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丛书的大陆再版，以2014年的台湾版为底本，每一本都由作者或编者做了修订，质量进一步得到完善，经典著作通过学者的重述，变得更易于被普通读者接受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甚至是很大的打压。在台湾，以钱穆先生、徐复观先生、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一大批学人一直在坚持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讲传统文化的学者，可以说文脉没有断绝，经过了这么多年，这套书我相信也应该是一套经典著作。”在4月18日的《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书发布会上，九州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闯琦如是说。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最早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于1981年，近40年间，经过增删修订，涵盖经、史、子、集，超过60种书目入选。在台湾前后发行超过6个版本，销量超过500万册，再版的次数连时报出版公司自己也统计不清。如今，这套丛书又一次被引进大陆。

发轫

　　这套丛书当年在台湾出版之初，也被业内认为是一种冒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经济还没有完全起飞，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售价超过20000台币，相当于当年台湾中学一个老师两三个月的工资。为此，时报出版公司和建设公司合作，提出了买书送精制书柜的销售策略。
　　而且，当时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还沉浸在“五四运动”的余波之中，中西文化论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学校课程设置、城市建设布局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现代化”的气氛。台湾青年对西方科技、文学艺术兴趣大增，纷纷到西方留学，传统已经被大众抛之脑后，在这种环境下，重提传统文化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开始提倡对青少年给予传统文化的教养，而且希望让这套书进入每家每户，每个父母都应该准备这套书给自己的小孩来看，这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文化工程。如果不是因为高信疆先生决心做这件事，并不容易。”参与编辑《西游记》书目的学者龚鹏程这样说。
　　高信疆是台湾著名媒体人，当时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本土化专栏，大幅报导朱铭、洪通等台湾本土艺术家。而高信疆的妻子就是台湾时报出版公司负责人。这套丛书是他们夫妻俩的决定。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台湾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商务印书馆更是曾经编选印行了相当数量、不同种类的古书今释语译。1966年，蒋介石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期间，文化机构前后出版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如《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等。
　　“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以及若干出版物偏于学术界或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一切，都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辑印行，就是这样一份反省与辨认的开展。”高信疆在初版丛书的总序中如此写道。

编选

　　其实，早在20B年，大陆出版机构时代华语出版公司就与台湾时报出版公司联系，取得了该丛书在大陆的版权。“当时也是签了几年的版权合约，后来版权到期后，就由九州出版社与台湾方面续签了版权合约。”九州出版社编辐李黎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本次丛书的大陆再版，以2014年的台湾版为底本，每一本都由作者或编者做了修订，质量进一步得到完善，且增加了《易经》与《大学.中庸》两本书。目前出版的是第一辑，涵盖了“四书五经”及“老庄”。装帧设计上也有创新，开本的设计便于携带，更适合青年读者阅读。
　　此次书目的筛选原则也与当年台湾版本保持一致：从二十五万三千余册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尽可能地多样化与典范化。在重新编写的过程里。每一位编撰者的参酌采用，个人发挥，出版社都寄予了充分的尊重。
　　也是在这种“让经典大众化”的实质的阅读要求下，学者们不得不对原书有所取舍，有所融会与变通。譬如，《资治通鉴》将近三百卷的巨著，本身就是—个宏伟的书中帝国，一般大众实难轻易地读进去，而新版的《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就把原著作了故事性的改写，虽然字数浓缩了，却在不失原著精髓的前提下，提供了一份大众化的浓缩经典。
　　除了删减，为原著增加释意的例子也不少。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短短五千字，却被学者余培林扩充、阐释，完善成了十来万字的《生命的大智慧》。再如《左传》《史记》《战国策》等书，原有若干重叠的记述，经过编撰人的相互研讨，各有删节，避免了雷同繁复。
　　这种改写的方式，欧美出版界也有不少可供借鉴的例子。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来说，索麦维尔为它作了浓缩至六分之一的大众版本，畅销一时，并曾获得汤氏本人的大大赞赏。“我们的做法虽不必尽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此次的丛书编辑李黎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到《史记》《资治通鉴》，又到《山海经》《天工开物》《老残游记》以及《唐代诗选》《宋代词选》等等，每一部书都邀请台湾相关的文化学者进行白话“翻译”，作者有毛子水的弟子宋淑萍、王梦鸥、罗肇锦、雷家骥等国学大家，著名作家张晓风等人。
　　出版社邀请的每一位编撰人，除了文笔的流畅生动外，也同时熟谙古典与现代知识，并且是长期居住或成长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当下现实有适当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历代经典的重新编撰，才能具备活泼明白、深入浅出、趣味化和生活化。
　　“这套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像中华书局出的杨伯峻先生注的《论语》，那是一种给学者写的偏专业性的读物。而这套丛书是一个学者把《论语》吃透，之后用自己的话给青年读者、学生讲出来，所以非常适合当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读。”九州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闯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延续经典

　　在编辑此套丛书之初，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就有明确态度：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为全民所共享。它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是少数学人的独宠。
　　“何况，这些历代相传的经典，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说得更彻底些，这类经典大部分还是平民大众自身的创造与表现，大家怎么能眼睁睁地放弃了这一古典宝藏呢。”高信疆曾如此说。
　　说起对于两岸对经典传统文化的传承，著名历史学者阎崇年在新书发布会上也讲到了—件往事。
　　2007年，閻崇年到台湾去做文化交流。在媒体采访环节，他连续问了三位记者同一个问题“你会背《孟子》《论语》吗？”三位记者都肯定地回答：会背。
　　“吃饭的时候很多人，我就把这个故事说了，台湾人说我们这不会背《论语》《孟子》的高中不能毕业，所以都必须会背。好几位老先生，五十多岁了，说我现在可以给你背。这个事情我很有感慨。”阎崇年说。
　　多年前，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曾对中国教育作过一次深入的探访。他们在报告书中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经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获得，中国的教育也理当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民族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现代的学术研究，也纷纷肯定了相似的论点。高信疆在初版总序中引用已故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话写道：除了科技以外，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没有普遍性的。“在我们回溯现代中国的种种内在、外在与现实的条件之余，中国经典的传承，更成了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职责了。”李黎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