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威胁论”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在美国火热过,事异时移,美苏冷战的大背景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中国威胁论”却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究其根本,就是国际上围绕中国经济崛起而引发的特殊言论之一,而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是这个言论的温床。自从“9·11”事件之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在反恐和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威胁论”声音渐弱,但是,正如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Patrick A. Mulloy所言,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有一种独有的机制,有些观点在一时未受重视并不表明这些观点不重要,这里面有个时机的问题。如果当行政部门在某一个时机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措施了,国会这些报告中反应的观点就会被行政部门很好的采用,以鼓动民意、得到民众的支持。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威胁论”继续研究。本文试图采用罗伯特·杰维斯的关于对“威胁”认知的理论,对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威胁论”进行浅薄的分析。
一、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
杰维斯在关于如何判断他国是否具有威胁性的论述中认为,政策制定者在以下几种情形下会比较容易得出他国具有高度威胁性的结论:
(一)政策制定者将他国行为的原因归于他国行为的非常理智的方式。
(二)发现另一个国家将大笔金钱花在只能以发生战争来证明是正当的工程上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三)当国家采取观察者认为违背其自身经济利益的行动时会产生更加强烈的效果。
(四)当观察者相信行为者可以在不阻碍他人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其表面的目标那么这个行为者就会被认为想要伤害他人。
(五)当另一个国家拒绝政治家相信可以达到对方所声称寻求的目标的建议时,对他国可能会采取的行为方法的选择的同样的分析也同样可以采用。
二、从认知角度看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威胁论”
90年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Ross H. Munro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办刊物《政策研究》上发表了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忠于坚实地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①。这个论调出台的背景是,1992年11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中国特辑”中首次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估算为中国官方数字的两倍,则中国的经济实力次于美国和日本,已与德国比肩。此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兰德公司、世界银行等相继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1993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公开声称中国的GDP“即使算不上第二,也已经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②。这些关于中国实力和潜力的评估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采用,作为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考量的参照。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认为,世界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经济发展—政治崛起—军事扩张,中国既然可以在经济上威胁到美国的绝对统治地位,那么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可能威胁;中国在经济上的苏醒,显示了它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的苏醒。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八、九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上显示出来,当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美国相当担心日本未来的走向,双方互有嫌隙,而当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美日显然又成了亲密无间的好伙伴,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美国相当鼓励日本加强军事。此其一。其二,虽然日本经济仅次于美国,但是美国人对于日本的担心显然不如对于中国来得大。在分析当时各个机构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经济学家》1992年的评估数字是中国官方数字的两倍③,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递交给国会的1993年年度报告中对中国GDP的评估为2.35万亿美元,是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的7—8倍④。显然,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方数字是不可靠的,而如果中国在这些数字上没有讲实话,而是大大减小了数字,那么,一方面,想到的是中国即使在经济方面有所欺瞒,那么在其他方面呢?中国的国防开支呢?军队规模呢?关键也许不仅在于所欺瞒的实质内容,更在于欺瞒这种行为本身,中国所公开的其他一切东西都将遭到质疑,包括其所宣称的良好意图。而更糟的是,对于中国的信用产生了疑问之后,会进一步怀疑是什么样的动机会使得中国政府掩盖真实的数据和意图。另一方面,欺瞒这种行为,又暗示着对国际机构的藐视,因为欺瞒者的行为动机中暗含着这样的思考:我可以唬弄过这些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运作规则和合法性则是若干国家共同认可的,藐视它们也就是藐视他们,而对于他们所认可的其他规则,比如说联合国的权威、和平、不首先向其他国家动用核武器等等也是可以视而不见的。正是这样的推理,真正使得
“中国威胁论”者惊恐难安。其三,苏联解体后,美国人自己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处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往的几十年中,美国人没有很多和中国(“红色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却有很多和前苏联打交道的经验,当人们在遇到不熟悉的对象时,很容易在不熟悉的对象身上寻找原本熟悉的一些特征,分门别类,然后用一种已经熟悉的模式化的方法来应对。所以,中国既然和前苏联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前苏联所具有的特征中国也必然拥有,这是很容易得出的结论。那么,对于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假设也是自然的,仿如先验。
