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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探索意义的课程”[1]，玛克辛·格林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建构起她毕生的事业。格林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国教育哲学家，她一直坚持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面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紧迫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把我们生活的西方世界拖入漫长一天之后的黯淡薄暮之中，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西方启蒙运动的社会理性改革梦想发展成为政治对抗的噩梦，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斗争，以及损害危及教育者思想独立与专业操守的教育论争。正如那本向格林致敬的书—《黑暗之光》[2]一样，格林无论在思想独立，还是在专业操守方面都堪称典范，在暗夜里绽放夺目的光芒。正是这智慧之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云集于她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课堂。今天，我要谈的是格林思想对美国、甚至对世界影响的深远意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即关于教育技术化问题的讨论上。最后我将向这位伟大的、敢于对当代问题表明自己立场的哲学家，表达我个人由衷的欣赏与敬意。
对于玛克辛·格林而言，构成教育课程核心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这是为什么？格林在林肯中心—纽约市有名望的艺术中心为教师们作了一系列讲座—对教师们这样说，“审美教育可以被称为在场的教育，个人面对艺术作品作为想象的，感受的，知觉的，思考的存在的，在场的教育。”[3]在我看来，这样主观的在场恰是教育经验可能性的核心。就像格林指出的，课堂里彼此学习的社会经验并不足以支持对话式—由博学的、有吸引力的教师所引导的复杂对话[4]—相遇中的主观在场，而是将各种机会制度化，比如“第一人称的参与，包括反思，发现自我与惊喜一类的机会”[5]。在林肯中心关于审美教育的其他讲座中，格林提醒大家：“我们努力要让学生获得的，既不是可以测量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6]我们教学的内容也不能简化为只是为了某种特定工作做准备，正如格林40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教师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培养年轻人为满足某种特定工作的需要做准备。因为技术变迁如此迅速，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言什么技能是将来需要的，这些技能又能获得怎样的回报，即使是近期内也很难准确预言。”[7]
那些支持者向教育者保证，技术一定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这种承诺泛滥成灾，根本不必挂在心上。大学和中学却无力抵制这种承诺的诱惑，从教师与学生那里转移资金去购买技术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永远都需要升级）。马特·里奇泰尔在报道中指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已经催生了一支“娴熟的，快速扩张的销售队伍”，他们被各种注定要从公共财政谋利的计算机与其他技术型公司所雇用。[8]这并不新鲜：40年前格林就注意到，教育者也“开始在各种教育技术（或各种学习平台）供应商与一些城市学校教育系统之间安排签署各种合约”[9]。里奇泰尔评论道，技术泡沫持续膨胀，正如“对于高科技产品在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的质疑也从未间断。那些公司辩解他们的产品能够吸引学生，帮助学生为数字化的未来做准备，然而一些学者们却认为技术并不能实现它的承诺。”[10]正如格林的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11]。这种统治不仅表明技术具有潜在能力可以拯救教育，而且还可以消除具象性经验自身的痕迹。
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实似乎是虚拟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是意象性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出来的，并且是通过私人公司设计用来追逐利润的软件与网络建构起来的。梅希亚斯警告我们：“技术化现象代表了现代决定论最危险的形式。”[12]如上所述，玛克辛·格林40年前就已经很清楚这一点，她指出：“无力感是对技术化的，高度集中化的社会的水土不服。”[13]我们生活时代的鲜明特征是“我们不断地用形象与言语在我们与现实之间竖立起一堵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14]。我们紧盯着电视、电脑的屏幕，不断转移注意力，不断浏览各种信息，不断投入各种娱乐，但是这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与他者的主观在场的具象性相遇。他者的主观在场能够让我们从所发生的事情之中，从我们所思考的与所感受的东西之中得到教益，也就是能够使一个人的经验具有特定的教育性。格林强烈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学习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至少要能够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的个人生活。”[15]这需要我们从经验中学习，不仅是虚拟的经验而且包括实际生活的
经验。
