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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的报刊批判，构成其革命活动的重要部分，始终闪烁着理性光辉。他对报刊的政治批判，对歪曲共产主义实践的批驳，痛斥反动报刊的奴性，谴责反动报刊对革命者的诽谤，表现出捍卫贫苦阶级的利益和对合乎道德及理性目标的坚定追求。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批判；报刊的政治性；反动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2-0056-05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的卡尔.马克思，对摩泽尔河谷贫穷的印象一直难以磨灭。摧毁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彻底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他脑海里浮现并萦绕不断。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阻止这种革命进程的不只是当时欧洲的各国统治者，还有散发毒菌的各国统治者的御用报刊。从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到10月15日成为该报主编，马克思不断展开对旧哲学、专制统治及其报刊制度的批判，揭露了反动报刊及其记者的本性，阐释了他的许多光辉论断的实践理性。
一、报刊的政治性与政治批判
马克思对报刊的政治批判，始于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议会辩论。①1842年10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论文，从政治和法律角度揭露国家和法律不过是贵族和地主的私有工具，把矛头指向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普鲁士国家报》却把压迫贫民的“林木盗窃法”视为保护“林木所有者”的常识，没有政治和制度色彩，各国都有此类合情合理的规定，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马克思斥责《普鲁士国家报》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1]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一切财产所有权问题都源自政治制度，反动报刊极力抹杀物质所有权的政治本质，实质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当社会制度已经腐朽、沉沦，成为压迫人民、阻挠革命的枷锁，对它和维护它的报刊发起批判，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在指导欧洲革命时，接连遇到反动报刊的反扑，他对这些报刊果断地展开政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支持社会改革还是主张倒退，是革命报刊还是反动报刊的分水岭。当有人指责“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马克思反问：“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1]152民主主义报刊站在人民革命一边，作为“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的报刊是进步的，阻止人民革命的报刊则是反动的。对反动报刊进行政治批判，是推进社会革命的第一步。
迄今为止，各种媒体都有政治性，这是由社会生活本身决定的，而不是报纸的随意选择，更不是报纸的幻想。1844年，德国青年哲学家施蒂纳看不到报刊是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公然宣扬报纸同关心政治的人一样，故意在报纸上制造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批评施蒂纳的谬论说，这位乡下佬认为，“我们的报纸充满了政治，因为它们被一个幻想所迷惑，似乎人是为了要做社会动物而被创造出来的。”“人们所以研究政治，就是因为我们的报纸充满了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这种奇怪的逻辑指出，“其实，不是报纸有了怪想，而是怪想有了‘施蒂纳’”。[2]172现实政治的不合理，对维护这种政治的报刊及其怪论进行政治批判，不是什么幻想，而恰恰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产物。
马克思主张，报纸应有容纳百川的政治胸怀，通过表达不同的政治信念，让读者比较不同的政治观点，达到对政治真理的认识。他所主编的《莱茵报》发表了许多对立政治见解的文章，赢得了不同政治信仰者的支持。当专制政府要查封《莱茵報》时，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900多人。马克思指证说：“人们可以对这家报纸的政治信念表示赞同，也可以像签名者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坚决反对，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国家生活的人都必定会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法从事政治著述。”[1]152《莱茵报》上不同政治立场的文章，经过相互批驳和辨析，引导读者鉴别正确的政治主张，报刊的政治批判就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与此相反，反动报刊禁止发表不同政治见解，十分恐惧人民的觉醒。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中揭露普鲁士政府对思想的垄断，到了闭境自守的龟缩状态，不许人民了解政治常识，遏制人民获得政治理性。他写道：“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反动报刊压制不同政见的目的，是让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的统治者，“继续保持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3]362堵塞思想，掩人耳目，是一切专制报刊的共性。
