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充分估计到人的自私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强大驱使力量，又要对人的善良愿望和积极人性保持信心
　　最近在雅虎新闻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名叫唐妮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在大雨中驾车，车子发生故障，她们停在路边请求帮助。但是，一輛辆的车子飞驰而过，全然无人理睬。
　　唐妮在丈夫去世后，日子过得很艰难。这一天是因为家里没吃的了，所以才开车到食品店去，但车子就出了故障。她请求路过的车辆帮助，至少有20辆车开过，她说，“他们都不理睬，就像我不存在一样。”
　　一家人困在车子里动弹不得，四个孩子，一个刚出生不久，哇哇啼哭。唐妮要崩溃了。就在这时，一位70多岁的老汉一步一拐地走到她车前，敲敲她的车窗，给她递上食物和水，告诉她，他和妻子会用车把她的车拖回她家。第二天，老人带来一位汽车维修工，替她修好了车子。
　　老人离去后，唐妮问维修工是否可以让她分期付款交付修理费。维修工说，老人已经把账给结了，而且，老人还托他关照她，永远不要丧失希望，继续当一位好妈妈。唐妮说，我哭了，一辈子没有这样哭过。日子过得太艰难，我都不愿意说。这位善心人士却帮了我一个他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的大忙，他让我对人性保持了信心。她不知道怎么报答他，只是希望有一天也能对别人做同样的事。
　　我们经常会因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旁人的冷漠无情，而“看穿”人生和人性，变得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唐妮的故事是对人性的一次实例启蒙，它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冷漠自私的人，但也有热情助人的人。人性既非本善，也非本恶，而是兼而有之。对人性两面性的认识是我们认识社会伦理的基础，也可以成为现实政治制度建设的出发点，那就是，既要充分估计到人的自私和追求自我利益的强大驱使力量，又要对人的善良愿望和积极人性保持信心。
　　人性的不同方面并不是非白即黑，非善即恶，而是充满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依赖于一个人自己的德性或智慧。无数这样的个人合在一起，充满矛盾的不可预测性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能发生令人悲观厌世或犬儒玩世的极坏变化，如希特勒的德国；但也能发生对人类智慧保持敬意和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变化，如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定。
　　在制定美国宪法的过程中，三位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的《联邦党人文集》作用非凡。《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政治科学”，相当重要的部分是心理学，而心理学最重要的部分则关乎人的动机和人性。
　　《联邦党人文集》涉及的“人性”（human nature）不是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人的本质”（the essence of man）。这三位作者并不以抽象分析人的本质为己任，他们关注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而了解的人的行为及动机。例如，人有野心、有私利心、贪婪心，人也有同情心、恻隐之情、羞耻感和荣誉感等等。相比之下，确定人的本质则经常借助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抽象或提炼，如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理性动物、阶级动物等等。怀特解释道，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是从经验观察来谈人性的，“当他们说人性包含野心时，他们并不是说野心是人的本质特征……他们所特别指出的人性特征是许多哲学家所谓的偶然（accidental）而非本质（essential）的特征”。也就是说，自私自利或野心是人性的特征，但并非人人必然只能自私自利或有野心。再多的人自私自利或有野心，那也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因为那并不是人的本质特性。
　　偶然与本质的区分对我们认识人性与制度和生存环境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好的制度或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抑制人性中一些不良或有害的特征，自私、冷漠、贪婪、虚荣、名利心等等，而坏的制度或人际关系则会助长这些特征，导致个人或公共行为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