要知道我并不是在把生活经验的原始性浪漫化—与屏幕上模拟的经验不同，现实世界的具象性经验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正是这样来自实际生活的教育性经验，能够使我们一直保持清醒的意识，即“全面觉醒”[16]，格林明确指出我们对学生的伦理责任需要我们全面觉醒。如果我们的潜意识只是有时候受损，而没有受到持续性的伤害，那么我们就只会有模拟的经验，而不是格林提出的如此远见卓识的那种“震惊”，这种震惊“能够提醒个体作为知觉意识存在的在场”[17]。虚拟（或模拟）经验由于受到“云”的限制，只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观赏运动，就会成为出于本能的窥阴癖的替代品。裸露癖取代了对话式相遇。虚拟经验保护我们免于意外的危险，但这样做也一定会使我们遭受本可以避免的命运的痛苦，我们将丧失经验中的精华与活力。正如格林所说，我们丧失了“透过现实的窗去看的能力，丧失了在经验中实现假想世界的能力”[18]。我们紧盯着屏幕，如行尸走肉。
当然，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知道这个，了解那个，但是“在那里”一个人并不能了解、不能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的知识。格林指出，只有通过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知识的学习，才“可以引发变革，可以打开新的前景，可以提供新的方式建构现实世界”[19]。这里所说的现实世界既是指物质世界，也包括历史性的，感受到的，以及我们所渴望努力争取达到的世界。格林提醒我们：“论及自我就是对个体的讨论既要包括身体，也要包括精神，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还有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他不断与之相交流的他者。”[20]然而今天，我们的身体消失于各种数字技术编辑的“大数据”之中，“我们”也消失于各种形象化符号，以及我们生活经验与生命历史中其他的虚拟化表征之中，这样的我们便于接受大公司与政府的监视，以及他们打着为我们的“便利”服务的幌子的控制与操纵。 当我们被这些设置装备以及控制手段团团包围，我们还能够转向哪里去呢？格林建议：要观看—要倾听—要体验艺术。格林强调，如果一个人“愿意向艺术作品作为一个主观上有意识的人那样敞开自己，教师就能够采取很多措施来帮助年轻人清晰表达艺术作品（一般情况是知识）使他们想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21]。实际上，她继续说道，“那些专心地阅读，观看，与倾听”的学生与教师们，也就是研究者，“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生成新的秩序”。当我们研究玛克辛·格林的著作时，情况就是如此。
我非常重视对玛克辛·格林的研究。我最初接触她的著作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被指定阅读1971年题目是《课程与意识》[22]的文章。一开始我就被文章迷住了，如痴如醉地读下去。萨特就已经使我着迷了，但当我第一次遇到玛克辛·格林，我发现她简直就是美国版的女萨特，我深深地被她打动。她身穿黑色衣服，涂着鲜艳的口红，那些日子里她一直叼着一根香烟，讨论着与萨特相同的词汇，如陌生人、不真诚与自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时，我会与她，还有其他大概5个同事，在纽约北部森林中的小屋里讨论。讨论的主题几乎无所不包。是的，经常是格林发言，我们倾听。我始终对格林保持一种敬畏之情，即使是在我们最后的聚会，在她的公寓里，她行动迟缓地把饭烧煳了的时候。不管怎样，我们吃掉了那顿晚饭。
因为我们沿着相似的道路前行—不仅是萨特，还包括她在1973年出版的书中所提到的其他思想者，同样也对我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会不时地遇见她。我们有过一次意见冲突，那是1977年（我想是这个时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大会上，我与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在B组作最新进展的演讲时，格林参与讨论。她不喜欢我通过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立场引用哈贝马斯，那时她一直让我注意学科的等级，那时的教育哲学领域，是很有声望的学科，而我在课程研究中做不了那么多等级。那次会议之后，我们一定还遇到过—我贪婪地阅读她写的所有东西—但是我能记住的应该是那次在新奥尔良我的公寓的见面，那是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会期间，比尔·多尔（Bill Doll）与我举办的1994年聚会上。
我居住在一个老旧的、可爱的（我必须得这么说）地方，就在法国人居住区的外面（在波旁街与多芬街之间的滨海广场）。举办聚会应该是比尔·多尔的主意。我们雇了一支乐队，请了酒席承办者（我的朋友苏），还有服务生（有一个是她上大学的儿子），我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顶帐篷以防下雨，还雇了一名警察来监控进来的人。几乎一整晚我们都在音乐的伴奏下吃吃喝喝—我记得金哲罗（Joe Kincheloe）、雪莉·斯坦伯格（Shirley Steinberg）、还有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逗留到黎明时分才离开—但是到了聚会进程的一半（在新奥尔良，并不是深夜，还不算太晚），玛克辛·格林出现了，旁边有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人陪着。我亲吻了她的双颊，欢迎她来到我家，她也介绍了陪她来的人（似乎是纽约艺术界的人士）。这时我们才发现，蜂拥而入的人群把院子一下子挤得满满的，我们几乎要被挤扁了。在我们缓过神、组织发动类似的谈话之前，站在身边的人就开始要求介绍传奇的玛克辛·格林。我眉飞色舞地介绍，而且还补充说格林就住在曼哈顿区第六大道（还吹牛自己曾经去过那云云）。这时格林重重地拍了我一下，指着我的脸更正道：“是第五大道！”
