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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老了。自称“老不死”。
村里爷爷的同龄人,都遵循七十三八十四的自然规律,在七八十岁的时候逝去,但爷爷活过了七十三,又活过了八十四,越活越有劲,越过了九十五岁,依然精神抖擞,直奔一百岁而去。我今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爷爷还坚持要和我喝两杯小酒,我假期结束返部队的时候,爷爷还一定要拄着拐杖把我送到村口,我走出很远回头看,见爷爷还挺立在村口朝我挥手,白头发白胡子在春风里飘拂,闪发银光。
我以为,爷爷长命百岁,一点问题都没有,半年之后,父亲却给我打电话说,爷爷不行了,让我回家,父亲还特别叮嘱:“爷爷说,让你穿着军装回家。”
我知道爷爷的意思,他憋屈了一辈子,想走得威风一些。
爷爷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自幼父母双亡,以讨米要饭为生,四处漂泊。长大以后,爷爷成了一个小贩,每天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乡,收购鸡毛鸭毛牙膏皮,卖一些针头线脑打虫糖。爷爷的本意是,挑着货郎担子走遍全中国,当爷爷走到白地市的时候,全国解放了,新政府不允许任何人东游西荡,爷爷就不再走了,栖身在白地市的小庙里。
当白地市农协李主席发现爷爷能识字断文,感觉很奇怪,你从小父母双亡四处流浪,怎么会识字呢?爷爷说,我没进过学校的门,但我喜欢趴在学校的窗户外听老师讲课,每到一处,都一定要到当地学校的窗户外面去看一看,若喜欢那老师讲的课,我就多待几天,时间长了,我就认得了几个字。
那时候,能识字的人像如今不识字的一样难得一见,于是,爷爷成了扫盲班的老师,扫盲班就设在我爷爷栖身的小庙里。
我奶奶是扫盲班最勤奋的学生,那一年她20岁,是白地市最漂亮的姑娘,因为未婚夫从军(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下落不明,奶奶一直没能过门。蒋匪军败退台湾以后,许多男人打我奶奶的主意,但她誰都看不上。
爷爷挑着货郎担子来到白地市的时候,奶奶和许多姑娘小媳妇儿都向他买过针头线脑,听人议论爷爷如何帅气时,奶奶一点也没有动心。爷爷成了扫盲班老师,教乡亲们认“人口手上中下”的时候,奶奶也没有动心。当爷爷在黑板上写下“我愛毛主席”的“愛”字,奶奶看到了爷爷眼睛里一闪而过的爱的光辉,怦然心动。
奶奶不可能一辈子守望一个生死不明的国民党匪兵,总归是要嫁人的,嫁人就嫁懂得什么是“愛”的人吧。于是,奶奶在非上课时间也常去庙里找爷爷问字,一来二去,就和爷爷一起品尝了什么是“愛”,到区公所领取了结婚证,成了白地市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人。
2
白地市最漂亮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外乡货郎,让广大单身汉很不甘心,其中最不甘心的是农协李主席。李主席也是个孤儿,靠给地主打长工混饭吃。解放前,李主席只知道给地主家干活,对地主家的太太小姐看都不敢看一眼,更不敢做梦娶老婆;解放后,李主席翻身得解放,扬眉吐气走在白地市的青石板路上,开始东张西望,打量来来往往的姑娘。第一个让李主席心花怒放的就是我奶奶,只是,李主席不敢表露出来,他不能刚参加革命工作就想着娶老婆,那会让区长对他有看法,影响他的进步。李主席只想把恶霸地主全都斗倒了,再回头来娶老婆,没想到,在他忙于革命的时候,该死的货郎抢走了他心爱的姑娘。
我奶奶成了别人的老婆,并没能绝了李主席的念想,即使在我奶奶生下我父亲之后,李主席还是念念不忘。两年后,在李主席的关心下,毕业于扫盲班的奶奶成了白地市小学的教师。扫盲班的老师,由小学老师兼任,爷爷就还是做货郎,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只是,他不再走远,天黑了就回到已经在土改中分给他的庙里来。
有一天,天没黑爷爷就回来了,听到李主席正和奶奶在屋里“谈工作”,爷爷就没有进屋,只是坐在屋檐下抽旱烟。李主席谈完工作出来,看到爷爷回来了,有点尴尬,递给爷爷一根纸烟,随口说道:“回来了。辛苦了哈。”爷爷双手接过纸烟,连连说:“李主席辛苦,李主席辛苦。”
