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原本是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原副主任医师,也是该县远近知名的产科权威,然而她却在短短2年间作案6起贩卖7名婴儿,令医德和人性受辱,也令一个本该孕育生命的地方却發生一出出漠视生命的悲剧。
儿子出生20天后,母亲董珊珊才第一次见到他。
之前,因为没法给孩子喂奶,她身上的睡衣已被奶水浸出了一圈圈痕迹。
这个熟睡的孩子,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2013年7月16日,陕西省富平县薛镇村村民董珊珊顺产下一个男婴,当晚却被该院产科副主任张淑侠以“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诱使家属放弃治疗,转交自己“处理”,最终将男婴贩卖他人。
2013年8月4日,富平警方成功解救被拐婴儿,抓获包括张淑侠在内的犯罪嫌疑人6人。
经过DNA亲子鉴定后,认定男婴为来国峰夫妇之子。被解救时,婴儿已从陕西、山西到河南,被倒卖数次。而案件曝光后,富平县城关派出所又接到多起类似案件报警。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贩卖婴儿链条的源头,正是一个本该孕育生命的地方、孩子的出生地——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
“被放弃”的婴儿
2013年8月6日,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门口,仍和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医院住院部条件不算太好,洗手间传来恶臭,病房里偶有蟑螂爬过床头。
虽然距离条件很好的县医院仅有一街之隔,但因为排不上床位、花费多,周边农民还是将妇幼保健院——县城里唯一一所妇产科专科医院作为生孩子的首选地。
7月15日下午4点,富平县薛镇村村民董珊珊被送到县妇幼保健院入院准备分娩。
当天进行体检,血检报告显示:梅毒弱阳性,乙肝表面抗体及核心抗体阳性。
这个结论让人意外。此前,董珊珊曾先后做过5次产前体检,其中梅毒血清试验和HIV抗体检测均为阴性,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
来国峰向记者回忆,16日下午,他被当班医生董巧丽叫到办公室,告知妻子病情,表示妇幼保健院对梅毒的诊断条件有限,需到上一级医院复查、确诊。
这让来家慌了神。
当时董珊珊已经出现临产症状,“怕孩子生在半路”,来国峰决定还是先在妇幼保健院把孩子生下来,并让父亲来天祥打电话给张淑侠来医院帮忙。
张淑侠时年55岁,一米六多,身材微胖、皮肤白皙,从小学习优秀,担任班干部,后来当了县里医院的产科副主任,加上弟弟是村长,张家在当地“很有威望”。而作为张淑侠的“娘家”,富平县薛镇村村民谁家在县里生孩子都会找到张淑侠帮忙。
来天祥与张淑侠是小学同学,董珊珊第一胎也是张淑侠帮忙接生的,因此对她深信不疑。张淑侠那天本来不当班,为了“帮忙”赶到医院。
从18点20分董珊珊被送入产房,直到孩子出生,张淑侠从产房出来过三次,称小孩可能会被遗传梅毒和乙肝,并且患有“尿道畸形”。
“你家孩子很难成活,即使成活,也要花费几十万的医药费,对于你们来说负担太重了。”张淑侠不断劝来国峰放弃孩子,“这孩子长大后在社会上也会遭到歧视。”
来天祥父子几乎听不懂张淑侠的话,只知道“梅毒可能跟艾滋病有关,电视上说,艾滋病是治不好的”。
“你们把孩子带回去,死在自己手里更难过,不如交给我来处理,”张淑侠看上去诚恳、周到,“我交给个专门处理这种事的老头,他能把小孩埋好,就收100元。”
到孩子将要出生时,张淑侠又通知他董珊珊难产,要家属决定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无奈之下,来国峰只好决定保大人。
因为不识字,他照着张淑侠写的示例,在《婴儿记录》的特别记录一栏里,抄写了“要求放弃小孩”六个字。
“把孩子处理掉,是幫你做好事了!”