恩格斯1820年11月2日生于德国莱茵省的巴门，父亲是个纺纱厂主。1839年3月他为《德意志电讯》撰写的《乌培河谷的来信》，把工人阶级悲苦的生活状况告白天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从此走上写作道路。他同马克思相识并结成战斗友谊，把报刊的政治批判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发表了许多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马克思曾强调：“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4]42当时报刊上有很多阐述宗教的文章，无非是对劳苦大众散布“精神鸦片”，需要通过政治批判识破宣扬宗教的政治目的。后来，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更为透彻地揭穿了宗教问题的政治本质，他写道：“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5]282反动报纸这种政治说教，无一不是颂扬自甘屈辱，掩盖剥削制度的惨无人道。 反动报刊极力掩盖人民的苦难，猛烈攻击为人民呐喊的报刊，充当专制统治者的帮凶。在普鲁士官方多次提出要查封《莱茵报》时，《柯尼斯堡总汇报》发表官方文章宣称，普鲁士是个有“自由主权”的国家。这里有自由，但不允许《莱茵报》这类替人民说话的报纸的存在。为此，马克思指出：“‘自由主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自由纯粹是国王的个人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是他的个人特性；另一种是说自由是主权的精神，因而已经或者至少是应当通过自由的机构和法律获得实现……而法律是他用来观察事物的眼睛——这就是《莱茵报》的观点。”[1]152马克思强调新闻自由来自法律规定这一神圣权利，回击了《柯尼斯堡总汇报》的谰言：人民报刊的政治自由是由法律赋予的，不承认这种自由是违法的。“法律是社会重力定律”，在任何时代，马克思这个结论都有永恒的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莱茵报》）它从来都只维护自己深信合乎理性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1]152
二、批驳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污蔑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多学者断言，青年马克思（1841-1846）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这种毫无根据的学术误判，忽略了对马克思博士论文及此后著述的考察。[6][7]实际上，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开始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对污蔑共产主义宣传的反动报刊进行了严肃的批驳。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蔓延，许多共产主义宣传出现在报刊上，各国统治阶级十分惊慌。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莱茵报》站在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煽动民众造反，声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畢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 《莱茵报》“这样做就是在推荐一种不干不净的蹩脚货”。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批驳《总汇报》的险恶用心，写道：“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吗？”“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的重要意义了……现在你们该明白奥格斯堡女人的愤怒了吧；她之所以不宽恕我们，原来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1]152此时满身污垢的欧洲工人阶级在谈论共产主义理想，《莱茵报》公开宣传这一解放被压迫阶级的理论，宣告她对“欧洲的重要意义”，已经表明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当时，马克思面对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因为有些空想成分，他不认为这一理论在短时间内就可实现。马克思主张扬弃这一理论中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应盲目地全部否定，对工人阶级的追求应有可贵的理性批判精神。他强调：“《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是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152
对待不成熟的工人运动理论的这种慎重态度，完全不同于《奥格斯堡报》的反动观点。《莱茵报》强调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理智、良知和信念，是不可征服的，对《奥格斯堡报》与反动统治者而言，共产主义理论比实验更是一种危险和魔鬼，大炮可以对付工人阶级实践共产主义的行动，却无法摧毁深入人心的理论。马克思写道：“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1]152马克思指责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理智与良心，它既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知，自然全盘否定反映穷人理想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清醒、坚定的，既看到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征服人心的力量，也察觉出这一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更高的理论设计，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度理性。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既没有共产主义知识，更没有对被压迫群众的同情，不过是个毫无信仰、毫无良知的低劣的报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报主编是在耍“投机勾当和外交手腕”而已，企图在反对共产主义的炫耀中赢得统治者的欢心。面对欧洲反动报纸对共产主义的讨伐和污蔑，1844年2月马克思编辑《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扼要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52这些伟大格言，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人和全人类的解放，始终贯穿于他的报刊批判理论与实践。当年他刚满26岁。
