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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约瑟难题”是学界一个“古老”的论题，自提出以来，就有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并逐渐形成了“求解派”、“质疑派”、“启示派”等研究观点。本文通过一个全新的社会学视角，引入社会阶层和阶层分化的概念，运用阶层分析法、文献法等方法重新思考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通过系统梳理古代“士、农、工、商”四民在中国古代生态情境下的生活状态与价值理性，从创新与创造的本源性主体“人”这一角度具体探究了中国古代四大阶层都无法作为科技发明与创造的主体的原因。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阶层分析法;“士农工商”
一、研究的缘起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事实上，“李约瑟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对“人”之问。人是一切创造和创新的主体，而人才，无疑是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创办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重要的教育观念，汉代以后，中央的太学和遍布全国的私塾更是为朝廷培养了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国古代有着如此广泛的人才基础，却没有创造出近代科技，值得我们从“人”这一本源性的角度加以探寻和思考。而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人不是一个个散落的个体，而可以被划分为不同阶层，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其意义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表现1。采用阶层分析方法，可以全面深刻的理解整个社会，从“人”这一本源问题上重新给出“李约瑟难题”之解。
三、文献综述
（一）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综述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主要可以分三个阶段，求解阶段、质疑阶段以及启示阶段。
1、首先出现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求解派，顾名思义，即探寻“李约瑟难题”的之解。
其中，一些经典的解释，如贾雷德戴蒙德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李约瑟本人也曾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相似的地理解答论。
社会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是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而欧洲之所以能够产生近代科学，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欧洲兴起是直接相关的。3
此外，众多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与儒家积极入世的非功利主义价值观密切相关，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淫技巧”。4
此外，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还有产权制度说、英雄论、资源-经济约束说5、战争视角等等观点。
2、另一重要的研究范式是质疑说。求解派的大前提是承认“李约瑟难题”的存在及合理性，而质疑派则从方法论、科学史观等角度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提出的质疑，许多学者“李约瑟难题”是由我国的任鸿隽首先提出。6最早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中国近代的李鸿章、梁启超、冯友兰的等中国人都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无意义的，他认为没有发生的“难题”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江晓原和吴国胜则直接提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7。
3、第三种重要的研究范式是启示派，他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李约瑟难题”，注重探究“李约瑟难题”所带来的启示。
（二）关于古代社会阶层的文献综述
1、四民之首——士阶层
士，在春秋以前是一个等级概念，特指整个社会结构中某个特殊的等级或阶层。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动荡，贵族政治日趋衰微，王官之学也走向解体，随着学术下移，士阶层迅速形成并膨胀，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作为社会知识阶层，士阶层自春秋诞生之际就存在着先天不足，那就是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甚至是依附。陈秀宏博士认为士阶层的所有活动皆围绕政治而展开，政治是其存在的核心价值所在。8周险峰、周训梅则从另一个角度详细探讨了士阶层的崛起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从士的来源进行分析，认为士阶层在血缘上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的依赖性，使中国教育亦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9
2、被统治地位的“农、工、商”
中国古代长久地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民阶层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最容易被压榨和忽视的社会弱势阶层。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农”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对农民阶层也存在着复杂的感情。
林刚在探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与发展时就曾明确论述了古代统治者“治国安民”价值思想中对小农阶层的重视10;徐旺生在对乡村从传统到现代的详细探讨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小农阶层气质特点，弱小、一盘散沙式的分散特征，“善离不善合”的自私等等11。
提到中国古代的“商”，无法回避的就是长期统治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学术界对于“重农抑商”对于商人阶层的具体划分也存在诸多争议。吴刚认为“抑商”就是商人阶层，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12;闫守诚则提出“抑小不抑大”的观点13;张家炎提出重农抑商的对象是私商而非官商14。
