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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寒夜》主要描写了一位小公务员汪文宣的悲剧命运，他的悲剧一方面是来自残酷的社会，另一方面“他母亲和他妻子都有责任”。这两位担负着主人公不幸的女子，作者虽着墨不多，却生动地展示了两个女性对男权世界迥然不同的态度，写出了两代女性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固守 男性话语 代言人 错位 冲击 自救 折射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汪文宣的悲惨命运。他的悲剧一方面是来自残酷的社会，另一方面“他母亲和他妻子都有责任”。这两位担负着主人公不幸的女子，展示了两个女性对男权世界迥然不同的态度，写出了两代女性的价值取向。
一 父权与母性的错位
汪文宣的母亲是一个旧式家庭妇女。这位念过书的五十三岁的老太太，受的教育是来自于旧式封建式的。而旧文化、旧道德所侧重的中心就是维护君权与父权、夫权，在男权社会，为张扬男权的至高无上，留给中国一套以压制女性权力为己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讲究女子的三从四德，强调女性的温婉，限制女子的活动范围。甚至在身体上进行摧残，令其缠足，使其无力反抗，只能拘囿于家庭的圈子里。这种观念被男权社会所认同，女子一年年地被教化过来，终于给予了认同，特别是对深习其道的“才女”汪母，她已经丢弃了应用的维护女权的意识，自动加入了维护男权社会秩序的行列来，以男性话语代言人出现在汪家，对这位汪家唯一的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护家长的地位，盼望儿媳能像自己过去孝顺、服从、毫无反抗地对公婆一样对待自己。每次与儿媳起冲突，恪守礼教的她就嘲讽儿媳没有和儿子正式结婚，在家中是无地位者。儿媳愤怒地声明这个时代可以自己找丈夫。汪母无力反驳，只能宣告自己是长辈，迫使儿媳屈服。一方面她不承认儿媳，另一方面却要以长辈的身份干涉儿媳在外的行为，思想的矛盾造成言行的偏执，她一边以不屑的目光、鄙夷的语调、讽刺的言辞打击儿媳，一边又常宣布自己是婆婆有管制权，试图以此坚固她的家长权威，她要的是管制权而不是说话权。应该说，从刚毅和对权力意识的角度看，在汪家，汪母更像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这使得她以一个封建家长的价值观看待儿子、儿媳。这种性别的错位使汪家本已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
每当汪母感到自己家长权威受到儿媳曾树生强有力的挑战，就拉出儿子，迫使儿子在家行使夫权。儿媳离家，她不是担心儿子婚姻破裂，反而显得兴奋，这兴奋是源于自己权威终将稳定，因此，当儿子要去找儿媳时，就痛斥儿子的没出息。在她看来，女人应该是男子的臣民，如欲越轨，男子就应武力降服，甚至扫地出门。基于强烈的夫权观念，她认为，女人附属男子，无论其外表还是内心都不得被外人染指。因此，当儿媳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教育，在银行做职员时，就轻蔑地称其为“花瓶”，她根本不考虑社会混乱，男人的工作尚且难保，何况几十年只配做家务的男子，只一味站在代言人的角度指责儿媳。而家庭的开支全靠儿媳，这种有伤夫权的生活状态，简直令其不能忍受，甚至为了维护夫权，不用儿媳的钱，竟然忍痛想让爱如生命的孙子辍学，颇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风骨。可惜因儿子失业，她不得不假装糊涂地花儿媳的钱，这份屈辱反过来又令她更蔑视儿媳“花瓶”的形象，也更难以容忍她整天打扮得光鲜亮丽外出，她断定曾树生不会和儿子白头到老，也更排斥儿媳。
