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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清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文人集会当数扬州“红桥修禊”，其中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三位先后举办的规模最大且最具代表性。以当代视角观照这三个阶段的共通之处，即发起者均为官员和红桥以其扬天下，红桥修禊具有当代社会价值、当代经济价值和当代文化价值。
关键词：红桥修禊 当代价值 文化生态
“红桥”又名“虹桥”，扬州二十四景之一，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因原桥为木质红栏，故名红桥，位于江苏扬州瘦西湖畔。“修禊”是指古代人们到水边嬉戏，以消除不祥的一种民俗，一般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为“春禊”；在夏历七月十四日临水祓祭，称为“秋禊”[1]。“红桥修禊”，是指发生在扬州红桥的以“修禊”为名的文人名士之间吟诗作画、谈古论今、借景托物、抒发情怀的文学集会活动。清初王士禛首开“红桥修禊”之先河，后世效仿者无数，其中尤以孔尚任和卢见曾举办的“红桥修禊”集会规模最大，反响最盛[2]。因此，本文主要通过阐析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举办的“红桥修禊”集会的共通之处，探讨“红桥修禊”的当代价值。
一、“红桥修禊”三个鼎盛期的共通之处
“修禊”最初是源于我国周代的一种民俗活动，后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学活动。“红桥修禊”发生在清朝扬州红桥，时间从清初持续到清末。在这两百多年间，有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厉鹗、曾燠、伊秉绶等人举办“红桥修禊”，而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先后举办的春禊参与度和影响力最为甚。虽举办时间和背景不同，但这三个阶段的修禊集会具有两个共通之处。
（一）发起者皆为官员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進士，初官扬州推官。康熙十七年（1678年），因受到康熙帝召见，王士禛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后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 年）三月，王士禛奉诏抵达扬州履职。
在扬州的五年期间，“（王士禛）日集诸名士于蜀冈、虹桥间。击钵赋诗，香清茶熟，绢素横飞。”[3]不仅如此，王士禛还专程前往吴中拜访吴伟业，并与钱谦益结为忘年之交，两位诗坛领袖的赏识和提携让王士禛的名望和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正得益于此，康熙元年（1662年），王士禛招集友人举办了春禊，开了清朝红桥修禊的先河。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到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淮扬疏浚黄河海口，在扬州一带生活了三年。
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因创作了《桃花扇》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孔尚任常与文人交，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三日，汇集群贤在红桥举行了春禊集会。据阮元《广陵诗事》卷七记载，这次“红桥修禊”共有二十四人参加。
卢见曾（1690—1768），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又号道悦子。康熙六十年（1721年），卢见曾中进士。乾隆元年（1736年），官至两淮盐运使，后因被控结党营私被发配塞外。乾隆九年（1744年），冤案昭雪，卢见曾被补为直隶滦州知州。乾隆十八年（1753年）春，64岁的卢见曾再度以两淮盐运使的身份为官扬州。
卢见曾学诗于王士禛，在其影响下，于扬州红桥举办了数次修禊，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举行的红桥修禊规模最大，影响颇为深远。关于参与人数，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中写道：“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4]
由上述可知，红桥修禊最为盛大的三个时间段里的发起者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的身份首先都是官员，其次都爱好文学，喜交文人，文学造诣颇高。
（二） 红桥因修禊而闻名
红桥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因围以红漆栏杆而名红桥，后改建成拱形石桥，形似彩虹，又名“虹桥”。红桥本来只是扬州一座普通的桥，它的盛名来自清朝的修禊雅举和文人的诗歌传唱。
王士禛首开红桥修禊先河，并通过诗歌创作拉近红桥与世人，尤其是与文人志士的距离。其中，王士禛康熙三年（1664年）第二次主持修禊时所作的《冶春绝句》广为传唱，知名度很高，宗元鼎有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向刘郎演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5]《冶春绝句》二十首之三“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经创作，就引来众人作诗唱和，扬州红桥因此声名鹊起。这首绝句描写了红桥朱栏数丈，桥下水波荡漾，周围行人拥簇的景象，让更多的人对红桥心生向往。
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举办春禊，作《红桥修禊序》一文：“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袯褉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因序述诸篇，为之流传，俾读者知吾党舞蹈所生，有非寻常迹象之可拘耳。”[6]这次参加修禊的文人已有二十四人，规模的扩大，也从侧面反映红桥在扬州文人心中的知名度和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到了乾隆时期，红桥作了改建，由木桥改为石拱桥。扬州的景致在乾隆时期也从二十景，扩增为二十四景，红桥即为其中一景，曰红桥揽胜。改建后的红桥，灯光璀璨中，形似一弯彩虹横跨江面，故又有“虹桥”之名。再次返回扬州任职的卢见曾，盛邀诸名士作“虹桥修禊”诗。卢见曾写有七言律诗四首，广为征和，据说依韵和诗的有七千人，编次得三百余卷，还绘有《虹桥揽胜图》[7]。红桥的改建和数千人唱和，都从侧面说明，经过数次修禊盛会，扬州诸名胜皆会于红桥的盛景已基本形成。
