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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传承，一种沉淀。今年两会，关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历史上一直倡导廉洁文化，其核心是官德，当年儒家精英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把肯定差序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百姓自觉维护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陈腐观念还在散发着臭气，当前腐败泛化现象和从众心态与这些陈腐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传统观念需反思和批判
“官本位”观念。官本位就是把官衔当做一种社会核心价值的尺度去衡量个人价值，并确立各自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的官品和官阶之间等级森严，差别悬殊，不得僭越，形成了“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官位、官权、官员“三位一体”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人们的价值追求在于做官。因为官贵民贱，有官即有特权，官越大特权越多。“官本位”观念当前已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官职和级别变相成为人们评价人生价值的最高尺度，常常异化为对成功人士的一种奖赏。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县光荣，从而使一些党员干部放弃宗旨、淡化岗位责任，怀着谋求官位、获得特权的目标和心态，挤进干部队伍。
权力观念。官本位是表象，目的是为了手中的权力，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以享有特权，为所欲为。一些人千方百计地考官、买官、跑官、争官、要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伙、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在这些人眼里，官—权—钱联系在一起。他们早将“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抛在脑后，只想着“权为我所用”。如果全社会树立了廉洁之风，这些缺乏官德之人没有了以权谋利的市场，贪腐也就难以实现。目前，我们的廉洁文化缺少市场，非廉洁文化却在大行其道，欲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要对不正确的权力观念予以纠正。
责任观念。在封建礼数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形成了当时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凡事“责群不责己”的习性。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意承担护法责任的。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民众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如果每个人都明哲保身、姑息养奸；如果每个人都投其所好，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如果每个人都边骂边腐，反腐岂不是一句空话！不止如此，还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清廉者受压抑，甚至被排斥在权力的核心系统之外，成为“吃不开”的人。
法律观念。由于对权力的膜拜，对责任的漠视，必然产生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法律就是治民的工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执法者知法违法。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加强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于是乎，无论是官还是民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便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就会视而不见，甚至公然违法而不觉可耻。如果你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表明你没有本事，甚至遭人斥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路途是多么遥远，多么艰难。依法治国会蜕变成某些干部“依法治民”的工具。其造成的恶果是老百姓越来越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信访不信法，法律权威失落，腐败违法现象增多。
公平观念。公平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由于对法律缺失信仰和敬畏，就必然缺失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公平观念。在封建礼制中形成的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只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才有公平的标准。但遗憾的是，法治国家的标准在我国尚未确定以前，人们对公平的理解就是追求事实上的公平，而非法治基础上的公平。“打倒贪官”也主要是人民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而非捍卫法治正义。正因为缺少法治信念，当腐败现象难以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腐败找到正义的理由：州官能放火，我为什么不能点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以图己利。可见，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
破除旧观念弘扬廉政文化
要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反腐倡廉60年来，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成功经验，予以发扬光大。如毛泽东时代在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功努力，使广大领导干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避免了腐败行为的多发；在全民中进行社会主义道德理想教育，使腐败没有立足之地，铲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进行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文化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围绕市场经济的实际来进行，牢固树立公开、平等、民主、法治以及诚实信用等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清廉的社会。
要坚持文化和制度同时建设，坚持标本兼治。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表明，要遏制腐败现象，必须构建实用的廉政制度，制定并严格执行一整套严密而管用的反腐败法律，实行高薪养廉，严格治吏，使官员不用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同时，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使官员不想腐败，达到廉政的最高境界。
要借鉴国（境）外廉洁文化的有益成分。要学习、借鉴西方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民主执政的先进廉政思想，在公务员中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让公民具有主人意识、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等，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形成全民反腐、全民倡廉的风气，推动全社会参与反腐败斗争。
编辑：姚培琪
传统观念需反思和批判
“官本位”观念。官本位就是把官衔当做一种社会核心价值的尺度去衡量个人价值，并确立各自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的官品和官阶之间等级森严，差别悬殊，不得僭越，形成了“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官位、官权、官员“三位一体”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内，人们的价值追求在于做官。因为官贵民贱，有官即有特权，官越大特权越多。“官本位”观念当前已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官职和级别变相成为人们评价人生价值的最高尺度，常常异化为对成功人士的一种奖赏。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县光荣，从而使一些党员干部放弃宗旨、淡化岗位责任，怀着谋求官位、获得特权的目标和心态，挤进干部队伍。
权力观念。官本位是表象，目的是为了手中的权力，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以享有特权，为所欲为。一些人千方百计地考官、买官、跑官、争官、要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伙、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在这些人眼里，官—权—钱联系在一起。他们早将“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抛在脑后，只想着“权为我所用”。如果全社会树立了廉洁之风，这些缺乏官德之人没有了以权谋利的市场，贪腐也就难以实现。目前，我们的廉洁文化缺少市场，非廉洁文化却在大行其道，欲消除这种现象必须要对不正确的权力观念予以纠正。
责任观念。在封建礼数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形成了当时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凡事“责群不责己”的习性。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意承担护法责任的。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民众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如果每个人都明哲保身、姑息养奸；如果每个人都投其所好，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如果每个人都边骂边腐，反腐岂不是一句空话！不止如此，还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清廉者受压抑，甚至被排斥在权力的核心系统之外，成为“吃不开”的人。
法律观念。由于对权力的膜拜，对责任的漠视，必然产生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法律就是治民的工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执法者知法违法。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加强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于是乎，无论是官还是民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便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就会视而不见，甚至公然违法而不觉可耻。如果你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表明你没有本事，甚至遭人斥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路途是多么遥远，多么艰难。依法治国会蜕变成某些干部“依法治民”的工具。其造成的恶果是老百姓越来越信权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信访不信法，法律权威失落，腐败违法现象增多。
公平观念。公平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由于对法律缺失信仰和敬畏，就必然缺失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和公平观念。在封建礼制中形成的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只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国家才有公平的标准。但遗憾的是，法治国家的标准在我国尚未确定以前，人们对公平的理解就是追求事实上的公平，而非法治基础上的公平。“打倒贪官”也主要是人民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而非捍卫法治正义。正因为缺少法治信念，当腐败现象难以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腐败找到正义的理由：州官能放火，我为什么不能点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以图己利。可见，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
破除旧观念弘扬廉政文化
要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反腐倡廉60年来，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成功经验，予以发扬光大。如毛泽东时代在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功努力，使广大领导干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避免了腐败行为的多发；在全民中进行社会主义道德理想教育，使腐败没有立足之地，铲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进行廉洁文化建设。廉洁文化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围绕市场经济的实际来进行，牢固树立公开、平等、民主、法治以及诚实信用等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清廉的社会。
要坚持文化和制度同时建设，坚持标本兼治。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表明，要遏制腐败现象，必须构建实用的廉政制度，制定并严格执行一整套严密而管用的反腐败法律，实行高薪养廉，严格治吏，使官员不用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同时，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使官员不想腐败，达到廉政的最高境界。
要借鉴国（境）外廉洁文化的有益成分。要学习、借鉴西方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民主执政的先进廉政思想，在公务员中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让公民具有主人意识、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等，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形成全民反腐、全民倡廉的风气，推动全社会参与反腐败斗争。
编辑：姚培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