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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而复杂的生活，则需要耐人寻味的文本与之相适应，可是，在当今的文坛，浮躁之风可以说是愈演愈烈。这种情形在小说创作中的表征之一，便是文本的简化。如同评论家李敬泽曾讽刺过的一些小说家，说他们如同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
【关键词】：为人诟病 ;乡村叙事;土地神
贺享雍的“极简主义的乡村叙事”可以算是有意识的“文本简化”的代表。这种“极简主义的乡村叙事”，从叙事策略上来讲，就是把复杂的生活现象简化和抽象化，这表现在《土地神》中，就是把复杂的乡村生活提纯为村官牛二的政治秘史，将整部小说设定为以牛二的升迁遭遇为主线来展开情节，与此同时，人物关系也极其简化：以牛二与胡村长 （胡支书） 以及相關的几个女性的关系为主， 兼及与乡、县几级政权的关系，至于其他人，比如牛二的村民和邻居，在小说中都成了漫画式的人物，或者说，作家剥夺了这些人物作为独立的人的行动和话语的权利——在小说中，他们要么是作为牛二的对立面存在，要么是牛二的推波助澜者，有些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并且转化的理由十分简单，几乎就是靠牛二的一两句话，一些拙劣的伎俩，或者一两个突发的事件。他的小说《猴戏》也如出一辙，小说一气呵成，叙事的展开也不枝不蔓，但这种单一的线索和简约的故事，相对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言，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它虽然有益于增加阅读的快感，却不可克服地导致了小说的单调和平滑，使小说难以向纵深发展而显得不够厚重。
文本的简化也经常是罗伟章小说为人诟病的话题，十年间，罗伟章算得上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按照一种固有的模式，比如在《我们的成长》、《大嫂谣》、《我们的路》中，叙述人都是从乡下出来，接受了高等教育后留在城里的中学教师、小报记者或者自由撰稿人，因此，这些作品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也都是具有一定知识和理性思维的城市边缘人视角。这种边缘人的视角，一方面使作品与农民在心灵上更加贴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小说脱离单纯的控诉而带着一种人文的注视和文化的反思，然而，当这种反思的效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必须经由叙述人的介入并通过直接的议论而表现出来时，这种自我复制的简化文本不仅容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而且也为作品打下了一种强制性的烙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文学表现力和穿透性。罗伟章自己对此也有所警觉，因此，在后来的创作中，他曾尝试放弃这样一种边缘视角的叙事策略，以期在小说中融入更多的精神性的追求和对生活、历史、人类普遍命运的追问。他的中篇小说《狗的一九三二年》便标志着他之于边缘视角的有意识摈弃，而采取一种客观叙事的方式，将有生命的人与狗一同置放于濒临死亡的饥饿边缘，以此来度量生命的精神高度。然而，尽管这个中篇的叙事方式有了一些改变，却使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边缘视角的放弃让罗伟章的叙述在一时之间还不能得心应手，这具体表现为小说在叙述间的转换还显得过于粗糙，比如，当叙述视点从人的视角转换到小狗小黄之于自己形影相吊时的心理展现以及作者写群狼望着月亮嚎叫时，作家运用想象来展开叙事的主观愿望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在驾驭文本的能力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欠缺。
与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的叙事往往是多头并进，需要更加复杂的结构和反复的起伏，这就要求作家具有更加高超的叙事水平和经营结构的能力，但我们从罗伟章的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中可明显看出，作家显然还缺乏这方面的技巧，致使小说在细节方面虽然准备得还比较充分，非常细腻地写出了一幅展现人类饥饿的历史画卷，但就整部小说的结构而言，却仍显得过分单一和松散，这就难免导致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叙事与叙事之间的衔接等都还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生活与人生的复杂况味也未能很好地展示出来。小说中，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家似乎又回到了写作的原点，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再次引入了乡村知识分子何早的视角，通过何早与何大的之间的对话以究诘、思辨生活的情理，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未能进一步地挖掘出叙事中未揭示出来的意义，相反地，它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使得“百年”的叙事在小说中显得更加苍白和空泛。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阿来作为四川作家中的“大家”，也对自己的六卷本长篇小说《空山》的结构方式有如下无可奈何的体认，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为这样的小说想出一个合适的从头到尾的贯穿的写法……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既能保持一部小说结构（故事）的完整性，又能最大限度包容这个村落值得一说的人物与事件的小说形式，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好退后一步，采用拼贴的方式，小说的重要部分的几个故事相当于几部中篇，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都可以单独去看，看上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拼贴起来的时候，会构成一幅相对丰富与全面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可见，他之采取“拼贴的方式”来结构小说，只是没有寻求到更好的讲述方式时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而已。他的《格萨尔王》中通过晋美梦里梦外两条线索来结构全书的艺术安排，也是当代文学中一种最为常见的结构方式，仍然显得太平庸和单调，也更显现出作家在探索艺术形式和文本结构方面的无力或无所用心。
