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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东坡志林·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写道，街中小孩儿听人说三国的故事，或哭或喜。可见，早在北宋年间，有关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就已深入人心，诸葛亮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老百姓眼里，诸葛亮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化身；在感怀寄寓的人心中，诸葛亮又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形象；而诸葛亮所写的公文，则闪耀着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与情怀。
从二十七岁出茅庐追随刘备、二十八岁出使东吴促成孙刘联盟，到四十一岁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四十三岁白帝城受托辅佐后主，再到四十八岁第一次北伐、五十四岁第五次北伐时病逝五丈原，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是三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篇章。如此戎马倥偬、宰辅重任的生涯，加上“诸葛一生唯谨慎”的性格特征，使他的公文独具特点，特别是与苏东坡、曹操的公文相比（见本刊2018年第1、2期），尤显别具一格。而从这三个人的公文比较中，更能看出中国古代公文的诸多特点。
从文体上看，苏东坡的公文除了在翰林学士任上代宋哲宗起草的诏敕外，大部分是他担任地方官员时所写的“状”。“状”属上行文，用于下对上叙述事情，这是与苏东坡的仕途轨迹密切相关的。虽然宋仁宗曾期许他与苏辙二人堪当宰相之才，但在党争倾轧中，苏东坡至死也未能当上宰相，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员任上漂泊，可以自行决策定夺的事并不多，主要是向上级及皇帝提出意见或建议。曹操的公文，以“令”最多，即对下发出命令。诸葛亮的公文，则以“表”和“教”为主。“表”是上报皇帝的奏章，“教”则是对下的文告。换言之，诸葛亮虽然与曹操同为丞相，但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诸葛亮恪尽职守，本分地辅佐刘备和后主，凡有大事往往上表陈情；而曹操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乾纲独断，汉献帝不过虚设而已，即使上表也只是履行程序罢了。反映在公文的体裁上，“教”与“令”虽皆为下行文，但“教”更多地带有商量的色彩，不像“令”那样不容置疑。因此除军令外，诸葛亮平时并不用之。
从内容上看，苏东坡的“状”主要是针对国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其他具体事务，向上提出意见或建议。曹操的“令”，除少量人事外，大部分是针对军政大事发出的命令。诸葛亮的“表”和“教”则相反。在《诸葛亮集》中，他向后主上奏的14篇表，除了著名的前、后《出师表》等少数论政陈情的篇章外，其余基本都是有关举荐、弹劾的具体事件；17篇教中，也多是劝勉、鼓励将士群臣要忠勤为国、见贤思齐，像曹操那样就大政方针自行做出决定的，可以说基本没有。
从文风上看，苏东坡的公文是文士之文，突出体现为富有文学性，特别是受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影响极深，汪洋恣肆，跌宕起伏。曹操虽以魏王身份而终，但生前“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已是最高统治者，因此其文气势更为宏大，文字也更为简洁凝练，意到即止，再重大之事也往往三言两语作一论断了结。诸葛亮的公文，则是重臣之文、忠贞之文，是其身份与性格的双重结合。具体地说，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是持论庄重，雅正肃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代刘禅所拟诏书以及向刘禅上书论述军国大事的情形上。例如，公元227年，诸葛亮筹谋第一次北伐，在代刘禅起草的《为后帝伐魏诏》中，他首先解释了伐魏的依据：“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接着抨击了曹魏“窃执天衡”“盗据神器”，而蜀汉“体明睿之德”“应乾坤之运”，指出北伐合乎天命，顺应民心。再下来是强调此次伐魏，内有诸葛亮“统领步骑二十万众”，外有吴王孙权以及凉州诸国同仇敌忾，“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最后宣告“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号召曹魏军民“弃邪从正”，有投诚诣降者皆可得封宠，而若“迷沈（同“沉”）不返”，则将无所赦免。整篇诏书端庄严谨，既隐约可见《尚书》的古奥之风，又无《尚书》之佶屈聱牙；既有策论纵横之气势，又恰到其分、引而不发，绝不逞汪洋恣肆之意气；既间杂骈体文初兴时的端倪，又一气呵成，毫无雕饰痕迹，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两汉散文（古文）成熟时期的风貌。这既是一篇诏书，更是一篇檄文，特别是与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和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讨伐武则天）的凌厉激昂对比来看，其庄重肃穆尤为明显。