汪母如此苛求儿媳，与其对儿子偏执的爱密不可分。她早年丧夫，一个人抚养独子长大，儿子成了她全部的精神寄托，爱的承接者。作为旧式女性，她没有寻找自我社会价值的意识，对儿子期待值和爱意，就比普通母亲更殷切、更强烈。为了儿子她甘愿牺牲自我。儿子已经成人，但她还用看孩子的眼光注视他、对待他，当抗战胜利时，她甚至认为儿子的病也可以好了，失去理智的渴望，展露的是一片慈母情怀。她对儿子的爱已经变异为强烈的占有欲和无节制的溺爱。
汪母在不自觉地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不幸。汪母爱儿子，却不了解她与儿媳的争执恰是儿子痛苦的根源，长期的婆媳不和，使家庭透出丝丝冷意。操劳一天，无人关心。丈夫早逝，儿子多病，孙子极像儿子沉默寡言而懦弱，让她看不到希望，儿媳倒充满活力，可又不守妇道，不停息的婆媳矛盾令她寒心。这使她成了《寒夜》中活得最痛苦的人。这种痛苦又恰是因她固守着旧思想和对儿子偏执的爱造成的。因为爱儿子，她就难忍儿媳的不守妇道，就更致力于家庭秩序的维护，以帮助儿子过幸福生活，在挣扎中她陷入生活的怪圈，由爱子而恨媳，恨媳又为了爱子……
二 抗争和无奈的自救
曾树生似乎也成了这个家庭痛苦的根源。她是个大学生，学的是教育专业，可是社会的腐败，政府的无能，办教育是不可能，从事教育工作也没有机会。万般无奈，她只有抛开自己的理想，在一个银行做小职员，但社会并没有因为她的顺从而宽容她。当她像经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一样，勇敢冲破世俗观念，自己选择终身伴侣，并勇敢地以当时反对旧习俗的极端方式——不举行仪式而同居，与爱人一起宣布他们对旧有婚姻观的反叛时，人们投来的是鄙夷的目光和轻慢的语言；她的婆婆也常斥其为汪文言的“姘头”，她虽然也反驳婆婆，但内心中已深深感受到她在这个家无地位、无归属感。在一个以保护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是难以容忍女子与人同居的。在未嫁之先，她是父权压制的对象，如果没有父亲的允许，自做主张出嫁，是对父权及家长制度的冲击，男权社会自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女子出现。汪母做为一家之长，自然也看不惯这样进门的媳妇。而汪文宣的软弱又给这种父权意识以宽松的生长环境。
曾树生在家庭中被这种男权观念排斥，在社会上受到这一阴影的笼罩。在大川银行工作是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意味。尽管她做的工作一点也不比男职员少多少，但男性社会更愿意承认的是她作为“花瓶”的价值。在那个社会，男性的职业高低贵贱，人们从不以性别去丈量，对女性则不然。女人如果出去工作，长得漂亮，打扮又得体，就自然地肯定其工作属于低级别的“花瓶”工作。她们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与同事特别是男同事周旋，就是不正经、不守妇道。这种判断都是以一个男性的角度去审视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也不是曾树生如此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女人在社会上的形象。对于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来说，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已经成为别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是一个已被贴好标签的女人，她只属于一个家庭。当她的美丽、丰腴的身体被人以“花瓶”去观赏时，汪家这一男性社会的缩影，就受到了别人的侵害，更何况这个“花瓶”活泼、好动、喜爱社交活动，这无异于“花瓶”在一定时间内的失踪，以汪母为代表的男权主义者当然难以容忍这种举动，婆媳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对女性这种苛责从来不用于男人身上。汪文宣在外工作，受压于上司，人们不仅不会指责他，反到会同情他，将愤怒指向社会，女性却无论在事业上和爱情上都被男性社会的价值观框定、判断。
