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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鲍尔吉·原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较大成就的蒙古族散文作家。尽管身居城市、远离故乡，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书写草原以及蒙古人的心灵世界，于原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郁结于心无法化解的一个情结。在长大了的作者的主观回望中，童年已成为时间进程的一部分，浸透了由时间构成的人生体验的内容，由此作家笔下的童年意象便生发出伤感、诗意、别离与无奈等等的艺术感受。
关键词：回家 家乡 童年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
鲍尔吉·原野，成吉思汗的后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较大成就的蒙古族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集《掌上流云》、《掌心化雪》、《让高贵与高贵相遇》等二十多种。著名文学评论家楼肇明赞其为：“继老舍、萧乾、沈从文之后，鲍尔吉·原野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一些散文，即使是放在整个20世纪散文金字塔也无愧色。”
一 回到家乡
鲍尔吉·原野尽管身居城市、远离故乡，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书写草原以及蒙古人的心灵世界，于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郁结于心无法化解的一个情结。蒙古人习惯以歌声传情，鲍尔吉·原野则以文字遣怀。对草原以及草原上亲人念念不忘的情感，促使他的目光“能够穿透工业污染的烟雾瞩望故乡”（《对酒当故乡之歌》）。胡四台的白天和夜晚；饮马用的湛青的石槽子；蒙家清晨的餐桌：热乎乎的炒米、奶茶、玉米饼子（《阳光碎片》）；在阳光的碎片里，看堂兄骑马远走，美丽的大白马竖起耳朵，睫毛下亮晶晶的眸子忽闪忽闪。风吹过，钻天杨哗哗作响，露出了页子背面的浅灰（《乡居》）；巴特尔家的菜园里，那下午四点就不再玩耍的小羊羔：云朵一样的身子，嘴巴粉红，兀自立在矮墙上“咩咩”地叫着等妈妈（《小羊羔》）；美丽忧愁而一生坚韧的蒙古女人的歌声（《云良》）；流淌着蜜汁一样的暮色草原（《蜜色黄昏》）；月夜里醉酒的草原人们几次三番相互送行再歌再饮的滑稽有趣、豪爽好客的真情流露（《酒别》）……台湾散文家张晓风慨叹道：“我读其文，如入其乡，如登其堂，和每一个居民把臂交谈，看到他们的泪痕，辨听他们的低喟，并且感受草原一路吹来的万里长风。”
这样的一组叙写回到家乡的散文，难道仅仅反映了充溢着淳朴的风土人情的家乡多么值得夸耀，或以乡村生活中的“畅达与愉悦”来“消释都市生活带来的压力与焦虑。”我想更多的是作者以一种“吾土吾民”的情怀表达了一种由故乡情结扩展开来的，对个体生命形成的文化圈的体认。一如贾平凹，他在《商州初录》“引言”中所发感慨：“我虽然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个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他是将生命皈依于故乡或乡土文化。作为生他养他的地方，商州的水土赋予了贾平凹聪慧、灵感和大气。他对商州情有独钟，似乎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乡恋情结才得以解释；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创作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张扬。在他眼里，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说不尽的故事，故乡的一山一石都浓缩着家乡父老的情感世界。只要一踏上故土，贾平凹就如参禅的和尚，忘却了尘世的纷争，忘却了烦恼忧虑，变得既轻松又自在。他的思维一如脱缰野马，无论是清白空变的山月、甘甜灵活的清泉，还是山里汉子的精壮、山湾女子的浅笑……都进入其散文世界，进入其灵魂深处。