二是议事严明，表意清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上奏朝廷的举荐和弹劾表中。诸葛亮治蜀主要采取法家理念，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所评：“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正因为这样，百姓对他“刑政虽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种理念体现在诸葛亮的公文中，就是当赏（举荐）则赏，当罚（弹劾）则罚，清晰明了，绝不含糊。例如，在《荐吕凯表》中，他称赞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属吏吕凯、王伉在国家安危、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忠贞果敢，随后推荐吕凯任云南郡太守、王伉任永昌郡太守。而在弹劾李平（原名李严）、廖立的表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二人“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并不因二人或居显位、或曾有功而网开一面。特别是李平，他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重臣，却也对其予以惩戒，真正做到了“刑不择贵”（《诸葛亮集·将苑·将材》）。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严惩不贷的作风也体现在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上。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力排众议委任马谡为先锋，孰料由于马谡失街亭导致北伐功败垂成，在挥泪斩马谡的同时，诸葛亮也上疏自贬。在《街亭自贬疏》中，他坦承此次失利“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请求“自贬三等”。在他的坚持下，刘禅降其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直到第二年才复其相位。
三是谆谆善诱，言辞恳切。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写给下属的“教”中。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他写给李平之子李丰的《与李丰教》。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为确保后勤供应，特命李平督运粮草。李平因连日大雨，唯恐粮草不继，于是命人请诸葛亮撤兵。事后为推卸责任，他又故作惊奇地表示：“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诸葛亮震怒之下，将其废为民。李平的儿子李丰时任江州都督，为安抚李丰，诸葛亮特意给他写了这篇教。与前述弹劾李平表的声色俱厉不同，这篇教充满了温情。诸葛亮首先回顾了自己与李平、李丰父子深厚的渊源与情感：“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正因如此，他才表荐李平任中都护、李丰任江州都督；如今逢此变故，是谁都预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事情。接着他希望李丰宽慰其父，“今虽解任”，然“犹为上家”，最后更是勉励说若能追阙补过，仍可东山再起。事实上，后来诸葛亮病逝，李平自感再无人可起用自己，遂激愤而死。教文不长，只有154个字，这也是古代公文的一大特色，往往就事论事，言简意赅，非有特殊情况不作长篇大论，是现代某些公文动辄洋洋洒洒、不知所止应该借鉴的；同时教文又充满了真挚的情感，读来令人动容动情，正如诸葛亮自言“临书长叹，涕泣而已”，真正达到了他一直推崇的“攻心为上”的境界。 四是事无巨细，论述细腻。这一点，可以说是诸葛亮公文及文章的最大特点。例如，在《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以及众多军令中，他连军中刀斧、匕首、铠甲的制作以及排兵行进的远近、间隔、举旗、擂鼓等等细微小事都一一过问，详尽布置。这也是令不少人颇为困惑与不解的地方。西晋张华就曾提出疑问：“孔明言教何碎？”意即诸葛亮的文章为何如此琐碎？事实上，早在陈寿整理诸葛亮作品的时候，就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对此，陈寿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意思是诸葛亮言谈身教的对象，都是平常之士，因此为文不能文意玄远，而要反复叮嘱、详尽备至。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正如《文心雕龙》中所评价：“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东晋政治人物庾翼）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是对诸葛亮教文的大加赞赏，推崇其详约平实，而对文辞华丽者却不以
