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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年，无可比拟的历史，使得任何关于“仁济”的话题都不得不从“过去”开始。
西医在中国：仁济传奇
洋医传教，西医东渐，这是中国西医史的发端，也是上海仁济医院悠长而辉煌历史的开头。
追溯起来，西医随着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其实在184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集中在广州、澳门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开放的包括上海在内的通商口岸，吸引着英美传教士们前往。他们明白，立竿见影的外科手术和全新西方医学体系的现实性，将使医药传教成为获取更多中国人好感的最佳途径。
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英国医学传教士来华第一人，不仅敏锐地将目光瞄准了洋人圈中谈论最多的“新大陆”——上海，并且迅速付诸了行动。1844年2月初，在开埠不过四个月的上海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民宅里，33岁的洛克哈脱正式创建了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雒氏诊所”，仁济医院的前身就此悄然开张。
医院一设立，建院宗旨就广为人知，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诊。医院开业的最初8个月，就接诊约8000名患者。
门庭若市、应接不暇的情形使医院不得不尽快搬迁扩建。1846年7月，距黄浦江不远处的山东路上，落成了一所外形中式的两层洋房，它平顶却有着半圆头的巨大落地窗。走进它的大门，候诊大厅、上中下三等病房朴素而洁净，洋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明晃晃却似乎有刀起病除的魔力，这里虽然有着住院病人要跟读《圣经》和“Lady First”的“新奇”规定，但医药费全免，没饭吃的穷人还可领到伙食费的措施，使得中国百姓无论理智还是情感上都对它无比亲近。
百度百科也许会告诉你，中国第一家西医院诞生于广州，确实，以“一口通商”比上海“开埠”早几百年的广州，早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就在那里开出了中国首家西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广州博济医院前身）。因此，以精确的细分来说，伯驾在广州开出的是中国第一家专科西医院。从史料看，广州眼科医局第一年接诊病人2153人次，1840年因爆发鸦片战争停办两年。而以中国首家综合性西医院开业的仁济医馆，甫一开业就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誉，很快确立起当时中国甚至远东第一大综合性西医院的地位。据记载，仁济医馆在开头两年的接诊病人数量就惊人地高达1.9万人次，1844年至1856年，13年间共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各种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医院还为民众大量接种牛痘，帮助鸦片上瘾者戒毒。这骄人的业绩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1849年的仁济，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到1876年，医院所有较大的外科手术均在无菌情况下进行，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标志着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其医疗水准堪称中国一流，无出其右。
1856年，仁济开始招收中国人佐理医务，为上海培养了第一位中国西医师；1894年仁济开出40张床位的女病房，来自伦敦会的海莉（Miss Halley）担任护士长，从这年起她以女病房为基地开始招收中国妇女，进行护士职业培训；1896年，医院又开办高级看护学校。而1914年民国时期注册的仁济护校是中国最早的护校之一。
提到西医教育在中国，不得不提及中国另一所蜚声中外也发端于教会的医学王国——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北京协和医院，它们分别成立于1919年和1921年，比仁济整整晚了75年。事实上，洛克哈脱在北京协和的创建史上也占据一席之地。1861年，已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洛克哈脱从英国回到上海，不久后再次受英国伦敦教会派遣前往北京，与英美其他5个教会合作创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后来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建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今天，北京协和医院内还有一座“雒魏林楼”（雒魏林是洛克哈脱的另一译名），就是为了纪念洛克哈脱对中国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这个时期的仁济还积极地在中国广泛传播现代医学知识。英国医学硕士、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仁济第二任院长本杰明·合信（Benjamin Hobson），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第一次将西方医学系统地翻译成中文，用募捐到的经费出版了中文医学词典（印行800册）和医学丛书（印行5000册）。这套中国最早问世的现代医学著作，总共5本，涵盖了生物学、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妇婴卫生等现代医学理念和技术，它们一下子透亮了中国人的医学视界，在当时“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今天，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陈列着其中两本——咸丰七年（1858年）由江苏上海仁济医院出版的《西医略论》和《妇婴新说》。
1873年，当仁济医院建成近3000平方米的两层新楼房时就辟有病床位60张，而据史料，即便47年后的1920年，整个中国各地西式医院的院均病床位才仅仅51张。1931年，仁济医院正式定名时，已经是一座拥有250张床位和综合门诊的五层现代化医院，全年门、急诊量达20万人次。而此时有记载表明， 1932年，上海市注册医院为31家，其中西医院为28家，总病床数不过区区1823张。1922年时的仁济已拥有了中国的第一架X光机。
仁济的创立，引领了西医以循证医学为治病出发点的西医理念，倡导了与临床医学相濡以沫的公共卫生，体现了医院在防疫中的作用，确立了西医的教育、培训和经营管理体系。
在史学家看来，当西医、西式医院以仁济的名义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滩，并一开业就以每月收治1000名中国病人的速度迅速扩大时，这意味着，在“医院”这个带有浓厚近代公共意识的场所里，近代化意识正以相当世俗化的形态散播开来，并最终引发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在中国医疗制度变革史上，仁济这所综合性西医院的出现，尤其具有革命性意义。医疗空间从医家到医院的转换，医院制度的逐步完善，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新型医疗制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是一种革新，对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则是酝酿和开端。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既传播了医学知识和学术，也孕育了新的制度与思想。 从此，中国西医以“仁济”模本大同小异地发展着，西医医院在中国的雏形已成。