从此,白地市人不再叫我爷爷的大号,而叫我爷爷“辛苦”。我长大以后,听着别人“辛苦辛苦”地叫我爷爷,爷爷答应得还很痛快,我还以为爷爷的名字真的叫辛苦,我生气的时候,顽劣的时候,也叫过爷爷“辛苦”,比如,我拉完臭臭,就大声喊:“辛苦擦PP。”爷爷立刻应声而至,旁人见了嘻嘻笑,我还臭美自己是个有趣的孩子。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把李幸福打倒在地,他大骂我“王八蛋的孙子”,并大声嚷嚷出许多不堪的事儿来,我才明白,“辛苦”是白地市吐在爷爷脸上的唾沫。
据说,李主席之后,先后和我奶奶“谈工作”的白地市男人有十多个,很长一段时间,白地市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奶奶在我父亲之后生下的一男两女,到底是谁的种。怪不得,常常有不是我爷爷的男人阴阳怪气地叫我“孙子”。
我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所受的奇耻大辱,让我心中充满仇恨,我发下了长大要当兵的誓愿,带一把枪回来,第一个毙了李主席(已是副县长),然后,所有阴阳怪气叫我孙子的人,一枪一个全都毙掉。
高考中,我考上了一所军校,毕业后,我成了带兵的人,幼年时埋在心中的仇恨,化作我不懈奋斗的动力,一路升迁,我成了上校团长。
3
我奶奶于1999年去世,享年七十岁。去世之前,奶奶因脑溢血瘫痪,在床上躺了整整十年。爷爷没请保姆,也不让儿孙帮忙,服侍奶奶的事儿,他不要任何人插手,他亲自动手,每天为她洗脸、梳头、擦身子、换洗衣服。奶奶平生爱穿漂亮衣服,卧病之后,不能逛街买衣服了,但爷爷替她逛,看见时新衣服就给她买回来,给她穿上。
让白地市人震惊的是,爷爷每天都要给奶奶头上插一朵花,为了采到最漂亮的花,爷爷每天都要去田野山间转悠。冬天没有野花可采的时候,爷爷就每天挑着货郎担子走十公里去县城,找花店给奶奶买玫瑰花。爷爷货郎担子上晃悠晃悠的玫瑰花,把白地市晃悠得有了柔情蜜意。一个资深女文青看着爷爷货郎担上的玫瑰花,顾影自怜,眼泪刷刷地流。女文青灵机一动,开起了白地市第一家花店,生意好得不得了,爷爷插在奶奶头上的花,让白地市的爱情走进了新时代。女文青感念爷爷给她带来的好运,每天都送爷爷一朵玫瑰花,让他带回去插在奶奶头上。女文青终因开花店致富,嫁了一个如意郎君。
爷爷老了。自称“老不死”。
村里爷爷的同龄人,都遵循七十三八十四的自然规律,在七八十岁的时候逝去,但爷爷活过了七十三,又活过了八十四,越活越有劲,越过了九十五岁,依然精神抖擞,直奔一百岁而去。我今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爷爷还坚持要和我喝两杯小酒,我假期结束返部队的时候,爷爷还一定要拄着拐杖把我送到村口,我走出很远回头看,见爷爷还挺立在村口朝我挥手,白头发白胡子在春风里飘拂,闪发银光。
我以为,爷爷长命百岁,一点问题都没有,半年之后,父亲却给我打电话说,爷爷不行了,让我回家,父亲还特别叮嘱:“爷爷说,让你穿着军装回家。”
我知道爷爷的意思,他憋屈了一辈子,想走得威风一些。
爷爷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自幼父母双亡,以讨米要饭为生,四处漂泊。长大以后,爷爷成了一个小贩,每天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乡,收购鸡毛鸭毛牙膏皮,卖一些针头线脑打虫糖。爷爷的本意是,挑着货郎担子走遍全中国,当爷爷走到白地市的时候,全国解放了,新政府不允许任何人东游西荡,爷爷就不再走了,栖身在白地市的小庙里。
当白地市农协李主席发现爷爷能识字断文,感觉很奇怪,你从小父母双亡四处流浪,怎么会识字呢?爷爷说,我没进过学校的门,但我喜欢趴在学校的窗户外听老师讲课,每到一处,都一定要到当地学校的窗户外面去看一看,若喜欢那老师讲的课,我就多待几天,时间长了,我就认得了几个字。
那时候,能识字的人像如今不识字的一样难得一见,于是,爷爷成了扫盲班的老师,扫盲班就设在我爷爷栖身的小庙里。
我奶奶是扫盲班最勤奋的学生,那一年她20岁,是白地市最漂亮的姑娘,因为未婚夫从军(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下落不明,奶奶一直没能过门。蒋匪军败退台湾以后,许多男人打我奶奶的主意,但她誰都看不上。
爷爷挑着货郎担子来到白地市的时候,奶奶和许多姑娘小媳妇儿都向他买过针头线脑,听人议论爷爷如何帅气时,奶奶一点也没有动心。爷爷成了扫盲班老师,教乡亲们认“人口手上中下”的时候,奶奶也没有动心。当爷爷在黑板上写下“我愛毛主席”的“愛”字,奶奶看到了爷爷眼睛里一闪而过的爱的光辉,怦然心动。
