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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的名字对我国读者并不陌生。许多人都读过他的科学幻想小说《莫洛博士岛》和《隐身人》，被他那离奇的构思和直率的讽刺所吸引。更多的人知道他和列宁讨论苏维埃电气化的著名故事，并读过他和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的长篇谈话记录(其实这是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的坦率而激烈的争辩)。就是他的这部《世界史纲》，也早在二十年代就有梁思成、向达等先生的译本问世，现在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大都读过它。不过那个译本是以当时通用的半文半白体译成，今天的读者也许不大习惯了。现在出版的这个本子是用当代语体文全部重译的，译者又是费孝通、谢冰心等名家(这是特殊情况使然，如今他们恐怕不会有时间去搞这类翻译了)，其译文的准确、流畅当是没有疑问的。
威尔斯不是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史学家，他是以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写这部《世界史纲》的。我也不愿以一个掉书袋子的学究的姿态来评介这本书，去斤斤考较书中的那些琐细小节。我只是在重读本书之后，感到威尔斯所表述的一些思想还满有意思，所以不免议论几句。
这是一本饶有兴味的书。威尔斯并不受历史教科书程式之类的约束，对历史上一些繁复的王朝盛衰、将相荣辱，有时只用寥寥几笔，略加勾划；有时则一笔带过，存而不论；有时他也对某些情节着力渲染，细加描绘。读了此书后，可以知道亚力山大和他父亲菲力浦的争吵，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罗马大将凯撒和安东尼的恋爱故事；也可以了解穆罕默德于六二二年如何逃往麦地那，罗伯斯庇尔怎样被人送上了断头台。威尔斯以文学家的手笔从地球史写到人类史，从人类如何产生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结束，述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威尔斯写这部世界史，是有所为而发。他震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大灾难，想通过研究世界的历史，深入发掘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书中许多地方，都有作者对历史发展的认识，都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历史观点。这种论述令人感到似嫌过于冗长，往往离开要叙述或正在叙述的事情过远。但总的说来这是一部有思想、有头脑的书，读来并不枯燥乏味。
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不过几千年，说到底也超不过七千年。然而，世界之广大，国家、民族之众多，再加上历史科学的发达，新的考古材料不断涌现，新的著述不断出版，这一切都使得人类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闭着眼睛想想，要想把这么多的问题、材料、史实，写在一部一本头的通史中，简直是太困难了，非得有“纳须弥于芥子”的功夫不可。这种功夫，我想并不是要你作一个微雕专家，能在方寸之内刻下全部唐诗三百首。而是要你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总的看法。能用粗线条勾划出历史演进的轨迹，展现出历史发展的概貌，寻绎出古往今来兴亡盛衰的道理。透过乱作一团、互相矛盾的许多表象，追寻产生这些变化、进步、发展的原因。借用司马迁的话，也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惜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威尔斯所说的，惟恐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的学究(当然我并不主张历史著作可以年代错乱、史事颠倒)，因此这种恢宏博大的著作并不多见。
威尔斯写这部世界史，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他想要回答困扰人类社会的种种难题。人类为什么总要互相残杀？为什么有好人和坏人、富人和穷人之分？货币、权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教育、文化、思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到底有什么意义？总起来也就是，人类历史自何而来？人类历史向何而去？
对威尔斯来讲，我感到这样的问题太大了，而他的哲学太小了，因此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威尔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同情穷人弱者，反对贪婪自私，尤其厌恶专制暴政和血腥战争。可是，单靠同情心是不易了解历史的。拿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可以说相当贫乏。他以为，财产的观念是从人类好斗的本能产生的。即使野兽也有占有之物，占有权关系，如狗和它的骨头，雌虎和它的窝穴。所有权在原始的野蛮人中远比今天文明世界更为强烈。当时是你能夺到什么，你就据有什么：妇女、俘虏、捕获的野兽、森林空地等等。随着社会的成长，产生出一种法律来制止自相残杀的争夺。社会愈发展，则对私有财产愈加限制(第996—997页)。威尔斯完全不理解财产并不单纯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透过物反映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他只能从人类本能出发，得出“财产即强夺”的结论。他据此以为原始共产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对人类历史的源头搞不清楚。