史学家后来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年传教士医师来到中国，藉医传教，医是手段，教是目的，但在中国社会，最后深入人心的主要是医，而不是宗教。
1844—2014，整整170年，若是人生已是耄耋两回，可仁济似乎是个不老的传奇，就像它一出生便仿佛是壮年人站在潮头浪尖的奇迹一样。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针刺麻醉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术、第一台国产人工心肺机、第一次用阿托品治疗血吸虫阿-斯综合征……仁济人用无数个“第一”告诉人们这里是中国西医的发源地之一；黄铭新、兰锡纯、江绍基、叶衍庆；周孝达、李丕光、徐惊伯、梁其琛、郭泉清、郭迪、孙桐年、王以敬、董方中；陈邦宪、曹裕丰、曹福康、毛成樾、邓裕兰、陶清；杨天籁、李杏芳、周连圻、陈绍周、何尚志、何永照、王一山等一大批医学大师名家奠定了仁济在中国西医发展史上不朽的地位。
而近十年的再次腾飞，令“仁济”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愈加厚重：今天，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十大医院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已全面完成东、西、南、北四院并立的布局，“老宅”——上海山东中路145号今年也全面完成修缮改建，“修旧如旧”的西院住院楼是上海唯一仍用作医疗的优秀历史建筑；2013年门急诊人次389万，出院人次9.6万，手术例次6.9万，其中重点手术2.2万，微创手术1.3万，2013年科研总项目数301项，总经费1.48亿，各项运营指标在上海名列前茅……
在这座从来都充满着光荣与梦想的医院，它的历史长卷，诉说着中国西医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西方文化到中西合璧的发展历程；它的奋斗历程，见证了几代仁济人“仁术济世，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足迹：它的全新面貌，展现着改革开放、国富院兴的硕果，如果说仁济的诞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国门的产物，那么今天仁济的变迁则透视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仁济”，历经170年风雨彩虹后的这两个字，是如此地令人回味。它意味着对中国医学和中国医学教育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它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医学本身。
亚专科细分，多学科合作
医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门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医院的专科设置，也总是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病人需求的改变而变化。仁济医院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人类医学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医疗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医学各学科的亚专业化是大势所趋，进入新千年，细化专科，建设亚专科，使专业医疗技术向深入精湛发展，成为仁济医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例如普外科下设胃肠外科、胆胰外科、肝脏外科、血管外科、头颈外科和乳腺外科 ，妇产科下设妇科肿瘤科；组建成立肿瘤介入科、功能神经科、重症医学科等等。不仅凸显大医院的学科优势，尤其使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中的重点病种和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治变得更有效、更优质，大大提高医院临床整体技术水平。仁济医院普外科的变迁，也许是仁济亚专科建设的范例。
仁济医院普外科在1952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等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时即创建，是国内较早成立普通外科学系的医学院校和科室。近年来，普外科在临床规模、床位数、门急诊量、年手术量、手术种类和难度、开展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等各方面，均处于国内普外科领域的第一方阵。2012年普外科又成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有着60多年辉煌历史的普外科，在强大的科室实力支撑下，肝脏外科、胃肠外科、胆胰外科、头颈外科、乳腺外科相继成立，标志学科发展更趋于专业化。
亚专科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人才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效率。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器官移植学科尽管只有十年的历史，但却是国内成长最迅速的学科。今年6月26日，肝脏外科主任夏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国医师奖”颁奖，这是中国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
10年前，38岁的夏强带领平均年龄仅34岁的肝脏外科团队几乎从零起步。而今，他们已完成肝移植手术1800余例，连续3年肝移植手术位居全国首位，尤其在儿童肝移植领域一直领跑全国，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科室成立国内首个“胆道闭锁儿童之家”，搭建婴幼儿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发起组建全国第一支且影响力最大的肝移植患者俱乐部，筑起浓浓医患情谊交汇的爱心高地。
专科化是未来大型综合性医院发展的趋势和必然，其对医疗方面带来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仁济医院胆胰外科在建科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腹腔镜胆囊切除的总病例数（2014年1到6月 869例），平均住院天数（3.7天）等指标跃居全市第一。日间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更以费用低廉，微创安全，恢复迅速，在全市享有良好的口碑。
在专科化之前，普外科历年诊治的胰腺癌病人例数全市排名一直徘徊在8～10位，专科化半年来，该指标就一举升至全市第4位，胰腺肿瘤的手术切除率和病人生存期明显提高。科室建立了规范的术前检查、术前讨论（包括多学科讨论），术中影像资料保存和标本库建设制度，在遵从疾病治疗指南的基础上，为每个病人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专科化也为挑战一些高难度手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保障。
2013年8月，仁济医院成立了全市第一家以头颈部肿瘤外科治疗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科室——仁济医院头颈外科。根据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2014年1-6月市级医院绩效简报显示，仁济医院头颈外科平均住院日和术前等待时间全市最短，分别为3.4天和1.5天。这一数据表明，仁济医院根据当前疾病谱改变所进行的亚专科调整与建设初显成效。