的确是第五大道，毗邻古根海姆博物馆，俯瞰中央公园。那是格林曾经居住过的特别宽敞的空间，充溢着对世界最深刻透彻的认识，同时也具有宽广包容的视野。我了解这个空间，从我阅读她的第一篇文章我就了解了，而且从那时起，我从未停止过了解。在2011年我出版的书里，我用第六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她在林肯中心的工作。在我的课堂上，我始终将她的研究作为参考。她的研究，她的智慧对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我并不孤独。
珍妮特·米勒（Janet Miller）的研究也深受格林的影响。当珍妮特在罗彻斯特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时，我把格林的研究推荐给她。米勒通过完成以格林思想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许多年来，珍妮特做了多次访谈—她告诉我格林坚持把这些访谈描述为“交谈”，把传记看作“合作”—格林授权写传记的人正是珍妮特·米勒。珍妮特拥有格林数箱信件与文稿（啊，当然是在录入计算机之前）的所有权，这些资料将由教育学院归档收藏。在格林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正是珍妮特始终在莱诺克斯山医院陪在她的身边，偶尔会有其他人加入。正是珍妮特在葬礼上发表致辞，指出格林思想的声音是“奇异的，确定无疑的，非凡卓越的”。
这种非凡卓越，确定无疑的奇异声音—它的直接，它的生动，不仅在教育学院报告厅中引起回响，而且通过那些倾听者，还有正在阅读的你引起回响—就像格林总是会补充道的，依旧“未完成”。“这是她的遗产，”珍妮特在葬礼致辞中总结道，这是“未完成的交谈—与那些数不清的学生，教师，同事，朋友以及家庭的交谈—作为一种日常提问，选择与生成形式的交谈。”玛克辛，我现在能听到你在讲话，我依然在倾听。
参考文献：
[1]Greene， Maxine 1995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2]Ayers， William C and Miller， Janet L Eds 1998 A Light in Dark Times： Maxine Greene and 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3]Greene， Maxine 2001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The 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ecture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4][5][6]这种理想的实现并没有“实践”的标准模式，只有个性化的特定情境下的实现。
[7]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8]里奇泰尔在2011年的报道中指出仅仅在美国就有“数十亿”美元处于风险之中。2013年辛格（Singer， 2014，B6）报道，“根据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的统计，从幼儿园到12年级购买的教育技术软件金额约高达79亿美元。”与美国一样，中国也在教育技术上面投入巨额资金。
Qian， Xuyang 2015 Technologizing Teachers Development？ In Autobiography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 China： Subjective and Culture in Curriculum Reform， edited by Zhang Hua and William F Pinar （163 17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ichtel， Matt 2011 Silicon Valley Wows Education， and Woos Them The New York Times Vol CLXI （55， 580）， A1， B7.
[9]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0]随着研究证明的用虚拟代替实际生活的具象性经验的危害性后果的出现，技术并不能实现诺言，仅仅是对教育技术化质疑的开始。（参见 Pinar， 2012，pp. 140-161）
Pinar， William F 2012 What Is Curriculum The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1]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2]Mejias， Ulises Ali 2013 Off the Network Disrupting the Digital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14][15]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6]Greene， Maxine 2001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The 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ecture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7]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8]Greene， Maxine 1995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Greene， Maxine 2001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The 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ecture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21]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22]Greene， Maxine 1971 Curriculum and Consciousnes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73 （2）.