为然。
如前所说，不同的文风既反映作者不同的为人风貌，也反映其不同的治政风格。苏东坡的文风，流露的是他洒脱疏朗的性格、心系黎民的情感；曹操的文风，则表现出大气磅礴、号令天下的气概；诸葛亮的文风，又是另外一种气象，体现了严法与细察的并存、忠贞重臣与“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结合。例如在《作斧教》中，由于主事者玩忽懈怠，致使“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诸葛亮震怒之下，下令“收治之”，因其“非小事也”。有一个故事说，诸葛亮连军中罚杖二十以上都要亲自审夺，司马懿知道后不禁暗喜道：“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事实上，诸葛亮身边不少人也曾为此劝谏过他，如原益州旧臣法正就以其刑法峻急为由，希望能“缓刑弛禁”；丞相府主簿杨颙更是以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为例，对诸葛亮“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的做法提出了疑问。尽管后世也有不少论者，对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与事必躬亲颇有微词，但联系到当时蜀汉的内政和外部形势，只能说这是诸葛亮不得不为的治政方针。
说到诸葛亮的公文，就不能不提到他最著名也最脍炙人口的“出师二表”。这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公文特征。
《前出师表》作于第一次北伐临行前，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言形势：“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接着规劝勉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并着力推荐郭攸之、费祎、董允和向宠等“志虑忠纯”“性行淑均”的文武臣僚，让皇帝做到“亲贤臣，远小人”。最后他回顾自己受刘备三顾草庐之恩，特别是“临崩寄臣以大事”，因此，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后出师表》作于第二次北伐屯军汉中时，主要阐述了坚持北伐的原因，即“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并逐一解释了加紧北伐的六个方面考虑，最后指出“夫难平者，事也”，自己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千百年来，为“出师二表”作注详解者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两篇表文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概括：一是忠，体现了为国之忠、对刘备之忠、对刘禅之忠；二是情，即报国之情、回报刘备的知遇之情、期许爱护刘禅之情。而在笔者看来，两篇表文的字里行间以及表文中所隐藏的良苦用心，更体现了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与殚精竭虑、危局苦撑的毅力和悲怆。
例如，在《前出师表》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而，究竟是怎样的危急存亡之秋呢？他没有细说。可能因为马上要北伐，应当多说一些鼓舞士气的话，不宜把形势说得太严峻，以免影响军心斗志；也可能因为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蜀汉失去了一位領袖，而他也失去了一位知己、兄长，心中但有愁结百转，也再无人言诉，于是不说也罢！
又如，在对刘禅的规劝中，他为何要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对于刘禅，诸葛亮既是顾命老臣，同时亦如慈父严师。然而，毕竟君臣有别，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了相府与帝宫之间的隐隐隔阂，于是不得不提醒刘禅不应界隔宫中府中，同时“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
再如，北伐在即，诸葛亮却为何在写给刘禅的表中反复叮咛要“亲贤臣，远小人”，而于北伐之事全然无涉？可以想象，迈上北伐的征程，即将远离朝廷，诸葛亮眼望前途，心知“夫难平者，事也”，“成败利钝”究竟如何，谁都无法预料，他自己甚至可能将马革裹尸。自己若是遭遇不测，蜀汉怎么办？既然北伐不能不进行，既然自己不能不出征，那么，一旦遭逢意外，只能是期许后主“亦宜自谋”。因此，这既是出征表、辞行文，又是一份政治遗言。事实上，从他在表文中一再推荐费祎、董允等人来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身后人事安排的预案？