此外，毛克强曾经这样评价过裘山山的创作，他说，“阅读裘山山的作品，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十分平淡、朴实、自然的作家。她不做作、不玩弄技巧、不故作深奥、不冒前卫，自然而动听地叙述着女性身边的生活”，相对于裘山山的作品，应该说，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但裘山山也并非只是让自己的文字毫无用心地自然流淌，对于她所擅长的中、短篇小说来说，她是深谙小说的结构艺术的，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朴拙中藏机巧”的策略，这样一种策略，成就了裘山山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但她这种“朴拙中藏着机巧”的单纯的线索结构，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就很难驾驭复杂的现实和复杂现实里复杂的人生。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是近年公认的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但小说在叙事方面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小说中，整个关于18路军进军西藏的漫长历程与宏伟画卷竟然都只是年迈的白雪梅在丈夫突然离世的刺激之下的讲述。虽然白雪梅的讲述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但依然给人一种将信将疑的感觉，首先，白雪梅的“讲述”已经经过了语言的梳理，它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回忆状态中的那种丰富的感知;其次，一个遭受了精神打击的老人，在急切间的讲述，她的主要目的是想要为孩子们解开笼罩在这个家庭的所有迷雾，而小说却把背景拉得很长，在主干之外，又枝节横生，而且夹杂了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便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在“讲述”。
因此，或许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小说就其本质来讲，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构建和澄明这个世界隐秘的精神图景，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他说，“这是小说的基本使命，也是小说所要面对的艺术难度”。实际上，这种艺术难度即是要展示人的心灵的复杂和世界的繁复，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借助于现实中的材料重新组合，藉由想象而“虚构”出另一种“可能存在”的世界图景，而在这一过程中，叙事策略的运用和经营结构的能力作为一体的两面，正该是作家创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4.
[2]麦家：我用大脑写作[J].人生中途.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12.
[3]阿来：不同的现实，共同的将来——空山达戈与达瑟获《芳草》“女评委”大奖答谢词[J].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68.
【关键词】：为人诟病 ;乡村叙事;土地神
贺享雍的“极简主义的乡村叙事”可以算是有意识的“文本简化”的代表。这种“极简主义的乡村叙事”，从叙事策略上来讲，就是把复杂的生活现象简化和抽象化，这表现在《土地神》中，就是把复杂的乡村生活提纯为村官牛二的政治秘史，将整部小说设定为以牛二的升迁遭遇为主线来展开情节，与此同时，人物关系也极其简化：以牛二与胡村长 （胡支书） 以及相關的几个女性的关系为主， 兼及与乡、县几级政权的关系，至于其他人，比如牛二的村民和邻居，在小说中都成了漫画式的人物，或者说，作家剥夺了这些人物作为独立的人的行动和话语的权利——在小说中，他们要么是作为牛二的对立面存在，要么是牛二的推波助澜者，有些是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并且转化的理由十分简单，几乎就是靠牛二的一两句话，一些拙劣的伎俩，或者一两个突发的事件。他的小说《猴戏》也如出一辙，小说一气呵成，叙事的展开也不枝不蔓，但这种单一的线索和简约的故事，相对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言，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它虽然有益于增加阅读的快感，却不可克服地导致了小说的单调和平滑，使小说难以向纵深发展而显得不够厚重。
文本的简化也经常是罗伟章小说为人诟病的话题，十年间，罗伟章算得上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但他的中、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按照一种固有的模式，比如在《我们的成长》、《大嫂谣》、《我们的路》中，叙述人都是从乡下出来，接受了高等教育后留在城里的中学教师、小报记者或者自由撰稿人，因此，这些作品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也都是具有一定知识和理性思维的城市边缘人视角。这种边缘人的视角，一方面使作品与农民在心灵上更加贴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小说脱离单纯的控诉而带着一种人文的注视和文化的反思，然而，当这种反思的效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必须经由叙述人的介入并通过直接的议论而表现出来时，这种自我复制的简化文本不仅容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而且也为作品打下了一种强制性的烙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文学表现力和穿透性。罗伟章自己对此也有所警觉，因此，在后来的创作中，他曾尝试放弃这样一种边缘视角的叙事策略，以期在小说中融入更多的精神性的追求和对生活、历史、人类普遍命运的追问。他的中篇小说《狗的一九三二年》便标志着他之于边缘视角的有意识摈弃，而采取一种客观叙事的方式，将有生命的人与狗一同置放于濒临死亡的饥饿边缘，以此来度量生命的精神高度。然而，尽管这个中篇的叙事方式有了一些改变，却使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边缘视角的放弃让罗伟章的叙述在一时之间还不能得心应手，这具体表现为小说在叙述间的转换还显得过于粗糙，比如，当叙述视点从人的视角转换到小狗小黄之于自己形影相吊时的心理展现以及作者写群狼望着月亮嚎叫时，作家运用想象来展开叙事的主观愿望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在驾驭文本的能力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欠缺。
