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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导致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恢弘的景观便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乡土，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讨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营，并获得了“农民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身份称谓。这一事实迅速进入小说叙事，成为当前最具产出性的文学主题之一。不过迄今为止，评论界对于这一已然蔚为壮观的创作潮流尚未形成有效的把握视角。
事实上，从阿Q、骆驼祥子到梁生宝、陈奂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于农民进城的叙述不绝如缕。如果说作家们总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的支撑下表述农民进城行为的意义，从而传达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渴望，那么，就当前对于反映“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小说的研究而言，最为近切的问题便是揭示出支撑其话语表述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运作于文本内部的具体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从整体上判断这一创作与中国当代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关系。
虽然当代作家们在表现进城农民的生存状况之时，往往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激情展示农民们的种种伤痛体验，但是，这种创作主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①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进程的普适性价值日益获致广泛认可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任何现代性之外的社会建构想象都已无法获致合法性意义（张炜、张承志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所造成的主体困境及其招致的广泛批判正是这一判断的明证）。因而，以现代性文化价值作为叙事的基本立场便成为作家们共同的意识或无意识选择，从而在表述与论证社会主导话语的过程中，建构了个体意识对于时代原则的深层认同。
一、出卖：对于交换逻辑的全面认同
现代性社会文化体系依托于市场交换关系而得以形构，尽管乡村也不免于参与市场交换，但是，通过自身的劳动满足大部分消费需求仍然是乡村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此相比，进入城市这一基于交换组织起来的生活场域（城市化因而成为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现实维度）的农民，因为失去了可供自给自足的那一块土地而被迫完全通过参与交换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从而遵循“现代” 的原则生存于城市空间。
当然，纳入交换体系是现代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对于进城农民而言，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只是未受充分开发或几乎未受开发的原始的身体，因而只能在条件恶劣的生产与消费区域承担艰苦繁重、报酬低廉的工作，甚至直接从事肉体交易以图生存。例如，建筑工地上的鞠广大父子（孙惠芬：《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车间流水线上的李美凤（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山花》2005年第8期），酒馆里的吉佳、吉美（孙惠芬：《天河洗浴》，《山花》2005年第6期），收破烂的香香（李肇正：《傻女香香》，《清明》2003年第4期），在发廊卖淫的宁德珍（李肇正：《姐妹》，《钟山》2003年第3期）等等。不过，这一事实往往通过如下逻辑进入文学叙述：尽管农民们在城市的谋生之旅充满艰辛与屈辱，但是，比起在乡村从事农耕生产的收入水平而言，他们仍然实现了较高的劳动力价值，所以一切付出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
在李肇正的《傻女香香》中，由于贫穷所迫，香香同村的女孩以每晚五元的价格在村内卖淫，而香香的母亲竟然逼迫香香从事同样的营生，香香于是逃入城市干起了收破烂的买卖，“香香一个月可以挣三四百。香香数钱的时候，会和乡下的那些女同学做比照——三百块，就要跟六十个男人睡觉”。在宋剑挺的《麻钱》（《当代》2004年第2期）中，刘干家想修老家的房，王民想买三轮车，都只能到砖厂打工才能挣足一笔钱：“你想弄四千块钱，我弄三千块钱就中”。而在孙惠芬的《天河洗浴》中，主人公吉佳在酒店打工，年关回乡时除了给家人都买了礼物之外，还带回了四千元的现金。
如果说只要指出进城农民可以实现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价值的事实，就可以将对于农民城市生存困境的批判性展示转而纳入论证市场意识形态历史合理性的逻辑链条，那么，就乡村青年女性出卖肉体的行为而言，则必须在叙事中消弭这一事实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把以肉体交换的方式实现的劳动力价值看作是由市场提供的机遇，从而将原本可以引发社会批判的命题导向对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论证。