（本文为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经典译丛”系列之《学习的风景》一书序言，有删改）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对于玛克辛·格林而言，构成教育课程核心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这是为什么？格林在林肯中心—纽约市有名望的艺术中心为教师们作了一系列讲座—对教师们这样说，“审美教育可以被称为在场的教育，个人面对艺术作品作为想象的，感受的，知觉的，思考的存在的，在场的教育。”[3]在我看来，这样主观的在场恰是教育经验可能性的核心。就像格林指出的，课堂里彼此学习的社会经验并不足以支持对话式—由博学的、有吸引力的教师所引导的复杂对话[4]—相遇中的主观在场，而是将各种机会制度化，比如“第一人称的参与，包括反思，发现自我与惊喜一类的机会”[5]。在林肯中心关于审美教育的其他讲座中，格林提醒大家：“我们努力要让学生获得的，既不是可以测量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6]我们教学的内容也不能简化为只是为了某种特定工作做准备，正如格林40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教师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培养年轻人为满足某种特定工作的需要做准备。因为技术变迁如此迅速，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言什么技能是将来需要的，这些技能又能获得怎样的回报，即使是近期内也很难准确预言。”[7]
那些支持者向教育者保证，技术一定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这种承诺泛滥成灾，根本不必挂在心上。大学和中学却无力抵制这种承诺的诱惑，从教师与学生那里转移资金去购买技术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永远都需要升级）。马特·里奇泰尔在报道中指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已经催生了一支“娴熟的，快速扩张的销售队伍”，他们被各种注定要从公共财政谋利的计算机与其他技术型公司所雇用。[8]这并不新鲜：40年前格林就注意到，教育者也“开始在各种教育技术（或各种学习平台）供应商与一些城市学校教育系统之间安排签署各种合约”[9]。里奇泰尔评论道，技术泡沫持续膨胀，正如“对于高科技产品在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的质疑也从未间断。那些公司辩解他们的产品能够吸引学生，帮助学生为数字化的未来做准备，然而一些学者们却认为技术并不能实现它的承诺。”[10]正如格林的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11]。这种统治不仅表明技术具有潜在能力可以拯救教育，而且还可以消除具象性经验自身的痕迹。
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实似乎是虚拟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是意象性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出来的，并且是通过私人公司设计用来追逐利润的软件与网络建构起来的。梅希亚斯警告我们：“技术化现象代表了现代决定论最危险的形式。”[12]如上所述，玛克辛·格林40年前就已经很清楚这一点，她指出：“无力感是对技术化的，高度集中化的社会的水土不服。”[13]我们生活时代的鲜明特征是“我们不断地用形象与言语在我们与现实之间竖立起一堵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14]。我们紧盯着电视、电脑的屏幕，不断转移注意力，不断浏览各种信息，不断投入各种娱乐，但是这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与他者的主观在场的具象性相遇。他者的主观在场能够让我们从所发生的事情之中，从我们所思考的与所感受的东西之中得到教益，也就是能够使一个人的经验具有特定的教育性。格林强烈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学习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至少要能够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的个人生活。”[15]这需要我们从经验中学习，不仅是虚拟的经验而且包括实际生活的
经验。
要知道我并不是在把生活经验的原始性浪漫化—与屏幕上模拟的经验不同，现实世界的具象性经验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正是这样来自实际生活的教育性经验，能够使我们一直保持清醒的意识，即“全面觉醒”[16]，格林明确指出我们对学生的伦理责任需要我们全面觉醒。如果我们的潜意识只是有时候受损，而没有受到持续性的伤害，那么我们就只会有模拟的经验，而不是格林提出的如此远见卓识的那种“震惊”，这种震惊“能够提醒个体作为知觉意识存在的在场”[17]。虚拟（或模拟）经验由于受到“云”的限制，只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观赏运动，就会成为出于本能的窥阴癖的替代品。裸露癖取代了对话式相遇。虚拟经验保护我们免于意外的危险，但这样做也一定会使我们遭受本可以避免的命运的痛苦，我们将丧失经验中的精华与活力。正如格林所说，我们丧失了“透过现实的窗去看的能力，丧失了在经验中实现假想世界的能力”[18]。我们紧盯着屏幕，如行尸走肉。