威尔斯对货币的理解也不正确，更不了解价值、价格等等概念。他以为物价的涨落只由消费品的多寡和货币总额来决定。如果消费品生产减少，或者遭到战争的巨大破坏，那物价就要上涨(第1000页)。这样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谛当然无从理解，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他也更难理解了。因此威尔斯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欧洲各国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德国有了好的教育(使科学昌盛，利于进行战争准备)，但却有一个坏的君主(德皇威廉二世鼓吹侵略扩张)，于是终至爆发使几百万人丧生的大战。
由于对社会的物质基础注意不够，威尔斯把历史的动因往往归之于思想。他以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思想的历史”(第1161页)，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不断产生伟大的卓越思想，匡救时弊，指导未来，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他指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旧世界的西方文明里已经崛起三个伟大的结构思想。第一是科学的思想，表示人类对他周围事物的关系的清晰的洞察；第二是关于普遍正义的思想，当时还只表现为对唯一普遍正义之神的崇拜；第三是人类公益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初产生于卓越人们及民族的心中，然后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普遍意识之中，给人类事务提供了一种新精神，一个新方向(第403页)。
在叙述世界史上国家形式的变迁时，威尔斯也多从思想的变化上找原因。他认为早先有两种类型的国家形式，农业民族结成“服从的共同体”，而游牧民族则结成“意愿的共同体”。服从的共同体具有高度文明，表现为君主专制政体，它不断被来自草原或沙漠的意愿的共同体所征服。但人类的本性要求把文明由服从的共同体改变成为意愿的共同体，而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巨大的意愿的共同体。由于罗马缺乏广泛的教育机构，不能使公民万众一心为其服务，导致共和衰微，变为帝制。罗马之后兴起的天主教会做了教育工作，建立起一个浅薄的但有效的意愿的共同体，打开了人类管理自己新的可能性的道路。可惜天主教教育的概念不是思想的解放，而是对人们思想的压服，结果使政治事务中道德崩溃，出现了马基雅弗理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兴起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等。不久，人类把信仰上帝的王国转到信仰更具体的实体——民族国家上，由民族国家发展而成争霸的欧洲列强，困扰着整个人类世界。
我们并不否认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许我们还可以承认，当今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编写的世界史著作，对思想的作用还往往估计不足。但我们却不能把世界史归结为思想的历史，不能把历史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某种思想。如果说马基雅弗理主义引使出现贪婪奸诈、狡猾凶残的专制君主，民族国家观念导致产生欧洲列强，那又是什么力量导致马基雅弗理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呢？为什么十六世纪的西欧产生马基雅弗理主义，而十九世纪却产生民族国家观念呢？这些还得到物质的变动中去寻求答案。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解释历史，对于说明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前进的方向。而要具体地探求某种历史事件的原因，找寻其发展的动力，总结正确的经验教训，仍然有待于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微乎其微，对许多历史现象都不能给以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威尔斯一样，我们也是一个历史问题答案的求索者，只是求索的方向不同而已。
威尔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困扰人类的许多难题，认为也可以依靠思想的力量去解决。他发现，人类的智力不断在从事总结并建立五种科学，只要这五种建设性的努力一旦完成，人类便可臻于大同境界。这五种努力是：创立并应用一种财产的科学，作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一种货币的科学，以便有效率的经济媒介得到保证和维持；一种政府管理和经营的科学，使得每一个社会里的人都可以学会和谐地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一种世界政治的科学，可以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暴行；创立一种全球教育制度，保持人们在前进中的意志和利益。
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穷人与富人对立的社会，如何能使每个成员都和谐地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对立的世界，又如何能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和好相处呢？威尔斯以为这经过调整都可以达到。他说：“法律和权力可以有这样的重新调整，使它既保持统治和秩序，同时又对任何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利己主义有必要的约束；私有制可以这样的规定，使它既给予自由，而又没有压迫的权力。”(第1051页)而没有霸权主义、只有法律和服务的一个普天之下的正义王国——世界国家的观念，在他写作此书时已如破晓的晨光，照耀着人间大地(第907页)。