当晚8点50分,婴儿出生。母亲董珊珊还没听到几声啼哭,孩子就被张淑侠抱到待产观察室。吸痰、留足印、称重、包裹,随后,以“自己是产妇乡党、亲戚,且患有强传染性”为由,要求单独处置新生儿。
记者得到了一份《富平县卫生局关于县妇幼院一新生儿“处置时间有关情况的汇报”》,报告称,当晚的值班护士询问并核实新生儿情况时,被张淑侠告知,“患儿有畸形,所有一切均不用护士管”。
监控录像显示,当晚9点40分左右,张淑侠抱着男婴一路从二楼产科、沿着西侧楼道走出医院。
巧的是,来国峰在夜色中与孩子擦肩而过。
他带着刚买好的日用品从附近商店返回医院,夜色中一眼认出张淑侠和自己的孩子——裹婴儿的蓝布是家人特意准备的。
他头也不回地往医院跑。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张主任说了,孩子有病,治不好,她能帮我们‘处理’了,”来国峰深信不疑,“张主任是做了好事的。”
18日凌晨4点,张淑侠回到医院,早上7点,她指派护士王星星修改婴儿病例,在“分娩记录”备注栏目增添“4,新生儿畸形”,将“婴儿记录”“一般检查”栏的“畸形种类”项的“无”改为“有”,并增添了“畸形(尿道下裂)”内容。
事后,产房的三名工作人员均证明“并未看到新生儿有尿道下裂畸形”,被指派修改病例的医生称,“鉴于自己的工作时间短,张淑侠又是领导,并且是科室的技术权威,与病人又是乡党和亲戚,无法推脱”。
当天凌晨,来国峰又被张淑侠叫到办公室,按照其要求在自己不认识的两份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18日一早,董珊珊听说孩子“被处理了”难以接受,哭闹着要见孩子。
两人一起到县医院进行梅毒检查。结果显示,来国峰没有问题,而董珊珊的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查结果为“有反应性”,参考值为“阴性”。
县医院的医生告诉董珊珊,梅毒抗体检查“弱阳性”即“有反应性”,在临产孕妇身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一定真正患有梅毒。 来家这才觉得被骗了,19日中午以婴儿丢失为由向城关区派出所报警。
第二天,张淑侠的两个弟弟找到来天祥,并请来他两个村里的好友当说客,希望“能以2万元私了此事”。
“私了可以,但我要见到孩子,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来天祥的要求惹怒了张家兄弟,“你家孩子有病,我姐姐帮你处理了,这是帮你做了好事啊!”
“现在才意识到,没准是阴谋”
几天后,张淑侠被公安局以“拐卖儿童罪”拘捕。富平当地几户村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妇幼保健院出生,也遭遇过孩子有病没法治、医生帮忙处理的情况。
在富平县妇幼保健院,记者遇见了农民党李鑫。听说这件事后,她来到医院,一直陪伴着来家人。
2007年3月,党李鑫的儿子在妇幼保健院出生,当时也托亲戚关系找到张淑侠接生。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医生来病房查房,告诉党李鑫“你家孩子好着呢”;等医生们离开,张淑侠返回病房,并支走其他人,偷偷告诉党家,“你看娃的嘴唇发青,心脏有问题,你拿着这个单子去县医院做心电图检查看看”。
第二天,党李鑫拿着看不懂的结果找张淑侠,被她确定,“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张淑侠劝党李鑫放弃小孩,“医药费太高,农村家庭承受不了,我找个老头帮你们处理了”。
张淑侠的几句话一下子“打中”党李鑫“要害”,她当时的理解是,既然没法花钱治病,自己又不舍得埋孩子,就让别人处理,“让孩子自生自灭”。
没过一会儿,一个“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的老头走进病房,抱走了小孩。
党李鑫还按照张淑侠的要求,给了老头五十块钱。
2006年底,董富贵的儿子在妇幼保健院出生,张淑侠告诉董家人,孩子生殖器有问题,这病看不好,长大后男不男女不女遭人歧视,建议“当医疗垃圾处理了,我帮你”。
之后,还给董富贵看了孩子的患处,“生殖器上有条沟一样的缝隙,”董富贵回忆说。
董富贵起初还坚持,“要去更好的医院看病”,却被张淑侠打击,“你们看不起这病,之前就有家庭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这么处理的,现在你们舍不得,以后肯定会后悔。”
董富贵心想,没准是靠注射处理了,能借助先进医疗手段对孩子也好。
于是,听从张淑侠的要求,晚上八九点,趁着天黑,把孩子放进了医院花坛边的纸箱里,转身就走了。