对曾树生人们更多的批评是她抛夫弃子，指责她的自私。不能否认曾树生最后的举动对风雨飘摇汪家的伤害，但也要看到其苦衷。
虽然汪文宣仍深深爱着曾树生，但对曾树生来说，那个有理想、有活力，也有反抗精神、勇敢的的汪文宣不在了，这个汪文宣只是个躯壳。因为没了爱，她对汪文宣的感情也少了当初的热烈，甚至因其唯唯诺诺，她对他还增添了轻视。只有在离开家时，才唤回了一丝依恋。曾树生对汪文宣更多的是夫妻的责任与对弱者的同情。汪文宣调停人的角色更加速了爱情的幻灭。与在汪家孤寂、沉默、压抑的生存状态不同，曾树生在面对年轻的陈经理时，其快乐、朝气的面容都昭示着她对汪文宣爱意的消逝。与其说她欲红杏出墙，不如说，这只是她不愿枯守在无爱的家，她更需要的是有生机的生活，希望作为自己活着的明证。她的离家实际是对新生活的争取，但这在男权社会是大逆不道的，男子停妻再娶或娶姨太太，无人非难。女子只是迫于生活去外地工作，没背叛丈夫、家庭，但仍不容于家庭、社会。在封建社会，女性从一而终才是正道，她们没权利选择爱与不爱，即使夫妻貌合神离，选择权也只能握在男子手中，曾树生想离开无爱的家庭，自然会令汪母所代表的男权社会所不齿。他们并不考虑曾树生离开时的挣扎；不考虑一个妻子、母亲离开亲人的痛苦；也不考虑一个女人离乡背井的艰难。只一味地靠自己的臆想，断定她离家是为了自己过浮华的生活。实际上，正是这个让她牵挂的家用恶言、指责、刁难、争吵推她出门。丈夫虽爱她，但总选择与婆婆一个阵营，儿子是亲生的，却在婆婆影响下对她没多少感情。她无力使丈夫振作，也无法改变婆婆的仇视，更难让全家刻板单调的生活有所改变。她想活得痛快，她想要自由，不甘蹉跎岁月，为了不在古庙似的家中枯死，她选择了自救，但却触碰了男权社会的底线。作为附属品的妻子，不顾年迈婆婆，是为不孝；丢下病重丈夫，是为不贤；离开幼弱儿子，是为不慈。这样的女人与三从四德的女性典范极为背离，她的自救就成了背叛，因她冲击的是男性多年经营的权力壁垒，是对家长权力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家庭的权威和女性的品德触碰。
曾树生是一个在旧社会与新时代夹缝中的生存的女性。新文化令她希望与男性平等，渴望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但社会变革尚未完成，封建残留仍根深蒂固根植于日常生活。她错位地出现在一个旧时代的家庭，不和谐音符必不可少。尽管她竭力融入家庭，她想做个好媳妇，放弃自尊与婆婆和解，但却没有回应；她想做个贤妻，婆婆却以各种理由不给她机会，还颇多责难；她想做个良母，儿子却更喜欢和奶奶在一起，让她想爱却不能。姓氏的差异、思想、行为的不同使她成为这个家的异类，被排斥者。如果说，在婚姻和工作走向的选择中可以看到曾树生作为五四新女性对自身权利的主张，那么在家庭中她却成了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这种无价值感才是她离开汪家的最主要的原因。
曾树生到了兰州，虽提出离婚，但并未如汪母预想的与陈经理在一起，相反，她抵御了外界的诱惑，仍寄钱给汪家，还关注汪文宣病情。可惜，当她带着牵挂探望汪家老小时，却已人去楼空，曾树生内心的微薄希望也消失了。这位曾经勇敢自救的女性，是否能够再一次自救，不得而知，但她对封建观念、夫权专制的抗争，已经令她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
三 结语
汪家的两个知识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走的却是两条路。汪母固守着几千年的男权思想，坚守着对儿子的爱不甘放手。汪妻则选择了对男权社会固有思维的冲击之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促成了矛盾的激化，加速了这个家庭的悲剧进程。看两个女性的生活，表面上是婆媳矛盾，是两种文化阵营的冲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母与曾树生的纠葛与中国五四时期社会现实有暗合之处。曾树生的挣扎与踟蹰前行，恰似新文化、新思想在旧文化、旧思想的夹缝中奋力前行的真实情态，而其奋行中的迷惘、无力，也正是五四先行者的真切感受。两个女性形象折射了五四时期丰富的社会信息。