再如，与《前出师表》相反，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为何要反复解释北伐的必要性？至少在第一次北伐时，这似乎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第一次北伐失败，反对北伐的意见集中爆发，特别是蜀汉政治力量的构成原本就十分复杂，有荆州、东州、蜀地三大集团，在上有皇帝、下有同僚的情形下，既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北伐，又不能不容异见、独断一尊，如何获得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以及怎样才能消除可能出现的流言非议，就成了诸葛亮不得不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第四次北伐，就是因为刘禅听信谣言而被迫退兵的。
古人曾说，读《出师表》不堕泪者必不忠也。纵然是往事越千年，充盈在这两篇表文中的忠贞之气、浩荡之气，撑托起了诸葛亮伟大的意志品格与道德形象，穿透时间的磨洗，至今仍感动着中国人的心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是诸葛亮的人生写照，也经由他的笔，成为后世无数心怀家国的政治家们追随的步迹和不懈努力的最高追求。
弹李平表
自先帝崩后①，平所在治家②，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③，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诸葛亮集·文集》卷一）
注释：
①先帝：指蜀汉先主刘备。
②平：即李平，原名李严，南阳郡人。刘备病重，李平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后主刘禅，官至中都护，又封都乡侯。公元231年，蜀汉军队北伐时，李平押运粮草延误时日，为推卸责任，他竟假传圣旨让诸葛亮退兵。事发后，李平被削爵免官，流放到梓潼郡（治今四川梓潼）。诸葛亮病逝，李平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起用自己了，便心怀忧愤
而死。
③西征：指公元230年，诸葛亮命魏延等人领兵西入羌中。
自从先帝去世，李平在其管理的地方，尚能做些事情，只是他立足于求取名位，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率军北伐时，想让李平的军队来镇守汉中，李平却极力作难，没有接受调遣的意思，反而要求划出五个郡给他，让他当巴州刺史。去年，我打算西征，想要李平主持汉中事务，他却说司马懿建立府署征聘人才。我知道李平的卑鄙用意，他想利用出征的时机胁迫我以得到好处，所以我奏请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负责江州事务，并给予很高的礼遇，以便能迅速完成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部署。李平到达汉中后，什么事都不做，群臣上下都怪我优待李平。我觉得，正由于天下尚未平定，汉家朝廷快要崩塌，指责李平的短处，不如表扬他的长处。我认为李平的用意不过是追求名利而已，没有料到他心里是非颠倒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如果再拖延下去，将会招致灾难。这件事怪我不够明察，现在说多了会更增加我的
过错。
两朝开济老臣心
从二十七岁出茅庐追随刘备、二十八岁出使东吴促成孙刘联盟，到四十一岁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四十三岁白帝城受托辅佐后主，再到四十八岁第一次北伐、五十四岁第五次北伐时病逝五丈原，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是三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篇章。如此戎马倥偬、宰辅重任的生涯，加上“诸葛一生唯谨慎”的性格特征，使他的公文独具特点，特别是与苏东坡、曹操的公文相比（见本刊2018年第1、2期），尤显别具一格。而从这三个人的公文比较中，更能看出中国古代公文的诸多特点。
从文体上看，苏东坡的公文除了在翰林学士任上代宋哲宗起草的诏敕外，大部分是他担任地方官员时所写的“状”。“状”属上行文，用于下对上叙述事情，这是与苏东坡的仕途轨迹密切相关的。虽然宋仁宗曾期许他与苏辙二人堪当宰相之才，但在党争倾轧中，苏东坡至死也未能当上宰相，大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员任上漂泊，可以自行决策定夺的事并不多，主要是向上级及皇帝提出意见或建议。曹操的公文，以“令”最多，即对下发出命令。诸葛亮的公文，则以“表”和“教”为主。“表”是上报皇帝的奏章，“教”则是对下的文告。换言之，诸葛亮虽然与曹操同为丞相，但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诸葛亮恪尽职守，本分地辅佐刘备和后主，凡有大事往往上表陈情；而曹操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乾纲独断，汉献帝不过虚设而已，即使上表也只是履行程序罢了。反映在公文的体裁上，“教”与“令”虽皆为下行文，但“教”更多地带有商量的色彩，不像“令”那样不容置疑。因此除军令外，诸葛亮平时并不用之。
从内容上看，苏东坡的“状”主要是针对国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及其他具体事务，向上提出意见或建议。曹操的“令”，除少量人事外，大部分是针对军政大事发出的命令。诸葛亮的“表”和“教”则相反。在《诸葛亮集》中，他向后主上奏的14篇表，除了著名的前、后《出师表》等少数论政陈情的篇章外，其余基本都是有关举荐、弹劾的具体事件；17篇教中，也多是劝勉、鼓励将士群臣要忠勤为国、见贤思齐，像曹操那样就大政方针自行做出决定的，可以说基本没有。