毫无疑问，在传统的“逼良为娼”的模式中叙述女性出卖肉体的故事往往会表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因为女性总是在特定社会力量的作用下被迫沦入这一屈辱的境地，并且因为主体自身对于屈辱处境地体察而强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老舍的《月牙儿》。但是，在当代叙述农村女性进城“卖身”的小说中，并没有对于迫使她们走上卖身之路的外部力量的着力描述，相反，是因为她们自己认识到只有将肉体纳入交换才能进入消费时代的“美好”生活，从而自主做出这一选择。既无外力逼迫，主体自身又失去了对于屈辱的感知，对于女性卖身行为的批判意识在叙事中便无从产生。
所以，妓女宁德珍（李肇正：《姐妹》）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风尘行当的人物谱系中寻找自己的信仰：“杜十娘简直就是她的偶像。杜十娘的百宝箱，就是宁德珍梦寐以求的宝藏。”康嘉薇（裴蓓：《南方，爱你我说不出》，《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4期）则毫不犹豫的依靠出卖肉体获得商业与政治上的成功，因为：“上帝原来就是钱！他妈的，有钱真好！没钱，谈什么尊严？”而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美貌的吉美被老板看中包养起来，这一事实使得在同一酒馆打工而貌不出众的同乡吉佳陷入无法遏制的强烈嫉妒。过年回家后，吉佳试图以道德优势取得心理平衡的设想也彻底落空，因为乡亲们只看重吉美带回的大包小包，吉美给母亲买的金戒指等等。即便是吉佳的母亲也背着吉佳感叹：“吉美她妈算是养了一棵摇钱树。”吉佳带回的四千元工钱并不因为“干净”而让人高看一眼，衡量金钱的绝对标准只能是数量。所谓的“失身”、“失贞”早已失去了判断现实的意义，主体的焦烁恰恰产生于缺乏纳入交换的身体资源，从而无法获得“失身”与“失贞”的机会。
正是因为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现代性方案的历史合理性已经成为作家共同的意识前提，所以，以身体纳入交换的进城农民虽然承受了艰辛与屈辱，但是这同时也是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唯一路径。如果说作家在叙事中表现出批判意识的话，那么，批判的指向并不是将身体纳入交换这一事实本身，而是那些对于正常的交换运作造成破坏的行为或力量。例如，在孙惠芬的《民工》中，包工头拒付民工工钱；在孙春平的《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钟山》2003年第2期）中，工程发包方拒付施工队工程款；在宋剑挺的《麻钱》中，砖厂厂长以“麻钱”抵现金，拖欠工人工资；在王手的《乡下姑娘李美凤》中，鞋厂厂主以积压的旧鞋作为工资发放，等等。由拒绝支付进城农民的“身体”支出所导致的交换中断和对于弱势者的掠夺，必然引导主体意识诉诸完善社会现代性体制建构的向往，这种体制建构的出发点只能是对于建立在交换关系之上的市场经济的维护。
二、隔膜：身份差别与平等想象
农民的大规模进城，使得城乡差别成为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这种差别源自不同的谋生方式、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伦理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其中，收入水平无疑是一个核心因素——所造成的城乡不同群体在体貌、言谈、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并使得进城的农民总是与他们处身其间的城市有着无形的隔膜。进而，在当代中国，由电视、报刊、杂志等等现代传媒共同参与的对于“农民工”概念的表述，无疑通过强制性建构有别于城市居民的特定身份群体的方式，更加强化了上述隔膜对于人群的区分作用，而这种不免指向于歧视的身份区分，也更加强化了进城农民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寄寓感。虽然融入城市，在城市中重建家园是他们的恒久的想象，可是对于当前大多数人而言，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李春平《玻璃是透明的》（《上海文学》1997年第3期）题目本身就暗示了隔膜的存在，而小说的主人公“小四川”终究因为无法理解城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而被老板娘“炒了鱿鱼”。王梓夫《死迷》（《北京文学》2000年第12期）中的李小毛虽然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可是却与城市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城里人吃的穿的住的跟乡下人不一样，说的话跟乡下人不一样，这还好理解。可他们的心思想法，评人论物，都跟乡下人相差甚远，这往往让李小毛琢磨不透。”邵丽《明惠的圣诞》（《十月》2004年第6期）中，试图嫁给城里人的女主人公最终未能免于自杀的命运。所以有论者指出：“我们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肉体上已经成为城里人，而精神与灵魂还不能被城市文明所包容的悲剧下场！”②