三、痛斥御用报纸的哈巴狗嘴脸
在马克思时代，一切反动报刊都为金钱而生存，进而言之，在金钱的驱使下，一切媒体都可能沾染上反动性。报纸的灵魂被收买，便信口雌黄，哈巴狗个性十足。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一文中说：“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因为得了钱而不说话，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牛’。应当指出，这个牛就是埃及的银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泰晤士报》，自从重新提出东方问题②以来，它的舌头上一直是有牛的，——这样说即使不是根据它保持缄默，至少也是根据它所作的报道。”[8]21英国反动报纸往往受银币的左右，不是沉默就是满嘴胡言，为自身利益而抛弃一切诚信。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泰晤士报》反对英国的一切改革，“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都可以作为例子”。[9]335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想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表现出左右摇摆、信口雌黄的本性。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不是由于舆论逼迫，而是在无法阻止人民运动的狂澜之后，才屈服于舆论。 马克思无情地痛斥说，从来没有“美德”的《泰晤士报》必须表现出美德，装出一幅模样让人们相信，它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统治者结为一伙。但真相是，《泰晤士报》变成了帕麦斯顿勋爵（曾为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本文作者）的工具。当帕麦斯顿被追究关于波兰革命的外交责任时，《泰晤士报》干脆隐瞒不提这件事，后来又删削和篡改揭发者的发言，将其歪曲、伪造得丝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马克思认为，这种卫道士的摇唇鼓舌，不管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而是辛劳万分，尽到一个奴仆的本分。[9]335
马克思批判英国另外几家报刊的记者，直接把他们称为“哈巴狗”，而且一钱不值，因为他们为金钱而不断发出吠声。他强调，《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不值钱的文人……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10]604
马克思特别提到伦敦的《喧声》杂志。这家杂志的扉页上的反动文人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卑贱文人的象征，潘奇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其他出卖灵魂的记者相比。马克思讽刺说：“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不值钱的文人，而天生的不值钱的文人就是托比……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軍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10]604最后，马克思愤然抨击那些反动报刊的无耻文人说：“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金钱总是让反动记者丑态百出，其灵魂不过是钱币的代替物。
在德国也是如此，反动文人充当统治者的奴仆和卫道士，不是花言巧语地愚弄人民，就是对进步报刊肆意攻击。像《普鲁士国家报》就甘愿充当统治者的应声虫，竭力美化国家奴役人民的政策，用骗人的出版物把人民从阅读革命书刊引开，“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1]152。这类政治倾向的报刊处处看政府官吏的眼色行事，煞有介事地赞美当权者，让读者同它一起做普鲁士统治者的臣民。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的惯用手段，也是“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这类报纸都是官方“不穿制服的奴朴”，“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1]152马克思以犀利的目光和凿骨捣髓的笔锋，把反动报刊的谗言媚态和蛮横无理暴露无余。
反动报刊的记者为了表露对当权者的忠心，毫无是非观念和自我尊严，对正义报刊或作者摆出一幅“狗仗人势”的架势。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权批评公众人物，特别是批评作家和政治家，但如果怀有亵渎和恶意，在关键问题上，他则以更大的力量予以还击。马克思结合自身的体验指出：“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我这里所遵循的格言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10]604对反动报刊的恶意攻击，马克思不仅不会退缩，而且以更猛烈的“言弹”射向这些辱道者。
四、谴责反动报刊对革命者的诽谤