鲍尔吉·原野笔下如贾平凹一般有着个体生命回到家乡的愉悦，有对蒙古族人民生存方式的再现与对民族文化的体认。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是以自己民族文化为立足点，讴歌其文化和历史。但更多的作家则认同汉民族文化，以汉民族文化为立足点反顾自身；或者采取回避态度，干脆将自己的创作视野移至其它领域。鲍尔吉·原野是在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在他的身上，来自大环境的汉文化传统无疑属于主流和强势，但源于血脉和“小环境”的蒙古族文化同样在场，后者凭着一种深深的无法割舍的眷恋之情，很自然地构成了对前者的“反拨”与补充。于是，我们在原野单纯而朴素的散文世界里，看到了汉蒙两种文化的嫁接与整合，更看到了蒙古族文化在融入汉文化时所展现的独特风采。构成这种风采的，无疑会有那些或勤劳、或善良、或达观、或隐忍的神情各异的蒙古乡亲，如“我妈”、“父亲”、“门大爷”、“格日勒”等等；当然也少不了既贫穷又美好的草原村落“胡四台”，还有那颇显苍凉的《努恩吉雅》长调和让人心碎的蒙古音乐；但更重要也更具本质意义的，应当还是浸透于这一切当中的、浓缩了一个民族心灵沧桑的生命韵致，譬如那温婉柔润而又不弃倔强的情绪流动，那舒展开阔但又不乏节制的笔调起伏，以及那淡淡的而又绵绵的悲剧意味。如此这般的文化持守与转换，为原野看似单纯和朴素的散文世界，增添了若干渊赡与恢弘，同时也完成了一次有关民族文化潜力与优势的成功彰显。
“蒙古使我感到忧伤。”；“当我回到了草原上，我一想起我的家在沈阳，我还要回去的时候，心里就更忧伤。为什么不永远留下来呢？我说服不了自己。”但我“在时间的流逝之中，已将故乡由异地慢慢迁到心里。”鲍尔吉·原野说。
二 回到童年
如果说“返回家乡”是人们在空间向度上对家园的返回的话，那么“回家”的另一向度是时间。以“回到童年”来言说精神家园之返似乎是某些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的一种言说方式。在长大了的作者的主观回望中，童年已不尽然是时间进程中孤立的一段，而是成为时间进程的一部分，浸透了由时间构成的人生体验的内容，由此童年意象便生发出伤感、诗意、别离与无奈等等的艺术感受。
鲍尔吉·原野曾说：“童年记忆始终挥之不去”，“对每个作家来说，童年都是极可宝贵的。将其童年由于不断怀念而美善化，封闭起来，可以成为川端康成。将童年猛地掀开与社会撞击，可以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两种方式都不失其真，但往往使自己的人生过于苦难。”鲍尔吉·原野回忆童年，选择的是原生态的表现方式。他的童年正处于“文革”岁月：慈祥和蔼的老母鸡似的小学校长不明原因惨死（《宝音三》）；在朝鲜战争中立过战功的残废军人因为一句真话而获罪自杀（《曹大营长》）；无法让自己不是特务而终身戴着特务帽子的知识分子（《关于翟的片段》）；视自己以往军功为没用的右派分子（《勋章》）；教“我”武术的师傅，不久到底让群专的人抓走了，说他崩的玉米花中出现一条反动标语（《翻跟头的人》）；工人师傅当上了中学老师而误人子弟洋相百出（《化学课与断句法》）；学西班牙语的大学生被不学无术的军宣队分配去了医院拔牙（《锡箔的牙》）；受尽令人发指的酷刑的骑兵团长至死不肯诬陷别人，被打死之前双眼被挖出（《骑兵流韵》）；父亲被吊打十五昼夜而精神失常后三次自杀未遂（《披雨衣的黑猫》）；受死去多年的丈夫牵连而遭受酷刑，胳膊被拧断、头上被放置烧红的炉盖的奶奶（《继母》）。
有论者认为，在“文革”浩劫的死灭中长大成人、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无家可归”，他们被裸露在一片荒野、一片意识形态的“空白”，那里，“主体的历史、话语的历史、文化之根、情感的家园一同消失于视野之外。语言沦为荒野，现实成了无根的生存”，而“父亲”——那本该给他们带来理想人格，本该唤醒他们认同欲望，本该在他们陷入阉割焦虑，本该是他们主体历史构成部分的“名字”和“形象”，要么是意识中的盲点，本文中的缺席……确实，这种荒野与空白的处境造就了这一代特有的许多共同、相关的“情结”。“根”的缺失，“家”的缺失及“史”的缺失，是这一代人共同的主题。“文革”这一历史上空前的灾难给作家童年生活以别样的色调，并在作家童稚的心灵流下永久的痕迹，以致给作家将来的思想观、创作观定下了一种基调。出身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的作家，他们的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童年记忆都具有残酷、孤独、焦虑、逃亡及对人本身的审视等共同的母题。如苏童的孤独、逃亡、宿命意识；余华的罪恶、暴力、死亡意识；毕飞宇的强烈的漂浮感、因疑虑而生的虚拟感、仇恨与疼痛的相互交织。这些将童年记忆带入创作的作家，这些童年记忆体现了他们对生活、对命运乃至对生命的思考。
