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卷本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其主编周振鹤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行政区划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知名的行政区划研究专家。
　　周振鹤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兼职。日前，就近来我国多地行政区划调整情况，周振鹤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近年各地撤市改区的现象？
　　周振鹤：行政区划的变迁，有时候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有时候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时候是为了文化变迁的需要，这是很正常的。近年，我国区划调整是较为频繁的，而且每次都是大规模的调整，这使得我国行政区划有些混乱。
　　过去，城市建成区才叫市，农村不能叫市，也不叫区。但自1980年代以后，我国推行撤县改市，县级市就开始出现了，这就使得城市跟农村不分了。县变成市以后，城市人口怎么统计？是不是整个县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从县改市到县改区、直辖市的县改区，以至于到市管县，市的概念就变得比较混乱了。一个“市”，应该是面积比较小、人口比较集中、工商业集中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行政区划不断变迁的原因是什么？
　　周振鹤：大都是为了经济发展才这样搞的，真正的缘由不是为了行政需要。原来进行撤县改市就是把最好的地方变成一个市，希望用这个市来带动农村。但实际上并没带动起来，所以后来撤县改市也就停止了。
　　最近这些年，比如说安徽省，为了避免马鞍山等地向南京看，就把巢湖分成三部分；还有苏州，因为昆山被江苏省直管了，就把整个吴江市变成区。吴江区跟吴江市有什么区别呢？变成吴江区就等于让苏州市跟上海接壤了，苏州就有—个区那么大的一块地可以利用了。不变成区，吴江作为县级市有自我发展的需要，那么苏州的发展余地就没有了。
　　背后的根源是我国还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行政区划定下来后就不需要改，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市场调节的，而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经济发展是没有范围限制的。连跨国公司都突破国界了，经济的发展肯定是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要知道，真正的市场经济是跟行政区划没有关系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行政区划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周振鹤：意义就是政府要做好这个区域里头的公共服务。这块儿归你负责，你要把这块儿的公共利益搞好、卫生搞好、交通搞好、不要有污染，这才是政府要做的事。经济发展可以由政府去调控，但也就是限于调控而已。
　　《瞭望东方周刊》：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是不是也很重视行政区划？
　　周振鹤：在中国，行政区划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区划如果弄得不好，政令就不容易直达到基层，下情也不能很容易地直达中央，所以就有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
　　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一种阵痛，经济的变迁需要改变行政区划来适应。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划调整牵扯利益很复杂，每一层利益都可能对行政区划的变迁发生影响。比如说，我国很多城市是副省级城市，怎么会有副省级这么一个概念的？这就是说经济地位提高了，行政地位也要相应地水涨船高。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似乎对“市”更有感情，比如前段时间河南有个村要改成“村级市”。
　　周振鹤：这就“很荒唐”了。村不好吗，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市呢？在中国古代，市本来就是集镇的意思，是归县管的，就是“县管市”，比如现在的日本还是这样。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市是广州。1920年左右，陈炯明在原广东南海县把市区的范围当成一个市，跟南海县平行，这就是我国第一个城市行政区。从这以后，市就开始有了。
　　市发展起来后，需要各种城市生活的配套资源支持，这样一来又把市周边的县附属到市底下去了，变成市管县。比如，上海市本来由周围江苏省各个县来保障城市供应，但周围的县都是江苏省的，于是到1958年就把江苏省的十个县划归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