从文风上看，苏东坡的公文是文士之文，突出体现为富有文学性，特别是受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影响极深，汪洋恣肆，跌宕起伏。曹操虽以魏王身份而终，但生前“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已是最高统治者，因此其文气势更为宏大，文字也更为简洁凝练，意到即止，再重大之事也往往三言两语作一论断了结。诸葛亮的公文，则是重臣之文、忠贞之文，是其身份与性格的双重结合。具体地说，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是持论庄重，雅正肃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代刘禅所拟诏书以及向刘禅上书论述军国大事的情形上。例如，公元227年，诸葛亮筹谋第一次北伐，在代刘禅起草的《为后帝伐魏诏》中，他首先解释了伐魏的依据：“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接着抨击了曹魏“窃执天衡”“盗据神器”，而蜀汉“体明睿之德”“应乾坤之运”，指出北伐合乎天命，顺应民心。再下来是强调此次伐魏，内有诸葛亮“统领步骑二十万众”，外有吴王孙权以及凉州诸国同仇敌忾，“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最后宣告“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号召曹魏军民“弃邪从正”，有投诚诣降者皆可得封宠，而若“迷沈（同“沉”）不返”，则将无所赦免。整篇诏书端庄严谨，既隐约可见《尚书》的古奥之风，又无《尚书》之佶屈聱牙；既有策论纵横之气势，又恰到其分、引而不发，绝不逞汪洋恣肆之意气；既间杂骈体文初兴时的端倪，又一气呵成，毫无雕饰痕迹，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两汉散文（古文）成熟时期的风貌。这既是一篇诏书，更是一篇檄文，特别是与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和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讨伐武则天）的凌厉激昂对比来看，其庄重肃穆尤为明显。
二是议事严明，表意清晰。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上奏朝廷的举荐和弹劾表中。诸葛亮治蜀主要采取法家理念，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所评：“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正因为这样，百姓对他“刑政虽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种理念体现在诸葛亮的公文中，就是当赏（举荐）则赏，当罚（弹劾）则罚，清晰明了，绝不含糊。例如，在《荐吕凯表》中，他称赞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属吏吕凯、王伉在国家安危、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忠贞果敢，随后推荐吕凯任云南郡太守、王伉任永昌郡太守。而在弹劾李平（原名李严）、廖立的表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二人“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并不因二人或居显位、或曾有功而网开一面。特别是李平，他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重臣，却也对其予以惩戒，真正做到了“刑不择贵”（《诸葛亮集·将苑·将材》）。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严惩不贷的作风也体现在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上。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力排众议委任马谡为先锋，孰料由于马谡失街亭导致北伐功败垂成，在挥泪斩马谡的同时，诸葛亮也上疏自贬。在《街亭自贬疏》中，他坦承此次失利“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请求“自贬三等”。在他的坚持下，刘禅降其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直到第二年才复其相位。