鲍尔吉·原野的“文革”叙述是平缓的、不经意的叙述。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在进入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无意去追究谁或者拷问历史，他就那么平和地把他的见闻和或惨烈或荒诞的人事笔录下来。也许鲍尔吉·原野已学会了“如草原一样，也是善忘者，只在静默中观望未来”（《静默草原》），早已放下了仇恨：“跟生之美丽相比，仇恨太强大了，而生太脆弱；跟生的短暂相比，仇恨又太久远，它似乎很难消失。但爱以及对美好的珍惜，都可使恨远去。”（《心的刻度》）在鲍尔吉·原野这里，转而是对童真的执着感受与赞美。他会在幼儿园的栅栏外长久伫立（《孩子》）；耿耿于怀自己在雪地里点起一堆篝火的经历并把这看成自己永恒的梦想（《雪地篝火》）；会为世人的眼睛没有清澈而悲悯（《到哪里去找清澈的眼睛》）；替月光遗憾，它辜负了小姑娘轻巧的半蹲着拣手帕的样子（《月光手帕》）；很想在孩子们的身上安一窃听器，偷听他们说话（《新街景》）；相信云分为不同的家族。它们赶着车，带着孩子和牲畜，自然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曾站在房顶上对着云挥动一面红旗，并相信它受到了感动（《风流云散》）。世间万物在他心的烛照下流光溢彩：树叶亦如一只只小鸟，伏在枝头（《树叶欲飞》）；松树会在雨中睡着并梦见自己和后街的柏树幽会（《桑园的雨》）；千百之众的年轻的雨滴跳迪斯科（《年轻的雨滴在蹦迪》）；在疾徐有致的雨中，树在唱歌（《树的弥撒曲》）。《雪地贺卡》叙述了“我”与一位二年级小姑娘交往的故事：“我”发现门前雪人身上插着一个小女孩写给雪人的贺卡，就以雪人的名义给小女孩寄出了贺卡，实现了一个雪人与女孩交往的“神话”。而后“我”小心罢手不去破坏小女孩的梦，“不妨让她惊讶着”，因为“一个带有秘密的童年是多么幸福”。作者对童心的细腻发现和备至呵护，令人心底生出融融春意。再有儿童无遮拦的话语和稚趣天真的神情动作会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记录于笔端：
“车库拐过去，有一面墙壁，是拆迁的旧房的室内山墙。亮亮再上面画满了吃的东西，苹果、鸭梨……‘还有香蕉，用黄笔’亮亮自言自语。他站定，做出把墙上的香蕉挖出来的手势，说：‘吃香蕉。’……‘吃烤鸭’、‘喝酒’、‘可乐’。我感动了，这顿大餐在逼真的情境下，已让人无法怀疑味道的珍贵。”（《盛筵》）
再如《孩子》、《阿斯汗言论》、《以吃论英雄》、《红旗可乐》和《萨如拉》等等的叙写。
鲍尔吉·原野用“童真”唤起了我们的记忆，撞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他营造的颇有意味的童真世界中尽情神游而痴迷忘返。“孩子们诚实。一个人从孩提的诚实无欺走向成年的虚与委蛇，不是由铁化金，而是在铁的周身长满了锈。孩子如神明。”鲍尔吉·原野说。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通过一种诗意的言说达于精神家园的建构，由此让“生活在别处”的灵魂“回家”。
注：本文系2009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游记散文研究”的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 楼肇明主编：《游心者笔丛·序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
[2] 鲍尔吉·原野：《爱自己》，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版。