妇科亚专科也是仁济医院具有鲜明特色的亚专科改革成果。在妇产科整体框架下，妇科肿瘤、生殖免疫、普通妇科、妊娠合并心脏病、妊娠期高血压、妊娠合并自身免疫病、产前诊断等亚专科在国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妇科肿瘤、妇科微创手术、生殖免疫学和病理妊娠等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水平上，仁济医院居国内领先地位。 由于在危重孕产妇抢救方面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仁济医院建立了享誉全国的上海市产科心脏监护中心和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每年抢救危重孕产妇100余例，抢救成功率95%以上，为降低上海市乃至周边省市的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其他医院一旦出现危重孕产妇，医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仁济医院。2014年8月，仁济医院参与成功抢救了一名羊水栓塞产妇，羊水栓塞死亡率高达80%-90%，是严重威胁孕产妇生命的分娩期并发症。仁济医院紧急派出专家赴现场增援抢救，成功地让产妇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学专业的分与合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主旋律，通过分与合，凝练出更符合病患需求的诊治模式。在夯实亚专科学科力量之外，学科间的合作发展也是仁济医院学科发展呈现出的新气象。2014年医院专门成立乳腺疾病、胃肠及直肠肿瘤等三个多学科协作专病诊治中心。
2014年7月，仁济医院妇科和胃肠外科联手为一名罕见的巨大阴道癌累及直肠肛管的患者施行腹腔镜下腹-会阴联合直肠切除 广泛外阴阴道切除术及双侧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以最小的创伤解除了长期困扰患者的痛苦。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很快康复出院。
多学科协作模式的发展为患者带来了便利。对于罹患风湿疾病的患者来说，骨痛是经常困扰他们的一大顽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由于“骨痛”一般隶属于骨科就诊的范畴，风湿病患者为了治病往往要在多个科室之间来回辗转，非常不方便。今年，风湿骨痛整合门诊在仁济南院正式开诊，使风湿科和骨科这两个相关专科建立了固定的协作关系，从而为患者提供了更为优化的诊治方案和更为便利的治疗流程。自整合门诊开设以来，患者的一次确诊率显著增加，诊疗时间有效缩短。
引进高科技，挑战新技术
医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仁济人始终密切关注医疗科技新动向，并将新技术运用到疾病的诊治中去，最大限度地为病人减轻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尤其是高端、复杂医疗器械的应用使得疾病诊治变得更有效、更优质。”正如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所说，医疗技术伴随着信息化而加速进步，仁济医院也在医疗新技术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革新，第三代达芬奇机器人的成功应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两个小时，一台漂亮的手术结束，仁济医院的外科医生们赶紧把手术成功的消息上传到自己的“朋友圈”。这例让仁济人自豪的手术看起来就像是科幻大片，主刀医生操控着手术机器人，精准地为患者剥离了病灶。这是仁济医院首例第三代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完成的前列腺癌根治术，手术的成功让医生们兴奋不已，仁济外科手术从此跨入“机器人时代”。
2014年9月15日的这台手术由仁济医院副院长、泌尿科主任黄翼然教授主刀，第三代“达芬奇”是一台专为手术研发的机器人，它拥有“三头六臂”， 不仅可以根据不同手术的需求安装各种专用手术器械，更可以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地旋转，比人的关节还要灵活。
黄翼然教授介绍，在泌尿科常规手术中，“前列腺癌根治术”是最能够凸显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优势的手术。因为前列腺的解剖位置深藏于盆腔，传统的开腹手术刀口大、出血多，对病人造成的创伤巨大，并发症也较多；而腹腔镜下根治术虽然是微创手术，但由于术中完全依靠术者的双手直接操控器械，因此治疗效果往往“因人而异”；“达芬奇”辅助手术由于全过程完全依靠机械臂操作，对病灶的切除更为精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尿控功能，并将出现并发症的可能降到了最低，所以对患者来说，是最佳的手术选择。
第二天，神奇的第三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又在仁济医院胃肠外科和3台妇科手术中大展身手。
更好的效果、更小的创伤——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微创而精准的治疗方式成为医学发展新的目标，除了依靠像达芬奇机器人这样的手术设备，各种微创手术方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治疗中。
近十年来，仁济医院各个科室也在微创技术上投入了精力和心血。妇科是微创技术开展得较为广泛的专科，仁济医院妇科年手术量超过4000例，微创手术率已达85%以上，微创手术种类涵盖几乎所有妇科恶性肿瘤。
胃肠外科是仁济医院传统优势专科，现在，胃肠肿瘤的微创治疗、消化道急腹症诊治以及阑尾炎、疝等常见疾病的微创治疗也成为了新的专业特色。近年来，仁济胃癌手术例数及其腹腔镜微创手术率在全市始终名列前茅。
中国人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得疾病谱也发生了改变，过去发病率不高的结直肠疾病，现在已经成为高发疾病，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也快速提高。仁济医院结直肠肛门专业组以微创技术治疗结直肠肿瘤，纤维结肠镜下进行肠息肉、肠梗阻以及结直肠肛门功能性疾病诊治，使得患者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大大缩短。
作为最早将现代西方医学带进中国的医院，仁济医院一直把挑战新技术，提高诊疗水平作为自己的责任。诊疗设备是现代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诊疗设备的更新上，仁济医院也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进入21世纪，包括超声医学、放射医学和核医学在内的影像医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技术的更新让疾病检查更加精确，为诊治奠定了基础。
仁济医院超声医学科成立于1959年，从最早的A型超声，到上世纪70年代的B型超声，再到上世纪90年代彩色多普勒超声，超声医学科始终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放射医学的发展同样呈现出加速度的特征。近5年来，仁济医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新成像和分析方法，包括以背景抑制全身弥散类PET成像、抑郁症和网络成瘾脑功能成像、肝脏术前一体化脉管成像和虚拟手术评估技术、泌尿系输尿管和膀胱恶性肿瘤MR分期、前列腺功能MRI、心脏MRI、MR颈动脉和下肢动脉血管壁成像、下肢淋巴管成像、痛风尿酸结晶双能量CT成像等。这些新技术密切贴合临床实际需求，大大提高了临床诊断的效率。在面向未来的分子影像研究领域，放射科已制备出适用于呼吸道黏膜、肠道黏膜等超微纳米直径铁颗粒等多种影像对比剂，并获得8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目前放射科共配备了9台CT机、4台MR机、10套多功能影像后处理工作站以及上百套高分辨率的影像诊断终端等高端设备。 仁济医院核医学科始建于1958年，2003年核医学科在上海市率先引进了国际先进分子影像设备PET/CT，2007年又率先引进了融合显像设备SPECT/CT。积年的沉淀和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仁济医院核医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辐射影响力。