参考文献：
[1] 巴金：《巴金全集 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张少茹，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固守 男性话语 代言人 错位 冲击 自救 折射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汪文宣的悲惨命运。他的悲剧一方面是来自残酷的社会，另一方面“他母亲和他妻子都有责任”。这两位担负着主人公不幸的女子，展示了两个女性对男权世界迥然不同的态度，写出了两代女性的价值取向。
一 父权与母性的错位
汪文宣的母亲是一个旧式家庭妇女。这位念过书的五十三岁的老太太，受的教育是来自于旧式封建式的。而旧文化、旧道德所侧重的中心就是维护君权与父权、夫权，在男权社会，为张扬男权的至高无上，留给中国一套以压制女性权力为己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讲究女子的三从四德，强调女性的温婉，限制女子的活动范围。甚至在身体上进行摧残，令其缠足，使其无力反抗，只能拘囿于家庭的圈子里。这种观念被男权社会所认同，女子一年年地被教化过来，终于给予了认同，特别是对深习其道的“才女”汪母，她已经丢弃了应用的维护女权的意识，自动加入了维护男权社会秩序的行列来，以男性话语代言人出现在汪家，对这位汪家唯一的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护家长的地位，盼望儿媳能像自己过去孝顺、服从、毫无反抗地对公婆一样对待自己。每次与儿媳起冲突，恪守礼教的她就嘲讽儿媳没有和儿子正式结婚，在家中是无地位者。儿媳愤怒地声明这个时代可以自己找丈夫。汪母无力反驳，只能宣告自己是长辈，迫使儿媳屈服。一方面她不承认儿媳，另一方面却要以长辈的身份干涉儿媳在外的行为，思想的矛盾造成言行的偏执，她一边以不屑的目光、鄙夷的语调、讽刺的言辞打击儿媳，一边又常宣布自己是婆婆有管制权，试图以此坚固她的家长权威，她要的是管制权而不是说话权。应该说，从刚毅和对权力意识的角度看，在汪家，汪母更像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这使得她以一个封建家长的价值观看待儿子、儿媳。这种性别的错位使汪家本已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
每当汪母感到自己家长权威受到儿媳曾树生强有力的挑战，就拉出儿子，迫使儿子在家行使夫权。儿媳离家，她不是担心儿子婚姻破裂，反而显得兴奋，这兴奋是源于自己权威终将稳定，因此，当儿子要去找儿媳时，就痛斥儿子的没出息。在她看来，女人应该是男子的臣民，如欲越轨，男子就应武力降服，甚至扫地出门。基于强烈的夫权观念，她认为，女人附属男子，无论其外表还是内心都不得被外人染指。因此，当儿媳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教育，在银行做职员时，就轻蔑地称其为“花瓶”，她根本不考虑社会混乱，男人的工作尚且难保，何况几十年只配做家务的男子，只一味站在代言人的角度指责儿媳。而家庭的开支全靠儿媳，这种有伤夫权的生活状态，简直令其不能忍受，甚至为了维护夫权，不用儿媳的钱，竟然忍痛想让爱如生命的孙子辍学，颇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风骨。可惜因儿子失业，她不得不假装糊涂地花儿媳的钱，这份屈辱反过来又令她更蔑视儿媳“花瓶”的形象，也更难以容忍她整天打扮得光鲜亮丽外出，她断定曾树生不会和儿子白头到老，也更排斥儿媳。
汪母如此苛求儿媳，与其对儿子偏执的爱密不可分。她早年丧夫，一个人抚养独子长大，儿子成了她全部的精神寄托，爱的承接者。作为旧式女性，她没有寻找自我社会价值的意识，对儿子期待值和爱意，就比普通母亲更殷切、更强烈。为了儿子她甘愿牺牲自我。儿子已经成人，但她还用看孩子的眼光注视他、对待他，当抗战胜利时，她甚至认为儿子的病也可以好了，失去理智的渴望，展露的是一片慈母情怀。她对儿子的爱已经变异为强烈的占有欲和无节制的溺爱。