[3] 鲍尔吉·原野：《掌上流云》，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4] 王尧：《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 刘涵华：《鲍尔吉原野散文简论》，《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6] 孟悦：《荒野弃儿的归宿——重读〈红高粱家族〉》，《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作者简介：徐慧琴，女，1970—，山西太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回家 家乡 童年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
鲍尔吉·原野，成吉思汗的后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较大成就的蒙古族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集《掌上流云》、《掌心化雪》、《让高贵与高贵相遇》等二十多种。著名文学评论家楼肇明赞其为：“继老舍、萧乾、沈从文之后，鲍尔吉·原野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一些散文，即使是放在整个20世纪散文金字塔也无愧色。”
一 回到家乡
鲍尔吉·原野尽管身居城市、远离故乡，但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书写草原以及蒙古人的心灵世界，于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他郁结于心无法化解的一个情结。蒙古人习惯以歌声传情，鲍尔吉·原野则以文字遣怀。对草原以及草原上亲人念念不忘的情感，促使他的目光“能够穿透工业污染的烟雾瞩望故乡”（《对酒当故乡之歌》）。胡四台的白天和夜晚；饮马用的湛青的石槽子；蒙家清晨的餐桌：热乎乎的炒米、奶茶、玉米饼子（《阳光碎片》）；在阳光的碎片里，看堂兄骑马远走，美丽的大白马竖起耳朵，睫毛下亮晶晶的眸子忽闪忽闪。风吹过，钻天杨哗哗作响，露出了页子背面的浅灰（《乡居》）；巴特尔家的菜园里，那下午四点就不再玩耍的小羊羔：云朵一样的身子，嘴巴粉红，兀自立在矮墙上“咩咩”地叫着等妈妈（《小羊羔》）；美丽忧愁而一生坚韧的蒙古女人的歌声（《云良》）；流淌着蜜汁一样的暮色草原（《蜜色黄昏》）；月夜里醉酒的草原人们几次三番相互送行再歌再饮的滑稽有趣、豪爽好客的真情流露（《酒别》）……台湾散文家张晓风慨叹道：“我读其文，如入其乡，如登其堂，和每一个居民把臂交谈，看到他们的泪痕，辨听他们的低喟，并且感受草原一路吹来的万里长风。”
这样的一组叙写回到家乡的散文，难道仅仅反映了充溢着淳朴的风土人情的家乡多么值得夸耀，或以乡村生活中的“畅达与愉悦”来“消释都市生活带来的压力与焦虑。”我想更多的是作者以一种“吾土吾民”的情怀表达了一种由故乡情结扩展开来的，对个体生命形成的文化圈的体认。一如贾平凹，他在《商州初录》“引言”中所发感慨：“我虽然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个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他是将生命皈依于故乡或乡土文化。作为生他养他的地方，商州的水土赋予了贾平凹聪慧、灵感和大气。他对商州情有独钟，似乎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乡恋情结才得以解释；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的创作潜力才能得到充分张扬。在他眼里，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说不尽的故事，故乡的一山一石都浓缩着家乡父老的情感世界。只要一踏上故土，贾平凹就如参禅的和尚，忘却了尘世的纷争，忘却了烦恼忧虑，变得既轻松又自在。他的思维一如脱缰野马，无论是清白空变的山月、甘甜灵活的清泉，还是山里汉子的精壮、山湾女子的浅笑……都进入其散文世界，进入其灵魂深处。鲍尔吉·原野笔下如贾平凹一般有着个体生命回到家乡的愉悦，有对蒙古族人民生存方式的再现与对民族文化的体认。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是以自己民族文化为立足点，讴歌其文化和历史。但更多的作家则认同汉民族文化，以汉民族文化为立足点反顾自身；或者采取回避态度，干脆将自己的创作视野移至其它领域。