从王士禛首开红桥修禊到孔尚任、卢见曾承袭修禊盛事，参与修禊的人数逐次递增，到卢见曾时已有七千人之多。虽然这个数字有夸大之嫌，但“扬州好，第一是虹桥”的声名远播在外，红桥在扬州诗坛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二、“红桥修禊”的当代价值研究
“红桥修禊”作为一种文学集会，它一方面展示了文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记录着扬州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当代视角观照“红桥修禊”，其具有当代社会价值、当代经济价值和当代文化价值。具体表现在：器重学者型官员；深挖“旅游 文化”；丰富文化生态。
（一） 器重学者型官员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就有“选贤与能”、“贤人治国”思想 ，二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直接得益于专家型官员，他们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资源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切实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社会的平稳转型[8]。以此观照之，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三人因诗文交友，汇聚贤能，化解遗民愁绪，可以称为清朝的学者型官员。
放眼当代，学者型官员也备受器重。以2016年省部级高官调整情况为例，密集履新的省级高官中，不少有理工科专业背景或在专业领域从业许久，领域涉及计算机、地理、材料、探矿等。如河南省2016年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谢伏瞻就曾获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政府对于学者型官员的认可，不仅优化了政府队伍，还提升了干部们对学术的重视。良性循环下去，干部提高了学习专业素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队伍突显出学术化和专业化，政策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二） 深挖“旅游 文化”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梅尔清表示“文人精英的娱乐活动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名胜景点，这些名胜景点通常与某个事件有关，或与某个历史人物有各种关联……当代名人的文化与价值干预亦不断创造新的景点名胜。”[9]扬州红桥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红桥最初只是一座普通的木桥，后因为“红桥修禊”的举办，“红桥”二字不断见诸于诗歌之中。此类诗歌因被广为传唱，红桥也渐渐广为人知。
在旅游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当代，深挖“旅游 文化”模式是应势之举。比如山岳型景区湖南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它最初的卖点是看山。近几年，张家界市政府加快旅游转型升级，挖掘土家文化、鬼谷子文化、土司文化等，让游客来张家界不仅可以看山，还可以体验文化。因此，风景名胜区除了利用现有的诗文进行传播以外，还应对收集、挖掘的诗歌进行再创造，从而扩大景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推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三） 丰富文化生态
“红桥修禊”以文学集会的形式延续，其文化性是贯穿始终的。如今，“红桥修禊”正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修复和保存“红桥修禊”的文学性，丰富红桥乃至扬州的文化生态的应时之举。
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生长于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土壤之中，各种文化及其生存环境组成了不同的群落、文化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文化生态[10]文化生态是民族的、发展的。近年来，扬州日渐重视“红桥修禊”。2016年，瘦西湖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周年活动，举办了“2016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重现“红桥修禊”盛景。同年，江苏还启动“红桥修禊”申遗工作。这一系列活动有助于修复和延续“红桥修禊”的文学性，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极好地丰富了红桥乃至扬州的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1] 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8
[2] 卢高媛. “红桥修禊”考论[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06）：21-28.
[3]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 齐鲁书社，2007.
[4] 李斗.扬州画舫录[M].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5] 王士禛.王士禛年谱[M].孙言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张小仲. 清代“红桥修禊”文学活动初探[J].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02）：1-6.
[8] 杨雪冬. 学者型官员的优势与缺陷[J]. 人民论坛，2007，（23）：32-33.