面对欧洲1848年的革命热潮，法国有两种报刊，即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报纸，它们的激情和面孔截然不同。马克思写道：“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那样，引述半官方报纸作为报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问祝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11]420就是说，当时即使非官方的报纸，也辨别不清工人与市民的斗争目标和它的伟大作用，常常不敢宏扬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说明，非官方的报纸还没有挺直腰板，以正义、无畏的姿态表达自己的呐喊。
巴黎六月革命失败，参与巷战的工人群众被镇压，尸体横卧街头，不同报刊对革命者的结局出现截然不同的关注和评价。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说，任何一家巴黎报纸，不管是《总汇通报》《辩论日报》，还是《国民报》，都没有把参加起义的人说成“食人生番”“强盗”“暴徒”和“杀人犯”。只有梯也尔的《立宪主义者报》和法国有些报纸则发表奇谈怪论，侮辱工人阶级形象。巴黎《总汇通报》和以攻击手段圆滑见称的德国《科伦日报》还大肆渲染工人起义抢劫钱财，很多人身边都有钱，后者竟夸张说三四万工人身上有钱！恩格斯驳斥说，后来才弄清楚事情的缘由：身上带着钱的正统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也许还有菲力浦主义的奸细曾经钻到或者企图钻到街垒战士中间，保守的国民议会议员帕耶在起义者那里亲眼所见，参加起义的是被贫困生活逼得绝望的工人，“他们宁肯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也不愿饿死！”[12]163
恩格斯对污蔑起义工人的报纸谴责说：“这是卑鄙的谎言，无耻的诽谤”。“所有这些谎言都是以一家通讯社发出的一条极不可靠的、未经《总汇通报》证实的消息为根据的。”[12]163反动报刊攻击工人阶级的正义举动，只能乞求于谎言，因为用正当的手段不可能掩盖反动政府残杀工人的罪行。后来，恩格斯证明欧洲工人已经贫穷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才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他写道：“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六月工人起义失败后，真正无产阶级报刊也被淹没在起义者的血泊中。”[13]244统治阶级的残暴，反动报刊对革命者的污蔑，使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观点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革命报刊的主要宣传内容，这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和必然性。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流亡者，多逃匿、隐藏在英国，《泰晤士报》对这些革命逃亡者进行了恶毒攻击。马克思揭露说，《泰晤士报》先是痛骂流亡者并敦促所属国提出驱逐他们出境的要求，当它确知内阁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将被下院轻蔑地否决时，便立即花言巧语地大谈它为维护避难权而不惜作出的牺牲。接着，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的文章，戳穿它诬蔑革命者的凶相：我国成了一个展览流亡者的动物园，聚集着来自各个国家的无恶不作的暴徒，这类可怜的生灵中大部分都过着贫穷堕落的生活，吃异国人的残羹剩饭还要碰运气，在这个泱泱大都会的污波浊浪之下，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最残酷的放逐。
马克思痛斥《泰晤士报》对革命者的残忍、下流的诋毁，揭露它的丑恶、阴险与虚伪，把资产阶级报刊的血腥味从文字中散发出来。他谴责道：“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吃着异国人的残羹剩饭，那么《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异国人的血和肉养肥的吗？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本文作者）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集体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了头的财产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英镑啊！”[14]672《泰晤士报》之所以如此反动，因为在它的编辑部里有一些统治者的“投靠者”，“他们成了把大陆警察当局和英国这家头号大报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是辩证的，同时又高举批判的旗帜，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3]362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新的结论看，他们毕生的批判目标，特别是报刊批判，“从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政体。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道德和理性的社会制度。”[15]351
注 釋：
① 19世纪30年代德国莱茵省有大片森林和草地，居民可以在那里砍柴、放牧。后来一些贵族地主霸占了这些森林和草地，居民再去砍柴被诉为“盗窃”。普鲁士议会经过辩论，制定了严厉的“林木盗窃法”， 对砍柴的贫民施以严厉惩罚。
② “东方问题”是指 1853年3月20日俄军进入布加勒斯特，进而占领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土耳其势力范围，引发了1853～1856年的英、法、萨丁王国联合对抗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伦敦《泰晤士报》受到双方的收买，报道立场左右摇摆不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刘建明.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两个转变”说是学术误判[N].北京日报（理论版），2012-08-24.