第二次“中国威胁论”浪潮的掀起源于1995—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这一场危机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辩论。是不是中国的飞弹试射本身真的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又或者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本文不予讨论,但是观察者对这个行为的认知和理解,则是本文所考察的。试射飞弹的这一行为与其说是要造成实质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实力的显示,显示给谁看的呢?在“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看来,如果中国真的如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达到影响台湾选举的目的,那么试射飞弹非但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反而会使得岛内舆论偏向更不利的方向,如此一来,中国的真正用意又是值得怀疑了,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自己是一个明显的多的目标。一方面,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的内政,要解决也是海峡两岸之间解决,最好是和平磋商解决,现在一言不和就动用武力,不啻是“耀武扬威”,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和挑战,更何况当时的情况显示大陆方面温度飙升的一个导火线就是美国给予李登辉前往美国的签证并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会。Richard Bernstein和Munro在他们合作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声称中美两国已成为全球范围的对手,中国对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应付的挑战”,断言美中军事冲突不可避免⑤。而这个言论不能说不是这种心理的产物。另一方面,大陆的飞弹针对的是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台湾,那么,美国方面理所当然的一个推理就是,一旦大陆的军事实力处于优越的位置上,它就会显示出它的扩张性,对周边提出领土要求,而这是直接危害到美国利益的。这种推理忽略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台湾和大陆之间血脉相连的事实,而模糊了“台湾”与“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除此之外,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是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的,需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和选择,大陆不放弃动用武力,也就是说,在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一个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的方法,那么,是不是中国为之冒险的诱惑(目标)大到足够弥补这个损失呢?也就是说,中国不惜违背自己的巨大经济利益,宁愿以台湾民众的痛苦(在美国人看来是痛苦)和克林顿政府的政治挫折为代价,而诉诸武力。
第三次“中国威胁论”起于1998—1999年间,从“李文和案”到“中国政治献金案”“中国卫星案”,直到1999年5月25日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抛出《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为其高潮。这一次的“中国威胁论”,战场从媒体和学界转向了国会,归根结底是前两次“中国威胁论”在国会的反映,焦点和第一次有所雷同,在于对中国信誉的质疑。在前文中已有分析。2002年7月12日,美国国防部依据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年度报告》,7月15日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份年度报告《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连同紧随其后的媒体文章舆论宣传,掀起了第四次“中国威胁论”高潮。与前几次相比,在内容上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只是增加了许多捏造的事实。
三、结语
这种间歇性发作的病症——“中国威胁论”,当然有鼓吹者自己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个因素,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形象的认知,是威胁还是伙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了解到他人为什么会产生出“中国-威胁”的意象,有助于我们致力于罗伯特·杰维斯所说的“廉价的形象”(cheap image),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平和谐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Ross H. Mo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Fall, 1992, pp.10-17
②吴心伯.“论克林顿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J].国际政治研究,2003(2):69.
③同上.
④黄仁伟.“‘中国超级大国论’及其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周边环境及国家关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93年年会论文集,P.23.
⑤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参考文献:
[1] 吴心伯.“论克林顿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J].国际政治研究,2003(2).
[2] 黄仁伟.“‘中国超级大国论’及其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OC]我国周边环境及国家关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93年年会论文集.
[3]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作者简介:沈琦(1983—)女,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国会中的中国游说团。)
一、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误认识》
杰维斯在关于如何判断他国是否具有威胁性的论述中认为,政策制定者在以下几种情形下会比较容易得出他国具有高度威胁性的结论:
(一)政策制定者将他国行为的原因归于他国行为的非常理智的方式。
(二)发现另一个国家将大笔金钱花在只能以发生战争来证明是正当的工程上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三)当国家采取观察者认为违背其自身经济利益的行动时会产生更加强烈的效果。
(四)当观察者相信行为者可以在不阻碍他人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其表面的目标那么这个行为者就会被认为想要伤害他人。
(五)当另一个国家拒绝政治家相信可以达到对方所声称寻求的目标的建议时,对他国可能会采取的行为方法的选择的同样的分析也同样可以采用。
二、从认知角度看美国国会中的“中国威胁论”
90年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Ross H. Munro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办刊物《政策研究》上发表了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忠于坚实地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在军事上也开始锋芒毕露,而且还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共产主义国家,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威胁①。这个论调出台的背景是,1992年11月28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中国特辑”中首次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估算为中国官方数字的两倍,则中国的经济实力次于美国和日本,已与德国比肩。此外,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兰德公司、世界银行等相继评估中国经济发展状况,1993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公开声称中国的GDP“即使算不上第二,也已经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②。这些关于中国实力和潜力的评估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采用,作为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考量的参照。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认为,世界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就是经济发展—政治崛起—军事扩张,中国既然可以在经济上威胁到美国的绝对统治地位,那么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可能威胁;中国在经济上的苏醒,显示了它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的苏醒。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八、九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上显示出来,当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时,美国相当担心日本未来的走向,双方互有嫌隙,而当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美日显然又成了亲密无间的好伙伴,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美国相当鼓励日本加强军事。