老牌强项，进入精尖时代
一棵170年的参天古树，必然有着深深的根脉，一家170年历史的医院，必定有它功底深厚、历史悠久的科室。在仁济医院，消化内科、风湿病科、胸外科、心内科、泌尿科、肾脏内科等老牌优势学科，不仅深得患者的信任，也在业界获得一致的肯定。
最近十年来，这些老牌优势科室在延续行业领先的诊疗水平之外，不断向学科的精深方向发展，挑战医学上更高的难度。
老上海人都知道，看消化道疾病要去仁济。1984年，上海市科委批准仁济医院成立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消化所自1989年至今为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拥有辉煌历史的消化内科目前年门诊量达34.3万人次，居国内第一。
近5年来，消化内科在全国临床优势明显，对难治性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相关性疾病（活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与酸相关性疾病（胃食管反流病等）治疗、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与处理、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和胃癌与大肠癌的预防与治疗、脂肪性肝病诊治、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治、肝纤维化的无创伤性诊断及肝移植前后的内科处理、炎症性肠病诊治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消化内镜数量年逾8万人次，曾率先在国内开展胶囊内镜、双气囊小肠镜和螺旋小肠镜工作，尤其是早期消化道癌内镜诊治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仁济医院泌尿科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科室，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仁济医院泌尿科便开展了膀胱镜检查、全肾切除、膀胱切开取石及尿道修补等手术。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泌尿科首创耻骨后前列腺切除术，并最早在国内施行回肠代膀胱术、输尿管末端回肠皮肤造瘘术和尿粪分流术。上世纪60年代末，泌尿科率先开展并实施了肾脏移植术，并首创为血透病人施行动静脉内瘘手术，这一技术一直被广泛使用，沿用至今。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泌尿科在全国最早开展对男性生殖、生理方面的研究并多次获得国家部委级科技进步奖。泌尿科还是国内最早应用经尿道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医院之一。
进入21世纪，仁济医院泌尿科贯彻“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宗旨，以“疾病诊治做到最权威”为目标实现了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腹腔镜、输尿管硬镜软镜、经皮肾镜等新的泌尿外科腔内技术全面普及；肾癌根治术，前列腺癌根治术，全膀胱切除术等高难度的开放手术也作为常规手术由高年资主治医师承担。各类复杂及疑难手术如巨大肾肿瘤切除术，巨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深低温停循环腔静脉癌栓取出术，射频消融术，保留肾单位肿瘤切除术等泌尿外科高精尖手术越来越多。男性科是泌尿科的重要分支，其发展始终居于全国最前列。上海市“男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唯一的人类精子库设立在仁济医院。多年来仁济男科在男性不育，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男性更年期的诊治等技术在全国男科学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如今，仁济泌尿专业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专科分支最全，技术种类最全最新、青年人才辈出的泌尿科诊、治、研中心之一。
风湿病诊治领域素有“北协和，南仁济”的佳话。仁济医院的风湿病学科是国内成立最早、独立拥有临床、研究所等配置完善的风湿病专科之一。学科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炎性肌病、白塞病、成人斯蒂尔病、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理、诊治策略等方面进行了30多年的持续探索，使得风湿性疾病患者的生存率大大提高，死亡率明显下降，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
仁济医院风湿科是国内门诊量最大的风湿专科（超过15万人次/年），吸引了大量外地病人，部分来自国外，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和美国，并以疑难、危重病例居多。
红斑狼疮曾被视为医学上最难攻克的堡垒之一，仁济医院风湿科却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治疗手段。近年来，风湿科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优势方向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当前国内外风湿病临床医生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了在包括难治性红斑狼疮在内的风湿疾病治疗上更进一步，风湿科加快了风湿病临床研究关键技术和公共数据平台的建设，目前专科已初步启动亚太地区多中心系统性红斑狼疮国际合作研究数据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样本库，疾病遗传学技术平台、疾病蛋白组学技术平台、生物信息学平台正在规划与建设中。
基础与临床研究，强强联合
基础研究是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水平决定了医院未来的发展。在基础研究领域，不长的十年时间里，仁济医院交出了一份值得骄傲的“成绩单”。无论是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还是SCI论文数，相较于十年前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2013年，仁济医院在国家自然基金中标项目上继续保持快速上升势头，同比增长45.2 %，达创纪录的90项，2014年国家自然基金总数在上海市医疗机构中列第2位，充分展现科研工作“调结构，促转型”的良好成效。
2010年，仁济医院与上海市肿瘤研究所院所合一，这次“联姻”再一次提升了仁济医院的科研能力。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以下简称“肿瘤所”）成立于1958年，肿瘤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与病因学研究、肿瘤发病机理及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细胞及免疫学诊断和治疗等生物高科技研究。
