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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蜜蜂的关系，还得从1966年开始的那场运动中我的特定经历说起。
在运动前的十年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文艺理论读物编辑组组长，在出版局副局长、著名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丁景唐建议和全程指导下，影印出版了与“左联”有关的文艺期刊，由于“左联”曾受到白色恐怖的残酷打击，有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两个刊物，都是国内仅存一套、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所以，这些刊物影印后，文化界一片喊好，被赞为“打开了‘左联’研究的史料库”。
不料，运动一开始，“左联”突然变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批影印本，一夜之间，就成了为周扬黑帮树碑立传的弥天大罪。丁景唐在局里靠边审查、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下的出版局，對我社派来了工作组，宣称这是上海出版系统的“第一大案、要案”，作为影印“左联”刊物的具体操作人，我自然是被重点审查、批斗。其高潮是，由出版局局长主持，在上海艺术剧场，开了批斗丁景唐的大会，全系统科以上的干部参加。文艺出版社社长蒯斯曛、编辑室主任刘金和我站在丁景唐后面陪斗。批判发言中，重点强调了我的“罪状”，我自此臭名远扬于上海出版系统。
两个月后，我又被造反派盯上了，这次规模更大，把我押到上海杂技场“坐飞机”重点批斗。
还有第三次。工、军宣队进驻出版系统后，“解放”了我，并指令我进入“出版革命探索队”，到南京长江大桥搞“出版革命”，却又被队里的造反派打成文艺黑线回潮代表人物，回沪后在新成立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即原出版局在“文革”中重组时的“革命”名称）和出版干校来回批斗。
《纪要》点名的罪状，我当然全部认账，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只是，自以为卖力宣扬革命传统，一夜之间成为大罪，胸中终是有说不出的郁闷。此后，我受“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的派遣，到郊区接受再教育，同时辅导农民业余作者。
郁闷当中的曙光是：到工农兵当中改造自己，一直是衷心愿望；因为犯错误而歪打正着，加之躲开了造反派，应该看成是因祸得福。
二
我到郊区后，落脚在七一公社，属上海县委宣传部领导，所幸已近“文革”中后期，郊区干部大都恢复工作，普遍对我友好。日子过得相对平稳。
有一年春天，我与几位农村业余作者，借住在七宝中学里。一天晚上，吃罢晚饭，外出散步。农村的晚上，极为安静，人被笼罩在一片浓厚的暗色中，远处天边是淡淡的光辉，那应该是上海城市灯火在天际的投影，反而衬托出郊区有似老僧入定的寂寞来。
身边有一些虫鸣声，此唱彼和，然而也压不住寂静，倒是陪伴、凑趣了寂静，这使我忽然想起了“鸟鸣山更幽”的诗句，让我有一种寂寞到凄清程度的感觉。
眼睛死盯着脚下手电筒的光线，一步一个脚印，走了百十步路后，忽然仿佛听得路边有什么大动物的轻微呼气声，这声音我听来十分陌生，不禁毛骨悚然。虽然我理性上知道，上海近郊不可能有什么猛兽，只是，一个人在农村暗黑的环境下走路，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性。我立即停下脚步，用手电筒照向周围，注意寻找那声音的来源。
我猛地记起了，白天看到过，公路两边成排地放了许多蜂箱，声音的方向应该就是存放蜂箱之处。我的神经渐渐松弛了，有蜂箱必有养蜂人，白天好像看到过，于是继续走过去，不久就借助手电筒的光线看到，马路两边确有两排蜂箱；蜂箱尽头处有一个简陋的小窝棚，应该就是养蜂人的住所了。寂寞和紧张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在夜晚的冷寂中，只要心里觉得，周近有人，温暖与松弛马上随之而来。
我毫不迟疑地走近马路边的蜂箱，声音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用手电筒照着蜂箱，我看到，接近蜂箱底处的门全部敞开着，门口立着成百只蜜蜂，都是头朝着蜂箱里面，尾巴朝外，一股劲儿鼓着翅膀扇风；我蹲下身子，用手电筒朝蜂箱里面照进去，只见箱门内部的底板上，也是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蜜蜂，同样在扇风。一箱如此，再看几箱，仍然如此，蔚为壮观，聚蚁成雷，我听到的像是大动物的呼气，其实正是蜜蜂扇风声音。
我想，养蜂人不知已经入睡否？我下意识地朝着养蜂人的小帐篷走过去。