[9] （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M].復旦大学出版社，2004.
[10] 王晓真.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6.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JGY201730）。]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红桥修禊 当代价值 文化生态
“红桥”又名“虹桥”，扬州二十四景之一，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因原桥为木质红栏，故名红桥，位于江苏扬州瘦西湖畔。“修禊”是指古代人们到水边嬉戏，以消除不祥的一种民俗，一般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为“春禊”；在夏历七月十四日临水祓祭，称为“秋禊”[1]。“红桥修禊”，是指发生在扬州红桥的以“修禊”为名的文人名士之间吟诗作画、谈古论今、借景托物、抒发情怀的文学集会活动。清初王士禛首开“红桥修禊”之先河，后世效仿者无数，其中尤以孔尚任和卢见曾举办的“红桥修禊”集会规模最大，反响最盛[2]。因此，本文主要通过阐析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举办的“红桥修禊”集会的共通之处，探讨“红桥修禊”的当代价值。
一、“红桥修禊”三个鼎盛期的共通之处
“修禊”最初是源于我国周代的一种民俗活动，后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学活动。“红桥修禊”发生在清朝扬州红桥，时间从清初持续到清末。在这两百多年间，有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厉鹗、曾燠、伊秉绶等人举办“红桥修禊”，而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先后举办的春禊参与度和影响力最为甚。虽举办时间和背景不同，但这三个阶段的修禊集会具有两个共通之处。
（一）发起者皆为官员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進士，初官扬州推官。康熙十七年（1678年），因受到康熙帝召见，王士禛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后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刑部尚书。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 年）三月，王士禛奉诏抵达扬州履职。
在扬州的五年期间，“（王士禛）日集诸名士于蜀冈、虹桥间。击钵赋诗，香清茶熟，绢素横飞。”[3]不仅如此，王士禛还专程前往吴中拜访吴伟业，并与钱谦益结为忘年之交，两位诗坛领袖的赏识和提携让王士禛的名望和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正得益于此，康熙元年（1662年），王士禛招集友人举办了春禊，开了清朝红桥修禊的先河。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到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淮扬疏浚黄河海口，在扬州一带生活了三年。
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因创作了《桃花扇》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孔尚任常与文人交，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三日，汇集群贤在红桥举行了春禊集会。据阮元《广陵诗事》卷七记载，这次“红桥修禊”共有二十四人参加。
卢见曾（1690—1768），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又号道悦子。康熙六十年（1721年），卢见曾中进士。乾隆元年（1736年），官至两淮盐运使，后因被控结党营私被发配塞外。乾隆九年（1744年），冤案昭雪，卢见曾被补为直隶滦州知州。乾隆十八年（1753年）春，64岁的卢见曾再度以两淮盐运使的身份为官扬州。
卢见曾学诗于王士禛，在其影响下，于扬州红桥举办了数次修禊，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举行的红桥修禊规模最大，影响颇为深远。关于参与人数，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中写道：“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4]
由上述可知，红桥修禊最为盛大的三个时间段里的发起者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的身份首先都是官员，其次都爱好文学，喜交文人，文学造诣颇高。
（二） 红桥因修禊而闻名
红桥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因围以红漆栏杆而名红桥，后改建成拱形石桥，形似彩虹，又名“虹桥”。红桥本来只是扬州一座普通的桥，它的盛名来自清朝的修禊雅举和文人的诗歌传唱。
王士禛首开红桥修禊先河，并通过诗歌创作拉近红桥与世人，尤其是与文人志士的距离。其中，王士禛康熙三年（1664年）第二次主持修禊时所作的《冶春绝句》广为传唱，知名度很高，宗元鼎有诗云：“休从白傅歌杨柳，莫向刘郎演竹枝。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5]《冶春绝句》二十首之三“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一经创作，就引来众人作诗唱和，扬州红桥因此声名鹊起。这首绝句描写了红桥朱栏数丈，桥下水波荡漾，周围行人拥簇的景象，让更多的人对红桥心生向往。
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举办春禊，作《红桥修禊序》一文：“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袯褉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因序述诸篇，为之流传，俾读者知吾党舞蹈所生，有非寻常迹象之可拘耳。”[6]这次参加修禊的文人已有二十四人，规模的扩大，也从侧面反映红桥在扬州文人心中的知名度和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到了乾隆时期，红桥作了改建，由木桥改为石拱桥。扬州的景致在乾隆时期也从二十景，扩增为二十四景，红桥即为其中一景，曰红桥揽胜。改建后的红桥，灯光璀璨中，形似一弯彩虹横跨江面，故又有“虹桥”之名。再次返回扬州任职的卢见曾，盛邀诸名士作“虹桥修禊”诗。卢见曾写有七言律诗四首，广为征和，据说依韵和诗的有七千人，编次得三百余卷，还绘有《虹桥揽胜图》[7]。红桥的改建和数千人唱和，都从侧面说明，经过数次修禊盛会，扬州诸名胜皆会于红桥的盛景已基本形成。