仁济医院与上海市肿瘤研究所院所合一的管理机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在扶持人才，强化激励上的优势，也给跨学科研究以及转化医学提供了条件。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14年立项结果，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领衔团队成功入选“创新研究群体”，全国医学科学领域内仅5支团队获此殊荣，仁济医院团队是上海唯一的一家。
“创新研究群体”正是跨学科研究平台结出的果实之一。“这绝对不是一次随意的‘拉郎配’，我们有着共同的研究志趣。”房静远教授幽默地说：这是一个法人单位下的“自由恋爱”。
西医在中国：仁济传奇
洋医传教，西医东渐，这是中国西医史的发端，也是上海仁济医院悠长而辉煌历史的开头。
追溯起来，西医随着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其实在184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主要集中在广州、澳门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开放的包括上海在内的通商口岸，吸引着英美传教士们前往。他们明白，立竿见影的外科手术和全新西方医学体系的现实性，将使医药传教成为获取更多中国人好感的最佳途径。
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英国医学传教士来华第一人，不仅敏锐地将目光瞄准了洋人圈中谈论最多的“新大陆”——上海，并且迅速付诸了行动。1844年2月初，在开埠不过四个月的上海城内大东门一所租借民宅里，33岁的洛克哈脱正式创建了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雒氏诊所”，仁济医院的前身就此悄然开张。
医院一设立，建院宗旨就广为人知，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诊。医院开业的最初8个月，就接诊约8000名患者。
门庭若市、应接不暇的情形使医院不得不尽快搬迁扩建。1846年7月，距黄浦江不远处的山东路上，落成了一所外形中式的两层洋房，它平顶却有着半圆头的巨大落地窗。走进它的大门，候诊大厅、上中下三等病房朴素而洁净，洋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明晃晃却似乎有刀起病除的魔力，这里虽然有着住院病人要跟读《圣经》和“Lady First”的“新奇”规定，但医药费全免，没饭吃的穷人还可领到伙食费的措施，使得中国百姓无论理智还是情感上都对它无比亲近。
百度百科也许会告诉你，中国第一家西医院诞生于广州，确实，以“一口通商”比上海“开埠”早几百年的广州，早在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就在那里开出了中国首家西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广州博济医院前身）。因此，以精确的细分来说，伯驾在广州开出的是中国第一家专科西医院。从史料看，广州眼科医局第一年接诊病人2153人次，1840年因爆发鸦片战争停办两年。而以中国首家综合性西医院开业的仁济医馆，甫一开业就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声誉，很快确立起当时中国甚至远东第一大综合性西医院的地位。据记载，仁济医馆在开头两年的接诊病人数量就惊人地高达1.9万人次，1844年至1856年，13年间共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各种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医院还为民众大量接种牛痘，帮助鸦片上瘾者戒毒。这骄人的业绩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1849年的仁济，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到1876年，医院所有较大的外科手术均在无菌情况下进行，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最先应用，标志着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其医疗水准堪称中国一流，无出其右。
1856年，仁济开始招收中国人佐理医务，为上海培养了第一位中国西医师；1894年仁济开出40张床位的女病房，来自伦敦会的海莉（Miss Halley）担任护士长，从这年起她以女病房为基地开始招收中国妇女，进行护士职业培训；1896年，医院又开办高级看护学校。而1914年民国时期注册的仁济护校是中国最早的护校之一。
提到西医教育在中国，不得不提及中国另一所蜚声中外也发端于教会的医学王国——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北京协和医院，它们分别成立于1919年和1921年，比仁济整整晚了75年。事实上，洛克哈脱在北京协和的创建史上也占据一席之地。1861年，已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洛克哈脱从英国回到上海，不久后再次受英国伦敦教会派遣前往北京，与英美其他5个教会合作创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后来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下建起“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今天，北京协和医院内还有一座“雒魏林楼”（雒魏林是洛克哈脱的另一译名），就是为了纪念洛克哈脱对中国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这个时期的仁济还积极地在中国广泛传播现代医学知识。英国医学硕士、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仁济第二任院长本杰明·合信（Benjamin Hobson），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第一次将西方医学系统地翻译成中文，用募捐到的经费出版了中文医学词典（印行800册）和医学丛书（印行5000册）。这套中国最早问世的现代医学著作，总共5本，涵盖了生物学、解剖学、内外科理论、妇婴卫生等现代医学理念和技术，它们一下子透亮了中国人的医学视界，在当时“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今天，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陈列着其中两本——咸丰七年（1858年）由江苏上海仁济医院出版的《西医略论》和《妇婴新说》。
1873年，当仁济医院建成近3000平方米的两层新楼房时就辟有病床位60张，而据史料，即便47年后的1920年，整个中国各地西式医院的院均病床位才仅仅51张。1931年，仁济医院正式定名时，已经是一座拥有250张床位和综合门诊的五层现代化医院，全年门、急诊量达20万人次。而此时有记载表明， 1932年，上海市注册医院为31家，其中西医院为28家，总病床数不过区区1823张。1922年时的仁济已拥有了中国的第一架X光机。
仁济的创立，引领了西医以循证医学为治病出发点的西医理念，倡导了与临床医学相濡以沫的公共卫生，体现了医院在防疫中的作用，确立了西医的教育、培训和经营管理体系。
在史学家看来，当西医、西式医院以仁济的名义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滩，并一开业就以每月收治1000名中国病人的速度迅速扩大时，这意味着，在“医院”这个带有浓厚近代公共意识的场所里，近代化意识正以相当世俗化的形态散播开来，并最终引发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在中国医疗制度变革史上，仁济这所综合性西医院的出现，尤其具有革命性意义。医疗空间从医家到医院的转换，医院制度的逐步完善，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新型医疗制度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是一种革新，对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则是酝酿和开端。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既传播了医学知识和学术，也孕育了新的制度与思想。 从此，中国西医以“仁济”模本大同小异地发展着，西医医院在中国的雏形已成。