揭示出由于无形隔膜的存在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必然传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当然，诉诸平等的社会想象可以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茅盾、吴组湘、叶紫等左翼乡土作家笔下，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隶属于更大范畴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这是无产阶级政治话语运作中的平等设想。而在当代关于“农民工”的叙述中，城乡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进城农民之受歧视主要是一个经济事实，而且，社会群体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并非为左翼作家所确信的那样源于阶级剥削，它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同群体在市场交换中所占有的资源差别。所以在此类叙事中，农村（农民）的贫穷主要出于两个关乎市场的原因：首先，由于农村生产方式落后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得必须在市场交换体系中实现的劳动力价值也极为低廉。其次，农村远离城市，处于市场交换的边缘地带，往往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等原因导致农民难以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例如冉正万的《奔命》（《人民文学》1999年第4期），张抗抗的《芝麻》（《钟山》2003年第5期），胡学文的《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里快的《菜市》（《草原》2005年第4期）等等作品都叙述了上述两个原因所导致的农村贫穷。
农村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备，是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展开的社会现代化实践建基于否定市场交换关系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设计。在《创业史》中，柳青曾以厌憎的笔调描述了家有余粮的富裕农民因为不满国家统购粮价格太低而到自由市场售粮的行为，进而表达了对于取缔自由市场的肯定意识。如果剥离这一表述的意识形态判断内容，就可以看到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付出代价的事实：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实现相对合理的劳动力价值的意图遭到否定，农民只能以政策性低价向国家售粮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建设，恰恰是这一事实造成农村因为缺乏积累所导致的发展停滞。而当代作家秉承市场话语对于城乡两域景观的描写，其意图正在于从正面呈现上述事实的历史性后果。
既然现实中的身份差别源于市场机制遭遇的历史性扭曲，那么，现在就只能依托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重建平等。所以此类小说虽然描绘了寄寓城市的“农民工” 所体验到的由身份差别导致的隔膜，但是基于市场价值的叙事毕竟提供了消除隔膜的途径。在舟扬帆《我的同学宋元明》（《清明》2002年第3期）中，出身于农村的宋元明在读中学时便因为贫穷遭到歧视，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学到了古玩字画的鉴定方法，从此因为具备优势的交换资源而在市场竞争中大获成功，并最终获得了美艳的女“老板”（城里人）的爱情。李锐《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青年文学》2002年第8期）的主人公——农村青年孟虎子——爱上了城里女工人杨彤，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环境中，城乡差别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孟虎子开起了工厂并雇佣已经下岗的杨彤担任技术指导。尽管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可是孟虎子最终还是得到了他向往半生的杨彤的身体。在由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一系列不平等中，性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状况无疑最具表现力度。如果说农村女性在城市卖淫，或者以肉体为筹码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摆脱农村，都体现了城市对于乡村的性掠夺，那么，进城农民得到城里女人的身体与爱情，应当是对于城乡差别最后底线的突破。而当前实现这一目标的农民英雄在叙事中都是市场竞争的佼佼者，这自然是对于市场经济在实现社会平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有力暗示。
可以看到，出身农村却因为获得商业成功而成为城市强势群体的人物形象在同类叙事中大量存在，例如阿宁《米粒儿的城市》（《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中的三哥、裴蓓《南方，爱你我说不出》中的康嘉薇、荆永鸣《大声呼吸》（《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中的刘民等等，他们都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的充分适应而能够彻底融入城市，毫无疑问，藉市场之力消除隔膜正是小说的潜台词。
三、动荡：忧惧中的进步
马歇尔·伯曼曾以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描述“现代性体验”，③如果将这一哲学概括落实到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影响中国农民生存状态这一历史事实的哲学之维，那么，“动荡”就是一个极为恰切的概念转译。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与伦理价值的自足性，既保持了农民生活方式的稳定性，也塑造了农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但是，随着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充分展开，当个体的生存不再依托于一块稳定的土地，而必须由围绕着变动不居的需求组织起来的市场才能得以实现之时，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状况。