学者对于“工”这一阶层一直很少着墨，但手工业工匠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中国古代的工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详细的描述，认为商周时期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就与农业生产分离开来了，进入封建社会，官营工矿业中的工人、手工业者群体、个体工匠成为古代工人阶层的基本组成要素15。还重点描绘了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所产生的一支雇用工人队伍16。
五、结果与分析
（一）士阶层的政治依附性使其无缘于科技
中國古代的士阶层自其诞生之日起，其命运便与政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经历了由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再到君主专制的依次擅替，士阶层的命运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隋唐以后，因科举制度的推行，士阶层的发展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科举制度更大程度地满足了士阶层“学而优则仕”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士人在获得政治地位、参与经济利益分割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的普遍丧失，这是专制政体下不可避免的悖论。 政治原本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士阶层仍然拥有广阔的空间来施展才华、舒展抱负。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占主体的小农“靠天吃饭”的特性使其对知识的需求量极少，这就决定了士阶层出路的狭窄。这就注定士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农民不需要他们，于是他们只好投向政治，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与专制政治密切合作，充当专制政治的忠顺奴仆。到了明清之际，随着专制皇权达到顶峰，士阶层更加彻底的被统治者“规训”，甚至产生“奴性”17，彻底丧失其独立精神和独立品格。
（二）古代农民阶层：强结构下的弱个体
从统治阶级来说，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阶层牢牢掌控着小农阶层，视其为满足私欲、创造财富的工具，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也都是从统治阶层的利益出发。农民阶层这种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通过不断制度化地再生产，始终维持在封建社会的血脉之中，嵌入在朝代更替的历史轮回之中。
强结构下弱小的农民阶层终其一生追求者温饱的边缘，自然缺乏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科学产生所需要的“闲暇”这一条件，注定不是科技发展创新的主体。
（三）被压制的“工”与“商”
由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农业税使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商人“不事农耕”，靠投机取巧、赚取差价大量敛财，严重威胁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皆认为商人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之徒。如此种种，实际上造成了商人阶层内部的分化，一方面，一部分小商人回归土地;另一方面，一部分大商人在赚取巨额利润之后通过买房置地、兼并土地以及其他手段跻身上层统治阶级，从而具备了士大夫的阶层身份，由于更添一层金钱利益关系，更加不可避免的加深对政治和皇权的依附性。至此，商人阶层在外显层面得到了很大的消解，这么一个“半隐形”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生态情境中再次与科技的发明创造无缘。
在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者，也就是“工人阶层”始终是一个不主流、不独立的社会阶层。“工”自商周时期诞生起，其组成中就包含地位低下的奴隶群体;从其生产方式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工业生产都离不开农业生产，传统的“男耕女织”就是最生动的写照。到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雇佣工人的出现可谓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那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原始工人，既受到雇主的剥削，又受到官府、行会、包工头等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艰辛，具有极大的原始性、受压迫性，更遑论“惊异”、“闲暇”与“自由”。这一弱小的阶层在强大的封建王朝这一结构性压迫下更不可能成为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
六、结论与讨论
“李约瑟难题”拥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无限魅力，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探寻。本文以中国古代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为切入点，运用阶层分析法，从“人”这一创造与创新的主体角度详细探讨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技。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科学产生的三要素：惊异、闲暇、自由来看，“士阶层”由于其政治依附性而无法具备“自由”;农民阶层受制于强大的社会结构，无法具备“闲暇”与“自由”;“工”“商”阶层由于长期处于非主流、被压制的状态，自身阶层存在的实证性尚存质疑，更遑论拥有“惊异”、“闲暇”与“自由”。
注文：
1 刘凤翔.从“阶级分析法”到“阶级分析法与阶层分析法相结合”的理论创新[J].前沿，2003（01）：108-111.
2 赵新华.近十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商，2016（05）：110-111
3 魏巍.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48-50.
4 张卓.“李约瑟难题”研究[D].河北大学，2014
5 赵新华.近十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商，2016（05）：110-111.
6 徐飞飞.“前李约瑟难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8.
7 魏巍.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48-50.