威尔斯的信念是，经过改良，资本主义可以消除一切弊端，变成幸福社会。这在他后来和斯大林的谈话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他以为强调阶级斗争的原始对抗是毫无意义的，而应该在法律限度以内，把建设性的力量尽可能结合起来，改变资本主义。他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是不了解的。遍及西欧十四世纪的农民大起义，他以为根源于耶稣的教导；法国大革命中疾风暴雨的“恐怖”行为，他倾向于认为许多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怪诞人格所致；而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似乎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我们的信念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若要消灭，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而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达到。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暴力对抗是必然存在的，这不以一切善良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统治阶级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何要把他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使之不能自由行动呢？而资本只要可以获取利润，更不惜冒上绞架的危险，如何能消除它剥削压迫的权力呢？如果说在阶级社会中对统治者，对财产，还不断有约束的话，那主要是由被压迫者的抗争造成的，而不是某种健康的或明智的思想使然。至于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世界上，谋求所有国家友好相处，认为靠条约、法律可以维持秩序，那威尔斯写作此书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斗争的历史，更把这一幻想打得粉碎。
好心肠的威尔斯主张改造社会不用暴力，而“只有慢慢地通过法律、教育和爱的精神才能使人们有幸福和自由。”(第981页)他很重视教育，以为雅典、罗马，虽然组成意愿的共同体，由于人民没有教育，没有知识，都退化成为由暴民和政客所统治的国家。近代国家虽然建立了选举制，但必须进行教育，提高人民文化，使他们普遍接触到文献和新闻，才能建立一个“知识和意愿的共同体”。为了倡导爱的精神，他对宗教也十分推崇。他以为佛教所宣传的克服各种私欲的学说十分崇高，其本意在于要人们在更大的利益中忘掉自己。而耶稣所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兄弟，要彼此相爱，斥责私有财产等思想则更为重要。威尔斯本人是一个进化论者，在这部《世界史纲》中明确地宣传了进化论，但他却以为达尔文主义的宣传冲击了宗教，引使欧洲道德堕落。他认为宗教与科学对抗是一种无聊的宣传，其实这种对抗是不存在的(第579页)。因为威尔斯以为宗教的真谛并不是对神的崇拜，而是宣传一种人类本是天下一家的共同信仰，并教育人在自我克制中达到和平与安宁，符合爱的精神。所以他说宗教“是历史的大纲”。(第580页)
关于教育、宗教、人类之爱等等的神奇力量，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早在威尔斯写成《世界史纲》三十多年以前，恩格斯已经谈过费尔巴哈的类似主张(见他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章)。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想用爱克服实际生活中一切困难的幻想，指出“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结果是“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值得称扬的是，面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威尔斯的同情心还是放在人民大众一边的。他对那些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帝王并不特别推崇，毋宁说还有几分揶揄。亚力山大大帝，被他描写成一个有点神经质、性格暴戾、虚荣心很强的年轻人。而称雄罗马史上的前三雄、后三雄，他认为都是一些不择手段，奸诈卑劣的冒险家。他尤其反对把凯撒吹捧为了不起的英雄，说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庸人。他揭露太阳王路易十四割剥人民，穷奢极欲，而对历史上最辉煌人物之一的拿破仑，虽然用了很大篇幅，不过写他打败仗比胜仗似乎更多。相反，威尔斯对印度的阿育王评价很高，因为阿育王敬礼三宝，弘布佛法，为人民做好事，符合于爱的精神，所以被称之为历史上成千上万君王中一颗光芒独射的明星。
威尔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也寄予同情，称赞他们在智力、勇气、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决不比欧洲人差。他抨击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宣扬“白人负担”的反动诗人吉卜林。他还认为欧洲不可能吞并亚洲，而帝国主义由于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注定了是要灭亡的。
在本书的导言中，威尔斯已经指出，欧洲的历史学者如何地贬低了亚洲文明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就是说他主观上已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欧中心论”的偏颇。但是这部世界史从指导思想、内容安排上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突出的多是欧洲事件，而指导人类前进的伟大思想亦多发源于欧洲。这个我们不能责备他，因为当时西方史学潮流即如此。虽然受到第一次大战、十月革命的震动，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认为世界是西方的，西方是可以救世界的，对西方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要到二次大战左右，世界形势发生更大变化，历史研究状况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才会出现汤因比、斯朋格勒等的史学思潮，认为西方文明处于没落之中。而最近三联翻译出版的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其中的说明才能认识到，不只欧洲的中世纪远远落后于东方，而且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