[7]刘建明.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发生“两个转变”了吗？[J].当代传播，2010（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报刊批判；报刊的政治性；反动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2-0056-05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的卡尔.马克思，对摩泽尔河谷贫穷的印象一直难以磨灭。摧毁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彻底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他脑海里浮现并萦绕不断。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端，阻止这种革命进程的不只是当时欧洲的各国统治者，还有散发毒菌的各国统治者的御用报刊。从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到10月15日成为该报主编，马克思不断展开对旧哲学、专制统治及其报刊制度的批判，揭露了反动报刊及其记者的本性，阐释了他的许多光辉论断的实践理性。
一、报刊的政治性与政治批判
马克思对报刊的政治批判，始于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议会辩论。①1842年10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论文，从政治和法律角度揭露国家和法律不过是贵族和地主的私有工具，把矛头指向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普鲁士国家报》却把压迫贫民的“林木盗窃法”视为保护“林木所有者”的常识，没有政治和制度色彩，各国都有此类合情合理的规定，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马克思斥责《普鲁士国家报》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指出：“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1]在阶级压迫的社会，一切财产所有权问题都源自政治制度，反动报刊极力抹杀物质所有权的政治本质，实质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当社会制度已经腐朽、沉沦，成为压迫人民、阻挠革命的枷锁，对它和维护它的报刊发起批判，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在指导欧洲革命时，接连遇到反动报刊的反扑，他对这些报刊果断地展开政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支持社会改革还是主张倒退，是革命报刊还是反动报刊的分水岭。当有人指责“荷兰的报刊引起了比利时革命”，马克思反问：“什么样的报刊？主张改革的还是反动的？”[1]152民主主义报刊站在人民革命一边，作为“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的报刊是进步的，阻止人民革命的报刊则是反动的。对反动报刊进行政治批判，是推进社会革命的第一步。
迄今为止，各种媒体都有政治性，这是由社会生活本身决定的，而不是报纸的随意选择，更不是报纸的幻想。1844年，德国青年哲学家施蒂纳看不到报刊是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公然宣扬报纸同关心政治的人一样，故意在报纸上制造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批评施蒂纳的谬论说，这位乡下佬认为，“我们的报纸充满了政治，因为它们被一个幻想所迷惑，似乎人是为了要做社会动物而被创造出来的。”“人们所以研究政治，就是因为我们的报纸充满了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这种奇怪的逻辑指出，“其实，不是报纸有了怪想，而是怪想有了‘施蒂纳’”。[2]172现实政治的不合理，对维护这种政治的报刊及其怪论进行政治批判，不是什么幻想，而恰恰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产物。
马克思主张，报纸应有容纳百川的政治胸怀，通过表达不同的政治信念，让读者比较不同的政治观点，达到对政治真理的认识。他所主编的《莱茵报》发表了许多对立政治见解的文章，赢得了不同政治信仰者的支持。当专制政府要查封《莱茵報》时，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有900多人。马克思指证说：“人们可以对这家报纸的政治信念表示赞同，也可以像签名者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它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甚至可以坚决反对，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真正主张健康的和自由的国家生活的人都必定会对这家报纸所遭受的打击深表遗憾……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法从事政治著述。”[1]152《莱茵报》上不同政治立场的文章，经过相互批驳和辨析，引导读者鉴别正确的政治主张，报刊的政治批判就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与此相反，反动报刊禁止发表不同政治见解，十分恐惧人民的觉醒。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文章中揭露普鲁士政府对思想的垄断，到了闭境自守的龟缩状态，不许人民了解政治常识，遏制人民获得政治理性。他写道：“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反动报刊压制不同政见的目的，是让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的统治者，“继续保持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3]362堵塞思想，掩人耳目，是一切专制报刊的共性。