走近帐篷门口，养蜂人意外地走出帐篷了。夜晚的轻微脚步声，会惊动一个看守着他的蜂群的警觉者。我马上和他打招呼，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且说明我对于他的蜜蜂的好奇。他慷慨地邀请我进了他那十分狭小的帐篷。
言谈间，我听得出，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不过，他的养蜂知识，对于回答我的问题，却是绰绰有余了。
我这才知道，蜜蜂们夜晚扇风，是为了酿蜜。采来的花蜜，含有大量水分，甜度也不够，蜜蜂们需要通过扇风排除其中的水分。他说，他养的是意大利蜂（西方蜜蜂的品种之一），一群蜂有五万至十万工蜂，却只有一个蜂王；工蜂们对于蜂王是十分崇拜的，全都围着蜂王转；蜜蜂的家，即蜂箱内部的蜂巢，是工蜂自己从身体内部分泌出来的蜂蜡造成的；蜜蜂是终生不睡觉的，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休息着的蜜蜂，通宵都是如此；蜂王浆医治伤口，灵效如神，再大的伤口，当场就能止血，一觉睡醒，就长好了；养蜂人大都长寿，老养蜂人什么病都不生，包括感冒，还常有活到百岁的等等。
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蜜蜂的人来说，听上去不免觉得神乎其神，将信将疑。这是一位很纯朴的劳动者，他的谈话中，应该没有什么不诚实的内容；但我也猜想，或是因为职业自豪感，他有可能把事实与传说混杂在一起了，抑或是有些夸大了。
那时我还没有戒烟，抽的是“大前门”，比他的好些，于是不断敬烟，边谈边抽，大约个把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这才告辞回宿舍。睡下以后，蜜蜂们集体扇风的情景，依然在目。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动物，竟然能够形成如此融洽的分工协作。
为什么我的现实生活中，在同事、同志当中，会产生那么残酷的相互敌对呢？昨天还是同事，今天就是阶级敌人，对于根本没有查实的疑点，甚至对于根本没有问题的人，随意戴上各种帽子，动不动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原来很要好的朋友、同事，一旦靠边，对面避道而行、见面不敢点头，大字报上名字倒写、打叉叉；戴各种帽子的大字报贴到家门口，家人也受到里弄中的种种侮辱。单是我们文艺出版社，被活活打死的、不堪侮辱而自杀的或是受惊吓而高血压突然发作暴死的，就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党员，他们在创作、翻译或编辑上各有成就，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罪名乃是罗织所致，人死不能复生！
我和蜜蜂的关系，还得从1966年开始的那场运动中我的特定经历说起。
在运动前的十年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文艺理论读物编辑组组长，在出版局副局长、著名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丁景唐建议和全程指导下，影印出版了与“左联”有关的文艺期刊，由于“左联”曾受到白色恐怖的残酷打击，有关刊物存世极少，其中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两个刊物，都是国内仅存一套、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所以，这些刊物影印后，文化界一片喊好，被赞为“打开了‘左联’研究的史料库”。
不料，运动一开始，“左联”突然变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批影印本，一夜之间，就成了为周扬黑帮树碑立传的弥天大罪。丁景唐在局里靠边审查、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下的出版局，對我社派来了工作组，宣称这是上海出版系统的“第一大案、要案”，作为影印“左联”刊物的具体操作人，我自然是被重点审查、批斗。其高潮是，由出版局局长主持，在上海艺术剧场，开了批斗丁景唐的大会，全系统科以上的干部参加。文艺出版社社长蒯斯曛、编辑室主任刘金和我站在丁景唐后面陪斗。批判发言中，重点强调了我的“罪状”，我自此臭名远扬于上海出版系统。
两个月后，我又被造反派盯上了，这次规模更大，把我押到上海杂技场“坐飞机”重点批斗。
还有第三次。工、军宣队进驻出版系统后，“解放”了我，并指令我进入“出版革命探索队”，到南京长江大桥搞“出版革命”，却又被队里的造反派打成文艺黑线回潮代表人物，回沪后在新成立的“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即原出版局在“文革”中重组时的“革命”名称）和出版干校来回批斗。
《纪要》点名的罪状，我当然全部认账，下定决心要改造自己；只是，自以为卖力宣扬革命传统，一夜之间成为大罪，胸中终是有说不出的郁闷。此后，我受“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的派遣，到郊区接受再教育，同时辅导农民业余作者。