农民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事实本身就是生活动荡的写照，进而，城市高速发展所造成的变迁从四面八方危及他们脆弱的生存。在鬼子的《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中，动荡是一种宿命的力量，车祸、中奖、工地受伤，福祸瞬间转换，完全非人力可以预料。在荆永鸣的《北京侯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中，门面拆迁的传闻始终是经营饭馆的“我”挥之不去的梦魇。而在李肇正的《傻女香香》中，为民工们提供落脚之所的一幢危旧楼房突然之间要被爆破拆除，顿时“人们惶惶如丧家之犬”，等等。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方式的农民而言，“城市就是一个变数” （《北京侯鸟》）。另外，在北村的《愤怒》、胡学文的《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飞天》2004年第3期）、陈武的《换一个地方》（《青年文学》2004年第4期）等等众多作品中，动荡往往会以一种具体的伤害形式猝然击中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民工们，强化着他们寄寓城市的伤痛体验。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作品对于“动荡”的描述并非单纯批判性的，因为在生发于市场的“动荡”的背后总是潜隐着“进步”的事实。在荆永鸣的《北京侯鸟》中，“我”正因为“不太安分守己，好发奇想”所以才从家乡来到京城，这种渴望变化的心理天然符合现代社会之于个体的意识要求。“我”在京城经营饭馆的成功（进步）诱发了家乡亲戚对于城市的向往，“我”的侄子来泰也来到了京城。来泰的城市谋生之路充满动荡：为餐馆送菜却因为与厨师的矛盾而难以为继。在车站登三轮拉货先是受到同行的欺凌，随后又与保安发生冲突，并被派出所拘留。经营餐馆不过三个月又遭遇门面拆迁，等等。尽管如此，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从身无分文到能够在京城开馆经营，来泰于动荡之中的“进步”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因为参与市场交换而大起大落的变动生活塑造了来泰崭新的个体意识，使他从一个游手好闲，终日沉溺于麻将“爱耍两个小钱”的懒惰农民转变为积极而不乏精明的财富积累者——市场主体。所以他能以半残之躯在京城之中找到谋生之路，能够很快使餐馆的生意红红火火，等等。新的主体意识一经产生，所谓“安土重迁”的乡村生活理想顿时不值一哂：“（来泰）说到老家的一些人整天没个正事儿，除了喝大酒，就是打麻将，一脸不屑，他鄙夷地说，我看那就是个吃喝等死吧”。
描绘来泰于动荡体验中的物质生活与主体意识的“进步”趋势，无疑体现了作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信任。正是由市场经济实现的对于社会成员财富创造欲望的历史性动员，才使得时代在令人眩晕的动荡不宁中生机勃勃地突破了传统社会的凝固状态，并为农民进城谋生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既然如此，城市的变迁就绝非漫无目的、杂乱无章的，它必然朝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所谓“现代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④。因此，来泰类似于骆驼祥子三起三落的艰难创业未曾使小说走向《骆驼祥子》式的社会批判，不同于老舍秉承的意识形态与其表现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北京侯鸟》恰恰对于处身于中的社会话语实践保持着根本性的认同。于是，动荡因为孕育着社会进步而成为可以予以正面肯定的范畴，它从抽象的层面上论证了社会现代转型的合理性，而来泰的经历正是这一社会文化价值判断的感性注脚。
除此之外，香香（李肇正《傻女香香》）终于成为城里人；于红红（陈武《换一个地方》）在城里做生意也站稳了脚跟；“我”与老六（胡学文《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也正是在城市参与市场经济的动荡历练中坚定了对于未来的信心而坚守城市，并且不断的“有了下一步的打算”；而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9月版）中的李百义更是因为在动荡的磨难中透彻领悟了市场运作原则而实现了巨大的财富成功，并以痛苦的自我质询找寻到主体基于现代价值的精神救赎之路，等等。张继的《优秀青年王渔》（《当代小说》1998年第4期）则具有反证的意义。由于坚守乡土这一无法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凝固的文化空间，优秀青年如王渔者左冲右突却始终无法找到有意义的生命选题，只能将向往未来的现代式生命激情（“一直想找一件我想干又干不成的事”）耗费于乡间种种无聊的生活尝试。
正是因为由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进程已经获致当代作家的整体性意识认同，所以，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文学叙述所呈示的进城农民的种种伤痛体验往往被处理为进步道路上的必然代价而不值得大惊小怪。如同有的作家所言：“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牺牲一两辈人的利益是必然的。”⑤由此，文学话语便与社会现代话语达成高度的同质性，并在参与建构社会个体市场意识的过程中具备特定意识形态表述的内在本质和局限性。
事实上，女性卖身、由身份差别与歧视所造成的进城农民的屈辱和艰辛、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等等，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所谓的充分市场化而得以一揽子解决，市场原则无所限制地展开于人生在世的所有层面甚至会更加强化上述问题。所谓的“经济效益”真的能消解卖淫事实对于女性的极度伤害吗？市场竞争的全面展开不是因为导致剧烈的贫富分化而强化了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吗？一切动荡最终都会奔向一个美好的目的地吗？
