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说:“道德改革就是要放弃睡眠。”他继续道:“如果不成天在打瞌睡,为什么人类总是对他们所过的日子给出那么糟糕的叙述?人类的计算能力没有这么糟糕的,如果他们不是被昏睡所征服,他们一定可以做出些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足够清醒地去做体力劳动,但或许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人可以足够清醒地进行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思考,只有千万分之一的人可以足够清醒地去过诗意的或者是神性的生活。茫茫人海中我如何找到这样的人?我们必须学习去重新唤醒自己并且保持清醒,不是通过药物,而是通过对黎明的无限期盼,让这种期盼在我们睡得最沉的时候也不会消失。我知道除了通过人类毋庸置疑的有意识的提升自己生活的能力,再也没有其他更加鼓舞人心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的兴趣在于找到这种对清醒作用的认识是如何影响当代思想的,特别是那些在充满困难的现时代依然对道德责任和义务表示关注的思想。社会哲学家舒兹说,“清醒”是一种成就,是一种觉醒,是“对生活以及生活需要的全力关注所产生的极具张力的意识平台”。这种关注的态度,这种对事物的兴趣,是和当代那些普遍存在的空泛的常识和冷漠截然相对的。
　　我们都很熟悉那些机械地生活在各种习惯中的人。只有很少的人会问自己他们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什么,问自己是否使用了他们的自由。事实上,大多数人会简单地把自己纳入规范的行为或者指定的角色中,除非,或者直到有一天,“为什么”出现了。就像加缪指出的,“所有的事情都始于带着惊愕的厌倦感” 。加缪说的厌倦感,也带有“清醒”的意思,因为这种厌倦感只能来自机械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它同时为意识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这个“为什么”可能会以焦虑感、陌生感的形式出现,无语的焦虑在我们感觉到不能自由行事、无法实现理想,或不能提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这个“为什么”伴随着突然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不充实,或者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压迫、残忍和控制。这些感觉在一个人的道德生活中是可能出现的,甚至是必须出现的。我们经常说,道德的反面是冷漠:对人对事漠不关心。我想说的是,没有了“清醒”,个人只能随波逐流,行动受私利的支配。他们不会去判断哪些情形是道德的,或者把自己放在道德的要求中来评价自己的要求。对我来说,如果是这样,讨论义务是没有意义的,已经给定结果的选择也是毫无用处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些地方,规则开始退化了,越来越少的人感觉到他们可以去回应那些明确定义的规则。同样的,在很多地方,由于官僚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繁复,个人感觉到要进行突破越来越难。他们通过那些模糊的期望来界定自己,他们允许自己被组织、办公程序或者形式纳入体系,他们就像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