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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资本也开始了向海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现如今，不仅仅是在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时上演着中国企业“蛇吞象”的案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道路上，国有企业是重要的中坚力量。但在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本文正式基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种种困境，从制度性和策略性着手，探寻解决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困局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够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保障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投资权益。
关键词：国有企业 海外投资 策略选择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潮再度掀起，来自私募股权基金公司A CAPITAL（亚欧联合资本）2012年9月份发布的2012年2季度中国全球海外投资的指数（龙指数）报告显示，2012年2季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67%，投资总额为240亿美元，并购占45%。报告称，在中国企业全球海外投资中，90%为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始终占海外投资主流。
一、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盈亏状况备受社会关注。虽然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有很强的财务手段、公司规模以及完善的内部结构，但是国有企业往往存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方面的漏洞。此外，庞大的内部结构也使其决策层面运转不灵活。在这种情况下，财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往往会在决策与透明度方面显示出更明显的优势。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本土并购通常有50%的成功率，但是放到境外投资上，只会导致项目成功率变得更低，回报率的风险会更大。近日就有媒体曝出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人民币41.48亿元，这笔亏损最终将由国家来“埋单”。事实上，国企海外投资亏损已非个别现象，境外投资巨亏时有曝光。在当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不少企业为“走出去”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二、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困境
（一）国企缺乏核心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采用对外投资与金融投资两种模式，而在国企直接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直接制约了国企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成功率。根据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能够利用的主要有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根据该理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三种优势，才真正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条件。根据公司治理理论，公司的所有权治理模式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直接决定着企业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货币优势。当然，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相比，技术势力并无明显优势，甚至多数企业仍处于落后阶段。我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完善，公司委托代理机制还不健全、所有者权益缺位、内部人控制角色明显、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僵化等制度问题，也造成国有企业在企业决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我们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唯一占有明显优势的，仅仅是规模优势和金融货币优势两种。国有企业大多拥有国家政策的全力支持，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但这种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规模效益的增加，只是企业有能力进行大额的海外投资而已；不过，在“金融危机”中，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国有企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海外投资优势，而这正是国有企业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大
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企业性质，使其在海外投资时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还要承受过重的政治压力。由于世界政治环境的波动影响，西方国家往往对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偏见及防备心理，许多国企对外投资时，特别是在一些敏感行业，政治性风险往往成为投资失败的主要因素。此前，就有大量媒体报道过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失败的情况，甚至是中海油、中石化、鞍钢等大型国有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频频受挫，受阻原因主要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即美国出于政治考量阻止国企收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背后普遍有着政府的背景，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其行为更多被解读为政治性、国家战略性动作，遭到敌对政治势力的阻挠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海外投资时总是试图以并购的方式提升技术水平，将并购目标直接瞄准他国的领先科技，或者凭借资金优势抢占自然资源，而这两者都直接涉及到投资目标国的国家利益，很容易引起投资国的误会，一旦双方政治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政治势力便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涉。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问题，往往容易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
（三）投资目标不明确，相互之间恶性竞争
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营决策中一直存在制度性的不足。尽管我国部分企业进行了现代企业改造，但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管体制、经营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即使是比较成功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也常常忽略了对投资国的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因素的调查，往往习惯于将其在国内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照搬到国外，特别是劳工制度、薪酬制度等，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国有企业在国外水土不服，表面上看是对被投资国的文化、法律、习俗不熟悉，实质上却是国有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感的缺失，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理念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目标，忽略了对职工及社会的责任，没有改变自己社会形象的观念，使得出现劳资纠纷和社会问题后往往无法及时解决，不断地激化矛盾，最终酿成失败的惨剧。
此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银行业和石油业。最近数月，3家中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与新加坡的淡马锡进行了接洽，探讨收购淡马锡所持渣打银行股份的事宜。中石油和中石化为苏丹的一条输油管道展开了竞争，尽管政府试图阻止中资企业就石油资产展开更多竞购战。但往往难以起到调节的效果，导致必须恶性竞争，往往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二、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策略分析
（一）提高企业战略投资的意识