“等过十来分钟再来看,纸箱就没有了,张淑侠说是被一个老头带走了,”董富贵说,“那时候只觉得,张医生是帮我们做了好事了。现在才意识到,没准是阴谋,孩子可能是健康的。”
这几家人所称的“老头”到底是谁,后经警方调查监控录像发现:并没有什么老头,而是张淑侠抱着孩子离开医院。
有媒体报道,张淑侠声称,贩卖来家的孩子是临时起意,原因是看到董珊珊的化验结果为梅毒(弱阳性)和乙肝。
然而,也有人推测,张淑侠作案应当不止一起。理由是,张淑侠当晚便将孩子以2.16万元的价格卖给陕西籍农民潘某。
两人通过看病认识,相识多年,其间,潘某曾向张淑侠表示,“如果有小孩可以介绍。”
如今,富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莉和另两名副院长已被免职,该院工作暂时由富平县卫生局副局长卞慈梅负责。多名涉案医护人员被处以“停止执业活动”“记过处分”“警告处分”等处理。
病房门口,来国峰蹲在门口,守着熟睡的妻子和儿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自己的孩子,我不配做一个父亲”,来国峰哑着嗓子说。
会有人打探“有没不要的孩子”
据专案组人士介绍,张淑侠交代,过去卖的婴儿中,有的是未婚先孕的孩子,也有私生子。警方立案5起,2起不在报案范围内。
一名曾在富平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医生讲述称,存在产妇生完孩子后不要的现象。
一类是重男轻女的,生了女娃不想要;第二类是孩子有病,家里没钱治;第三类是未婚先育及私生子等。
这名医生说,也常有人到妇产科问,有没有不要的孩子可以给。
家住流曲镇的村民赵美英称,2011年2月,她去妇幼保健院做B超,听到医生悄悄告诉另一孕妇怀的女娃。孕妇已育有两女。医生说,如果孩子你不要,我来帮你找个西安的好人家。
在调查中,根据多名产妇的讲述,张淑侠涉嫌利用医院的便利资源,开了自己的“诊所”。
董珊珊说,临产前她去找张淑侠,张建议做个B超,并说“我给你介绍个熟人,便宜一些。”张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一名妇女将她和来国峰带到一家三室一厅的民居。其中一间房里放着黑白B超机,检测收费50元,比医院要便宜15元。
还有村民稱,在这里做B超,多加点钱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
医院知情人士称,那个民居是中医院的家属楼,那名妇女是中医院的医生,她与张淑侠合作。
张淑侠的家离妇幼保健医院不到300米,王寮鎮的党李鑫称,张家地下室有个小房间,里面放了张产床。她称自己在那里上的节育环,付了100元。
调查看,张淑侠曾向熟人建议,如果顺产,可以去自己的地方生孩子。
薛镇村的王艳艳称,2004年,她生头胎的时候,是在妇幼保健院做完检查,打了催产素,然后到张淑侠朋友家的私人诊所生的。
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李红也称,听说张淑侠私开产房,还曾听说,也有医生被张淑侠叫到家里做手术。
“手下人犯了罪,领导要蹲监狱”
在舆论关切中,陕西富平医生贩婴案在2013年岁末开庭审理。30日上午9时,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产科医生张淑侠站在了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
庭审历时约6个小时,择日宣判。2014年1月14日,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拐卖儿童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淑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淑侠没有提出上诉。
张淑侠贩婴案涉及的7名被拐儿童中,除一名拐卖未遂和1名儿童被拐卖后死亡外,其余5名被拐儿童均已回到父母身边。
而陕西富平产科医生张淑侠拐卖儿童案有关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公开也宣判了。
其中,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原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房临时负责人司欣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高文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原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主管业务副院长姚军民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原该院院长王莉免于刑事处罚。