恩格斯1820年11月2日生于德国莱茵省的巴门，父亲是个纺纱厂主。1839年3月他为《德意志电讯》撰写的《乌培河谷的来信》，把工人阶级悲苦的生活状况告白天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从此走上写作道路。他同马克思相识并结成战斗友谊，把报刊的政治批判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发表了许多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马克思曾强调：“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4]42当时报刊上有很多阐述宗教的文章，无非是对劳苦大众散布“精神鸦片”，需要通过政治批判识破宣扬宗教的政治目的。后来，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更为透彻地揭穿了宗教问题的政治本质，他写道：“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5]282反动报纸这种政治说教，无一不是颂扬自甘屈辱，掩盖剥削制度的惨无人道。 反动报刊极力掩盖人民的苦难，猛烈攻击为人民呐喊的报刊，充当专制统治者的帮凶。在普鲁士官方多次提出要查封《莱茵报》时，《柯尼斯堡总汇报》发表官方文章宣称，普鲁士是个有“自由主权”的国家。这里有自由，但不允许《莱茵报》这类替人民说话的报纸的存在。为此，马克思指出：“‘自由主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自由纯粹是国王的个人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是他的个人特性；另一种是说自由是主权的精神，因而已经或者至少是应当通过自由的机构和法律获得实现……而法律是他用来观察事物的眼睛——这就是《莱茵报》的观点。”[1]152马克思强调新闻自由来自法律规定这一神圣权利，回击了《柯尼斯堡总汇报》的谰言：人民报刊的政治自由是由法律赋予的，不承认这种自由是违法的。“法律是社会重力定律”，在任何时代，马克思这个结论都有永恒的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莱茵报》）它从来都只维护自己深信合乎理性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1]152
二、批驳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污蔑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多学者断言，青年马克思（1841-1846）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这种毫无根据的学术误判，忽略了对马克思博士论文及此后著述的考察。[6][7]实际上，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开始捍卫共产主义思想，对污蔑共产主义宣传的反动报刊进行了严肃的批驳。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蔓延，许多共产主义宣传出现在报刊上，各国统治阶级十分惊慌。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莱茵报》站在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煽动民众造反，声称：“《莱茵报》是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畢竟是一位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和柏拉图式地频送秋波的人物。” 《莱茵报》“这样做就是在推荐一种不干不净的蹩脚货”。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批驳《总汇报》的险恶用心，写道：“难道我们仅仅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当前在沙龙中议论的问题，因为它的衣服不干净，没有玫瑰香水的香味，就不应该把它当作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吗？”“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法国和英国当前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单凭奥格斯堡报在空话中使用过共产主义这个词，共产主义也就具有欧洲的重要意义了……现在你们该明白奥格斯堡女人的愤怒了吧；她之所以不宽恕我们，原来是因为我们向公众不加粉饰地介绍了共产主义。”[1]152此时满身污垢的欧洲工人阶级在谈论共产主义理想，《莱茵报》公开宣传这一解放被压迫阶级的理论，宣告她对“欧洲的重要意义”，已经表明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当时，马克思面对的是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因为有些空想成分，他不认为这一理论在短时间内就可实现。马克思主张扬弃这一理论中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应盲目地全部否定，对工人阶级的追求应有可贵的理性批判精神。他强调：“《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是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152
对待不成熟的工人运动理论的这种慎重态度，完全不同于《奥格斯堡报》的反动观点。《莱茵报》强调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理智、良知和信念，是不可征服的，对《奥格斯堡报》与反动统治者而言，共产主义理论比实验更是一种危险和魔鬼，大炮可以对付工人阶级实践共产主义的行动，却无法摧毁深入人心的理论。马克思写道：“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1]152马克思指责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理智与良心，它既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知，自然全盘否定反映穷人理想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清醒、坚定的，既看到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征服人心的力量，也察觉出这一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更高的理论设计，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度理性。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主编既没有共产主义知识，更没有对被压迫群众的同情，不过是个毫无信仰、毫无良知的低劣的报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报主编是在耍“投机勾当和外交手腕”而已，企图在反对共产主义的炫耀中赢得统治者的欢心。面对欧洲反动报纸对共产主义的讨伐和污蔑，1844年2月马克思编辑《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扼要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52这些伟大格言，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彻底性——人和全人类的解放，始终贯穿于他的报刊批判理论与实践。当年他刚满26岁。