由于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足，国有企业能够在海外选择的投资范围很窄，往往只能投资一些人力密集型产业和基础产业，而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喜欢表现的非常高调，甚至动力政治资源。特别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被设定的非常明显，即要在短期内“为了获取石油”、“为了获取矿石”、“为了获取技术”而投资，这些粗暴的投资意图，往往不尊重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意愿，自然会受到重重的阻挠。更有甚者，被投资国以设计国家安全为理由层层审查，而导致投资失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一种长期的战略眼光去进行海外投资，先打好基础，比如通过股权投资获取知情权和投资收益，而后通过增大股权的方式但不以控股方式获得对方的认同感，渐渐消除对方的防备心理，再到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资源供给、技术合作。而这一系列的工作是需要长时间的部署安排的，需要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投资计划来实施，需要耐心的等待时机，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阻力。国有企业要实行长期战略，也能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这种长期的海外投资策略，既可以不断增加己方优势，也可以顺利实现战略目标。近几年这种投资模式也被广泛采用，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当然，在这种长期投资战略进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国家因素的介入。商业毕竟要跟政治划清界限，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逐步淡化国有企业的政治背景，才能更好实现投资目标。
（二）完善海外投资服务机制
国有企业往往缺乏对投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知识的了解，使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诸多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广泛、有效、全方位的投资支持信息与服务平台，显得非常重要。最大限度的消除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利用中介服务机构在投资之前就对投资风险和相关问题进行客观评估，以帮助国有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高投资效益。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还十分严格，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信息交流和资金问题往往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后盾；另一方面，在投资项目运作调集资金的过程中却常常因为信息滞后而增加了大量的机会成本。另外，海外投资涉及到被投资国的相关金融制度、法律，尤其是审计、会计、税务、融资等方面问题，由企业单独处理这些问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降低工作效率。因此，建立一个海外投资金融、法律服务平台势在必行。这个平台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也可以由相关行业协会组织，既要面对被投资国的金融体系，又要与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对接，要对国外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把握，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与流动。降低企业资金和决策成本。这样，既可以为企业在海外投资铺平道路，又可以为企业海外投资进行法律、政策、金融辅导，还能对国有企业资金安全进行有效监管，避免企业非法的资金流动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统一协调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保护的工作，涉及的部门较多，往往包括国资委、商务部、外交部、工信部等。但上述部门在职能上存在交叉，有的因受职能所限无法延伸保护触角，有的因工作任务繁重而无法投入较多的精力，且又各自为阵，所以难以协调统一。企业遭遇风险，投告无门，各部门各管一块，无法对国有企业的诉求给予全面、及时、有效的回应和保护，同时又增加了企业的维权成本。总之，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保护机制还没有理顺，处于一种相对不完善的工作模式中。因此，国家要及时研究相关决策，出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协调机制和机构，明确管理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如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保护条例，国家基于属人管辖权，有权亦有义务为在外国经营事业并受到侵害的本国国民实施外交保护，这是一项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准则。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得不到合理的司法或行政救济时，我国政府有权通过正当的外交途径，对该东道国提出求偿要求，这也完全符合国际法属人优先权原则。
综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体制、机制和国外政治、法律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投资过程中又往往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外部政策支持，最终导致投资失败，大量国有资产损失严重。因此，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要避免国家因素的任意干涉，健全国内投资法律、法规，逐步改善国企海外投资制度性壁垒。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
关键词：国有企业 海外投资 策略选择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潮再度掀起，来自私募股权基金公司A CAPITAL（亚欧联合资本）2012年9月份发布的2012年2季度中国全球海外投资的指数（龙指数）报告显示，2012年2季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67%，投资总额为240亿美元，并购占45%。报告称，在中国企业全球海外投资中，90%为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始终占海外投资主流。
一、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盈亏状况备受社会关注。虽然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有很强的财务手段、公司规模以及完善的内部结构，但是国有企业往往存在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方面的漏洞。此外，庞大的内部结构也使其决策层面运转不灵活。在这种情况下，财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往往会在决策与透明度方面显示出更明显的优势。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本土并购通常有50%的成功率，但是放到境外投资上，只会导致项目成功率变得更低，回报率的风险会更大。近日就有媒体曝出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人民币41.48亿元，这笔亏损最终将由国家来“埋单”。事实上，国企海外投资亏损已非个别现象，境外投资巨亏时有曝光。在当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不少企业为“走出去”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二、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困境
（一）国企缺乏核心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采用对外投资与金融投资两种模式，而在国企直接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直接制约了国企海外投资的质量和成功率。根据经济学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能够利用的主要有三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根据该理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三种优势，才真正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条件。根据公司治理理论，公司的所有权治理模式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直接决定着企业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货币优势。当然，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相比，技术势力并无明显优势，甚至多数企业仍处于落后阶段。我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未完善，公司委托代理机制还不健全、所有者权益缺位、内部人控制角色明显、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僵化等制度问题，也造成国有企业在企业决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我们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唯一占有明显优势的，仅仅是规模优势和金融货币优势两种。国有企业大多拥有国家政策的全力支持，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但这种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规模效益的增加，只是企业有能力进行大额的海外投资而已；不过，在“金融危机”中，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国有企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海外投资优势，而这正是国有企业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大