史学家后来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年传教士医师来到中国，藉医传教，医是手段，教是目的，但在中国社会，最后深入人心的主要是医，而不是宗教。
1844—2014，整整170年，若是人生已是耄耋两回，可仁济似乎是个不老的传奇，就像它一出生便仿佛是壮年人站在潮头浪尖的奇迹一样。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针刺麻醉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术、第一台国产人工心肺机、第一次用阿托品治疗血吸虫阿-斯综合征……仁济人用无数个“第一”告诉人们这里是中国西医的发源地之一；黄铭新、兰锡纯、江绍基、叶衍庆；周孝达、李丕光、徐惊伯、梁其琛、郭泉清、郭迪、孙桐年、王以敬、董方中；陈邦宪、曹裕丰、曹福康、毛成樾、邓裕兰、陶清；杨天籁、李杏芳、周连圻、陈绍周、何尚志、何永照、王一山等一大批医学大师名家奠定了仁济在中国西医发展史上不朽的地位。
而近十年的再次腾飞，令“仁济”这块金字招牌历久弥新，愈加厚重：今天，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十大医院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已全面完成东、西、南、北四院并立的布局，“老宅”——上海山东中路145号今年也全面完成修缮改建，“修旧如旧”的西院住院楼是上海唯一仍用作医疗的优秀历史建筑；2013年门急诊人次389万，出院人次9.6万，手术例次6.9万，其中重点手术2.2万，微创手术1.3万，2013年科研总项目数301项，总经费1.48亿，各项运营指标在上海名列前茅……
在这座从来都充满着光荣与梦想的医院，它的历史长卷，诉说着中国西医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从西方文化到中西合璧的发展历程；它的奋斗历程，见证了几代仁济人“仁术济世，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足迹：它的全新面貌，展现着改革开放、国富院兴的硕果，如果说仁济的诞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国门的产物，那么今天仁济的变迁则透视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仁济”，历经170年风雨彩虹后的这两个字，是如此地令人回味。它意味着对中国医学和中国医学教育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它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医学本身。
亚专科细分，多学科合作
医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门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医院的专科设置，也总是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病人需求的改变而变化。仁济医院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人类医学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医疗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医学各学科的亚专业化是大势所趋，进入新千年，细化专科，建设亚专科，使专业医疗技术向深入精湛发展，成为仁济医院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例如普外科下设胃肠外科、胆胰外科、肝脏外科、血管外科、头颈外科和乳腺外科 ，妇产科下设妇科肿瘤科；组建成立肿瘤介入科、功能神经科、重症医学科等等。不仅凸显大医院的学科优势，尤其使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中的重点病种和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治变得更有效、更优质，大大提高医院临床整体技术水平。仁济医院普外科的变迁，也许是仁济亚专科建设的范例。
仁济医院普外科在1952年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等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时即创建，是国内较早成立普通外科学系的医学院校和科室。近年来，普外科在临床规模、床位数、门急诊量、年手术量、手术种类和难度、开展的临床与基础研究等各方面，均处于国内普外科领域的第一方阵。2012年普外科又成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有着60多年辉煌历史的普外科，在强大的科室实力支撑下，肝脏外科、胃肠外科、胆胰外科、头颈外科、乳腺外科相继成立，标志学科发展更趋于专业化。
亚专科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人才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效率。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器官移植学科尽管只有十年的历史，但却是国内成长最迅速的学科。今年6月26日，肝脏外科主任夏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国医师奖”颁奖，这是中国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
10年前，38岁的夏强带领平均年龄仅34岁的肝脏外科团队几乎从零起步。而今，他们已完成肝移植手术1800余例，连续3年肝移植手术位居全国首位，尤其在儿童肝移植领域一直领跑全国，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科室成立国内首个“胆道闭锁儿童之家”，搭建婴幼儿肝移植慈善救助平台，发起组建全国第一支且影响力最大的肝移植患者俱乐部，筑起浓浓医患情谊交汇的爱心高地。
专科化是未来大型综合性医院发展的趋势和必然，其对医疗方面带来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仁济医院胆胰外科在建科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腹腔镜胆囊切除的总病例数（2014年1到6月 869例），平均住院天数（3.7天）等指标跃居全市第一。日间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更以费用低廉，微创安全，恢复迅速，在全市享有良好的口碑。
在专科化之前，普外科历年诊治的胰腺癌病人例数全市排名一直徘徊在8～10位，专科化半年来，该指标就一举升至全市第4位，胰腺肿瘤的手术切除率和病人生存期明显提高。科室建立了规范的术前检查、术前讨论（包括多学科讨论），术中影像资料保存和标本库建设制度，在遵从疾病治疗指南的基础上，为每个病人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专科化也为挑战一些高难度手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保障。
2013年8月，仁济医院成立了全市第一家以头颈部肿瘤外科治疗为主要任务的专业科室——仁济医院头颈外科。根据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2014年1-6月市级医院绩效简报显示，仁济医院头颈外科平均住院日和术前等待时间全市最短，分别为3.4天和1.5天。这一数据表明，仁济医院根据当前疾病谱改变所进行的亚专科调整与建设初显成效。
