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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最先知道“九·一八”事变，是从报纸上。在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明白，等待许久的机会来了。他一心一意谋求“复国”，先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而后，与日本达成意向，秘密出关在东北建立“满洲国”——
1931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岁。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的柳条湖铁路，随即发动突然袭击，沈阳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与此同时，天津的日本租界，一幢名叫“静园”的宅子里，也在酝酿着阴谋。“静园”的寓公，正是末代皇帝溥仪。1931年9月18日，成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人生转折点。
日本租界的“勾践”
1925年，溥仪被赶出北京的紫禁城，仓皇来到天津，先居张园（清湖北提督张彪的住宅），后移至静园。
这是一幢建于1921年的新宅院，原来的主人为驻日公使陆宗舆。
宅院原名“乾园”，溥仪入住后，改为“静园”，取“静以养吾浩然之气”之意。
有人称，“静”还有一层意义，为“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溥仪在此居住了数年，“复辟”充斥着他的内心。
1931年2月17日，他在手谕中写道：“辛亥以还，宗社即墟，天下丧乱，万民无悟。我们所受的激刺，一天比一天深。但是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我们应抱定决心为祖宗报效，为国家奋斗，个人幸福早已置于度外。”结尾处，为“我们当群策群力，努力救国。人民的幸福孰在？我们责无旁贷”。
仅仅4天后，2月21日，日本国会议员高山山本来静园拜访，接待者为溥仪的老师陈宝琛。
高山山本来华的目的为“农垦调查”。“农垦调查”是幌子，这是日本军方的第一次刺探，准备让溥仪出山。
几个月后，同年的7月23日，溥仪的弟弟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
他将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后来成为“帝室御用挂（日语名词，皇帝秘书）”的吉冈安直的口信带给溥仪。
口信来自日本军方，大意为日本对“东北王”张作霖早有不满，或许要采取行动，因此“宣统皇帝有希望接管满洲（东北地区）统治权”。
7月29日，日本贵族水野胜帮子爵前来中国，专程去了天津拜访溥仪，赠送一把扇面，上面写着一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寓意明显，让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
日本军方如此主动，溥仪也“投桃报李”，派了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带着若干书画为掩护，去日本打探消息。
8月18日，刘骧业返回天津，将局势一一汇报给了溥仪。
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等待许久的机会来了
溥仪最先知道“九·一八”事变，是从报纸上。
在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明白，等待许久的机会来了。
溥仪开始行动。
他再次派出刘骧业，秘密赶赴东北，会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同时，他还派手下分别联络众多遗老和东北军将领。
1931年10月11日，溥仪派自己的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信前往日本，会见了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在其两封御笔黄绢信上，均盖有“宣统帝”玉玺。
给南次郎的信中，溥仪写道：“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给头山满的信中，溥仪写道：“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
溥仪想摸日本人的底细。
与此同时，小小的静园里，溥仪的两位老师——陈宝琛和郑孝胥，分别代表“主拒”派和“主迎”派，展开了激烈辩论。
当时，蒋介石派手下秘见溥仪，说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
溥仪一口拒绝。
据说，拒绝的原因是1928年8月，军阀孙殿英盗陵事件。溥仪知道祖陵被盗后，发誓“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而蒋介石虽曾派人查办此事，却“不予追究”，让溥仪再添新恨。
其实，他是一心一意谋求“复国”——复辟清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个月，他分别会见了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