推动社会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自然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不可移易的正确方向，但是，为了维系社会个体精神于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其霸权的时代免于异化，异质于社会现代话语原则的文学想象就必不可少，而作家超越社会主导性话语逻辑之上的理论眼界和精神强度则是提供这一想象的必要前提。否则，文学不免于成为时代的应声筒，虽然声调响亮而又夸张，却不能为个体精神超乎时代局限性的自由生长营构空间，也就无以证明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
注释
①②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③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④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⑤贾平凹：《贾平凹答复旦学子问》，《文学报》2005年3月31日。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文史部，南京大学中文系）
事实上，从阿Q、骆驼祥子到梁生宝、陈奂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于农民进城的叙述不绝如缕。如果说作家们总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的支撑下表述农民进城行为的意义，从而传达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渴望，那么，就当前对于反映“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小说的研究而言，最为近切的问题便是揭示出支撑其话语表述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运作于文本内部的具体方式，惟其如此，才能从整体上判断这一创作与中国当代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关系。
虽然当代作家们在表现进城农民的生存状况之时，往往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激情展示农民们的种种伤痛体验，但是，这种创作主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①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进程的普适性价值日益获致广泛认可的总体历史背景中，任何现代性之外的社会建构想象都已无法获致合法性意义（张炜、张承志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所造成的主体困境及其招致的广泛批判正是这一判断的明证）。因而，以现代性文化价值作为叙事的基本立场便成为作家们共同的意识或无意识选择，从而在表述与论证社会主导话语的过程中，建构了个体意识对于时代原则的深层认同。
一、出卖：对于交换逻辑的全面认同
现代性社会文化体系依托于市场交换关系而得以形构，尽管乡村也不免于参与市场交换，但是，通过自身的劳动满足大部分消费需求仍然是乡村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此相比，进入城市这一基于交换组织起来的生活场域（城市化因而成为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现实维度）的农民，因为失去了可供自给自足的那一块土地而被迫完全通过参与交换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从而遵循“现代” 的原则生存于城市空间。
当然，纳入交换体系是现代人共同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对于进城农民而言，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只是未受充分开发或几乎未受开发的原始的身体，因而只能在条件恶劣的生产与消费区域承担艰苦繁重、报酬低廉的工作，甚至直接从事肉体交易以图生存。例如，建筑工地上的鞠广大父子（孙惠芬：《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车间流水线上的李美凤（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山花》2005年第8期），酒馆里的吉佳、吉美（孙惠芬：《天河洗浴》，《山花》2005年第6期），收破烂的香香（李肇正：《傻女香香》，《清明》2003年第4期），在发廊卖淫的宁德珍（李肇正：《姐妹》，《钟山》2003年第3期）等等。不过，这一事实往往通过如下逻辑进入文学叙述：尽管农民们在城市的谋生之旅充满艰辛与屈辱，但是，比起在乡村从事农耕生产的收入水平而言，他们仍然实现了较高的劳动力价值，所以一切付出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意义。
在李肇正的《傻女香香》中，由于贫穷所迫，香香同村的女孩以每晚五元的价格在村内卖淫，而香香的母亲竟然逼迫香香从事同样的营生，香香于是逃入城市干起了收破烂的买卖，“香香一个月可以挣三四百。香香数钱的时候，会和乡下的那些女同学做比照——三百块，就要跟六十个男人睡觉”。在宋剑挺的《麻钱》（《当代》2004年第2期）中，刘干家想修老家的房，王民想买三轮车，都只能到砖厂打工才能挣足一笔钱：“你想弄四千块钱，我弄三千块钱就中”。而在孙惠芬的《天河洗浴》中，主人公吉佳在酒店打工，年关回乡时除了给家人都买了礼物之外，还带回了四千元的现金。