8 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东北师范大学，2004.
9 周险峰，周训梅.士的崛起及其教育影响[J].船山学刊，2004（02）：82-85.
10 林剛.小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04）：1-25.
11 徐旺生.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二[J].古今农业，2008（01）：23-39.
12 吴刚.西汉“抑商政策”辨析[J].学术月刊，1994（08）：90-95.
13 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J].历史研究，1988（04）：136-146.
14 张家炎.试论“重本抑末”的双重悖反特性[J].农业考古，1993（01）：5-10.
15 豫秦.话说工人之一——中国古代的工人[J].中国工人，2016（07）：79-80.
16 豫秦.话说工人之一——中国古代的工人[J].中国工人，2016（07）：79-80.
17 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东北师范大学，2004.
参考文献：
[1]魏巍.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48-50.
[2]徐飞飞.“前李约瑟难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8.
[3]林刚.小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04）：1-25.
[4]陈淇.对古代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再认识——基于纪录片《中国商人》的思考[J].今传媒，2017，25（06）：120-121.
[5]齐宇冲.中国哲学视角下的“李约瑟难题”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06）：252-255.
[6]刘婷.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对中国士大夫传统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7.
[7]张迪.中国的工匠精神及其历史演变[J].思想教育研究，2016（10）：45-48.
[8]豫秦.话说工人之一——中国古代的工人[J].中国工人，2016（07）：79-80.
[9]赵新华.近十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商，2016（05）：110-111.
[10]张卓.“李约瑟难题”研究[D].河北大学，2014.
[11]薛栋.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J].职教论坛，2013（34）：94-96.
[12]刘玉峰.两重性、局限性与中国古代农民的历史命运——评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06）：64-68.
[13]徐旺生.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二[J].古今农业，2008（01）：23-39.
[14]杨洪远.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士阶层瓦解的标志——兼论清朝灭亡的原因[J].甘肃农业，2006（01）：179.
[15]周险峰，周训梅.士的崛起及其教育影响[J].船山学刊，2004（02）：82-85.
[16]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东北师范大学，2004.
[17]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94-97.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阶层分析法;“士农工商”
一、研究的缘起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事实上，“李约瑟难题”其关键之处在于对“人”之问。人是一切创造和创新的主体，而人才，无疑是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创办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重要的教育观念，汉代以后，中央的太学和遍布全国的私塾更是为朝廷培养了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国古代有着如此广泛的人才基础，却没有创造出近代科技，值得我们从“人”这一本源性的角度加以探寻和思考。而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人不是一个个散落的个体，而可以被划分为不同阶层，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社会现象，其意义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表现1。采用阶层分析方法，可以全面深刻的理解整个社会，从“人”这一本源问题上重新给出“李约瑟难题”之解。
三、文献综述
（一）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综述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主要可以分三个阶段，求解阶段、质疑阶段以及启示阶段。
1、首先出现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求解派，顾名思义，即探寻“李约瑟难题”的之解。
其中，一些经典的解释，如贾雷德戴蒙德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李约瑟本人也曾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相似的地理解答论。
社会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是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而欧洲之所以能够产生近代科学，与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欧洲兴起是直接相关的。3
此外，众多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与儒家积极入世的非功利主义价值观密切相关，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淫技巧”。4
此外，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还有产权制度说、英雄论、资源-经济约束说5、战争视角等等观点。