(《世界史纲》，〔英〕赫·乔·威尔斯著，费孝通、谢冰心等译，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威尔斯不是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史学家，他是以文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写这部《世界史纲》的。我也不愿以一个掉书袋子的学究的姿态来评介这本书，去斤斤考较书中的那些琐细小节。我只是在重读本书之后，感到威尔斯所表述的一些思想还满有意思，所以不免议论几句。
这是一本饶有兴味的书。威尔斯并不受历史教科书程式之类的约束，对历史上一些繁复的王朝盛衰、将相荣辱，有时只用寥寥几笔，略加勾划；有时则一笔带过，存而不论；有时他也对某些情节着力渲染，细加描绘。读了此书后，可以知道亚力山大和他父亲菲力浦的争吵，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罗马大将凯撒和安东尼的恋爱故事；也可以了解穆罕默德于六二二年如何逃往麦地那，罗伯斯庇尔怎样被人送上了断头台。威尔斯以文学家的手笔从地球史写到人类史，从人类如何产生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结束，述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威尔斯写这部世界史，是有所为而发。他震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大灾难，想通过研究世界的历史，深入发掘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书中许多地方，都有作者对历史发展的认识，都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历史观点。这种论述令人感到似嫌过于冗长，往往离开要叙述或正在叙述的事情过远。但总的说来这是一部有思想、有头脑的书，读来并不枯燥乏味。
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不过几千年，说到底也超不过七千年。然而，世界之广大，国家、民族之众多，再加上历史科学的发达，新的考古材料不断涌现，新的著述不断出版，这一切都使得人类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闭着眼睛想想，要想把这么多的问题、材料、史实，写在一部一本头的通史中，简直是太困难了，非得有“纳须弥于芥子”的功夫不可。这种功夫，我想并不是要你作一个微雕专家，能在方寸之内刻下全部唐诗三百首。而是要你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总的看法。能用粗线条勾划出历史演进的轨迹，展现出历史发展的概貌，寻绎出古往今来兴亡盛衰的道理。透过乱作一团、互相矛盾的许多表象，追寻产生这些变化、进步、发展的原因。借用司马迁的话，也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惜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威尔斯所说的，惟恐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的学究(当然我并不主张历史著作可以年代错乱、史事颠倒)，因此这种恢宏博大的著作并不多见。
威尔斯写这部世界史，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他想要回答困扰人类社会的种种难题。人类为什么总要互相残杀？为什么有好人和坏人、富人和穷人之分？货币、权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教育、文化、思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到底有什么意义？总起来也就是，人类历史自何而来？人类历史向何而去？
对威尔斯来讲，我感到这样的问题太大了，而他的哲学太小了，因此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威尔斯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同情穷人弱者，反对贪婪自私，尤其厌恶专制暴政和血腥战争。可是，单靠同情心是不易了解历史的。拿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可以说相当贫乏。他以为，财产的观念是从人类好斗的本能产生的。即使野兽也有占有之物，占有权关系，如狗和它的骨头，雌虎和它的窝穴。所有权在原始的野蛮人中远比今天文明世界更为强烈。当时是你能夺到什么，你就据有什么：妇女、俘虏、捕获的野兽、森林空地等等。随着社会的成长，产生出一种法律来制止自相残杀的争夺。社会愈发展，则对私有财产愈加限制(第996—997页)。威尔斯完全不理解财产并不单纯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透过物反映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他只能从人类本能出发，得出“财产即强夺”的结论。他据此以为原始共产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对人类历史的源头搞不清楚。
威尔斯对货币的理解也不正确，更不了解价值、价格等等概念。他以为物价的涨落只由消费品的多寡和货币总额来决定。如果消费品生产减少，或者遭到战争的巨大破坏，那物价就要上涨(第1000页)。这样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谛当然无从理解，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与战争的关系他也更难理解了。因此威尔斯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那时欧洲各国到处弥漫着军国主义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因为德国有了好的教育(使科学昌盛，利于进行战争准备)，但却有一个坏的君主(德皇威廉二世鼓吹侵略扩张)，于是终至爆发使几百万人丧生的大战。