“手下人犯了罪,领导要蹲监狱,我觉得领导也挺冤的。”旁听宣判结果的渭南市民王先生说。
据了解,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上说,判定4人均犯有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是准确的。”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研室教授喻贵英说,“并且法院还作了酌情从轻处理,量刑上并不存在‘过重’”。
(《华商报》《中国新闻周刊》《北京青年报》)
儿子出生20天后,母亲董珊珊才第一次见到他。
之前,因为没法给孩子喂奶,她身上的睡衣已被奶水浸出了一圈圈痕迹。
这个熟睡的孩子,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2013年7月16日,陕西省富平县薛镇村村民董珊珊顺产下一个男婴,当晚却被该院产科副主任张淑侠以“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诱使家属放弃治疗,转交自己“处理”,最终将男婴贩卖他人。
2013年8月4日,富平警方成功解救被拐婴儿,抓获包括张淑侠在内的犯罪嫌疑人6人。
经过DNA亲子鉴定后,认定男婴为来国峰夫妇之子。被解救时,婴儿已从陕西、山西到河南,被倒卖数次。而案件曝光后,富平县城关派出所又接到多起类似案件报警。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贩卖婴儿链条的源头,正是一个本该孕育生命的地方、孩子的出生地——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
“被放弃”的婴儿
2013年8月6日,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门口,仍和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医院住院部条件不算太好,洗手间传来恶臭,病房里偶有蟑螂爬过床头。
虽然距离条件很好的县医院仅有一街之隔,但因为排不上床位、花费多,周边农民还是将妇幼保健院——县城里唯一一所妇产科专科医院作为生孩子的首选地。
7月15日下午4点,富平县薛镇村村民董珊珊被送到县妇幼保健院入院准备分娩。
当天进行体检,血检报告显示:梅毒弱阳性,乙肝表面抗体及核心抗体阳性。
这个结论让人意外。此前,董珊珊曾先后做过5次产前体检,其中梅毒血清试验和HIV抗体检测均为阴性,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
来国峰向记者回忆,16日下午,他被当班医生董巧丽叫到办公室,告知妻子病情,表示妇幼保健院对梅毒的诊断条件有限,需到上一级医院复查、确诊。
这让来家慌了神。
当时董珊珊已经出现临产症状,“怕孩子生在半路”,来国峰决定还是先在妇幼保健院把孩子生下来,并让父亲来天祥打电话给张淑侠来医院帮忙。
张淑侠时年55岁,一米六多,身材微胖、皮肤白皙,从小学习优秀,担任班干部,后来当了县里医院的产科副主任,加上弟弟是村长,张家在当地“很有威望”。而作为张淑侠的“娘家”,富平县薛镇村村民谁家在县里生孩子都会找到张淑侠帮忙。
来天祥与张淑侠是小学同学,董珊珊第一胎也是张淑侠帮忙接生的,因此对她深信不疑。张淑侠那天本来不当班,为了“帮忙”赶到医院。
从18点20分董珊珊被送入产房,直到孩子出生,张淑侠从产房出来过三次,称小孩可能会被遗传梅毒和乙肝,并且患有“尿道畸形”。
“你家孩子很难成活,即使成活,也要花费几十万的医药费,对于你们来说负担太重了。”张淑侠不断劝来国峰放弃孩子,“这孩子长大后在社会上也会遭到歧视。”
来天祥父子几乎听不懂张淑侠的话,只知道“梅毒可能跟艾滋病有关,电视上说,艾滋病是治不好的”。
“你们把孩子带回去,死在自己手里更难过,不如交给我来处理,”张淑侠看上去诚恳、周到,“我交给个专门处理这种事的老头,他能把小孩埋好,就收100元。”
到孩子将要出生时,张淑侠又通知他董珊珊难产,要家属决定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无奈之下,来国峰只好决定保大人。
因为不识字,他照着张淑侠写的示例,在《婴儿记录》的特别记录一栏里,抄写了“要求放弃小孩”六个字。
“把孩子处理掉,是幫你做好事了!”