他得到了土肥原贤二的“应允”：“去东北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再问“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贤二再次肯定地回答：“宣统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的帝制。”
溥仪蠢蠢欲动。
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24年，溥仪来到天津后，两位妃子——婉容与文绣，还有一干太监、遗老遗少，紧随左右。
年轻的溥仪很快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
当时，溥仪极为时髦，头戴浅色鸭舌软帽，身穿英国进口开司米紧身毛衣，褐色运动短裤，白色长筒袜，轻便软底球鞋。
脱去龙袍的中国皇帝，俨然是一个英姿勃勃的摩登少爷。
在天津，他尝试着各种新鲜事物，网球、溜冰、跳舞、看电影，去咖啡馆、夜总会……
租界内的各国领事和外国驻军司令也和溥仪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租界内有交际舞会、晚宴、婚礼、阅兵典礼等娱乐活动，溥仪也常常带皇后婉容光临。
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溥仪刚到天津不久，就接见了东北军阀刘凤池。此人号称有三寸不烂之舌，常常向溥仪要钱，说是去“游说东北各将领，倾向于清朝的复辟”。
每次，溥仪都有求必应，直到见不到什么成效，才明白上当。
“九·一八”事变后，香椎浩平拜访溥仪，力劝他去东北。
溥仪听从了老师陈宝琛的建议，认为有诈，拒绝了。
此后，溥仪说“身边发生了一些恐怖事情”。
一次，有人送给溥仪两筐果品，打开后发现有炸弹两枚。溥仪极为害怕，日本警察将炸药拿去检验，说是中国制造的。
还有一次，溥仪经常去的饭店打电话来，让他不要去了，说张学良的人身上带着手枪和刀子，正候在饭店里。
1931年11月初，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在天津捣乱，日租界戒严，并开来了装甲车，将静园与外界隔绝。
这些“事件”发生后，加上之前土肥原贤二的“承诺”，溥仪最终决定，出关！
1931年11月10日深夜，日本小汽船“比治山丸”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到达大沽口外。
溥仪和一帮遗老遗少登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随即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据《周末》 李 诚/文）
享受六菜一汤待遇的俘虏
1949年1月10日，我华东野战军四纵司令部接到十一师的紧急报告：活捉了杜聿明。当时苏荣正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机要参谋，迅速将这个信息报告给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委。
两位首长又将这个消息报告给粟裕司令员。粟裕命令陶勇：将杜聿明送到华野前指，但必须是活的！
杜聿明经过治疗后，被移送至四纵司令部。陶勇和郭化若两位领导给苏荣下达了一项命令：要他负责好杜聿明的安全！杜聿明被押解到四纵司令部后，司令员陶勇和政委郭化若请他吃饭。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席间还向杜聿明提起了军校的往事，但是，杜聿明显得无精打采。
我方为杜聿明安排了一间民房休息。因为责任重大，苏荣事先将看管杜聿明的民房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把可能用于自杀的东西完全清除，并安排了哨兵和暗哨。当杜聿明进屋后，为了缓和杜聿明的情绪，苏荣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而是说自己是国民党四十二军参谋长的勤务兵，被俘后参加了解放军的部队，以前就认识杜聿明。苏荣发现杜聿明的大衣上全是血迹，将自己的大衣脱下帮他换上。
此后，苏荣与杜聿明开始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闲聊”。开始的时候，杜聿明先是不说话，后又说自己指甲长了，向苏荣借剪刀剪指甲，被苏荣拒绝。苏荣看透了杜聿明的心思，问他为什么自杀。杜聿明的回答是：被俘是军人的耻辱。但苏荣发现，杜聿明其实并不相信解放军会对他这个战犯宽大处理，就开导他说：你现在的待遇是六菜一汤，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委给我特别交代的，特别优待，你们其他高级将领被俘后的优待是四菜一汤。而我们的司令员和政委一顿饭也就是一菜一汤，多的时候两菜一汤。
趁着杜聿明的情绪有些平息，苏荣就和他谈些别的。杜聿明说解放军阻止国民党部队捡回空投食品的做法很“残忍”。苏荣就解释解放军的政策是国民党官兵只要不带武器来抢空投食品，我军一概不加干涉的原则。
就这样，苏荣陪杜聿明聊了5个多小时，逐渐缓解了他心中的压力和紧张，不仅让杜聿明变得侃侃而谈，在说到粟裕的时候，两个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粟裕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
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心，苏荣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让杜聿明彻底放弃了消极念头。在杜聿明被送往华野司令部的时候，他握着苏荣的手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好好地再谈谈。
