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岁末，我们有幸拜访了著名档案学家陈兆祦先生。陈先生是我们景仰已久的著名档案学者，遗憾的是先生十多年前已告别杏坛。我们没有机会领略先生执教的风采，想到这次将面对面、近距离地聆听先生教诲，内心十分激动。但是，又想到临行前和陈先生通电话时他那严谨缜密的话语，我们一时有些踌躇，不知见面后和陈先生谈点什么才好，怀着一丝忐忑，不知不觉来到了陈先生的府第。
　　陈先生居住的大院古色古香，兼有异域风情，十分别致。尽管这是一所古建筑，岁月的沧桑使房舍略显陈旧，但从整个规划布局来看，绝非寻常百姓之家，加上大门口那两尊刻工精良、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更是依稀可见当年之豪华气派，我们心中暗自诧异，后经陈先生介绍，才知道这里竟然是北洋时期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陈先生居住的红楼很有文化气息，其门牌号没有按一般的单元编号，而是按照天干顺序，先生住戊组。门开了，一位精神矍铄、面容慈祥的老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先生事先知道我们的来意，热情地把我们请进书房。书房布置十分雅致，一侧墙壁装修成直顶天花板的书架，摆满了书，书的外侧放着先生子女的照片。旁边的电视机开着，是一幅幅运动场面，先生见我们有点懵，赶忙解释说这是他儿子发明的新型运动器械——水上滑板的宣传片，正面向全球销售。聆听着先生慈爱的话语，看着书架上的照片，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先生的拳拳舐犊之情，紧张的心情开始慢慢放松，整理了一下思绪，我们渐渐转入主题，和先生交谈起来。
　　先生1931年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学生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办档案专修班，先生接受组织安排，成为了档案班的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先生留任档案教研室教员兼实验室主任，从此便走上了档案教学与科研之路。先生解释说，实验室是专门辅导学员动手整理档案的。那时他们接收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后的一些档案作为实验材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除了学习档案理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实验了。这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人才的缺乏和档案教育的重要性。初为人师，先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也更坚定了将毕生精力投入档案事业的决心。
　　历史档案系成立后，先生主要从事档案管理学课程的教学与科研，30岁时就成为档案学教研室副主任，与同仁们一起开展档案学教学与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于是，1974-1978年先生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历史档案系也随之恢复起来并改名档案系，先生才又调回档案系工作，历任档案管理学教研室主任、档案系副主任、主任、档案学院副院长，直至离休。
　　先生侃侃而谈，我们仔细聆听，生怕漏掉精彩之处。先生还谈起了他在档案系工作期间一件颇为自豪的事情。除了一丝不苟地从事档案学教学与科研正常工作外，1978年，组织上决定让先生参与创办档案学杂志——《档案学通讯》。先生说：“《通讯》是在一无资金、二无编辑人员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的。那时正值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大地回春，万物复苏，《通讯》应运而生。”《档案学通讯》初创时只是有20页的油印本，信息量小。若要扩大《档案学通讯》的信息量和发行范围，只有采取铅印本的形式。为此，先生几乎跑遍整个北京城去寻找小印数刊物的印刷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先生联系到三家印刷厂，一个承印正文，另两个承接排版和印刷封面。由于印刷厂离人大校园较远，先生持续两年多时间都是在几地奔波，终于促成了全新版《档案学通讯》的问世!
　　先生执教人大40年，兼办杂志15载，著述颇丰，至今依然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极为关注，且孜孜不倦地从事着档案学研究。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当他通过阅览期刊、报纸、网络看到一些有关档案的现象，不吐不快，总要说点什么。近两年，一些档案学刊物上仍可见到先生的文章，很有创见，对现代档案工作也有着实际指导意义。先生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作为一名档案学者所特有的学术敏感和“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境界，让我们油然而生钦佩之感。
　　两个多小时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而过。我们看了看时间，已接近中午，尽管还想多聆听一会儿先生的教诲，但看到老人家略显疲倦的面容，不忍过多打扰，于是只好向先生告辞。走之前和先生闲聊了几句，才得知老人家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康复不久，现在每天上午都坚持去打保龄球锻炼身体，下午在家看书、上网、写文章。我们越发敬佩。要知道陈先生已经76岁高龄，这才大病初愈，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