奶奶不可能一辈子守望一个生死不明的国民党匪兵,总归是要嫁人的,嫁人就嫁懂得什么是“愛”的人吧。于是,奶奶在非上课时间也常去庙里找爷爷问字,一来二去,就和爷爷一起品尝了什么是“愛”,到区公所领取了结婚证,成了白地市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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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市最漂亮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外乡货郎,让广大单身汉很不甘心,其中最不甘心的是农协李主席。李主席也是个孤儿,靠给地主打长工混饭吃。解放前,李主席只知道给地主家干活,对地主家的太太小姐看都不敢看一眼,更不敢做梦娶老婆;解放后,李主席翻身得解放,扬眉吐气走在白地市的青石板路上,开始东张西望,打量来来往往的姑娘。第一个让李主席心花怒放的就是我奶奶,只是,李主席不敢表露出来,他不能刚参加革命工作就想着娶老婆,那会让区长对他有看法,影响他的进步。李主席只想把恶霸地主全都斗倒了,再回头来娶老婆,没想到,在他忙于革命的时候,该死的货郎抢走了他心爱的姑娘。
我奶奶成了别人的老婆,并没能绝了李主席的念想,即使在我奶奶生下我父亲之后,李主席还是念念不忘。两年后,在李主席的关心下,毕业于扫盲班的奶奶成了白地市小学的教师。扫盲班的老师,由小学老师兼任,爷爷就还是做货郎,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只是,他不再走远,天黑了就回到已经在土改中分给他的庙里来。
有一天,天没黑爷爷就回来了,听到李主席正和奶奶在屋里“谈工作”,爷爷就没有进屋,只是坐在屋檐下抽旱烟。李主席谈完工作出来,看到爷爷回来了,有点尴尬,递给爷爷一根纸烟,随口说道:“回来了。辛苦了哈。”爷爷双手接过纸烟,连连说:“李主席辛苦,李主席辛苦。”
从此,白地市人不再叫我爷爷的大号,而叫我爷爷“辛苦”。我长大以后,听着别人“辛苦辛苦”地叫我爷爷,爷爷答应得还很痛快,我还以为爷爷的名字真的叫辛苦,我生气的时候,顽劣的时候,也叫过爷爷“辛苦”,比如,我拉完臭臭,就大声喊:“辛苦擦PP。”爷爷立刻应声而至,旁人见了嘻嘻笑,我还臭美自己是个有趣的孩子。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把李幸福打倒在地,他大骂我“王八蛋的孙子”,并大声嚷嚷出许多不堪的事儿来,我才明白,“辛苦”是白地市吐在爷爷脸上的唾沫。
据说,李主席之后,先后和我奶奶“谈工作”的白地市男人有十多个,很长一段时间,白地市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奶奶在我父亲之后生下的一男两女,到底是谁的种。怪不得,常常有不是我爷爷的男人阴阳怪气地叫我“孙子”。
我是爷爷一手带大的,爷爷所受的奇耻大辱,让我心中充满仇恨,我发下了长大要当兵的誓愿,带一把枪回来,第一个毙了李主席(已是副县长),然后,所有阴阳怪气叫我孙子的人,一枪一个全都毙掉。
高考中,我考上了一所军校,毕业后,我成了带兵的人,幼年时埋在心中的仇恨,化作我不懈奋斗的动力,一路升迁,我成了上校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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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于1999年去世,享年七十岁。去世之前,奶奶因脑溢血瘫痪,在床上躺了整整十年。爷爷没请保姆,也不让儿孙帮忙,服侍奶奶的事儿,他不要任何人插手,他亲自动手,每天为她洗脸、梳头、擦身子、换洗衣服。奶奶平生爱穿漂亮衣服,卧病之后,不能逛街买衣服了,但爷爷替她逛,看见时新衣服就给她买回来,给她穿上。
让白地市人震惊的是,爷爷每天都要给奶奶头上插一朵花,为了采到最漂亮的花,爷爷每天都要去田野山间转悠。冬天没有野花可采的时候,爷爷就每天挑着货郎担子走十公里去县城,找花店给奶奶买玫瑰花。爷爷货郎担子上晃悠晃悠的玫瑰花,把白地市晃悠得有了柔情蜜意。一个资深女文青看着爷爷货郎担上的玫瑰花,顾影自怜,眼泪刷刷地流。女文青灵机一动,开起了白地市第一家花店,生意好得不得了,爷爷插在奶奶头上的花,让白地市的爱情走进了新时代。女文青感念爷爷给她带来的好运,每天都送爷爷一朵玫瑰花,让他带回去插在奶奶头上。女文青终因开花店致富,嫁了一个如意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