从王士禛首开红桥修禊到孔尚任、卢见曾承袭修禊盛事，参与修禊的人数逐次递增，到卢见曾时已有七千人之多。虽然这个数字有夸大之嫌，但“扬州好，第一是虹桥”的声名远播在外，红桥在扬州诗坛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二、“红桥修禊”的当代价值研究
“红桥修禊”作为一种文学集会，它一方面展示了文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记录着扬州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当代视角观照“红桥修禊”，其具有当代社会价值、当代经济价值和当代文化价值。具体表现在：器重学者型官员；深挖“旅游 文化”；丰富文化生态。
（一） 器重学者型官员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就有“选贤与能”、“贤人治国”思想 ，二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直接得益于专家型官员，他们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资源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切实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社会的平稳转型[8]。以此观照之，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三人因诗文交友，汇聚贤能，化解遗民愁绪，可以称为清朝的学者型官员。
放眼当代，学者型官员也备受器重。以2016年省部级高官调整情况为例，密集履新的省级高官中，不少有理工科专业背景或在专业领域从业许久，领域涉及计算机、地理、材料、探矿等。如河南省2016年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谢伏瞻就曾获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政府对于学者型官员的认可，不仅优化了政府队伍，还提升了干部们对学术的重视。良性循环下去，干部提高了学习专业素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队伍突显出学术化和专业化，政策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二） 深挖“旅游 文化”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梅尔清表示“文人精英的娱乐活动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名胜景点，这些名胜景点通常与某个事件有关，或与某个历史人物有各种关联……当代名人的文化与价值干预亦不断创造新的景点名胜。”[9]扬州红桥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红桥最初只是一座普通的木桥，后因为“红桥修禊”的举办，“红桥”二字不断见诸于诗歌之中。此类诗歌因被广为传唱，红桥也渐渐广为人知。
在旅游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当代，深挖“旅游 文化”模式是应势之举。比如山岳型景区湖南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它最初的卖点是看山。近几年，张家界市政府加快旅游转型升级，挖掘土家文化、鬼谷子文化、土司文化等，让游客来张家界不仅可以看山，还可以体验文化。因此，风景名胜区除了利用现有的诗文进行传播以外，还应对收集、挖掘的诗歌进行再创造，从而扩大景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推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三） 丰富文化生态
“红桥修禊”以文学集会的形式延续，其文化性是贯穿始终的。如今，“红桥修禊”正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修复和保存“红桥修禊”的文学性，丰富红桥乃至扬州的文化生态的应时之举。
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生长于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土壤之中，各种文化及其生存环境组成了不同的群落、文化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文化生态[10]文化生态是民族的、发展的。近年来，扬州日渐重视“红桥修禊”。2016年，瘦西湖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周年活动，举办了“2016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重现“红桥修禊”盛景。同年，江苏还启动“红桥修禊”申遗工作。这一系列活动有助于修复和延续“红桥修禊”的文学性，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极好地丰富了红桥乃至扬州的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1] 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8
[2] 卢高媛. “红桥修禊”考论[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06）：21-28.
[3] 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 齐鲁书社，2007.
[4] 李斗.扬州画舫录[M].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
[5] 王士禛.王士禛年谱[M].孙言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 张小仲. 清代“红桥修禊”文学活动初探[J].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02）：1-6.
[8] 杨雪冬. 学者型官员的优势与缺陷[J]. 人民论坛，2007，（23）：32-33.
[9] （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M].復旦大学出版社，2004.
[10] 王晓真. 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6.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JGY201730）。]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