当晚8点50分,婴儿出生。母亲董珊珊还没听到几声啼哭,孩子就被张淑侠抱到待产观察室。吸痰、留足印、称重、包裹,随后,以“自己是产妇乡党、亲戚,且患有强传染性”为由,要求单独处置新生儿。
记者得到了一份《富平县卫生局关于县妇幼院一新生儿“处置时间有关情况的汇报”》,报告称,当晚的值班护士询问并核实新生儿情况时,被张淑侠告知,“患儿有畸形,所有一切均不用护士管”。
监控录像显示,当晚9点40分左右,张淑侠抱着男婴一路从二楼产科、沿着西侧楼道走出医院。
巧的是,来国峰在夜色中与孩子擦肩而过。
他带着刚买好的日用品从附近商店返回医院,夜色中一眼认出张淑侠和自己的孩子——裹婴儿的蓝布是家人特意准备的。
他头也不回地往医院跑。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张主任说了,孩子有病,治不好,她能帮我们‘处理’了,”来国峰深信不疑,“张主任是做了好事的。”
18日凌晨4点,张淑侠回到医院,早上7点,她指派护士王星星修改婴儿病例,在“分娩记录”备注栏目增添“4,新生儿畸形”,将“婴儿记录”“一般检查”栏的“畸形种类”项的“无”改为“有”,并增添了“畸形(尿道下裂)”内容。
事后,产房的三名工作人员均证明“并未看到新生儿有尿道下裂畸形”,被指派修改病例的医生称,“鉴于自己的工作时间短,张淑侠又是领导,并且是科室的技术权威,与病人又是乡党和亲戚,无法推脱”。
当天凌晨,来国峰又被张淑侠叫到办公室,按照其要求在自己不认识的两份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18日一早,董珊珊听说孩子“被处理了”难以接受,哭闹着要见孩子。
两人一起到县医院进行梅毒检查。结果显示,来国峰没有问题,而董珊珊的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查结果为“有反应性”,参考值为“阴性”。
县医院的医生告诉董珊珊,梅毒抗体检查“弱阳性”即“有反应性”,在临产孕妇身上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一定真正患有梅毒。 来家这才觉得被骗了,19日中午以婴儿丢失为由向城关区派出所报警。
第二天,张淑侠的两个弟弟找到来天祥,并请来他两个村里的好友当说客,希望“能以2万元私了此事”。
“私了可以,但我要见到孩子,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来天祥的要求惹怒了张家兄弟,“你家孩子有病,我姐姐帮你处理了,这是帮你做了好事啊!”
“现在才意识到,没准是阴谋”
几天后,张淑侠被公安局以“拐卖儿童罪”拘捕。富平当地几户村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妇幼保健院出生,也遭遇过孩子有病没法治、医生帮忙处理的情况。
在富平县妇幼保健院,记者遇见了农民党李鑫。听说这件事后,她来到医院,一直陪伴着来家人。
2007年3月,党李鑫的儿子在妇幼保健院出生,当时也托亲戚关系找到张淑侠接生。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医生来病房查房,告诉党李鑫“你家孩子好着呢”;等医生们离开,张淑侠返回病房,并支走其他人,偷偷告诉党家,“你看娃的嘴唇发青,心脏有问题,你拿着这个单子去县医院做心电图检查看看”。
第二天,党李鑫拿着看不懂的结果找张淑侠,被她确定,“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张淑侠劝党李鑫放弃小孩,“医药费太高,农村家庭承受不了,我找个老头帮你们处理了”。
张淑侠的几句话一下子“打中”党李鑫“要害”,她当时的理解是,既然没法花钱治病,自己又不舍得埋孩子,就让别人处理,“让孩子自生自灭”。
没过一会儿,一个“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的老头走进病房,抱走了小孩。
党李鑫还按照张淑侠的要求,给了老头五十块钱。
2006年底,董富贵的儿子在妇幼保健院出生,张淑侠告诉董家人,孩子生殖器有问题,这病看不好,长大后男不男女不女遭人歧视,建议“当医疗垃圾处理了,我帮你”。
之后,还给董富贵看了孩子的患处,“生殖器上有条沟一样的缝隙,”董富贵回忆说。
董富贵起初还坚持,“要去更好的医院看病”,却被张淑侠打击,“你们看不起这病,之前就有家庭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这么处理的,现在你们舍不得,以后肯定会后悔。”
董富贵心想,没准是靠注射处理了,能借助先进医疗手段对孩子也好。
于是,听从张淑侠的要求,晚上八九点,趁着天黑,把孩子放进了医院花坛边的纸箱里,转身就走了。
“等过十来分钟再来看,纸箱就没有了,张淑侠说是被一个老头带走了,”董富贵说,“那时候只觉得,张医生是帮我们做了好事了。现在才意识到,没准是阴谋,孩子可能是健康的。”
这几家人所称的“老头”到底是谁,后经警方调查监控录像发现:并没有什么老头,而是张淑侠抱着孩子离开医院。
有媒体报道,张淑侠声称,贩卖来家的孩子是临时起意,原因是看到董珊珊的化验结果为梅毒(弱阳性)和乙肝。
然而,也有人推测,张淑侠作案应当不止一起。理由是,张淑侠当晚便将孩子以2.16万元的价格卖给陕西籍农民潘某。
