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老欧洲的符号，在枫叶落满的深秋，让情绪随时注满
　　瑞士的安逸生活是出了名的，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我望而却步。在旅行中，我更倾向于去探索复杂神秘、具有双重灵魂的城市。
　　
　　我来到日内瓦时，正好是当地人每年一周的“土豆假期”。假期一般是10月底土豆收成时，传统上每家的孩子都要回家帮长辈们收土豆。可是发展到今天，“土豆假期”已经名不副实，大家放假都坐飞机到海滩晒太阳去了。
　　“安逸”在不同的人眼里，意义也各不相同。一个多世纪前，列宁曾流亡中立国瑞士。在瑞士生活的数年里，他生活安稳，可是“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终于在1917年与瑞士说再见，回俄国参加革命。列宁当年没能把瑞士的工人階级鼓动起来，一向安逸的瑞士，对待十月革命也一直是隔岸观火，轻描淡写。今年是十月革命的百年纪念，无论在法兰克福还是马赛，都见到以列宁与十月革命的遗产为封面的杂志。
　　日内瓦这个瑞士南部小城，扎实地被法国群山环绕。其实不光是地理位置，从语言到文化，日内瓦都逃不脱法兰西的影响。不说20万人口的近一半是法国来的，光是提起如今最令日内瓦自得的钟表制造业，也是16世纪中叶由流亡的法国人带到这个当时的欧洲宗教改革中心来的。钟表业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富足，据说受这里的双倍高薪吸引，上万法国人每天开车、坐火车到日内瓦上班，晚上再回到法国去。
　　我住在罗讷河右岸，这里是日内瓦古城所在。从位于二楼的房间望出去，首先吸引我的是对面18世纪教堂前小广场上的图书市集，以及几分钟往来一趟的有轨电车——如此老欧洲的符号，在枫叶落满的深秋，让情绪随时注满。
　　沿着日内瓦湖右岸的购物大街上去，在红十字会创办人让-亨利·杜南出生的房子斜对面，有一家十分显眼的中国茶店。招牌上身穿长衫马褂、梳长辫子的中国人就是该店创始人，店名以他的名字Tschin Ta Ni命名。问当地导游安托涅特，他反问我：“你不知道他吗？他在上海的故事很有名。”再问店的工作人员，对方只知道这位中国人1870年移居瑞士，开办了茶叶店。1960年代，茶叶店换了主人，如今主营中国与日本茶叶，是日内瓦有名的老字号。
　　在老城的博物馆内看到一幅1752年的日内瓦地图，城中心被防御工事牢牢围住，这才了解到，原来古时日内瓦一直是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和神圣罗马帝国虎视眈眈的一块肥肉。中世纪时，统领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几任萨伏伊公爵不断来侵犯，意欲吞并日内瓦，定都阿尔卑斯北方。
　　日内瓦有一则著名的反侵略事件：1602年12月的一天夜里，萨伏伊军队的士兵登上城墙预备偷袭，城内一名士兵的母亲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汤，听见响动，一下把汤淋到法国士兵头上。被惊醒的士兵协力击退了侵犯者，迫使对方签订了“永不侵犯日内瓦”的条约。
　　从此，每年12月，日内瓦人都要过“登城节”，相当于独立日。传统上，城里会有一场马拉松比赛，人们乔装打扮成洋葱、胡萝卜等汤料，家家户户在巧克力做的锅中装满糖果，高喊着“共和国的敌人完蛋了！”然后把锅砸碎。
　　当年萨伏伊军队集结登城之处，正是今日以跳蚤市场闻名的普兰帕莱广场，近20年来兴起的日内瓦当代艺术街区就在附近。当地人帕斯卡尔带我去吃地道的奶酪火锅，走过广场时，他指着一尊比人高的巨大铜像说：“看，弗兰肯斯坦！”我这才记起，1816年雪莱夫妇与拜伦在日内瓦湖边度假，“科学怪人”就是在某个风雨夜诞生的。
　　说起来，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与日内瓦有过瓜葛，其中自然少不了卢梭。虽然他的《忏悔录》当年在日内瓦被禁，还在市政厅门前当众被焚，今天这个城市却将他视为日内瓦最著名的子民。卢梭的旧居是一栋灰楼，坐落在宽街上，离市政厅几步之遥，1712年卢梭就出生于此。2002年，这里作为卢梭博物馆对外开放，经常不定期举办文学活动。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日内瓦住过，却没为这个城市留下半句好话。陀氏到达日内瓦时，《罪与罚》和《赌徒》已经在俄国出版并获得巨大声誉，但他与妻子安娜的欧游生活依然穷困潦倒。今日流传在日内瓦的版本是：陀氏是个大赌徒，写书赚的几个钱马上就给他输光了。安娜留下的日记里也提到陀氏把婚戒都输掉了的事。更雪上加霜的是，夫妇俩在日内瓦期间失去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陀氏对此地的恨意了。如今，陀氏夫妇的住地已成为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日内瓦古城外，还有45个相对独立的小镇。安托涅特带我去了其中一个小镇卡鲁日。有人将卡鲁日比作“日内瓦的格林威治村”，我一下有轨电车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色彩鲜艳的露天装饰与个性鲜明的密集手工作坊之间，已能感觉到小镇的波希米亚风格。
　　与日内瓦古城处处防御的堡垒式结构相反，卡鲁日小镇呈发散的棋盘式布局。始于18世纪的农夫市集每周开放两天，总有各国游客慕名而来。我流连于几家巧克力作坊中，一手一把不同口味的糖果，像回到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