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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的最后几天，64岁的杨团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刚从大巴山考察回来，就参加《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又赶到山西永济，参与农协成员的培训。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
杨团的乡村实验的起点，始于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
洛川县有20万人口，农民有16万人，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2002年时，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200元，大概仅相当于大城市一个月的薪水。
当时，恰好国家在那里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但杨团发现，国家的新农合，一般只覆盖大病，而对于洛川这样的贫困地区，农民的很大负担是日常小病。她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的医疗合作体系：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将原本交给政府的每人每年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改缴给新成立的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用作全镇的社区卫生统筹基金，覆盖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缴费农民在社区所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当地农民称国家试点为“大统筹”，社科院试点为“小统筹”，认为大小结合是最优选择。
但这项新体制对旧有的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2003年底，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认为，洛川“小统筹”不恪守大病为主，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有损农民长远利益，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试点。
但杨团不死心：农民的支出没有增加，得到的服务好了，为什么不能继续？她几次回洛川，总有些村民拉着她闲聊，有的开心地说自家因为有了“小统筹”，就医买药省了不少；一些年纪大的干脆称呼她是“观音菩萨”。杨团感到了“责任和承诺”，“我总不能半路撂挑子吧。”
2004年，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二次启动了，杨团还找到香港乐施会，募集资金维持着“小统筹”的运转。
为了避免与国家的新农合冲突，2005年，农医合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每个农民在按照政府要求交纳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钱外，专门向农医合另缴10元进入基金。号召发起最初，全镇农户中的52.33%都缴了费，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70%（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12%），缴费总额达54260元。这意味着，“小统筹”实验获得了常驻人口中绝大部分的支持。
然而，支持却没能延续。到2007年，农民的缴费率降到了11%。杨团四处走访，发现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下滑，农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信任、不满意。为了挽回败局，杨团和课题组同事想了个办法，在随后3个月，采取多种措施对试点镇卫生院严格考核，可是，仍未奏效。 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杨团说，旧县镇卫生院当时有26名在职人员，国家发工资的13人，上班的却只有8人，有处方权的只有3人。卫生院不能解聘国家人员，也无法将他们派往社区卫生站，只能为农医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招聘。但两个体系在经营目标、人事制度、成本考量、管理运作、考核指标上完全不同，都由乡镇卫生院管理，“长此以往，为了机构的利益，卫生院长势必会更关注卫生院，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杨团说。
杨团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或改革原有的镇卫生院，或自办公益性的农医合卫生服务中心。考虑到改革原有机构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小统筹选择了后者。但是，由于资金、人员、运转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在短期内提升了“小统筹”的自愿参与人数，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务质量下滑，杨团一度只能以研究经费中的劳务费独木支撑，却终究没有挽回败局。
杨团。摄影/ 李向东
没多久，乡镇卫生院院长换届，新院长没有与农医合合作的意愿，“小统筹”试点宣告结束。
洛川实验失败了。
杨团意识到，单一的医疗合作社行不通，因为农村的问题是整体的，任何一个单项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
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实地考察，寻找“解药”。走了几圈后，她发现，那些乡村里存在大量的跨村镇村民联合组织，既是经济合作社，又是乡村公共服务NGO，“其实就类似一个社会责任企业”。杨团起了名字，叫“综合农协”，“就是又综合生产力，又综合资本，生产生活一体办的小农户互助自治组织”。
很快，杨团就找到了愿意实验“综合农协”的地方。
2007年4月，湖北建始县县委书记带队到社科院拜访杨团，杨团说起“综合农协”的想法，县委书记当即表示：可以到建始来试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设在建始县三里河乡河水坪地区的“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开始了。
按照杨团设计的框架，建始试点有两个主体，一是县委县政府，二是农民自治组织——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此外，还有慈善NGO、社科院、企业等组成的联盟，为试点地区做理论与经费支持。
杨团本以为，这次试点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自上而下，应该比洛川要顺利得多，然而没想到，“新农协犹如巨浪里的一叶小舟，从来未曾平静过”。
因为害怕村干部在农协中行使手中的权力，杨团设计的章程规定，新农协理事会成员中，村支两委干部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不过县、乡政府都强烈反对，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不对村干部进入理事会的人数做规定，只明确规定，理事长不能兼任任何一级党政负责人。
但“摆平”了政府，却无法“摆平”农民。第一轮选举，几乎全是村干部入选，一了解才知道，选举前有村干部自己召开了农民代表小会，告知投票的指向。杨团等人只好宣告此轮选举无效。
第二次选举，9名理事中入选的8位是村干部，只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民。按照章程，这位从未做过领导的农民就成了理事长。
“结果理事会成了‘一只羊领导一群狼’。”杨团说。尽管多方保驾，但有效的决策一直难以形成。
新农协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系“最为复杂”。在理想状态里，新农协应该既能保持独立性，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执行和监督，又能通过与政府经常沟通，得到信任、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资源。
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新农协成立后，县政府领导换了两届，乡政府领导换了四届。“每一届领导对新农协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同。”杨团说，比如原本应该选举产生的总干事，领导直接下令调换，每次杨团都要亲自沟通，请领导收回成命。