三、痛斥御用报纸的哈巴狗嘴脸
在马克思时代，一切反动报刊都为金钱而生存，进而言之，在金钱的驱使下，一切媒体都可能沾染上反动性。报纸的灵魂被收买，便信口雌黄，哈巴狗个性十足。马克思在《伦敦的报刊》一文中说：“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因为得了钱而不说话，人们就说他‘舌头上有牛’。应当指出，这个牛就是埃及的银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泰晤士报》，自从重新提出东方问题②以来，它的舌头上一直是有牛的，——这样说即使不是根据它保持缄默，至少也是根据它所作的报道。”[8]21英国反动报纸往往受银币的左右，不是沉默就是满嘴胡言，为自身利益而抛弃一切诚信。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泰晤士报》反对英国的一切改革，“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都可以作为例子”。[9]335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想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表现出左右摇摆、信口雌黄的本性。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不是由于舆论逼迫，而是在无法阻止人民运动的狂澜之后，才屈服于舆论。 马克思无情地痛斥说，从来没有“美德”的《泰晤士报》必须表现出美德，装出一幅模样让人们相信，它不致与实际独掌帝国国家资源的统治者结为一伙。但真相是，《泰晤士报》变成了帕麦斯顿勋爵（曾为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本文作者）的工具。当帕麦斯顿被追究关于波兰革命的外交责任时，《泰晤士报》干脆隐瞒不提这件事，后来又删削和篡改揭发者的发言，将其歪曲、伪造得丝毫无损于帕麦斯顿的政绩。马克思认为，这种卫道士的摇唇鼓舌，不管能从“它对高贵子爵的效劳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处，它的这个差使决不是很轻松愉快的”，而是辛劳万分，尽到一个奴仆的本分。[9]335
马克思批判英国另外几家报刊的记者，直接把他们称为“哈巴狗”，而且一钱不值，因为他们为金钱而不断发出吠声。他强调，《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不值钱的文人……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10]604
马克思特别提到伦敦的《喧声》杂志。这家杂志的扉页上的反动文人潘奇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卑贱文人的象征，潘奇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其他出卖灵魂的记者相比。马克思讽刺说：“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不值钱的文人，而天生的不值钱的文人就是托比……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軍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10]604最后，马克思愤然抨击那些反动报刊的无耻文人说：“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金钱总是让反动记者丑态百出，其灵魂不过是钱币的代替物。
在德国也是如此，反动文人充当统治者的奴仆和卫道士，不是花言巧语地愚弄人民，就是对进步报刊肆意攻击。像《普鲁士国家报》就甘愿充当统治者的应声虫，竭力美化国家奴役人民的政策，用骗人的出版物把人民从阅读革命书刊引开，“成为他们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属品”[1]152。这类政治倾向的报刊处处看政府官吏的眼色行事，煞有介事地赞美当权者，让读者同它一起做普鲁士统治者的臣民。俾斯麦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的惯用手段，也是“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谰言的特权”。这类报纸都是官方“不穿制服的奴朴”，“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1]152马克思以犀利的目光和凿骨捣髓的笔锋，把反动报刊的谗言媚态和蛮横无理暴露无余。
反动报刊的记者为了表露对当权者的忠心，毫无是非观念和自我尊严，对正义报刊或作者摆出一幅“狗仗人势”的架势。马克思认为，报刊有权批评公众人物，特别是批评作家和政治家，但如果怀有亵渎和恶意，在关键问题上，他则以更大的力量予以还击。马克思结合自身的体验指出：“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我这里所遵循的格言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10]604对反动报刊的恶意攻击，马克思不仅不会退缩，而且以更猛烈的“言弹”射向这些辱道者。
四、谴责反动报刊对革命者的诽谤
面对欧洲1848年的革命热潮，法国有两种报刊，即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报纸，它们的激情和面孔截然不同。马克思写道：“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那样，引述半官方报纸作为报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问祝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11]420就是说，当时即使非官方的报纸，也辨别不清工人与市民的斗争目标和它的伟大作用，常常不敢宏扬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说明，非官方的报纸还没有挺直腰板，以正义、无畏的姿态表达自己的呐喊。