汪母在不自觉地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不幸。汪母爱儿子，却不了解她与儿媳的争执恰是儿子痛苦的根源，长期的婆媳不和，使家庭透出丝丝冷意。操劳一天，无人关心。丈夫早逝，儿子多病，孙子极像儿子沉默寡言而懦弱，让她看不到希望，儿媳倒充满活力，可又不守妇道，不停息的婆媳矛盾令她寒心。这使她成了《寒夜》中活得最痛苦的人。这种痛苦又恰是因她固守着旧思想和对儿子偏执的爱造成的。因为爱儿子，她就难忍儿媳的不守妇道，就更致力于家庭秩序的维护，以帮助儿子过幸福生活，在挣扎中她陷入生活的怪圈，由爱子而恨媳，恨媳又为了爱子……
二 抗争和无奈的自救
曾树生似乎也成了这个家庭痛苦的根源。她是个大学生，学的是教育专业，可是社会的腐败，政府的无能，办教育是不可能，从事教育工作也没有机会。万般无奈，她只有抛开自己的理想，在一个银行做小职员，但社会并没有因为她的顺从而宽容她。当她像经过“五四”洗礼的新女性一样，勇敢冲破世俗观念，自己选择终身伴侣，并勇敢地以当时反对旧习俗的极端方式——不举行仪式而同居，与爱人一起宣布他们对旧有婚姻观的反叛时，人们投来的是鄙夷的目光和轻慢的语言；她的婆婆也常斥其为汪文言的“姘头”，她虽然也反驳婆婆，但内心中已深深感受到她在这个家无地位、无归属感。在一个以保护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是难以容忍女子与人同居的。在未嫁之先，她是父权压制的对象，如果没有父亲的允许，自做主张出嫁，是对父权及家长制度的冲击，男权社会自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女子出现。汪母做为一家之长，自然也看不惯这样进门的媳妇。而汪文宣的软弱又给这种父权意识以宽松的生长环境。
曾树生在家庭中被这种男权观念排斥，在社会上受到这一阴影的笼罩。在大川银行工作是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意味。尽管她做的工作一点也不比男职员少多少，但男性社会更愿意承认的是她作为“花瓶”的价值。在那个社会，男性的职业高低贵贱，人们从不以性别去丈量，对女性则不然。女人如果出去工作，长得漂亮，打扮又得体，就自然地肯定其工作属于低级别的“花瓶”工作。她们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与同事特别是男同事周旋，就是不正经、不守妇道。这种判断都是以一个男性的角度去审视的。他们关心的不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也不是曾树生如此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女人在社会上的形象。对于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来说，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已经成为别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是一个已被贴好标签的女人，她只属于一个家庭。当她的美丽、丰腴的身体被人以“花瓶”去观赏时，汪家这一男性社会的缩影，就受到了别人的侵害，更何况这个“花瓶”活泼、好动、喜爱社交活动，这无异于“花瓶”在一定时间内的失踪，以汪母为代表的男权主义者当然难以容忍这种举动，婆媳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对女性这种苛责从来不用于男人身上。汪文宣在外工作，受压于上司，人们不仅不会指责他，反到会同情他，将愤怒指向社会，女性却无论在事业上和爱情上都被男性社会的价值观框定、判断。
对曾树生人们更多的批评是她抛夫弃子，指责她的自私。不能否认曾树生最后的举动对风雨飘摇汪家的伤害，但也要看到其苦衷。