项目资源上的利益争斗也很厉害。杨团举例说，县政府早期支持新农协的二元母猪基地的项目，总投资50万元，但也有些人想要从中捞些油水，于是从项目选址、经营方式、场地建设、负责人选等所有环节，都有人想要插手：杨团和新农协希望项目能使会员广泛受益，但政府主管干部提出要承包给他们指定的大户；在选址上，理事会中的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意见完全相左，两轮投票后，前者占了上风，当政府要直接拍板时，新任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人突然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双方妥协，延迟决策。
最终，这个2008年立的项目，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实施。
争斗加深了新农协与政府的矛盾。延期期间，县主管领导几次要撤销项目，新农协四处奔走，“一年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
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如今杨团说起，不禁唏嘘，但她从没有放弃，“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尽管艰难，但杨团总会在失败与坎坷中看到一丝光明。
洛川实验失败后，农医合的一名叫张顺义的理事不甘心，打算独自在更小范围内做点努力。2008年3月，他在洛川镇西村成立了“西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个小小的分支一直在缓慢地发展，2010年末，西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张顺义和农医合原理事长一起，筹建了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
在杨团看来，这是向真正的综合农协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让她坚信，经济合作与社会公益结合的综合农协，并非没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小规模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各地都有。这让杨团相信，这样的发展方向，符合当前中国农民的需求，也因此萌生了帮助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经验的想法。
2005年11月，在杨团的倡导下，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家”网络联盟，2010年又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简称“农禾之家”），通过培训、论坛、咨询等方式，帮助各地农合组织交流经验、探索创新。
这一年，杨团已经年过六旬了。但她常常为了农协的事情通宵不睡，第二天还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场上。为了开会、研讨，她可以不吃饭、不休息，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这个铁人老太太”是“在用生命做公益”。
和杨团在综合农协事业上合作11年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炳耀说：“杨团这个人，家国情怀很重，她总觉得自己身负重任，有义务去改变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
杨团不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如同过去一样，她只要到了农村，同农民接触，就会深感身心舒畅。2013年深秋，她在山西参加农禾之子的二期培训，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为成员们拍照，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
照例，第一节课由杨团主讲。杨团在这节课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乡工。
“为什么不用社工？”杨团解释说，“社工是个专业，有门槛，有认证，但没有经济内涵；而乡工是本土化、职业化、有经济和社会内涵的职业工作者。但能结出什么样的果，还要靠大家！”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
失败的洛川实验
杨团的乡村实验的起点，始于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
洛川县有20万人口，农民有16万人，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2002年时，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200元，大概仅相当于大城市一个月的薪水。
当时，恰好国家在那里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但杨团发现，国家的新农合，一般只覆盖大病，而对于洛川这样的贫困地区，农民的很大负担是日常小病。她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的医疗合作体系：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将原本交给政府的每人每年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改缴给新成立的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用作全镇的社区卫生统筹基金，覆盖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缴费农民在社区所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当地农民称国家试点为“大统筹”，社科院试点为“小统筹”，认为大小结合是最优选择。
但这项新体制对旧有的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2003年底，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认为，洛川“小统筹”不恪守大病为主，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有损农民长远利益，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试点。
但杨团不死心：农民的支出没有增加，得到的服务好了，为什么不能继续？她几次回洛川，总有些村民拉着她闲聊，有的开心地说自家因为有了“小统筹”，就医买药省了不少；一些年纪大的干脆称呼她是“观音菩萨”。杨团感到了“责任和承诺”，“我总不能半路撂挑子吧。”
2004年，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二次启动了，杨团还找到香港乐施会，募集资金维持着“小统筹”的运转。
为了避免与国家的新农合冲突，2005年，农医合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每个农民在按照政府要求交纳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钱外，专门向农医合另缴10元进入基金。号召发起最初，全镇农户中的52.33%都缴了费，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70%（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12%），缴费总额达54260元。这意味着，“小统筹”实验获得了常驻人口中绝大部分的支持。
然而，支持却没能延续。到2007年，农民的缴费率降到了11%。杨团四处走访，发现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下滑，农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信任、不满意。为了挽回败局，杨团和课题组同事想了个办法，在随后3个月，采取多种措施对试点镇卫生院严格考核，可是，仍未奏效。 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杨团说，旧县镇卫生院当时有26名在职人员，国家发工资的13人，上班的却只有8人，有处方权的只有3人。卫生院不能解聘国家人员，也无法将他们派往社区卫生站，只能为农医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招聘。但两个体系在经营目标、人事制度、成本考量、管理运作、考核指标上完全不同，都由乡镇卫生院管理，“长此以往，为了机构的利益，卫生院长势必会更关注卫生院，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杨团说。