（据《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1931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岁。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北郊的柳条湖铁路，随即发动突然袭击，沈阳沦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与此同时，天津的日本租界，一幢名叫“静园”的宅子里，也在酝酿着阴谋。“静园”的寓公，正是末代皇帝溥仪。1931年9月18日，成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人生转折点。
日本租界的“勾践”
1925年，溥仪被赶出北京的紫禁城，仓皇来到天津，先居张园（清湖北提督张彪的住宅），后移至静园。
这是一幢建于1921年的新宅院，原来的主人为驻日公使陆宗舆。
宅院原名“乾园”，溥仪入住后，改为“静园”，取“静以养吾浩然之气”之意。
有人称，“静”还有一层意义，为“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溥仪在此居住了数年，“复辟”充斥着他的内心。
1931年2月17日，他在手谕中写道：“辛亥以还，宗社即墟，天下丧乱，万民无悟。我们所受的激刺，一天比一天深。但是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我们应抱定决心为祖宗报效，为国家奋斗，个人幸福早已置于度外。”结尾处，为“我们当群策群力，努力救国。人民的幸福孰在？我们责无旁贷”。
仅仅4天后，2月21日，日本国会议员高山山本来静园拜访，接待者为溥仪的老师陈宝琛。
高山山本来华的目的为“农垦调查”。“农垦调查”是幌子，这是日本军方的第一次刺探，准备让溥仪出山。
几个月后，同年的7月23日，溥仪的弟弟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
他将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后来成为“帝室御用挂（日语名词，皇帝秘书）”的吉冈安直的口信带给溥仪。
口信来自日本军方，大意为日本对“东北王”张作霖早有不满，或许要采取行动，因此“宣统皇帝有希望接管满洲（东北地区）统治权”。
7月29日，日本贵族水野胜帮子爵前来中国，专程去了天津拜访溥仪，赠送一把扇面，上面写着一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寓意明显，让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
日本军方如此主动，溥仪也“投桃报李”，派了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带着若干书画为掩护，去日本打探消息。
8月18日，刘骧业返回天津，将局势一一汇报给了溥仪。
一个月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等待许久的机会来了
溥仪最先知道“九·一八”事变，是从报纸上。
在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明白，等待许久的机会来了。
溥仪开始行动。
他再次派出刘骧业，秘密赶赴东北，会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同时，他还派手下分别联络众多遗老和东北军将领。
1931年10月11日，溥仪派自己的家庭教师——日本人远山猛雄带信前往日本，会见了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在其两封御笔黄绢信上，均盖有“宣统帝”玉玺。
给南次郎的信中，溥仪写道：“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给头山满的信中，溥仪写道：“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
溥仪想摸日本人的底细。
与此同时，小小的静园里，溥仪的两位老师——陈宝琛和郑孝胥，分别代表“主拒”派和“主迎”派，展开了激烈辩论。
当时，蒋介石派手下秘见溥仪，说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
溥仪一口拒绝。
据说，拒绝的原因是1928年8月，军阀孙殿英盗陵事件。溥仪知道祖陵被盗后，发誓“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而蒋介石虽曾派人查办此事，却“不予追究”，让溥仪再添新恨。
其实，他是一心一意谋求“复国”——复辟清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个月，他分别会见了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
他得到了土肥原贤二的“应允”：“去东北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再问“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贤二再次肯定地回答：“宣统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的帝制。”