由于对社会的物质基础注意不够，威尔斯把历史的动因往往归之于思想。他以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思想的历史”(第1161页)，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会不断产生伟大的卓越思想，匡救时弊，指导未来，从而使社会不断前进。他指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旧世界的西方文明里已经崛起三个伟大的结构思想。第一是科学的思想，表示人类对他周围事物的关系的清晰的洞察；第二是关于普遍正义的思想，当时还只表现为对唯一普遍正义之神的崇拜；第三是人类公益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初产生于卓越人们及民族的心中，然后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普遍意识之中，给人类事务提供了一种新精神，一个新方向(第403页)。
在叙述世界史上国家形式的变迁时，威尔斯也多从思想的变化上找原因。他认为早先有两种类型的国家形式，农业民族结成“服从的共同体”，而游牧民族则结成“意愿的共同体”。服从的共同体具有高度文明，表现为君主专制政体，它不断被来自草原或沙漠的意愿的共同体所征服。但人类的本性要求把文明由服从的共同体改变成为意愿的共同体，而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巨大的意愿的共同体。由于罗马缺乏广泛的教育机构，不能使公民万众一心为其服务，导致共和衰微，变为帝制。罗马之后兴起的天主教会做了教育工作，建立起一个浅薄的但有效的意愿的共同体，打开了人类管理自己新的可能性的道路。可惜天主教教育的概念不是思想的解放，而是对人们思想的压服，结果使政治事务中道德崩溃，出现了马基雅弗理式的君主专制政体，兴起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俄国的彼得大帝等。不久，人类把信仰上帝的王国转到信仰更具体的实体——民族国家上，由民族国家发展而成争霸的欧洲列强，困扰着整个人类世界。
我们并不否认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许我们还可以承认，当今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编写的世界史著作，对思想的作用还往往估计不足。但我们却不能把世界史归结为思想的历史，不能把历史的主要动因归结为某种思想。如果说马基雅弗理主义引使出现贪婪奸诈、狡猾凶残的专制君主，民族国家观念导致产生欧洲列强，那又是什么力量导致马基雅弗理主义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呢？为什么十六世纪的西欧产生马基雅弗理主义，而十九世纪却产生民族国家观念呢？这些还得到物质的变动中去寻求答案。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解释历史，对于说明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前进的方向。而要具体地探求某种历史事件的原因，找寻其发展的动力，总结正确的经验教训，仍然有待于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微乎其微，对许多历史现象都不能给以令人满意的解释。和威尔斯一样，我们也是一个历史问题答案的求索者，只是求索的方向不同而已。
威尔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困扰人类的许多难题，认为也可以依靠思想的力量去解决。他发现，人类的智力不断在从事总结并建立五种科学，只要这五种建设性的努力一旦完成，人类便可臻于大同境界。这五种努力是：创立并应用一种财产的科学，作为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一种货币的科学，以便有效率的经济媒介得到保证和维持；一种政府管理和经营的科学，使得每一个社会里的人都可以学会和谐地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一种世界政治的科学，可以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暴行；创立一种全球教育制度，保持人们在前进中的意志和利益。
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穷人与富人对立的社会，如何能使每个成员都和谐地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对立的世界，又如何能为维护共同的利益而和好相处呢？威尔斯以为这经过调整都可以达到。他说：“法律和权力可以有这样的重新调整，使它既保持统治和秩序，同时又对任何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利己主义有必要的约束；私有制可以这样的规定，使它既给予自由，而又没有压迫的权力。”(第1051页)而没有霸权主义、只有法律和服务的一个普天之下的正义王国——世界国家的观念，在他写作此书时已如破晓的晨光，照耀着人间大地(第907页)。
威尔斯的信念是，经过改良，资本主义可以消除一切弊端，变成幸福社会。这在他后来和斯大林的谈话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他以为强调阶级斗争的原始对抗是毫无意义的，而应该在法律限度以内，把建设性的力量尽可能结合起来，改变资本主义。他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是不了解的。遍及西欧十四世纪的农民大起义，他以为根源于耶稣的教导；法国大革命中疾风暴雨的“恐怖”行为，他倾向于认为许多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怪诞人格所致；而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似乎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我们的信念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若要消灭，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本身，而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达到。