如果说只要指出进城农民可以实现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价值的事实，就可以将对于农民城市生存困境的批判性展示转而纳入论证市场意识形态历史合理性的逻辑链条，那么，就乡村青年女性出卖肉体的行为而言，则必须在叙事中消弭这一事实与社会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把以肉体交换的方式实现的劳动力价值看作是由市场提供的机遇，从而将原本可以引发社会批判的命题导向对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论证。
毫无疑问，在传统的“逼良为娼”的模式中叙述女性出卖肉体的故事往往会表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因为女性总是在特定社会力量的作用下被迫沦入这一屈辱的境地，并且因为主体自身对于屈辱处境地体察而强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老舍的《月牙儿》。但是，在当代叙述农村女性进城“卖身”的小说中，并没有对于迫使她们走上卖身之路的外部力量的着力描述，相反，是因为她们自己认识到只有将肉体纳入交换才能进入消费时代的“美好”生活，从而自主做出这一选择。既无外力逼迫，主体自身又失去了对于屈辱的感知，对于女性卖身行为的批判意识在叙事中便无从产生。
所以，妓女宁德珍（李肇正：《姐妹》）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风尘行当的人物谱系中寻找自己的信仰：“杜十娘简直就是她的偶像。杜十娘的百宝箱，就是宁德珍梦寐以求的宝藏。”康嘉薇（裴蓓：《南方，爱你我说不出》，《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4期）则毫不犹豫的依靠出卖肉体获得商业与政治上的成功，因为：“上帝原来就是钱！他妈的，有钱真好！没钱，谈什么尊严？”而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美貌的吉美被老板看中包养起来，这一事实使得在同一酒馆打工而貌不出众的同乡吉佳陷入无法遏制的强烈嫉妒。过年回家后，吉佳试图以道德优势取得心理平衡的设想也彻底落空，因为乡亲们只看重吉美带回的大包小包，吉美给母亲买的金戒指等等。即便是吉佳的母亲也背着吉佳感叹：“吉美她妈算是养了一棵摇钱树。”吉佳带回的四千元工钱并不因为“干净”而让人高看一眼，衡量金钱的绝对标准只能是数量。所谓的“失身”、“失贞”早已失去了判断现实的意义，主体的焦烁恰恰产生于缺乏纳入交换的身体资源，从而无法获得“失身”与“失贞”的机会。
正是因为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现代性方案的历史合理性已经成为作家共同的意识前提，所以，以身体纳入交换的进城农民虽然承受了艰辛与屈辱，但是这同时也是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唯一路径。如果说作家在叙事中表现出批判意识的话，那么，批判的指向并不是将身体纳入交换这一事实本身，而是那些对于正常的交换运作造成破坏的行为或力量。例如，在孙惠芬的《民工》中，包工头拒付民工工钱；在孙春平的《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钟山》2003年第2期）中，工程发包方拒付施工队工程款；在宋剑挺的《麻钱》中，砖厂厂长以“麻钱”抵现金，拖欠工人工资；在王手的《乡下姑娘李美凤》中，鞋厂厂主以积压的旧鞋作为工资发放，等等。由拒绝支付进城农民的“身体”支出所导致的交换中断和对于弱势者的掠夺，必然引导主体意识诉诸完善社会现代性体制建构的向往，这种体制建构的出发点只能是对于建立在交换关系之上的市场经济的维护。
二、隔膜：身份差别与平等想象
农民的大规模进城，使得城乡差别成为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这种差别源自不同的谋生方式、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伦理价值观念等等方面——其中，收入水平无疑是一个核心因素——所造成的城乡不同群体在体貌、言谈、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并使得进城的农民总是与他们处身其间的城市有着无形的隔膜。进而，在当代中国，由电视、报刊、杂志等等现代传媒共同参与的对于“农民工”概念的表述，无疑通过强制性建构有别于城市居民的特定身份群体的方式，更加强化了上述隔膜对于人群的区分作用，而这种不免指向于歧视的身份区分，也更加强化了进城农民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寄寓感。虽然融入城市，在城市中重建家园是他们的恒久的想象，可是对于当前大多数人而言，结果总是令人失望。
李春平《玻璃是透明的》（《上海文学》1997年第3期）题目本身就暗示了隔膜的存在，而小说的主人公“小四川”终究因为无法理解城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而被老板娘“炒了鱿鱼”。王梓夫《死迷》（《北京文学》2000年第12期）中的李小毛虽然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可是却与城市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城里人吃的穿的住的跟乡下人不一样，说的话跟乡下人不一样，这还好理解。可他们的心思想法，评人论物，都跟乡下人相差甚远，这往往让李小毛琢磨不透。”邵丽《明惠的圣诞》（《十月》2004年第6期）中，试图嫁给城里人的女主人公最终未能免于自杀的命运。所以有论者指出：“我们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肉体上已经成为城里人，而精神与灵魂还不能被城市文明所包容的悲剧下场！”②