妇科亚专科也是仁济医院具有鲜明特色的亚专科改革成果。在妇产科整体框架下，妇科肿瘤、生殖免疫、普通妇科、妊娠合并心脏病、妊娠期高血压、妊娠合并自身免疫病、产前诊断等亚专科在国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妇科肿瘤、妇科微创手术、生殖免疫学和病理妊娠等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水平上，仁济医院居国内领先地位。 由于在危重孕产妇抢救方面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仁济医院建立了享誉全国的上海市产科心脏监护中心和上海市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每年抢救危重孕产妇100余例，抢救成功率95%以上，为降低上海市乃至周边省市的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其他医院一旦出现危重孕产妇，医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仁济医院。2014年8月，仁济医院参与成功抢救了一名羊水栓塞产妇，羊水栓塞死亡率高达80%-90%，是严重威胁孕产妇生命的分娩期并发症。仁济医院紧急派出专家赴现场增援抢救，成功地让产妇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学专业的分与合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主旋律，通过分与合，凝练出更符合病患需求的诊治模式。在夯实亚专科学科力量之外，学科间的合作发展也是仁济医院学科发展呈现出的新气象。2014年医院专门成立乳腺疾病、胃肠及直肠肿瘤等三个多学科协作专病诊治中心。
2014年7月，仁济医院妇科和胃肠外科联手为一名罕见的巨大阴道癌累及直肠肛管的患者施行腹腔镜下腹-会阴联合直肠切除 广泛外阴阴道切除术及双侧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以最小的创伤解除了长期困扰患者的痛苦。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很快康复出院。
多学科协作模式的发展为患者带来了便利。对于罹患风湿疾病的患者来说，骨痛是经常困扰他们的一大顽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由于“骨痛”一般隶属于骨科就诊的范畴，风湿病患者为了治病往往要在多个科室之间来回辗转，非常不方便。今年，风湿骨痛整合门诊在仁济南院正式开诊，使风湿科和骨科这两个相关专科建立了固定的协作关系，从而为患者提供了更为优化的诊治方案和更为便利的治疗流程。自整合门诊开设以来，患者的一次确诊率显著增加，诊疗时间有效缩短。
引进高科技，挑战新技术
医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仁济人始终密切关注医疗科技新动向，并将新技术运用到疾病的诊治中去，最大限度地为病人减轻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尤其是高端、复杂医疗器械的应用使得疾病诊治变得更有效、更优质。”正如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所说，医疗技术伴随着信息化而加速进步，仁济医院也在医疗新技术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革新，第三代达芬奇机器人的成功应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两个小时，一台漂亮的手术结束，仁济医院的外科医生们赶紧把手术成功的消息上传到自己的“朋友圈”。这例让仁济人自豪的手术看起来就像是科幻大片，主刀医生操控着手术机器人，精准地为患者剥离了病灶。这是仁济医院首例第三代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完成的前列腺癌根治术，手术的成功让医生们兴奋不已，仁济外科手术从此跨入“机器人时代”。
2014年9月15日的这台手术由仁济医院副院长、泌尿科主任黄翼然教授主刀，第三代“达芬奇”是一台专为手术研发的机器人，它拥有“三头六臂”， 不仅可以根据不同手术的需求安装各种专用手术器械，更可以360度全方位、无死角地旋转，比人的关节还要灵活。
黄翼然教授介绍，在泌尿科常规手术中，“前列腺癌根治术”是最能够凸显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优势的手术。因为前列腺的解剖位置深藏于盆腔，传统的开腹手术刀口大、出血多，对病人造成的创伤巨大，并发症也较多；而腹腔镜下根治术虽然是微创手术，但由于术中完全依靠术者的双手直接操控器械，因此治疗效果往往“因人而异”；“达芬奇”辅助手术由于全过程完全依靠机械臂操作，对病灶的切除更为精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尿控功能，并将出现并发症的可能降到了最低，所以对患者来说，是最佳的手术选择。
第二天，神奇的第三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又在仁济医院胃肠外科和3台妇科手术中大展身手。
更好的效果、更小的创伤——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微创而精准的治疗方式成为医学发展新的目标，除了依靠像达芬奇机器人这样的手术设备，各种微创手术方式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治疗中。
近十年来，仁济医院各个科室也在微创技术上投入了精力和心血。妇科是微创技术开展得较为广泛的专科，仁济医院妇科年手术量超过4000例，微创手术率已达85%以上，微创手术种类涵盖几乎所有妇科恶性肿瘤。
胃肠外科是仁济医院传统优势专科，现在，胃肠肿瘤的微创治疗、消化道急腹症诊治以及阑尾炎、疝等常见疾病的微创治疗也成为了新的专业特色。近年来，仁济胃癌手术例数及其腹腔镜微创手术率在全市始终名列前茅。
中国人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改变，使得疾病谱也发生了改变，过去发病率不高的结直肠疾病，现在已经成为高发疾病，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也快速提高。仁济医院结直肠肛门专业组以微创技术治疗结直肠肿瘤，纤维结肠镜下进行肠息肉、肠梗阻以及结直肠肛门功能性疾病诊治，使得患者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大大缩短。
作为最早将现代西方医学带进中国的医院，仁济医院一直把挑战新技术，提高诊疗水平作为自己的责任。诊疗设备是现代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诊疗设备的更新上，仁济医院也走在了同行的前列。
进入21世纪，包括超声医学、放射医学和核医学在内的影像医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技术的更新让疾病检查更加精确，为诊治奠定了基础。
仁济医院超声医学科成立于1959年，从最早的A型超声，到上世纪70年代的B型超声，再到上世纪90年代彩色多普勒超声，超声医学科始终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放射医学的发展同样呈现出加速度的特征。近5年来，仁济医院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新成像和分析方法，包括以背景抑制全身弥散类PET成像、抑郁症和网络成瘾脑功能成像、肝脏术前一体化脉管成像和虚拟手术评估技术、泌尿系输尿管和膀胱恶性肿瘤MR分期、前列腺功能MRI、心脏MRI、MR颈动脉和下肢动脉血管壁成像、下肢淋巴管成像、痛风尿酸结晶双能量CT成像等。这些新技术密切贴合临床实际需求，大大提高了临床诊断的效率。在面向未来的分子影像研究领域，放射科已制备出适用于呼吸道黏膜、肠道黏膜等超微纳米直径铁颗粒等多种影像对比剂，并获得8项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目前放射科共配备了9台CT机、4台MR机、10套多功能影像后处理工作站以及上百套高分辨率的影像诊断终端等高端设备。 仁济医院核医学科始建于1958年，2003年核医学科在上海市率先引进了国际先进分子影像设备PET/CT，2007年又率先引进了融合显像设备SPECT/CT。积年的沉淀和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仁济医院核医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辐射影响力。