2、另一重要的研究范式是质疑说。求解派的大前提是承认“李约瑟难题”的存在及合理性，而质疑派则从方法论、科学史观等角度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提出的质疑，许多学者“李约瑟难题”是由我国的任鸿隽首先提出。6最早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中国近代的李鸿章、梁启超、冯友兰的等中国人都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无意义的，他认为没有发生的“难题”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江晓原和吴国胜则直接提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7。
3、第三种重要的研究范式是启示派，他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李约瑟难题”，注重探究“李约瑟难题”所带来的启示。
（二）关于古代社会阶层的文献综述
1、四民之首——士阶层
士，在春秋以前是一个等级概念，特指整个社会结构中某个特殊的等级或阶层。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动荡，贵族政治日趋衰微，王官之学也走向解体，随着学术下移，士阶层迅速形成并膨胀，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作为社会知识阶层，士阶层自春秋诞生之际就存在着先天不足，那就是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甚至是依附。陈秀宏博士认为士阶层的所有活动皆围绕政治而展开，政治是其存在的核心价值所在。8周险峰、周训梅则从另一个角度详细探讨了士阶层的崛起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从士的来源进行分析，认为士阶层在血缘上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的依赖性，使中国教育亦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9
2、被统治地位的“农、工、商”
中国古代长久地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民阶层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最容易被压榨和忽视的社会弱势阶层。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农”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对农民阶层也存在着复杂的感情。
林刚在探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与发展时就曾明确论述了古代统治者“治国安民”价值思想中对小农阶层的重视10;徐旺生在对乡村从传统到现代的详细探讨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小农阶层气质特点，弱小、一盘散沙式的分散特征，“善离不善合”的自私等等11。
提到中国古代的“商”，无法回避的就是长期统治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学术界对于“重农抑商”对于商人阶层的具体划分也存在诸多争议。吴刚认为“抑商”就是商人阶层，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12;闫守诚则提出“抑小不抑大”的观点13;张家炎提出重农抑商的对象是私商而非官商14。
学者对于“工”这一阶层一直很少着墨，但手工业工匠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对中国古代的工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详细的描述，认为商周时期由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就与农业生产分离开来了，进入封建社会，官营工矿业中的工人、手工业者群体、个体工匠成为古代工人阶层的基本组成要素15。还重点描绘了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所产生的一支雇用工人队伍16。
五、结果与分析
（一）士阶层的政治依附性使其无缘于科技
中國古代的士阶层自其诞生之日起，其命运便与政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政治生态经历了由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再到君主专制的依次擅替，士阶层的命运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隋唐以后，因科举制度的推行，士阶层的发展更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科举制度更大程度地满足了士阶层“学而优则仕”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士人在获得政治地位、参与经济利益分割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独立人格、独立精神的普遍丧失，这是专制政体下不可避免的悖论。 政治原本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士阶层仍然拥有广阔的空间来施展才华、舒展抱负。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占主体的小农“靠天吃饭”的特性使其对知识的需求量极少，这就决定了士阶层出路的狭窄。这就注定士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农民不需要他们，于是他们只好投向政治，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与专制政治密切合作，充当专制政治的忠顺奴仆。到了明清之际，随着专制皇权达到顶峰，士阶层更加彻底的被统治者“规训”，甚至产生“奴性”17，彻底丧失其独立精神和独立品格。
（二）古代农民阶层：强结构下的弱个体
从统治阶级来说，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统治阶层牢牢掌控着小农阶层，视其为满足私欲、创造财富的工具，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也都是从统治阶层的利益出发。农民阶层这种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通过不断制度化地再生产，始终维持在封建社会的血脉之中，嵌入在朝代更替的历史轮回之中。
强结构下弱小的农民阶层终其一生追求者温饱的边缘，自然缺乏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科学产生所需要的“闲暇”这一条件，注定不是科技发展创新的主体。
（三）被压制的“工”与“商”
由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农业税使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商人“不事农耕”，靠投机取巧、赚取差价大量敛财，严重威胁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皆认为商人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之徒。如此种种，实际上造成了商人阶层内部的分化，一方面，一部分小商人回归土地;另一方面，一部分大商人在赚取巨额利润之后通过买房置地、兼并土地以及其他手段跻身上层统治阶级，从而具备了士大夫的阶层身份，由于更添一层金钱利益关系，更加不可避免的加深对政治和皇权的依附性。至此，商人阶层在外显层面得到了很大的消解，这么一个“半隐形”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生态情境中再次与科技的发明创造无缘。
