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前赤壁赋》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在《前赤壁赋》的教学过程中，本人发现，尽管教师可以理性地分析此文的诸多艺术特色，如：融诗情画意哲理于一体；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情感经历乐——悲——乐的转变；语言优美、流转如珠，等等。这些要素固然是《前赤壁赋》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恐怕也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的必备要素。《前赤壁赋》的个性在哪里，其实还在于苏轼在其中流露的对社会人生的真实感悟和其创作《前赤壁赋》时痛苦而深挚的情感能够打动人。可是，难点在于，要学生从情感认同的角度来认同这一散文佳作往往会很困难，也就是说，学生很难从情感上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体验苏轼的心境和心情。
　　造成学生与该文情感沟通障碍的原因在于：作者在文章当中并无一处真实的文字描写他当时的处境，也无一字袒露他的真实情感，相反采用一种近似闲笔的怀古伤今、吟风弄月的文字，在貌似空泛的人生短暂、历史无情的情感抒发中结构篇章。正是这种“微言大义”、“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写作手法让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尽察其核心。
　　苏轼这样写当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乌台诗案”骤然而来，一下把苏轼推向政治斗争的浪尖潮头。苏轼怀抱必死之心，却又绝处逢生，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侥幸捡回性命，被贬黄冈。名为团练副史、朝廷命官，实际就是囚徒、政治犯。在这样到处有耳目布控的情况下，刚刚领教祸从口出的苏轼，当然不敢再用丝毫锋利的文字表达自我。于是，《前赤壁赋》就只能以空泛的、甚至稍嫌有点刻板的文人情感示人。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无关痛痒的文字背后，到底潜藏着怎样的暗流汹涌，苏轼当时的痛苦和绝望到底达到何种程度。这一切都要到苏轼的相关文字和《前赤壁赋》中去寻找答案。
　　苏东坡在黄州时的生活状态，已在他写给朋友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写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苏轼在《送沈逵赴广南》一诗中也说“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以死矣”。可见苏轼当时是多么的韬光深藏，惊惧不安。
　　黄州时期，苏轼的思想矛盾错综复杂，对仕宦的反思，对人生的悔悟，对岁月耗蚀、生命荒废的焦虑，特别是现实的压抑、折磨，自我尊严的沉重失落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痛交织纠结在一起，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失望之中。由是看来，苏轼的《前赤壁赋》就绝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苏轼在信仰发生危机、心灵处于崩溃边缘的自我调节、自我救赎和自我超越，真可谓“字字看来都是血”。把苏轼的真实情感定位到这种层次，《前赤壁赋》对现代人来说就有了不能不读、甚至针对性极强的时代价值。
　　现代社会，人的精神问题和疾病比苏轼那个朝代显得更为突出。焦虑、忧郁、萎靡、空虚等不健康情绪困扰着人们，“抑郁症”作为一种典型的精神障碍，和癌症一起成为人类的两大杀手。《前赤壁赋》恰恰是讲述“一次精神危机的自我干预和排解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学习《前赤壁赋》，既能体会苏轼精神灾难的深重，又能学习他面对困境时的自我调节、自我救赎的方法。
　　我们再从文中来求证苏轼情感的深刻危机。文学家的苦闷欲求宣泄，于是产生了文学作品，正所谓“文为心声”。《前赤壁赋》虽然行文非常曲折隐讳，但也能窥见一斑：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这是文中最集中说明“客人”悲从何来的文字。概括起来看，苏轼的痛苦大概来自：一、人和人相比。曹操、周瑜都曾驰骋疆场，建立过丰功伟绩，真是一代英雄，一代风流；而“我”此生此世恐怕只能出入江湖，默默无闻了。二、人和物相比。即使是英雄，都难以逃脱生老病死的生命规律，何况你我这等平庸之辈。在浩渺无穷的宇宙、亘古常新的月亮和流水面前，生命显得多么短暂和脆弱。
　　我们应当深入体会作者潜藏期间的绝望情绪。作者的两个痛苦分别显示出他正在经受着两重虚无的考验：一是人生价值的虚无，一是生存的虚无。历来的哲学和宗教，无不是为了解决价值虚无和生存虚无的问题。苏轼在人生价值标准上，以儒家“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理想要求自己。短暂一生如果能够有利于江山社稷，有益于黎民百姓，也就不枉此生了。可惜的是，处在人生第一个重大政治灾难当中的苏轼认为此路几乎是行不通了。功业无望，年过不惑的苏轼在如此困顿之中自然想到了生命终结的一天，生存的虚无感油然而生。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诗文中表现的“已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而是对整个人生，对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乞求解脱与舍弃。……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感喟，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透露出来的”。①
　　以上论述可以见出创作《前赤壁赋》时，苏轼处在人生信仰崩溃的边缘，只有积极自救，方能过此悬崖。苏轼的救赎之道分别是：以老庄的“不变”理论应对存在上的虚无主义；以审美化的人生追求抵抗容易使人气馁的儒家价值信仰。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东坡易传》中谓“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道）”。作者先沿水月的现象之变而溯源至不变之本体，水月都是道在形下层面的呈现，但天一生水，水上通于道、下达于物，出于有无之间故几于道。以老庄的理论看来，人和万事万物都是道的外化，道的子民，他们以千差万别的殊相显现于世，究其结果，却不过殊途同归，同归于道和清静，这是他们根本所在。正因如此，物我的差别就是暂时的、表象的、非真实的，也自然用不着伤感了。儒家建构的价值信仰既然高不可攀，苏轼决定以审美化的人生作为自己的追求，也就是共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乐以忘忧。苏轼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挫折，心灵伤痕累累，却在自然山水中获得安慰、抚平创伤，这是中国文人惯用的救赎之道，苏轼把它运用得十分圆熟。
　　当然，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等问题作形而上的思考，不是一次就能想清楚，想透彻的，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多久，就像伴你终身的恋人或魔鬼。②正因如此，《前赤壁赋》中流露的困惑和痛苦，在同时期其他作品中仍然存在，在苏轼后来诗文中也有。但是正是一次次的积极自救，苏轼在晚年遭遇到更大的政治打击时，已经能够泰然处之，风雨不动。也就是说，苏轼在半生颠沛流离的经历中历练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苏轼哲学”，这种哲学往往被学者概括为：苏轼儒、道、佛兼收并蓄，失意时每能达观自解，始终保持积极进取、欲有所为的精神状态。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几近完美的知识分子人格”③。■
　　
　　注释
　　①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②史铁生《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精选》，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③林语堂《苏东坡传》，山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