老牌强项，进入精尖时代
一棵170年的参天古树，必然有着深深的根脉，一家170年历史的医院，必定有它功底深厚、历史悠久的科室。在仁济医院，消化内科、风湿病科、胸外科、心内科、泌尿科、肾脏内科等老牌优势学科，不仅深得患者的信任，也在业界获得一致的肯定。
最近十年来，这些老牌优势科室在延续行业领先的诊疗水平之外，不断向学科的精深方向发展，挑战医学上更高的难度。
老上海人都知道，看消化道疾病要去仁济。1984年，上海市科委批准仁济医院成立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消化所自1989年至今为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拥有辉煌历史的消化内科目前年门诊量达34.3万人次，居国内第一。
近5年来，消化内科在全国临床优势明显，对难治性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相关性疾病（活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与酸相关性疾病（胃食管反流病等）治疗、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的诊断与处理、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和胃癌与大肠癌的预防与治疗、脂肪性肝病诊治、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治、肝纤维化的无创伤性诊断及肝移植前后的内科处理、炎症性肠病诊治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消化内镜数量年逾8万人次，曾率先在国内开展胶囊内镜、双气囊小肠镜和螺旋小肠镜工作，尤其是早期消化道癌内镜诊治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仁济医院泌尿科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科室，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仁济医院泌尿科便开展了膀胱镜检查、全肾切除、膀胱切开取石及尿道修补等手术。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泌尿科首创耻骨后前列腺切除术，并最早在国内施行回肠代膀胱术、输尿管末端回肠皮肤造瘘术和尿粪分流术。上世纪60年代末，泌尿科率先开展并实施了肾脏移植术，并首创为血透病人施行动静脉内瘘手术，这一技术一直被广泛使用，沿用至今。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泌尿科在全国最早开展对男性生殖、生理方面的研究并多次获得国家部委级科技进步奖。泌尿科还是国内最早应用经尿道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医院之一。
进入21世纪，仁济医院泌尿科贯彻“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宗旨，以“疾病诊治做到最权威”为目标实现了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腹腔镜、输尿管硬镜软镜、经皮肾镜等新的泌尿外科腔内技术全面普及；肾癌根治术，前列腺癌根治术，全膀胱切除术等高难度的开放手术也作为常规手术由高年资主治医师承担。各类复杂及疑难手术如巨大肾肿瘤切除术，巨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深低温停循环腔静脉癌栓取出术，射频消融术，保留肾单位肿瘤切除术等泌尿外科高精尖手术越来越多。男性科是泌尿科的重要分支，其发展始终居于全国最前列。上海市“男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唯一的人类精子库设立在仁济医院。多年来仁济男科在男性不育，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男性更年期的诊治等技术在全国男科学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如今，仁济泌尿专业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专科分支最全，技术种类最全最新、青年人才辈出的泌尿科诊、治、研中心之一。
风湿病诊治领域素有“北协和，南仁济”的佳话。仁济医院的风湿病学科是国内成立最早、独立拥有临床、研究所等配置完善的风湿病专科之一。学科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炎性肌病、白塞病、成人斯蒂尔病、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理、诊治策略等方面进行了30多年的持续探索，使得风湿性疾病患者的生存率大大提高，死亡率明显下降，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
仁济医院风湿科是国内门诊量最大的风湿专科（超过15万人次/年），吸引了大量外地病人，部分来自国外，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和美国，并以疑难、危重病例居多。
红斑狼疮曾被视为医学上最难攻克的堡垒之一，仁济医院风湿科却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治疗手段。近年来，风湿科在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优势方向上进一步深入，探索当前国内外风湿病临床医生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了在包括难治性红斑狼疮在内的风湿疾病治疗上更进一步，风湿科加快了风湿病临床研究关键技术和公共数据平台的建设，目前专科已初步启动亚太地区多中心系统性红斑狼疮国际合作研究数据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样本库，疾病遗传学技术平台、疾病蛋白组学技术平台、生物信息学平台正在规划与建设中。
基础与临床研究，强强联合
基础研究是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水平决定了医院未来的发展。在基础研究领域，不长的十年时间里，仁济医院交出了一份值得骄傲的“成绩单”。无论是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还是SCI论文数，相较于十年前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2013年，仁济医院在国家自然基金中标项目上继续保持快速上升势头，同比增长45.2 %，达创纪录的90项，2014年国家自然基金总数在上海市医疗机构中列第2位，充分展现科研工作“调结构，促转型”的良好成效。
2010年，仁济医院与上海市肿瘤研究所院所合一，这次“联姻”再一次提升了仁济医院的科研能力。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以下简称“肿瘤所”）成立于1958年，肿瘤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恶性肿瘤的流行病学与病因学研究、肿瘤发病机理及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细胞及免疫学诊断和治疗等生物高科技研究。
仁济医院与上海市肿瘤研究所院所合一的管理机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在扶持人才，强化激励上的优势，也给跨学科研究以及转化医学提供了条件。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14年立项结果，仁济医院房静远教授领衔团队成功入选“创新研究群体”，全国医学科学领域内仅5支团队获此殊荣，仁济医院团队是上海唯一的一家。
“创新研究群体”正是跨学科研究平台结出的果实之一。“这绝对不是一次随意的‘拉郎配’，我们有着共同的研究志趣。”房静远教授幽默地说：这是一个法人单位下的“自由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