与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的叙事往往是多头并进，需要更加复杂的结构和反复的起伏，这就要求作家具有更加高超的叙事水平和经营结构的能力，但我们从罗伟章的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中可明显看出，作家显然还缺乏这方面的技巧，致使小说在细节方面虽然准备得还比较充分，非常细腻地写出了一幅展现人类饥饿的历史画卷，但就整部小说的结构而言，却仍显得过分单一和松散，这就难免导致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叙事与叙事之间的衔接等都还缺乏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生活与人生的复杂况味也未能很好地展示出来。小说中，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作家似乎又回到了写作的原点，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再次引入了乡村知识分子何早的视角，通过何早与何大的之间的对话以究诘、思辨生活的情理，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未能进一步地挖掘出叙事中未揭示出来的意义，相反地，它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使得“百年”的叙事在小说中显得更加苍白和空泛。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阿来作为四川作家中的“大家”，也对自己的六卷本长篇小说《空山》的结构方式有如下无可奈何的体认，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替一个古老的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一直没有为这样的小说想出一个合适的从头到尾的贯穿的写法……后来我终于明白，这样一种既能保持一部小说结构（故事）的完整性，又能最大限度包容这个村落值得一说的人物与事件的小说形式，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只好退后一步，采用拼贴的方式，小说的重要部分的几个故事相当于几部中篇，写值得一说的人与事，都可以单独去看，看上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拼贴起来的时候，会构成一幅相对丰富与全面的当代藏区乡村图景”，可见，他之采取“拼贴的方式”来结构小说，只是没有寻求到更好的讲述方式时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而已。他的《格萨尔王》中通过晋美梦里梦外两条线索来结构全书的艺术安排，也是当代文学中一种最为常见的结构方式，仍然显得太平庸和单调，也更显现出作家在探索艺术形式和文本结构方面的无力或无所用心。
此外，毛克强曾经这样评价过裘山山的创作，他说，“阅读裘山山的作品，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十分平淡、朴实、自然的作家。她不做作、不玩弄技巧、不故作深奥、不冒前卫，自然而动听地叙述着女性身边的生活”，相对于裘山山的作品，应该说，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但裘山山也并非只是让自己的文字毫无用心地自然流淌，对于她所擅长的中、短篇小说来说，她是深谙小说的结构艺术的，只不过是采取了一种“朴拙中藏机巧”的策略，这样一种策略，成就了裘山山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但她这种“朴拙中藏着机巧”的单纯的线索结构，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就很难驾驭复杂的现实和复杂现实里复杂的人生。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是近年公认的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但小说在叙事方面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小说中，整个关于18路军进军西藏的漫长历程与宏伟画卷竟然都只是年迈的白雪梅在丈夫突然离世的刺激之下的讲述。虽然白雪梅的讲述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但依然给人一种将信将疑的感觉，首先，白雪梅的“讲述”已经经过了语言的梳理，它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回忆状态中的那种丰富的感知;其次，一个遭受了精神打击的老人，在急切间的讲述，她的主要目的是想要为孩子们解开笼罩在这个家庭的所有迷雾，而小说却把背景拉得很长，在主干之外，又枝节横生，而且夹杂了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便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在“讲述”。
因此，或许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小说就其本质来讲，应该是反抗简化和遗忘，构建和澄明这个世界隐秘的精神图景，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他说，“这是小说的基本使命，也是小说所要面对的艺术难度”。实际上，这种艺术难度即是要展示人的心灵的复杂和世界的繁复，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借助于现实中的材料重新组合，藉由想象而“虚构”出另一种“可能存在”的世界图景，而在这一过程中，叙事策略的运用和经营结构的能力作为一体的两面，正该是作家创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4.
[2]麦家：我用大脑写作[J].人生中途.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12.
[3]阿来：不同的现实，共同的将来——空山达戈与达瑟获《芳草》“女评委”大奖答谢词[J].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