巴黎六月革命失败，参与巷战的工人群众被镇压，尸体横卧街头，不同报刊对革命者的结局出现截然不同的关注和评价。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文章说，任何一家巴黎报纸，不管是《总汇通报》《辩论日报》，还是《国民报》，都没有把参加起义的人说成“食人生番”“强盗”“暴徒”和“杀人犯”。只有梯也尔的《立宪主义者报》和法国有些报纸则发表奇谈怪论，侮辱工人阶级形象。巴黎《总汇通报》和以攻击手段圆滑见称的德国《科伦日报》还大肆渲染工人起义抢劫钱财，很多人身边都有钱，后者竟夸张说三四万工人身上有钱！恩格斯驳斥说，后来才弄清楚事情的缘由：身上带着钱的正统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也许还有菲力浦主义的奸细曾经钻到或者企图钻到街垒战士中间，保守的国民议会议员帕耶在起义者那里亲眼所见，参加起义的是被贫困生活逼得绝望的工人，“他们宁肯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也不愿饿死！”[12]163
恩格斯对污蔑起义工人的报纸谴责说：“这是卑鄙的谎言，无耻的诽谤”。“所有这些谎言都是以一家通讯社发出的一条极不可靠的、未经《总汇通报》证实的消息为根据的。”[12]163反动报刊攻击工人阶级的正义举动，只能乞求于谎言，因为用正当的手段不可能掩盖反动政府残杀工人的罪行。后来，恩格斯证明欧洲工人已经贫穷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才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他写道：“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六月工人起义失败后，真正无产阶级报刊也被淹没在起义者的血泊中。”[13]244统治阶级的残暴，反动报刊对革命者的污蔑，使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观点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革命报刊的主要宣传内容，这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和必然性。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流亡者，多逃匿、隐藏在英国，《泰晤士报》对这些革命逃亡者进行了恶毒攻击。马克思揭露说，《泰晤士报》先是痛骂流亡者并敦促所属国提出驱逐他们出境的要求，当它确知内阁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将被下院轻蔑地否决时，便立即花言巧语地大谈它为维护避难权而不惜作出的牺牲。接着，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的文章，戳穿它诬蔑革命者的凶相：我国成了一个展览流亡者的动物园，聚集着来自各个国家的无恶不作的暴徒，这类可怜的生灵中大部分都过着贫穷堕落的生活，吃异国人的残羹剩饭还要碰运气，在这个泱泱大都会的污波浊浪之下，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最残酷的放逐。
马克思痛斥《泰晤士报》对革命者的残忍、下流的诋毁，揭露它的丑恶、阴险与虚伪，把资产阶级报刊的血腥味从文字中散发出来。他谴责道：“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吃着异国人的残羹剩饭，那么《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异国人的血和肉养肥的吗？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古希腊神话中的女巫——本文作者）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集体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了头的财产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英镑啊！”[14]672《泰晤士报》之所以如此反动，因为在它的编辑部里有一些统治者的“投靠者”，“他们成了把大陆警察当局和英国这家头号大报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是辩证的，同时又高举批判的旗帜，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3]362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新的结论看，他们毕生的批判目标，特别是报刊批判，“从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政体。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道德和理性的社会制度。”[15]351
注 釋：
① 19世纪30年代德国莱茵省有大片森林和草地，居民可以在那里砍柴、放牧。后来一些贵族地主霸占了这些森林和草地，居民再去砍柴被诉为“盗窃”。普鲁士议会经过辩论，制定了严厉的“林木盗窃法”， 对砍柴的贫民施以严厉惩罚。
② “东方问题”是指 1853年3月20日俄军进入布加勒斯特，进而占领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土耳其势力范围，引发了1853～1856年的英、法、萨丁王国联合对抗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伦敦《泰晤士报》受到双方的收买，报道立场左右摇摆不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刘建明.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两个转变”说是学术误判[N].北京日报（理论版），2012-08-24.
[7]刘建明.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发生“两个转变”了吗？[J].当代传播，2010（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