溥仪蠢蠢欲动。
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24年，溥仪来到天津后，两位妃子——婉容与文绣，还有一干太监、遗老遗少，紧随左右。
年轻的溥仪很快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
当时，溥仪极为时髦，头戴浅色鸭舌软帽，身穿英国进口开司米紧身毛衣，褐色运动短裤，白色长筒袜，轻便软底球鞋。
脱去龙袍的中国皇帝，俨然是一个英姿勃勃的摩登少爷。
在天津，他尝试着各种新鲜事物，网球、溜冰、跳舞、看电影，去咖啡馆、夜总会……
租界内的各国领事和外国驻军司令也和溥仪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租界内有交际舞会、晚宴、婚礼、阅兵典礼等娱乐活动，溥仪也常常带皇后婉容光临。
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溥仪刚到天津不久，就接见了东北军阀刘凤池。此人号称有三寸不烂之舌，常常向溥仪要钱，说是去“游说东北各将领，倾向于清朝的复辟”。
每次，溥仪都有求必应，直到见不到什么成效，才明白上当。
“九·一八”事变后，香椎浩平拜访溥仪，力劝他去东北。
溥仪听从了老师陈宝琛的建议，认为有诈，拒绝了。
此后，溥仪说“身边发生了一些恐怖事情”。
一次，有人送给溥仪两筐果品，打开后发现有炸弹两枚。溥仪极为害怕，日本警察将炸药拿去检验，说是中国制造的。
还有一次，溥仪经常去的饭店打电话来，让他不要去了，说张学良的人身上带着手枪和刀子，正候在饭店里。
1931年11月初，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在天津捣乱，日租界戒严，并开来了装甲车，将静园与外界隔绝。
这些“事件”发生后，加上之前土肥原贤二的“承诺”，溥仪最终决定，出关！
1931年11月10日深夜，日本小汽船“比治山丸”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到达大沽口外。
溥仪和一帮遗老遗少登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被迫颁布“退位诏书”，随即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据《周末》 李 诚/文）
享受六菜一汤待遇的俘虏
1949年1月10日，我华东野战军四纵司令部接到十一师的紧急报告：活捉了杜聿明。当时苏荣正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机要参谋，迅速将这个信息报告给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委。
两位首长又将这个消息报告给粟裕司令员。粟裕命令陶勇：将杜聿明送到华野前指，但必须是活的！
杜聿明经过治疗后，被移送至四纵司令部。陶勇和郭化若两位领导给苏荣下达了一项命令：要他负责好杜聿明的安全！杜聿明被押解到四纵司令部后，司令员陶勇和政委郭化若请他吃饭。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席间还向杜聿明提起了军校的往事，但是，杜聿明显得无精打采。
我方为杜聿明安排了一间民房休息。因为责任重大，苏荣事先将看管杜聿明的民房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把可能用于自杀的东西完全清除，并安排了哨兵和暗哨。当杜聿明进屋后，为了缓和杜聿明的情绪，苏荣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而是说自己是国民党四十二军参谋长的勤务兵，被俘后参加了解放军的部队，以前就认识杜聿明。苏荣发现杜聿明的大衣上全是血迹，将自己的大衣脱下帮他换上。
此后，苏荣与杜聿明开始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闲聊”。开始的时候，杜聿明先是不说话，后又说自己指甲长了，向苏荣借剪刀剪指甲，被苏荣拒绝。苏荣看透了杜聿明的心思，问他为什么自杀。杜聿明的回答是：被俘是军人的耻辱。但苏荣发现，杜聿明其实并不相信解放军会对他这个战犯宽大处理，就开导他说：你现在的待遇是六菜一汤，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委给我特别交代的，特别优待，你们其他高级将领被俘后的优待是四菜一汤。而我们的司令员和政委一顿饭也就是一菜一汤，多的时候两菜一汤。
趁着杜聿明的情绪有些平息，苏荣就和他谈些别的。杜聿明说解放军阻止国民党部队捡回空投食品的做法很“残忍”。苏荣就解释解放军的政策是国民党官兵只要不带武器来抢空投食品，我军一概不加干涉的原则。
就这样，苏荣陪杜聿明聊了5个多小时，逐渐缓解了他心中的压力和紧张，不仅让杜聿明变得侃侃而谈，在说到粟裕的时候，两个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粟裕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
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心，苏荣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让杜聿明彻底放弃了消极念头。在杜聿明被送往华野司令部的时候，他握着苏荣的手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好好地再谈谈。
（据《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