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雅明著《摄影小史：灵光乍现的时代》、罗兰·巴特著《明室》到克里斯蒂娃竟称“摄影乃是一门幽灵的艺术”，摄影便与鬼魂、幽灵脱不了干系，我也深深迷恋这个观念，某年在广州办个展，直接就命名为“摄魂记”。当然我们所用的原典，都是因为摄影术发明初期，人们觉得摄影会真的摄去一个人的魂魄——这点中外俱同，甚至到1970年代中，某港人回乡，为一初生婴儿照相，仍被婴儿的祖母斥骂：“照什么照，把细路仔的魂都照丢了。”
　　这个婴儿就是我，魂儿的确一直处于似丢没丢的状态。那个港人是我的大伯，那年他近50岁，痴迷照相，不但为我留下大量那个时代罕有的彩照，也拍摄了家乡每一次祭祖、他的老父和老母（就是相信摄影会摄魂的我的祖母）的风光大葬以及七八十年代一个粤西小城的方方面面。说来也巧，他的名就叫照，廖照。
　　摄魂这个概念，上个星期被重新定义，就因为我大伯。他上个星期去世了。最早教我照相的就是我大伯廖照，给钱我买第一台海鸥相机的也是他，最后他在65岁的时候把自己的尼康相机送了给我，他隐居到澳门，随着炒楼的女儿一次次搬家，生命的最后一年在珠海的老人院度过。我去澳门和珠海看过他近十次，最后他仍说：“你对我不好，从来不来看我。”一个半生爱热闹、爱派头的少掌柜，晚景孤清如此，我们都对不起他。
　　大伯去世之后两天，堂姐才通知我来出席丧礼。我匆匆坐船从香港去珠海，是日气温骤降，到得殡仪馆对面马路突然急风横起，飒飒的落叶向我扑面吹来，我掏出随身携带的老相机，迎风拍了两张，那些凌乱和凌厉。灵堂从简，只有一桌花一棺一瓮一遗像，遗像据说是老人院给照的，照得非常好，大伯的微笑慈祥达观，不像最后一面所见的孤倔，我对着灵堂拍了两张空景。仪式过去后，人们聚在门口商量后事，我静静绕到棺旁，心里说了句：“大伯，我给你照张相”然后轻声按了一张。老相机以快门安静著名，死者纹丝不动，即使化过妆的脸温和似生前。
　　翌日在香港出席另一个追思会，一些木心的青年崇拜者在寇比力克书店为木心所办的“诗歌弥撒”，我在约定的时间前一分钟赶到，气喘吁吁拿出诗稿朗诵，我朗诵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木心的诗《杰克逊高地》，尤其细念最后一句：“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然后下台，台上暗处一角有木心先生小小的遗像，我隔着跳现代舞的女生、朗诵散文的女生，屏住呼吸用1/4秒的快门拍摄这遗像。老相机也以快门稳定著名，木心先生依旧帅气低眉挑眼炽热注视镜头，镜头纹丝不动。
　　带着只剩下三两张胶卷的相机回家，夜色中还拍摄了庙街的流浪犬、站街的阿姑。第二天坐在阳光灿烂的序言书店，百无聊赖拍摄对面的唐楼，一张接一张要把胶卷拍完好去冲洗，没想到怎也拍不完，36、37、38，计数器一直在走。老相机还以过卷绝对均匀著名，从来不会拍摄超过37张。心知不妙，打开暗匣一看，果然是胶卷没有挂上。
　　这种错误我第一次犯，记得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也试过一次，同行笑话他心不在焉，我还写文为他辩护为一次充满禅意的行为艺术。但这次，我只相信是幽灵的力量，幽灵不愿意我再次拍摄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已经有其所属，岂能轻易骚扰。木心固然是因为已经原谅一切，世间事无所挂牵。我伯则仍是孤倔，誓要去得干干净净，乃至一无所留。
　　（摘自《时代周报》总第 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