虽然汪文宣仍深深爱着曾树生，但对曾树生来说，那个有理想、有活力，也有反抗精神、勇敢的的汪文宣不在了，这个汪文宣只是个躯壳。因为没了爱，她对汪文宣的感情也少了当初的热烈，甚至因其唯唯诺诺，她对他还增添了轻视。只有在离开家时，才唤回了一丝依恋。曾树生对汪文宣更多的是夫妻的责任与对弱者的同情。汪文宣调停人的角色更加速了爱情的幻灭。与在汪家孤寂、沉默、压抑的生存状态不同，曾树生在面对年轻的陈经理时，其快乐、朝气的面容都昭示着她对汪文宣爱意的消逝。与其说她欲红杏出墙，不如说，这只是她不愿枯守在无爱的家，她更需要的是有生机的生活，希望作为自己活着的明证。她的离家实际是对新生活的争取，但这在男权社会是大逆不道的，男子停妻再娶或娶姨太太，无人非难。女子只是迫于生活去外地工作，没背叛丈夫、家庭，但仍不容于家庭、社会。在封建社会，女性从一而终才是正道，她们没权利选择爱与不爱，即使夫妻貌合神离，选择权也只能握在男子手中，曾树生想离开无爱的家庭，自然会令汪母所代表的男权社会所不齿。他们并不考虑曾树生离开时的挣扎；不考虑一个妻子、母亲离开亲人的痛苦；也不考虑一个女人离乡背井的艰难。只一味地靠自己的臆想，断定她离家是为了自己过浮华的生活。实际上，正是这个让她牵挂的家用恶言、指责、刁难、争吵推她出门。丈夫虽爱她，但总选择与婆婆一个阵营，儿子是亲生的，却在婆婆影响下对她没多少感情。她无力使丈夫振作，也无法改变婆婆的仇视，更难让全家刻板单调的生活有所改变。她想活得痛快，她想要自由，不甘蹉跎岁月，为了不在古庙似的家中枯死，她选择了自救，但却触碰了男权社会的底线。作为附属品的妻子，不顾年迈婆婆，是为不孝；丢下病重丈夫，是为不贤；离开幼弱儿子，是为不慈。这样的女人与三从四德的女性典范极为背离，她的自救就成了背叛，因她冲击的是男性多年经营的权力壁垒，是对家长权力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对一个家庭的权威和女性的品德触碰。
曾树生是一个在旧社会与新时代夹缝中的生存的女性。新文化令她希望与男性平等，渴望选择自由的生活方式，但社会变革尚未完成，封建残留仍根深蒂固根植于日常生活。她错位地出现在一个旧时代的家庭，不和谐音符必不可少。尽管她竭力融入家庭，她想做个好媳妇，放弃自尊与婆婆和解，但却没有回应；她想做个贤妻，婆婆却以各种理由不给她机会，还颇多责难；她想做个良母，儿子却更喜欢和奶奶在一起，让她想爱却不能。姓氏的差异、思想、行为的不同使她成为这个家的异类，被排斥者。如果说，在婚姻和工作走向的选择中可以看到曾树生作为五四新女性对自身权利的主张，那么在家庭中她却成了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这种无价值感才是她离开汪家的最主要的原因。
曾树生到了兰州，虽提出离婚，但并未如汪母预想的与陈经理在一起，相反，她抵御了外界的诱惑，仍寄钱给汪家，还关注汪文宣病情。可惜，当她带着牵挂探望汪家老小时，却已人去楼空，曾树生内心的微薄希望也消失了。这位曾经勇敢自救的女性，是否能够再一次自救，不得而知，但她对封建观念、夫权专制的抗争，已经令她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
三 结语
汪家的两个知识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走的却是两条路。汪母固守着几千年的男权思想，坚守着对儿子的爱不甘放手。汪妻则选择了对男权社会固有思维的冲击之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促成了矛盾的激化，加速了这个家庭的悲剧进程。看两个女性的生活，表面上是婆媳矛盾，是两种文化阵营的冲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母与曾树生的纠葛与中国五四时期社会现实有暗合之处。曾树生的挣扎与踟蹰前行，恰似新文化、新思想在旧文化、旧思想的夹缝中奋力前行的真实情态，而其奋行中的迷惘、无力，也正是五四先行者的真切感受。两个女性形象折射了五四时期丰富的社会信息。
参考文献：
[1] 巴金：《巴金全集 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张少茹，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