此其一。其二,虽然日本经济仅次于美国,但是美国人对于日本的担心显然不如对于中国来得大。在分析当时各个机构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经济学家》1992年的评估数字是中国官方数字的两倍③,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递交给国会的1993年年度报告中对中国GDP的评估为2.35万亿美元,是中国官方统计数字的7—8倍④。显然,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官方数字是不可靠的,而如果中国在这些数字上没有讲实话,而是大大减小了数字,那么,一方面,想到的是中国即使在经济方面有所欺瞒,那么在其他方面呢?中国的国防开支呢?军队规模呢?关键也许不仅在于所欺瞒的实质内容,更在于欺瞒这种行为本身,中国所公开的其他一切东西都将遭到质疑,包括其所宣称的良好意图。而更糟的是,对于中国的信用产生了疑问之后,会进一步怀疑是什么样的动机会使得中国政府掩盖真实的数据和意图。另一方面,欺瞒这种行为,又暗示着对国际机构的藐视,因为欺瞒者的行为动机中暗含着这样的思考:我可以唬弄过这些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运作规则和合法性则是若干国家共同认可的,藐视它们也就是藐视他们,而对于他们所认可的其他规则,比如说联合国的权威、和平、不首先向其他国家动用核武器等等也是可以视而不见的。正是这样的推理,真正使得
“中国威胁论”者惊恐难安。其三,苏联解体后,美国人自己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处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往的几十年中,美国人没有很多和中国(“红色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却有很多和前苏联打交道的经验,当人们在遇到不熟悉的对象时,很容易在不熟悉的对象身上寻找原本熟悉的一些特征,分门别类,然后用一种已经熟悉的模式化的方法来应对。所以,中国既然和前苏联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前苏联所具有的特征中国也必然拥有,这是很容易得出的结论。那么,对于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假设也是自然的,仿如先验。
第二次“中国威胁论”浪潮的掀起源于1995—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这一场危机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辩论。是不是中国的飞弹试射本身真的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又或者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个问题本文不予讨论,但是观察者对这个行为的认知和理解,则是本文所考察的。试射飞弹的这一行为与其说是要造成实质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实力的显示,显示给谁看的呢?在“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看来,如果中国真的如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达到影响台湾选举的目的,那么试射飞弹非但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反而会使得岛内舆论偏向更不利的方向,如此一来,中国的真正用意又是值得怀疑了,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自己是一个明显的多的目标。一方面,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的内政,要解决也是海峡两岸之间解决,最好是和平磋商解决,现在一言不和就动用武力,不啻是“耀武扬威”,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和挑战,更何况当时的情况显示大陆方面温度飙升的一个导火线就是美国给予李登辉前往美国的签证并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会。Richard Bernstein和Munro在他们合作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声称中美两国已成为全球范围的对手,中国对美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难以应付的挑战”,断言美中军事冲突不可避免⑤。而这个言论不能说不是这种心理的产物。另一方面,大陆的飞弹针对的是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台湾,那么,美国方面理所当然的一个推理就是,一旦大陆的军事实力处于优越的位置上,它就会显示出它的扩张性,对周边提出领土要求,而这是直接危害到美国利益的。这种推理忽略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台湾和大陆之间血脉相连的事实,而模糊了“台湾”与“中国周边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除此之外,在美国看来,台湾问题是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的,需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和选择,大陆不放弃动用武力,也就是说,在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一个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的方法,那么,是不是中国为之冒险的诱惑(目标)大到足够弥补这个损失呢?也就是说,中国不惜违背自己的巨大经济利益,宁愿以台湾民众的痛苦(在美国人看来是痛苦)和克林顿政府的政治挫折为代价,而诉诸武力。
第三次“中国威胁论”起于1998—1999年间,从“李文和案”到“中国政治献金案”“中国卫星案”,直到1999年5月25日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抛出《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为其高潮。这一次的“中国威胁论”,战场从媒体和学界转向了国会,归根结底是前两次“中国威胁论”在国会的反映,焦点和第一次有所雷同,在于对中国信誉的质疑。在前文中已有分析。2002年7月12日,美国国防部依据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年度报告》,7月15日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第一份年度报告《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连同紧随其后的媒体文章舆论宣传,掀起了第四次“中国威胁论”高潮。与前几次相比,在内容上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只是增加了许多捏造的事实。
三、结语
这种间歇性发作的病症——“中国威胁论”,当然有鼓吹者自己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个因素,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形象的认知,是威胁还是伙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了解到他人为什么会产生出“中国-威胁”的意象,有助于我们致力于罗伯特·杰维斯所说的“廉价的形象”(cheap image),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平和谐的外部环境。
注释:
①Ross H. Mo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Fall, 1992, pp.10-17
②吴心伯.“论克林顿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J].国际政治研究,2003(2):69.
③同上.
④黄仁伟.“‘中国超级大国论’及其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周边环境及国家关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93年年会论文集,P.23.
⑤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参考文献:
[1] 吴心伯.“论克林顿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J].国际政治研究,2003(2).
[2] 黄仁伟.“‘中国超级大国论’及其对我国国际环境的影响”[OC]我国周边环境及国家关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1993年年会论文集.
[3]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作者简介:沈琦(1983—)女,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国会中的中国游说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