未来进一步扩大试点，可以在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形成好的经验，指导其他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上期本刊高关注度报道
（《财经网》上期本刊高关注度报道）
6月13日-6月26日
1 人工智能竞赛
2 未雨绸缪人工智能监管
3 “深港通”倒计时
4 朴槿惠时期的对朝政策
5 稳住中美关系大局
6 储能产业临界点
7 收容教育制度再议
8 资源税改革全面推进
9 美联储的不确定性
10 遗梦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