两人通过看病认识,相识多年,其间,潘某曾向张淑侠表示,“如果有小孩可以介绍。”
如今,富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莉和另两名副院长已被免职,该院工作暂时由富平县卫生局副局长卞慈梅负责。多名涉案医护人员被处以“停止执业活动”“记过处分”“警告处分”等处理。
病房门口,来国峰蹲在门口,守着熟睡的妻子和儿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自己的孩子,我不配做一个父亲”,来国峰哑着嗓子说。
会有人打探“有没不要的孩子”
据专案组人士介绍,张淑侠交代,过去卖的婴儿中,有的是未婚先孕的孩子,也有私生子。警方立案5起,2起不在报案范围内。
一名曾在富平妇幼保健院工作的医生讲述称,存在产妇生完孩子后不要的现象。
一类是重男轻女的,生了女娃不想要;第二类是孩子有病,家里没钱治;第三类是未婚先育及私生子等。
这名医生说,也常有人到妇产科问,有没有不要的孩子可以给。
家住流曲镇的村民赵美英称,2011年2月,她去妇幼保健院做B超,听到医生悄悄告诉另一孕妇怀的女娃。孕妇已育有两女。医生说,如果孩子你不要,我来帮你找个西安的好人家。
在调查中,根据多名产妇的讲述,张淑侠涉嫌利用医院的便利资源,开了自己的“诊所”。
董珊珊说,临产前她去找张淑侠,张建议做个B超,并说“我给你介绍个熟人,便宜一些。”张打了个电话,几分钟后,一名妇女将她和来国峰带到一家三室一厅的民居。其中一间房里放着黑白B超机,检测收费50元,比医院要便宜15元。
还有村民稱,在这里做B超,多加点钱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
医院知情人士称,那个民居是中医院的家属楼,那名妇女是中医院的医生,她与张淑侠合作。
张淑侠的家离妇幼保健医院不到300米,王寮鎮的党李鑫称,张家地下室有个小房间,里面放了张产床。她称自己在那里上的节育环,付了100元。
调查看,张淑侠曾向熟人建议,如果顺产,可以去自己的地方生孩子。
薛镇村的王艳艳称,2004年,她生头胎的时候,是在妇幼保健院做完检查,打了催产素,然后到张淑侠朋友家的私人诊所生的。
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李红也称,听说张淑侠私开产房,还曾听说,也有医生被张淑侠叫到家里做手术。
“手下人犯了罪,领导要蹲监狱”
在舆论关切中,陕西富平医生贩婴案在2013年岁末开庭审理。30日上午9时,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产科医生张淑侠站在了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
庭审历时约6个小时,择日宣判。2014年1月14日,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拐卖儿童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淑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淑侠没有提出上诉。
张淑侠贩婴案涉及的7名被拐儿童中,除一名拐卖未遂和1名儿童被拐卖后死亡外,其余5名被拐儿童均已回到父母身边。
而陕西富平产科医生张淑侠拐卖儿童案有关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公开也宣判了。
其中,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原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房临时负责人司欣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原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高文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原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主管业务副院长姚军民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原该院院长王莉免于刑事处罚。
“手下人犯了罪,领导要蹲监狱,我觉得领导也挺冤的。”旁听宣判结果的渭南市民王先生说。
据了解,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上说,判定4人均犯有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是准确的。”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研室教授喻贵英说,“并且法院还作了酌情从轻处理,量刑上并不存在‘过重’”。
(《华商报》《中国新闻周刊》《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