郁闷当中的曙光是：到工农兵当中改造自己，一直是衷心愿望；因为犯错误而歪打正着，加之躲开了造反派，应该看成是因祸得福。
二
我到郊区后，落脚在七一公社，属上海县委宣传部领导，所幸已近“文革”中后期，郊区干部大都恢复工作，普遍对我友好。日子过得相对平稳。
有一年春天，我与几位农村业余作者，借住在七宝中学里。一天晚上，吃罢晚饭，外出散步。农村的晚上，极为安静，人被笼罩在一片浓厚的暗色中，远处天边是淡淡的光辉，那应该是上海城市灯火在天际的投影，反而衬托出郊区有似老僧入定的寂寞来。
身边有一些虫鸣声，此唱彼和，然而也压不住寂静，倒是陪伴、凑趣了寂静，这使我忽然想起了“鸟鸣山更幽”的诗句，让我有一种寂寞到凄清程度的感觉。
眼睛死盯着脚下手电筒的光线，一步一个脚印，走了百十步路后，忽然仿佛听得路边有什么大动物的轻微呼气声，这声音我听来十分陌生，不禁毛骨悚然。虽然我理性上知道，上海近郊不可能有什么猛兽，只是，一个人在农村暗黑的环境下走路，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性。我立即停下脚步，用手电筒照向周围，注意寻找那声音的来源。
我猛地记起了，白天看到过，公路两边成排地放了许多蜂箱，声音的方向应该就是存放蜂箱之处。我的神经渐渐松弛了，有蜂箱必有养蜂人，白天好像看到过，于是继续走过去，不久就借助手电筒的光线看到，马路两边确有两排蜂箱；蜂箱尽头处有一个简陋的小窝棚，应该就是养蜂人的住所了。寂寞和紧张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在夜晚的冷寂中，只要心里觉得，周近有人，温暖与松弛马上随之而来。
我毫不迟疑地走近马路边的蜂箱，声音的疑问一下子迎刃而解。用手电筒照着蜂箱，我看到，接近蜂箱底处的门全部敞开着，门口立着成百只蜜蜂，都是头朝着蜂箱里面，尾巴朝外，一股劲儿鼓着翅膀扇风；我蹲下身子，用手电筒朝蜂箱里面照进去，只见箱门内部的底板上，也是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蜜蜂，同样在扇风。一箱如此，再看几箱，仍然如此，蔚为壮观，聚蚁成雷，我听到的像是大动物的呼气，其实正是蜜蜂扇风声音。
我想，养蜂人不知已经入睡否？我下意识地朝着养蜂人的小帐篷走过去。
走近帐篷门口，养蜂人意外地走出帐篷了。夜晚的轻微脚步声，会惊动一个看守着他的蜂群的警觉者。我马上和他打招呼，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且说明我对于他的蜜蜂的好奇。他慷慨地邀请我进了他那十分狭小的帐篷。
言谈间，我听得出，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不过，他的养蜂知识，对于回答我的问题，却是绰绰有余了。
我这才知道，蜜蜂们夜晚扇风，是为了酿蜜。采来的花蜜，含有大量水分，甜度也不够，蜜蜂们需要通过扇风排除其中的水分。他说，他养的是意大利蜂（西方蜜蜂的品种之一），一群蜂有五万至十万工蜂，却只有一个蜂王；工蜂们对于蜂王是十分崇拜的，全都围着蜂王转；蜜蜂的家，即蜂箱内部的蜂巢，是工蜂自己从身体内部分泌出来的蜂蜡造成的；蜜蜂是终生不睡觉的，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休息着的蜜蜂，通宵都是如此；蜂王浆医治伤口，灵效如神，再大的伤口，当场就能止血，一觉睡醒，就长好了；养蜂人大都长寿，老养蜂人什么病都不生，包括感冒，还常有活到百岁的等等。
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蜜蜂的人来说，听上去不免觉得神乎其神，将信将疑。这是一位很纯朴的劳动者，他的谈话中，应该没有什么不诚实的内容；但我也猜想，或是因为职业自豪感，他有可能把事实与传说混杂在一起了，抑或是有些夸大了。
那时我还没有戒烟，抽的是“大前门”，比他的好些，于是不断敬烟，边谈边抽，大约个把小时就这么过去了，这才告辞回宿舍。睡下以后，蜜蜂们集体扇风的情景，依然在目。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动物，竟然能够形成如此融洽的分工协作。
为什么我的现实生活中，在同事、同志当中，会产生那么残酷的相互敌对呢？昨天还是同事，今天就是阶级敌人，对于根本没有查实的疑点，甚至对于根本没有问题的人，随意戴上各种帽子，动不动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原来很要好的朋友、同事，一旦靠边，对面避道而行、见面不敢点头，大字报上名字倒写、打叉叉；戴各种帽子的大字报贴到家门口，家人也受到里弄中的种种侮辱。单是我们文艺出版社，被活活打死的、不堪侮辱而自杀的或是受惊吓而高血压突然发作暴死的，就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党员，他们在创作、翻译或编辑上各有成就，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罪名乃是罗织所致，人死不能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