揭示出由于无形隔膜的存在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必然传达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当然，诉诸平等的社会想象可以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茅盾、吴组湘、叶紫等左翼乡土作家笔下，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隶属于更大范畴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这是无产阶级政治话语运作中的平等设想。而在当代关于“农民工”的叙述中，城乡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进城农民之受歧视主要是一个经济事实，而且，社会群体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并非为左翼作家所确信的那样源于阶级剥削，它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同群体在市场交换中所占有的资源差别。所以在此类叙事中，农村（农民）的贫穷主要出于两个关乎市场的原因：首先，由于农村生产方式落后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得必须在市场交换体系中实现的劳动力价值也极为低廉。其次，农村远离城市，处于市场交换的边缘地带，往往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等原因导致农民难以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过程。例如冉正万的《奔命》（《人民文学》1999年第4期），张抗抗的《芝麻》（《钟山》2003年第5期），胡学文的《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里快的《菜市》（《草原》2005年第4期）等等作品都叙述了上述两个原因所导致的农村贫穷。
农村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备，是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展开的社会现代化实践建基于否定市场交换关系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设计。在《创业史》中，柳青曾以厌憎的笔调描述了家有余粮的富裕农民因为不满国家统购粮价格太低而到自由市场售粮的行为，进而表达了对于取缔自由市场的肯定意识。如果剥离这一表述的意识形态判断内容，就可以看到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付出代价的事实：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实现相对合理的劳动力价值的意图遭到否定，农民只能以政策性低价向国家售粮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化建设，恰恰是这一事实造成农村因为缺乏积累所导致的发展停滞。而当代作家秉承市场话语对于城乡两域景观的描写，其意图正在于从正面呈现上述事实的历史性后果。
既然现实中的身份差别源于市场机制遭遇的历史性扭曲，那么，现在就只能依托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重建平等。所以此类小说虽然描绘了寄寓城市的“农民工” 所体验到的由身份差别导致的隔膜，但是基于市场价值的叙事毕竟提供了消除隔膜的途径。在舟扬帆《我的同学宋元明》（《清明》2002年第3期）中，出身于农村的宋元明在读中学时便因为贫穷遭到歧视，一个偶然的机缘他学到了古玩字画的鉴定方法，从此因为具备优势的交换资源而在市场竞争中大获成功，并最终获得了美艳的女“老板”（城里人）的爱情。李锐《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青年文学》2002年第8期）的主人公——农村青年孟虎子——爱上了城里女工人杨彤，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环境中，城乡差别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孟虎子开起了工厂并雇佣已经下岗的杨彤担任技术指导。尽管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可是孟虎子最终还是得到了他向往半生的杨彤的身体。在由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一系列不平等中，性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状况无疑最具表现力度。如果说农村女性在城市卖淫，或者以肉体为筹码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摆脱农村，都体现了城市对于乡村的性掠夺，那么，进城农民得到城里女人的身体与爱情，应当是对于城乡差别最后底线的突破。而当前实现这一目标的农民英雄在叙事中都是市场竞争的佼佼者，这自然是对于市场经济在实现社会平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有力暗示。
可以看到，出身农村却因为获得商业成功而成为城市强势群体的人物形象在同类叙事中大量存在，例如阿宁《米粒儿的城市》（《北京文学》2005年第8期）中的三哥、裴蓓《南方，爱你我说不出》中的康嘉薇、荆永鸣《大声呼吸》（《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中的刘民等等，他们都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的充分适应而能够彻底融入城市，毫无疑问，藉市场之力消除隔膜正是小说的潜台词。
三、动荡：忧惧中的进步
马歇尔·伯曼曾以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描述“现代性体验”，③如果将这一哲学概括落实到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影响中国农民生存状态这一历史事实的哲学之维，那么，“动荡”就是一个极为恰切的概念转译。数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与伦理价值的自足性，既保持了农民生活方式的稳定性，也塑造了农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但是，随着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充分展开，当个体的生存不再依托于一块稳定的土地，而必须由围绕着变动不居的需求组织起来的市场才能得以实现之时，动荡就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状况。