当然，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知道这个，了解那个，但是“在那里”一个人并不能了解、不能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的知识。格林指出，只有通过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知识的学习，才“可以引发变革，可以打开新的前景，可以提供新的方式建构现实世界”[19]。这里所说的现实世界既是指物质世界，也包括历史性的，感受到的，以及我们所渴望努力争取达到的世界。格林提醒我们：“论及自我就是对个体的讨论既要包括身体，也要包括精神，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还有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他不断与之相交流的他者。”[20]然而今天，我们的身体消失于各种数字技术编辑的“大数据”之中，“我们”也消失于各种形象化符号，以及我们生活经验与生命历史中其他的虚拟化表征之中，这样的我们便于接受大公司与政府的监视，以及他们打着为我们的“便利”服务的幌子的控制与操纵。 当我们被这些设置装备以及控制手段团团包围，我们还能够转向哪里去呢？格林建议：要观看—要倾听—要体验艺术。格林强调，如果一个人“愿意向艺术作品作为一个主观上有意识的人那样敞开自己，教师就能够采取很多措施来帮助年轻人清晰表达艺术作品（一般情况是知识）使他们想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21]。实际上，她继续说道，“那些专心地阅读，观看，与倾听”的学生与教师们，也就是研究者，“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生成新的秩序”。当我们研究玛克辛·格林的著作时，情况就是如此。
我非常重视对玛克辛·格林的研究。我最初接触她的著作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被指定阅读1971年题目是《课程与意识》[22]的文章。一开始我就被文章迷住了，如痴如醉地读下去。萨特就已经使我着迷了，但当我第一次遇到玛克辛·格林，我发现她简直就是美国版的女萨特，我深深地被她打动。她身穿黑色衣服，涂着鲜艳的口红，那些日子里她一直叼着一根香烟，讨论着与萨特相同的词汇，如陌生人、不真诚与自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时，我会与她，还有其他大概5个同事，在纽约北部森林中的小屋里讨论。讨论的主题几乎无所不包。是的，经常是格林发言，我们倾听。我始终对格林保持一种敬畏之情，即使是在我们最后的聚会，在她的公寓里，她行动迟缓地把饭烧煳了的时候。不管怎样，我们吃掉了那顿晚饭。
因为我们沿着相似的道路前行—不仅是萨特，还包括她在1973年出版的书中所提到的其他思想者，同样也对我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会不时地遇见她。我们有过一次意见冲突，那是1977年（我想是这个时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大会上，我与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在B组作最新进展的演讲时，格林参与讨论。她不喜欢我通过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立场引用哈贝马斯，那时她一直让我注意学科的等级，那时的教育哲学领域，是很有声望的学科，而我在课程研究中做不了那么多等级。那次会议之后，我们一定还遇到过—我贪婪地阅读她写的所有东西—但是我能记住的应该是那次在新奥尔良我的公寓的见面，那是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会期间，比尔·多尔（Bill Doll）与我举办的1994年聚会上。
我居住在一个老旧的、可爱的（我必须得这么说）地方，就在法国人居住区的外面（在波旁街与多芬街之间的滨海广场）。举办聚会应该是比尔·多尔的主意。我们雇了一支乐队，请了酒席承办者（我的朋友苏），还有服务生（有一个是她上大学的儿子），我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顶帐篷以防下雨，还雇了一名警察来监控进来的人。几乎一整晚我们都在音乐的伴奏下吃吃喝喝—我记得金哲罗（Joe Kincheloe）、雪莉·斯坦伯格（Shirley Steinberg）、还有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逗留到黎明时分才离开—但是到了聚会进程的一半（在新奥尔良，并不是深夜，还不算太晚），玛克辛·格林出现了，旁边有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人陪着。我亲吻了她的双颊，欢迎她来到我家，她也介绍了陪她来的人（似乎是纽约艺术界的人士）。这时我们才发现，蜂拥而入的人群把院子一下子挤得满满的，我们几乎要被挤扁了。在我们缓过神、组织发动类似的谈话之前，站在身边的人就开始要求介绍传奇的玛克辛·格林。我眉飞色舞地介绍，而且还补充说格林就住在曼哈顿区第六大道（还吹牛自己曾经去过那云云）。这时格林重重地拍了我一下，指着我的脸更正道：“是第五大道！”
的确是第五大道，毗邻古根海姆博物馆，俯瞰中央公园。那是格林曾经居住过的特别宽敞的空间，充溢着对世界最深刻透彻的认识，同时也具有宽广包容的视野。我了解这个空间，从我阅读她的第一篇文章我就了解了，而且从那时起，我从未停止过了解。在2011年我出版的书里，我用第六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她在林肯中心的工作。在我的课堂上，我始终将她的研究作为参考。她的研究，她的智慧对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我并不孤独。