三是谆谆善诱，言辞恳切。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诸葛亮写给下属的“教”中。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他写给李平之子李丰的《与李丰教》。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为确保后勤供应，特命李平督运粮草。李平因连日大雨，唯恐粮草不继，于是命人请诸葛亮撤兵。事后为推卸责任，他又故作惊奇地表示：“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诸葛亮震怒之下，将其废为民。李平的儿子李丰时任江州都督，为安抚李丰，诸葛亮特意给他写了这篇教。与前述弹劾李平表的声色俱厉不同，这篇教充满了温情。诸葛亮首先回顾了自己与李平、李丰父子深厚的渊源与情感：“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正因如此，他才表荐李平任中都护、李丰任江州都督；如今逢此变故，是谁都预想不到也不愿看到的事情。接着他希望李丰宽慰其父，“今虽解任”，然“犹为上家”，最后更是勉励说若能追阙补过，仍可东山再起。事实上，后来诸葛亮病逝，李平自感再无人可起用自己，遂激愤而死。教文不长，只有154个字，这也是古代公文的一大特色，往往就事论事，言简意赅，非有特殊情况不作长篇大论，是现代某些公文动辄洋洋洒洒、不知所止应该借鉴的；同时教文又充满了真挚的情感，读来令人动容动情，正如诸葛亮自言“临书长叹，涕泣而已”，真正达到了他一直推崇的“攻心为上”的境界。 四是事无巨细，论述细腻。这一点，可以说是诸葛亮公文及文章的最大特点。例如，在《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以及众多军令中，他连军中刀斧、匕首、铠甲的制作以及排兵行进的远近、间隔、举旗、擂鼓等等细微小事都一一过问，详尽布置。这也是令不少人颇为困惑与不解的地方。西晋张华就曾提出疑问：“孔明言教何碎？”意即诸葛亮的文章为何如此琐碎？事实上，早在陈寿整理诸葛亮作品的时候，就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对此，陈寿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意思是诸葛亮言谈身教的对象，都是平常之士，因此为文不能文意玄远，而要反复叮嘱、详尽备至。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正如《文心雕龙》中所评价：“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东晋政治人物庾翼）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是对诸葛亮教文的大加赞赏，推崇其详约平实，而对文辞华丽者却不以
为然。
如前所说，不同的文风既反映作者不同的为人风貌，也反映其不同的治政风格。苏东坡的文风，流露的是他洒脱疏朗的性格、心系黎民的情感；曹操的文风，则表现出大气磅礴、号令天下的气概；诸葛亮的文风，又是另外一种气象，体现了严法与细察的并存、忠贞重臣与“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结合。例如在《作斧教》中，由于主事者玩忽懈怠，致使“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诸葛亮震怒之下，下令“收治之”，因其“非小事也”。有一个故事说，诸葛亮连军中罚杖二十以上都要亲自审夺，司马懿知道后不禁暗喜道：“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事实上，诸葛亮身边不少人也曾为此劝谏过他，如原益州旧臣法正就以其刑法峻急为由，希望能“缓刑弛禁”；丞相府主簿杨颙更是以丙吉问牛不问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为例，对诸葛亮“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的做法提出了疑问。尽管后世也有不少论者，对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与事必躬亲颇有微词，但联系到当时蜀汉的内政和外部形势，只能说这是诸葛亮不得不为的治政方针。
出师一表真名世
说到诸葛亮的公文，就不能不提到他最著名也最脍炙人口的“出师二表”。这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公文特征。
《前出师表》作于第一次北伐临行前，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言形势：“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接着规劝勉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并着力推荐郭攸之、费祎、董允和向宠等“志虑忠纯”“性行淑均”的文武臣僚，让皇帝做到“亲贤臣，远小人”。最后他回顾自己受刘备三顾草庐之恩，特别是“临崩寄臣以大事”，因此，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后出师表》作于第二次北伐屯军汉中时，主要阐述了坚持北伐的原因，即“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并逐一解释了加紧北伐的六个方面考虑，最后指出“夫难平者，事也”，自己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千百年来，为“出师二表”作注详解者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两篇表文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概括：一是忠，体现了为国之忠、对刘备之忠、对刘禅之忠；二是情，即报国之情、回报刘备的知遇之情、期许爱护刘禅之情。而在笔者看来，两篇表文的字里行间以及表文中所隐藏的良苦用心，更体现了诸葛亮“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与殚精竭虑、危局苦撑的毅力和悲怆。