在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者，也就是“工人阶层”始终是一个不主流、不独立的社会阶层。“工”自商周时期诞生起，其组成中就包含地位低下的奴隶群体;从其生产方式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手工业生产都离不开农业生产，传统的“男耕女织”就是最生动的写照。到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雇佣工人的出现可谓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那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原始工人，既受到雇主的剥削，又受到官府、行会、包工头等封建势力的压迫，生活艰辛，具有极大的原始性、受压迫性，更遑论“惊异”、“闲暇”与“自由”。这一弱小的阶层在强大的封建王朝这一结构性压迫下更不可能成为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
六、结论与讨论
“李约瑟难题”拥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无限魅力，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和探寻。本文以中国古代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为切入点，运用阶层分析法，从“人”这一创造与创新的主体角度详细探讨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技。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科学产生的三要素：惊异、闲暇、自由来看，“士阶层”由于其政治依附性而无法具备“自由”;农民阶层受制于强大的社会结构，无法具备“闲暇”与“自由”;“工”“商”阶层由于长期处于非主流、被压制的状态，自身阶层存在的实证性尚存质疑，更遑论拥有“惊异”、“闲暇”与“自由”。
注文：
1 刘凤翔.从“阶级分析法”到“阶级分析法与阶层分析法相结合”的理论创新[J].前沿，2003（01）：108-111.
2 赵新华.近十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商，2016（05）：110-111
3 魏巍.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48-50.
4 张卓.“李约瑟难题”研究[D].河北大学，2014
5 赵新华.近十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商，2016（05）：110-111.
6 徐飞飞.“前李约瑟难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8.
7 魏巍.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48-50.
8 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东北师范大学，2004.
9 周险峰，周训梅.士的崛起及其教育影响[J].船山学刊，2004（02）：82-85.
10 林剛.小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04）：1-25.
11 徐旺生.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二[J].古今农业，2008（01）：23-39.
12 吴刚.西汉“抑商政策”辨析[J].学术月刊，1994（08）：90-95.
13 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J].历史研究，1988（04）：136-146.
14 张家炎.试论“重本抑末”的双重悖反特性[J].农业考古，1993（01）：5-10.
15 豫秦.话说工人之一——中国古代的工人[J].中国工人，2016（07）：79-80.
16 豫秦.话说工人之一——中国古代的工人[J].中国工人，2016（07）：79-80.
17 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东北师范大学，2004.
参考文献：
[1]魏巍.李约瑟问题之浅议——从中国主体论出发的若干反思[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36（03）：48-50.
[2]徐飞飞.“前李约瑟难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8.
[3]林刚.小农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04）：1-25.
[4]陈淇.对古代传统文化“重农抑商”的再认识——基于纪录片《中国商人》的思考[J].今传媒，2017，25（06）：120-121.
[5]齐宇冲.中国哲学视角下的“李约瑟难题”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7（06）：252-255.
[6]刘婷.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对中国士大夫传统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7.
[7]张迪.中国的工匠精神及其历史演变[J].思想教育研究，2016（10）：45-48.
[8]豫秦.话说工人之一——中国古代的工人[J].中国工人，2016（07）：79-80.
[9]赵新华.近十年来“李约瑟之谜”研究综述[J].商，2016（05）：110-111.
[10]张卓.“李约瑟难题”研究[D].河北大学，2014.
[11]薛栋.论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意蕴[J].职教论坛，2013（34）：94-96.
[12]刘玉峰.两重性、局限性与中国古代农民的历史命运——评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06）：64-68.
[13]徐旺生.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性质——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二[J].古今农业，2008（01）：23-39.
[14]杨洪远.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士阶层瓦解的标志——兼论清朝灭亡的原因[J].甘肃农业，2006（01）：179.
[15]周险峰，周训梅.士的崛起及其教育影响[J].船山学刊，2004（02）：82-85.
[16]陈秀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阶层[D].东北师范大学，2004.
[17]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