杨团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或改革原有的镇卫生院，或自办公益性的农医合卫生服务中心。考虑到改革原有机构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小统筹选择了后者。但是，由于资金、人员、运转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在短期内提升了“小统筹”的自愿参与人数，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务质量下滑，杨团一度只能以研究经费中的劳务费独木支撑，却终究没有挽回败局。
没多久，乡镇卫生院院长换届，新院长没有与农医合合作的意愿，“小统筹”试点宣告结束。
“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洛川实验失败了。
杨团意识到，单一的医疗合作社行不通，因为农村的问题是整体的，任何一个单项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
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实地考察，寻找“解药”。走了几圈后，她发现，那些乡村里存在大量的跨村镇村民联合组织，既是经济合作社，又是乡村公共服务NGO，“其实就类似一个社会责任企业”。杨团起了名字，叫“综合农协”，“就是又综合生产力，又综合资本，生产生活一体办的小农户互助自治组织”。
很快，杨团就找到了愿意实验“综合农协”的地方。
2007年4月，湖北建始县县委书记带队到社科院拜访杨团，杨团说起“综合农协”的想法，县委书记当即表示：可以到建始来试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设在建始县三里河乡河水坪地区的“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开始了。
按照杨团设计的框架，建始试点有两个主体，一是县委县政府，二是农民自治组织——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此外，还有慈善NGO、社科院、企业等组成的联盟，为试点地区做理论与经费支持。
杨团本以为，这次试点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自上而下，应该比洛川要顺利得多，然而没想到，“新农协犹如巨浪里的一叶小舟，从来未曾平静过”。
因为害怕村干部在农协中行使手中的权力，杨团设计的章程规定，新农协理事会成员中，村支两委干部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不过县、乡政府都强烈反对，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不对村干部进入理事会的人数做规定，只明确规定，理事长不能兼任任何一级党政负责人。
但“摆平”了政府，却无法“摆平”农民。第一轮选举，几乎全是村干部入选，一了解才知道，选举前有村干部自己召开了农民代表小会，告知投票的指向。杨团等人只好宣告此轮选举无效。
第二次选举，9名理事中入选的8位是村干部，只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民。按照章程，这位从未做过领导的农民就成了理事长。
“结果理事会成了‘一只羊领导一群狼’。”杨团说。尽管多方保驾，但有效的决策一直难以形成。
新农协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系“最为复杂”。在理想状态里，新农协应该既能保持独立性，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执行和监督，又能通过与政府经常沟通，得到信任、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资源。
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新农协成立后，县政府领导换了两届，乡政府领导换了四届。“每一届领导对新农协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同。”杨团说，比如原本应该选举产生的总干事，领导直接下令调换，每次杨团都要亲自沟通，请领导收回成命。
项目资源上的利益争斗也很厉害。杨团举例说，县政府早期支持新农协的二元母猪基地的项目，总投资50万元，但也有些人想要从中捞些油水，于是从项目选址、经营方式、场地建设、负责人选等所有环节，都有人想要插手：杨团和新农协希望项目能使会员广泛受益，但政府主管干部提出要承包给他们指定的大户；在选址上，理事会中的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意见完全相左，两轮投票后，前者占了上风，当政府要直接拍板时，新任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人突然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双方妥协，延迟决策。
最终，这个2008年立的项目，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实施。
争斗加深了新农协与政府的矛盾。延期期间，县主管领导几次要撤销项目，新农协四处奔走，“一年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
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如今杨团说起，不禁唏嘘，但她从没有放弃，“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尽管艰难，但杨团总会在失败与坎坷中看到一丝光明。
洛川实验失败后，农医合的一名叫张顺义的理事不甘心，打算独自在更小范围内做点努力。2008年3月，他在洛川镇西村成立了“西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个小小的分支一直在缓慢地发展，2010年末，西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张顺义和农医合原理事长一起，筹建了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
在杨团看来，这是向真正的综合农协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让她坚信，经济合作与社会公益结合的综合农协，并非没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小规模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各地都有。这让杨团相信，这样的发展方向，符合当前中国农民的需求，也因此萌生了帮助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经验的想法。
2005年11月，在杨团的倡导下，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家”网络联盟，2010年又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简称“农禾之家”），通过培训、论坛、咨询等方式，帮助各地农合组织交流经验、探索创新。
这一年，杨团已经年过六旬了。但她常常为了农协的事情通宵不睡，第二天还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场上。为了开会、研讨，她可以不吃饭、不休息，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这个铁人老太太”是“在用生命做公益”。
和杨团在综合农协事业上合作11年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炳耀说：“杨团这个人，家国情怀很重，她总觉得自己身负重任，有义务去改变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
杨团不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如同过去一样，她只要到了农村，同农民接触，就会深感身心舒畅。2013年深秋，她在山西参加农禾之子的二期培训，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为成员们拍照，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
照例，第一节课由杨团主讲。杨团在这节课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乡工。
“为什么不用社工？”杨团解释说，“社工是个专业，有门槛，有认证，但没有经济内涵；而乡工是本土化、职业化、有经济和社会内涵的职业工作者。但能结出什么样的果，还要靠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