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暴力对抗是必然存在的，这不以一切善良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统治阶级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何要把他们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使之不能自由行动呢？而资本只要可以获取利润，更不惜冒上绞架的危险，如何能消除它剥削压迫的权力呢？如果说在阶级社会中对统治者，对财产，还不断有约束的话，那主要是由被压迫者的抗争造成的，而不是某种健康的或明智的思想使然。至于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世界上，谋求所有国家友好相处，认为靠条约、法律可以维持秩序，那威尔斯写作此书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斗争的历史，更把这一幻想打得粉碎。
好心肠的威尔斯主张改造社会不用暴力，而“只有慢慢地通过法律、教育和爱的精神才能使人们有幸福和自由。”(第981页)他很重视教育，以为雅典、罗马，虽然组成意愿的共同体，由于人民没有教育，没有知识，都退化成为由暴民和政客所统治的国家。近代国家虽然建立了选举制，但必须进行教育，提高人民文化，使他们普遍接触到文献和新闻，才能建立一个“知识和意愿的共同体”。为了倡导爱的精神，他对宗教也十分推崇。他以为佛教所宣传的克服各种私欲的学说十分崇高，其本意在于要人们在更大的利益中忘掉自己。而耶稣所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兄弟，要彼此相爱，斥责私有财产等思想则更为重要。威尔斯本人是一个进化论者，在这部《世界史纲》中明确地宣传了进化论，但他却以为达尔文主义的宣传冲击了宗教，引使欧洲道德堕落。他认为宗教与科学对抗是一种无聊的宣传，其实这种对抗是不存在的(第579页)。因为威尔斯以为宗教的真谛并不是对神的崇拜，而是宣传一种人类本是天下一家的共同信仰，并教育人在自我克制中达到和平与安宁，符合爱的精神。所以他说宗教“是历史的大纲”。(第580页)
关于教育、宗教、人类之爱等等的神奇力量，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早在威尔斯写成《世界史纲》三十多年以前，恩格斯已经谈过费尔巴哈的类似主张(见他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章)。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想用爱克服实际生活中一切困难的幻想，指出“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结果是“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值得称扬的是，面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威尔斯的同情心还是放在人民大众一边的。他对那些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帝王并不特别推崇，毋宁说还有几分揶揄。亚力山大大帝，被他描写成一个有点神经质、性格暴戾、虚荣心很强的年轻人。而称雄罗马史上的前三雄、后三雄，他认为都是一些不择手段，奸诈卑劣的冒险家。他尤其反对把凯撒吹捧为了不起的英雄，说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庸人。他揭露太阳王路易十四割剥人民，穷奢极欲，而对历史上最辉煌人物之一的拿破仑，虽然用了很大篇幅，不过写他打败仗比胜仗似乎更多。相反，威尔斯对印度的阿育王评价很高，因为阿育王敬礼三宝，弘布佛法，为人民做好事，符合于爱的精神，所以被称之为历史上成千上万君王中一颗光芒独射的明星。
威尔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也寄予同情，称赞他们在智力、勇气、自我牺牲精神方面决不比欧洲人差。他抨击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宣扬“白人负担”的反动诗人吉卜林。他还认为欧洲不可能吞并亚洲，而帝国主义由于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注定了是要灭亡的。
在本书的导言中，威尔斯已经指出，欧洲的历史学者如何地贬低了亚洲文明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就是说他主观上已认识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欧中心论”的偏颇。但是这部世界史从指导思想、内容安排上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突出的多是欧洲事件，而指导人类前进的伟大思想亦多发源于欧洲。这个我们不能责备他，因为当时西方史学潮流即如此。虽然受到第一次大战、十月革命的震动，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认为世界是西方的，西方是可以救世界的，对西方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要到二次大战左右，世界形势发生更大变化，历史研究状况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才会出现汤因比、斯朋格勒等的史学思潮，认为西方文明处于没落之中。而最近三联翻译出版的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其中的说明才能认识到，不只欧洲的中世纪远远落后于东方，而且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洲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
(《世界史纲》，〔英〕赫·乔·威尔斯著，费孝通、谢冰心等译，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