鲍尔吉·原野是在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在他的身上，来自大环境的汉文化传统无疑属于主流和强势，但源于血脉和“小环境”的蒙古族文化同样在场，后者凭着一种深深的无法割舍的眷恋之情，很自然地构成了对前者的“反拨”与补充。于是，我们在原野单纯而朴素的散文世界里，看到了汉蒙两种文化的嫁接与整合，更看到了蒙古族文化在融入汉文化时所展现的独特风采。构成这种风采的，无疑会有那些或勤劳、或善良、或达观、或隐忍的神情各异的蒙古乡亲，如“我妈”、“父亲”、“门大爷”、“格日勒”等等；当然也少不了既贫穷又美好的草原村落“胡四台”，还有那颇显苍凉的《努恩吉雅》长调和让人心碎的蒙古音乐；但更重要也更具本质意义的，应当还是浸透于这一切当中的、浓缩了一个民族心灵沧桑的生命韵致，譬如那温婉柔润而又不弃倔强的情绪流动，那舒展开阔但又不乏节制的笔调起伏，以及那淡淡的而又绵绵的悲剧意味。如此这般的文化持守与转换，为原野看似单纯和朴素的散文世界，增添了若干渊赡与恢弘，同时也完成了一次有关民族文化潜力与优势的成功彰显。
“蒙古使我感到忧伤。”；“当我回到了草原上，我一想起我的家在沈阳，我还要回去的时候，心里就更忧伤。为什么不永远留下来呢？我说服不了自己。”但我“在时间的流逝之中，已将故乡由异地慢慢迁到心里。”鲍尔吉·原野说。
二 回到童年
如果说“返回家乡”是人们在空间向度上对家园的返回的话，那么“回家”的另一向度是时间。以“回到童年”来言说精神家园之返似乎是某些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的一种言说方式。在长大了的作者的主观回望中，童年已不尽然是时间进程中孤立的一段，而是成为时间进程的一部分，浸透了由时间构成的人生体验的内容，由此童年意象便生发出伤感、诗意、别离与无奈等等的艺术感受。
鲍尔吉·原野曾说：“童年记忆始终挥之不去”，“对每个作家来说，童年都是极可宝贵的。将其童年由于不断怀念而美善化，封闭起来，可以成为川端康成。将童年猛地掀开与社会撞击，可以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这两种方式都不失其真，但往往使自己的人生过于苦难。”鲍尔吉·原野回忆童年，选择的是原生态的表现方式。他的童年正处于“文革”岁月：慈祥和蔼的老母鸡似的小学校长不明原因惨死（《宝音三》）；在朝鲜战争中立过战功的残废军人因为一句真话而获罪自杀（《曹大营长》）；无法让自己不是特务而终身戴着特务帽子的知识分子（《关于翟的片段》）；视自己以往军功为没用的右派分子（《勋章》）；教“我”武术的师傅，不久到底让群专的人抓走了，说他崩的玉米花中出现一条反动标语（《翻跟头的人》）；工人师傅当上了中学老师而误人子弟洋相百出（《化学课与断句法》）；学西班牙语的大学生被不学无术的军宣队分配去了医院拔牙（《锡箔的牙》）；受尽令人发指的酷刑的骑兵团长至死不肯诬陷别人，被打死之前双眼被挖出（《骑兵流韵》）；父亲被吊打十五昼夜而精神失常后三次自杀未遂（《披雨衣的黑猫》）；受死去多年的丈夫牵连而遭受酷刑，胳膊被拧断、头上被放置烧红的炉盖的奶奶（《继母》）。
有论者认为，在“文革”浩劫的死灭中长大成人、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无家可归”，他们被裸露在一片荒野、一片意识形态的“空白”，那里，“主体的历史、话语的历史、文化之根、情感的家园一同消失于视野之外。语言沦为荒野，现实成了无根的生存”，而“父亲”——那本该给他们带来理想人格，本该唤醒他们认同欲望，本该在他们陷入阉割焦虑，本该是他们主体历史构成部分的“名字”和“形象”，要么是意识中的盲点，本文中的缺席……确实，这种荒野与空白的处境造就了这一代特有的许多共同、相关的“情结”。“根”的缺失，“家”的缺失及“史”的缺失，是这一代人共同的主题。“文革”这一历史上空前的灾难给作家童年生活以别样的色调，并在作家童稚的心灵流下永久的痕迹，以致给作家将来的思想观、创作观定下了一种基调。出身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的作家，他们的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童年记忆都具有残酷、孤独、焦虑、逃亡及对人本身的审视等共同的母题。如苏童的孤独、逃亡、宿命意识；余华的罪恶、暴力、死亡意识；毕飞宇的强烈的漂浮感、因疑虑而生的虚拟感、仇恨与疼痛的相互交织。这些将童年记忆带入创作的作家，这些童年记忆体现了他们对生活、对命运乃至对生命的思考。