珍妮特·米勒（Janet Miller）的研究也深受格林的影响。当珍妮特在罗彻斯特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时，我把格林的研究推荐给她。米勒通过完成以格林思想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许多年来，珍妮特做了多次访谈—她告诉我格林坚持把这些访谈描述为“交谈”，把传记看作“合作”—格林授权写传记的人正是珍妮特·米勒。珍妮特拥有格林数箱信件与文稿（啊，当然是在录入计算机之前）的所有权，这些资料将由教育学院归档收藏。在格林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正是珍妮特始终在莱诺克斯山医院陪在她的身边，偶尔会有其他人加入。正是珍妮特在葬礼上发表致辞，指出格林思想的声音是“奇异的，确定无疑的，非凡卓越的”。
这种非凡卓越，确定无疑的奇异声音—它的直接，它的生动，不仅在教育学院报告厅中引起回响，而且通过那些倾听者，还有正在阅读的你引起回响—就像格林总是会补充道的，依旧“未完成”。“这是她的遗产，”珍妮特在葬礼致辞中总结道，这是“未完成的交谈—与那些数不清的学生，教师，同事，朋友以及家庭的交谈—作为一种日常提问，选择与生成形式的交谈。”玛克辛，我现在能听到你在讲话，我依然在倾听。
参考文献：
[1]Greene， Maxine 1995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2]Ayers， William C and Miller， Janet L Eds 1998 A Light in Dark Times： Maxine Greene and 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3]Greene， Maxine 2001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The 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ecture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4][5][6]这种理想的实现并没有“实践”的标准模式，只有个性化的特定情境下的实现。
[7]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8]里奇泰尔在2011年的报道中指出仅仅在美国就有“数十亿”美元处于风险之中。2013年辛格（Singer， 2014，B6）报道，“根据软件与信息产业协会的统计，从幼儿园到12年级购买的教育技术软件金额约高达79亿美元。”与美国一样，中国也在教育技术上面投入巨额资金。
Qian， Xuyang 2015 Technologizing Teachers Development？ In Autobiography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 China： Subjective and Culture in Curriculum Reform， edited by Zhang Hua and William F Pinar （163 17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ichtel， Matt 2011 Silicon Valley Wows Education， and Woos Them The New York Times Vol CLXI （55， 580）， A1， B7.
[9]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0]随着研究证明的用虚拟代替实际生活的具象性经验的危害性后果的出现，技术并不能实现诺言，仅仅是对教育技术化质疑的开始。（参见 Pinar， 2012，pp. 140-161）
Pinar， William F 2012 What Is Curriculum The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1]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2]Mejias， Ulises Ali 2013 Off the Network Disrupting the Digital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3][14][15]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6]Greene， Maxine 2001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The 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ecture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7]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8]Greene， Maxine 1995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Greene， Maxine 2001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The 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ecture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21]Greene， Maxine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Belmont， CA： Wadsworth.
[22]Greene， Maxine 1971 Curriculum and Consciousnes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73 （2）.
（本文为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经典译丛”系列之《学习的风景》一书序言，有删改）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