由于国有企业特殊的企业性质，使其在海外投资时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还要承受过重的政治压力。由于世界政治环境的波动影响，西方国家往往对社会主义国家带有偏见及防备心理，许多国企对外投资时，特别是在一些敏感行业，政治性风险往往成为投资失败的主要因素。此前，就有大量媒体报道过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失败的情况，甚至是中海油、中石化、鞍钢等大型国有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频频受挫，受阻原因主要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即美国出于政治考量阻止国企收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背后普遍有着政府的背景，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其行为更多被解读为政治性、国家战略性动作，遭到敌对政治势力的阻挠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海外投资时总是试图以并购的方式提升技术水平，将并购目标直接瞄准他国的领先科技，或者凭借资金优势抢占自然资源，而这两者都直接涉及到投资目标国的国家利益，很容易引起投资国的误会，一旦双方政治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政治势力便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涉。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问题，往往容易上升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
（三）投资目标不明确，相互之间恶性竞争
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营决策中一直存在制度性的不足。尽管我国部分企业进行了现代企业改造，但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管体制、经营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即使是比较成功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也常常忽略了对投资国的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因素的调查，往往习惯于将其在国内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照搬到国外，特别是劳工制度、薪酬制度等，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国有企业在国外水土不服，表面上看是对被投资国的文化、法律、习俗不熟悉，实质上却是国有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感的缺失，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经营理念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目标，忽略了对职工及社会的责任，没有改变自己社会形象的观念，使得出现劳资纠纷和社会问题后往往无法及时解决，不断地激化矛盾，最终酿成失败的惨剧。
此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银行业和石油业。最近数月，3家中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与新加坡的淡马锡进行了接洽，探讨收购淡马锡所持渣打银行股份的事宜。中石油和中石化为苏丹的一条输油管道展开了竞争，尽管政府试图阻止中资企业就石油资产展开更多竞购战。但往往难以起到调节的效果，导致必须恶性竞争，往往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二、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策略分析
（一）提高企业战略投资的意识
由于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足，国有企业能够在海外选择的投资范围很窄，往往只能投资一些人力密集型产业和基础产业，而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喜欢表现的非常高调，甚至动力政治资源。特别是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被设定的非常明显，即要在短期内“为了获取石油”、“为了获取矿石”、“为了获取技术”而投资，这些粗暴的投资意图，往往不尊重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意愿，自然会受到重重的阻挠。更有甚者，被投资国以设计国家安全为理由层层审查，而导致投资失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以一种长期的战略眼光去进行海外投资，先打好基础，比如通过股权投资获取知情权和投资收益，而后通过增大股权的方式但不以控股方式获得对方的认同感，渐渐消除对方的防备心理，再到建立起长期稳定的资源供给、技术合作。而这一系列的工作是需要长时间的部署安排的，需要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长期投资计划来实施，需要耐心的等待时机，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阻力。国有企业要实行长期战略，也能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这种长期的海外投资策略，既可以不断增加己方优势，也可以顺利实现战略目标。近几年这种投资模式也被广泛采用，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当然，在这种长期投资战略进行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国家因素的介入。商业毕竟要跟政治划清界限，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逐步淡化国有企业的政治背景，才能更好实现投资目标。
（二）完善海外投资服务机制
国有企业往往缺乏对投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知识的了解，使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诸多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广泛、有效、全方位的投资支持信息与服务平台，显得非常重要。最大限度的消除投资信息的不对称性，利用中介服务机构在投资之前就对投资风险和相关问题进行客观评估，以帮助国有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高投资效益。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还十分严格，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信息交流和资金问题往往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后盾；另一方面，在投资项目运作调集资金的过程中却常常因为信息滞后而增加了大量的机会成本。另外，海外投资涉及到被投资国的相关金融制度、法律，尤其是审计、会计、税务、融资等方面问题，由企业单独处理这些问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降低工作效率。因此，建立一个海外投资金融、法律服务平台势在必行。这个平台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也可以由相关行业协会组织，既要面对被投资国的金融体系，又要与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对接，要对国外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把握，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与流动。降低企业资金和决策成本。这样，既可以为企业在海外投资铺平道路，又可以为企业海外投资进行法律、政策、金融辅导，还能对国有企业资金安全进行有效监管，避免企业非法的资金流动和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完善海外直接投资统一协调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保护的工作，涉及的部门较多，往往包括国资委、商务部、外交部、工信部等。但上述部门在职能上存在交叉，有的因受职能所限无法延伸保护触角，有的因工作任务繁重而无法投入较多的精力，且又各自为阵，所以难以协调统一。企业遭遇风险，投告无门，各部门各管一块，无法对国有企业的诉求给予全面、及时、有效的回应和保护，同时又增加了企业的维权成本。总之，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保护机制还没有理顺，处于一种相对不完善的工作模式中。因此，国家要及时研究相关决策，出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协调机制和机构，明确管理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如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保护条例，国家基于属人管辖权，有权亦有义务为在外国经营事业并受到侵害的本国国民实施外交保护，这是一项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准则。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得不到合理的司法或行政救济时，我国政府有权通过正当的外交途径，对该东道国提出求偿要求，这也完全符合国际法属人优先权原则。
综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体制、机制和国外政治、法律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投资过程中又往往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外部政策支持，最终导致投资失败，大量国有资产损失严重。因此，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要避免国家因素的任意干涉，健全国内投资法律、法规，逐步改善国企海外投资制度性壁垒。这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