鲍尔吉·原野的“文革”叙述是平缓的、不经意的叙述。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在进入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无意去追究谁或者拷问历史，他就那么平和地把他的见闻和或惨烈或荒诞的人事笔录下来。也许鲍尔吉·原野已学会了“如草原一样，也是善忘者，只在静默中观望未来”（《静默草原》），早已放下了仇恨：“跟生之美丽相比，仇恨太强大了，而生太脆弱；跟生的短暂相比，仇恨又太久远，它似乎很难消失。但爱以及对美好的珍惜，都可使恨远去。”（《心的刻度》）在鲍尔吉·原野这里，转而是对童真的执着感受与赞美。他会在幼儿园的栅栏外长久伫立（《孩子》）；耿耿于怀自己在雪地里点起一堆篝火的经历并把这看成自己永恒的梦想（《雪地篝火》）；会为世人的眼睛没有清澈而悲悯（《到哪里去找清澈的眼睛》）；替月光遗憾，它辜负了小姑娘轻巧的半蹲着拣手帕的样子（《月光手帕》）；很想在孩子们的身上安一窃听器，偷听他们说话（《新街景》）；相信云分为不同的家族。它们赶着车，带着孩子和牲畜，自然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曾站在房顶上对着云挥动一面红旗，并相信它受到了感动（《风流云散》）。世间万物在他心的烛照下流光溢彩：树叶亦如一只只小鸟，伏在枝头（《树叶欲飞》）；松树会在雨中睡着并梦见自己和后街的柏树幽会（《桑园的雨》）；千百之众的年轻的雨滴跳迪斯科（《年轻的雨滴在蹦迪》）；在疾徐有致的雨中，树在唱歌（《树的弥撒曲》）。《雪地贺卡》叙述了“我”与一位二年级小姑娘交往的故事：“我”发现门前雪人身上插着一个小女孩写给雪人的贺卡，就以雪人的名义给小女孩寄出了贺卡，实现了一个雪人与女孩交往的“神话”。而后“我”小心罢手不去破坏小女孩的梦，“不妨让她惊讶着”，因为“一个带有秘密的童年是多么幸福”。作者对童心的细腻发现和备至呵护，令人心底生出融融春意。再有儿童无遮拦的话语和稚趣天真的神情动作会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记录于笔端：
“车库拐过去，有一面墙壁，是拆迁的旧房的室内山墙。亮亮再上面画满了吃的东西，苹果、鸭梨……‘还有香蕉，用黄笔’亮亮自言自语。他站定，做出把墙上的香蕉挖出来的手势，说：‘吃香蕉。’……‘吃烤鸭’、‘喝酒’、‘可乐’。我感动了，这顿大餐在逼真的情境下，已让人无法怀疑味道的珍贵。”（《盛筵》）
再如《孩子》、《阿斯汗言论》、《以吃论英雄》、《红旗可乐》和《萨如拉》等等的叙写。
鲍尔吉·原野用“童真”唤起了我们的记忆，撞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他营造的颇有意味的童真世界中尽情神游而痴迷忘返。“孩子们诚实。一个人从孩提的诚实无欺走向成年的虚与委蛇，不是由铁化金，而是在铁的周身长满了锈。孩子如神明。”鲍尔吉·原野说。
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通过一种诗意的言说达于精神家园的建构，由此让“生活在别处”的灵魂“回家”。
注：本文系2009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游记散文研究”的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 楼肇明主编：《游心者笔丛·序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
[2] 鲍尔吉·原野：《爱自己》，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版。
[3] 鲍尔吉·原野：《掌上流云》，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4] 王尧：《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5] 刘涵华：《鲍尔吉原野散文简论》，《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6] 孟悦：《荒野弃儿的归宿——重读〈红高粱家族〉》，《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作者简介：徐慧琴，女，1970—，山西太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