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从你的电影生涯中可以看到,除了编剧和导演,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为业内所敬重,就是电影监制。从《双瞳》《天下无贼》《可可西里》到《集结号》《非诚勿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作为这些影片的监制,你主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陈国富:每部电影的情况不同。有些影片我从故事的发展开始,到邀请导演、演员,参与整个制作流程,介入很深。但在冯小刚的电影中,因为小刚的制作团队很成熟,他自己对创作、对市场的理解也很通透,我只要“被咨询”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我对项目的开发和后期参与得更多。我愿意写剧本或修改剧本,我对判断一个创意能否成形比较果断,并会接着想象影片的组合元素,如类型定位和演员组合等。拍摄过程我很少干涉,应该说,干涉也没用。我不认为我的角色应该介入现场拍摄,除非出现危机。到了剪接阶段,我会有较多意见。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一部影片是否完成初衷,是否能实现与观众的无障碍交流,这是最后的关卡。好的素材可以在这个阶段搞砸,同样,看似混乱的粗剪也可能最终变成优秀的作品。导演当然是最清楚拍摄素材的人,但很多时候,有个冷静而懂行的伙伴,充当创作者和市场的杠杆,能起到不小的作用。
　　《综艺》:在香港以及好莱坞,“监制”是一个在电影项目中起到决定作用的角色,其行业地位非常突出。而在内地,仍有人把“监制”等同于“艺术顾问”。你对“监制”的作用有何理解?
　　陈国富:每个监制应该有不同的属性。要用好莱坞标准,我不能算专业的监制,我尤其不是“决定影片面貌”的那种监制。我以前研究过赛兹尼克(《飘》的制片人),那是真正伟大的制片人,我认为《飘》应该算是他的作品。
　　现在华语片制片人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交易的(deal maker),他可能有钱,或能找到钱,但不怎么懂电影的创作;另一类是管钱的,就是帮影片做预算、管理预算、控制进度的,这算是实务操作型的制片。这两种都不是我的专长,我管的是一部电影在创作、组合、质量以及市场定位等诸方面怎么达到既定标准。
　　我还希望参与制作的影片都能有个特点,就是不因循陈套,并积极鼓励开创性的作品,鼓励那些能冲击既有保守市场的作品。这是电影行业最具挑战性的方向──怎么看向未来、如何持续探索待开发的领域。只要能做到这点,我在什么位置都可以,不一定是导演、编剧或监制。我也不需要在酒瓶上贴上我的标签,我只是酿酒的一道工序。
　　《综艺》:去年冯小刚执导的《非诚勿扰》你是监制,而今年你执导的《风声》中,监制则是冯小刚。角色互换之后,你如何平衡导演与监制的关系?
　　陈国富:我们是彼此的顾问,也是相互信任的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当年我愿意在他耳边唠唠叨叨,因为他愿意听。也许他没全听,但仅他愿意听的那部份就足够了。在《风声》的剧本和剪接阶段,他提供了很重要的建议,这些建议由他说出来,份量自然不一样。这就是“相互把对方看得很重”的良性效应。
　　我跟有些导演没有那么好的默契,会比较费劲,但大多数情况,结果证明我的判断并不偏差。电影最奥妙的地方在于,它既是个人创作,也是工业产品,只有巧妙结合这两者,才能产生真正好的作品。至于怎么个巧妙法,这是点滴在心、说不清楚的。明确的是,我从不用阴谋诡计。我的诡计只用在剧本里,从不用在生活中。我跟导演既不争名也不夺利,除了为作品好,我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
　　《综艺》:不断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的大陆不缺投资人、编剧和导演,而是缺乏优秀的监制和制片人,对此你怎么看?
　　陈国富:应该说什么专业都缺。以现在华语片的市场规模,什么人才都缺,都有很大的空间。投资人和导演看起来多,因为从表面看来,绝大多数利益都偏爱这两种角色。所以想挤到这里来的人和资源显得多。如果利益再平衡一些,其他人才也会多起来。
　　《综艺》:由你监制的《集结号》《非诚勿扰》,由你导演的《风声》,包括你参与的华谊大部分影片均取得了票房成功和上佳口碑,你认为一个好的电影项目应具备哪些因素?
　　陈国富:这真没法归纳。通常能打动我的项目应该也能打动观众。当然,这不表示没打动我的项目就没有机会。我也会看走眼。
　　《综艺》:《风声》之后,你接下来还会参与哪些项目?担任什么角色?
　　陈国富:当导演的话,我想拍规模小点的文艺片,有些非常贴近心里的话必须说出来,不计代价的说出来。我只能以创作者的身分去说这些话,我希望有其他监制可以帮我判断我说清楚了没有。监制部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主流的类型片,这个市场需要更多够份量、有想象力的产品来满足主流观众的需求。我相信已进入后期工作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会是这样的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