例如，在《前出师表》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而，究竟是怎样的危急存亡之秋呢？他没有细说。可能因为马上要北伐，应当多说一些鼓舞士气的话，不宜把形势说得太严峻，以免影响军心斗志；也可能因为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蜀汉失去了一位領袖，而他也失去了一位知己、兄长，心中但有愁结百转，也再无人言诉，于是不说也罢！
又如，在对刘禅的规劝中，他为何要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对于刘禅，诸葛亮既是顾命老臣，同时亦如慈父严师。然而，毕竟君臣有别，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了相府与帝宫之间的隐隐隔阂，于是不得不提醒刘禅不应界隔宫中府中，同时“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
再如，北伐在即，诸葛亮却为何在写给刘禅的表中反复叮咛要“亲贤臣，远小人”，而于北伐之事全然无涉？可以想象，迈上北伐的征程，即将远离朝廷，诸葛亮眼望前途，心知“夫难平者，事也”，“成败利钝”究竟如何，谁都无法预料，他自己甚至可能将马革裹尸。自己若是遭遇不测，蜀汉怎么办？既然北伐不能不进行，既然自己不能不出征，那么，一旦遭逢意外，只能是期许后主“亦宜自谋”。因此，这既是出征表、辞行文，又是一份政治遗言。事实上，从他在表文中一再推荐费祎、董允等人来看，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身后人事安排的预案？
再如，与《前出师表》相反，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为何要反复解释北伐的必要性？至少在第一次北伐时，这似乎并不是多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第一次北伐失败，反对北伐的意见集中爆发，特别是蜀汉政治力量的构成原本就十分复杂，有荆州、东州、蜀地三大集团，在上有皇帝、下有同僚的情形下，既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北伐，又不能不容异见、独断一尊，如何获得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以及怎样才能消除可能出现的流言非议，就成了诸葛亮不得不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第四次北伐，就是因为刘禅听信谣言而被迫退兵的。
古人曾说，读《出师表》不堕泪者必不忠也。纵然是往事越千年，充盈在这两篇表文中的忠贞之气、浩荡之气，撑托起了诸葛亮伟大的意志品格与道德形象，穿透时间的磨洗，至今仍感动着中国人的心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是诸葛亮的人生写照，也经由他的笔，成为后世无数心怀家国的政治家们追随的步迹和不懈努力的最高追求。
附：诸葛亮公文赏读
弹李平表
自先帝崩后①，平所在治家②，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③，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诸葛亮集·文集》卷一）
注释：
①先帝：指蜀汉先主刘备。
②平：即李平，原名李严，南阳郡人。刘备病重，李平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后主刘禅，官至中都护，又封都乡侯。公元231年，蜀汉军队北伐时，李平押运粮草延误时日，为推卸责任，他竟假传圣旨让诸葛亮退兵。事发后，李平被削爵免官，流放到梓潼郡（治今四川梓潼）。诸葛亮病逝，李平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起用自己了，便心怀忧愤
而死。
③西征：指公元230年，诸葛亮命魏延等人领兵西入羌中。
大意：
自从先帝去世，李平在其管理的地方，尚能做些事情，只是他立足于求取名位，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率军北伐时，想让李平的军队来镇守汉中，李平却极力作难，没有接受调遣的意思，反而要求划出五个郡给他，让他当巴州刺史。去年，我打算西征，想要李平主持汉中事务，他却说司马懿建立府署征聘人才。我知道李平的卑鄙用意，他想利用出征的时机胁迫我以得到好处，所以我奏请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负责江州事务，并给予很高的礼遇，以便能迅速完成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部署。李平到达汉中后，什么事都不做，群臣上下都怪我优待李平。我觉得，正由于天下尚未平定，汉家朝廷快要崩塌，指责李平的短处，不如表扬他的长处。我认为李平的用意不过是追求名利而已，没有料到他心里是非颠倒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如果再拖延下去，将会招致灾难。这件事怪我不够明察，现在说多了会更增加我的
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