农民们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事实本身就是生活动荡的写照，进而，城市高速发展所造成的变迁从四面八方危及他们脆弱的生存。在鬼子的《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中，动荡是一种宿命的力量，车祸、中奖、工地受伤，福祸瞬间转换，完全非人力可以预料。在荆永鸣的《北京侯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中，门面拆迁的传闻始终是经营饭馆的“我”挥之不去的梦魇。而在李肇正的《傻女香香》中，为民工们提供落脚之所的一幢危旧楼房突然之间要被爆破拆除，顿时“人们惶惶如丧家之犬”，等等。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方式的农民而言，“城市就是一个变数” （《北京侯鸟》）。另外，在北村的《愤怒》、胡学文的《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飞天》2004年第3期）、陈武的《换一个地方》（《青年文学》2004年第4期）等等众多作品中，动荡往往会以一种具体的伤害形式猝然击中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民工们，强化着他们寄寓城市的伤痛体验。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作品对于“动荡”的描述并非单纯批判性的，因为在生发于市场的“动荡”的背后总是潜隐着“进步”的事实。在荆永鸣的《北京侯鸟》中，“我”正因为“不太安分守己，好发奇想”所以才从家乡来到京城，这种渴望变化的心理天然符合现代社会之于个体的意识要求。“我”在京城经营饭馆的成功（进步）诱发了家乡亲戚对于城市的向往，“我”的侄子来泰也来到了京城。来泰的城市谋生之路充满动荡：为餐馆送菜却因为与厨师的矛盾而难以为继。在车站登三轮拉货先是受到同行的欺凌，随后又与保安发生冲突，并被派出所拘留。经营餐馆不过三个月又遭遇门面拆迁，等等。尽管如此，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从身无分文到能够在京城开馆经营，来泰于动荡之中的“进步”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因为参与市场交换而大起大落的变动生活塑造了来泰崭新的个体意识，使他从一个游手好闲，终日沉溺于麻将“爱耍两个小钱”的懒惰农民转变为积极而不乏精明的财富积累者——市场主体。所以他能以半残之躯在京城之中找到谋生之路，能够很快使餐馆的生意红红火火，等等。新的主体意识一经产生，所谓“安土重迁”的乡村生活理想顿时不值一哂：“（来泰）说到老家的一些人整天没个正事儿，除了喝大酒，就是打麻将，一脸不屑，他鄙夷地说，我看那就是个吃喝等死吧”。
描绘来泰于动荡体验中的物质生活与主体意识的“进步”趋势，无疑体现了作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信任。正是由市场经济实现的对于社会成员财富创造欲望的历史性动员，才使得时代在令人眩晕的动荡不宁中生机勃勃地突破了传统社会的凝固状态，并为农民进城谋生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既然如此，城市的变迁就绝非漫无目的、杂乱无章的，它必然朝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所谓“现代就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④。因此，来泰类似于骆驼祥子三起三落的艰难创业未曾使小说走向《骆驼祥子》式的社会批判，不同于老舍秉承的意识形态与其表现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北京侯鸟》恰恰对于处身于中的社会话语实践保持着根本性的认同。于是，动荡因为孕育着社会进步而成为可以予以正面肯定的范畴，它从抽象的层面上论证了社会现代转型的合理性，而来泰的经历正是这一社会文化价值判断的感性注脚。
除此之外，香香（李肇正《傻女香香》）终于成为城里人；于红红（陈武《换一个地方》）在城里做生意也站稳了脚跟；“我”与老六（胡学文《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也正是在城市参与市场经济的动荡历练中坚定了对于未来的信心而坚守城市，并且不断的“有了下一步的打算”；而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9月版）中的李百义更是因为在动荡的磨难中透彻领悟了市场运作原则而实现了巨大的财富成功，并以痛苦的自我质询找寻到主体基于现代价值的精神救赎之路，等等。张继的《优秀青年王渔》（《当代小说》1998年第4期）则具有反证的意义。由于坚守乡土这一无法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凝固的文化空间，优秀青年如王渔者左冲右突却始终无法找到有意义的生命选题，只能将向往未来的现代式生命激情（“一直想找一件我想干又干不成的事”）耗费于乡间种种无聊的生活尝试。
正是因为由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进程已经获致当代作家的整体性意识认同，所以，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文学叙述所呈示的进城农民的种种伤痛体验往往被处理为进步道路上的必然代价而不值得大惊小怪。如同有的作家所言：“农村城市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牺牲一两辈人的利益是必然的。”⑤由此，文学话语便与社会现代话语达成高度的同质性，并在参与建构社会个体市场意识的过程中具备特定意识形态表述的内在本质和局限性。
事实上，女性卖身、由身份差别与歧视所造成的进城农民的屈辱和艰辛、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等等，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所谓的充分市场化而得以一揽子解决，市场原则无所限制地展开于人生在世的所有层面甚至会更加强化上述问题。所谓的“经济效益”真的能消解卖淫事实对于女性的极度伤害吗？市场竞争的全面展开不是因为导致剧烈的贫富分化而强化了个体之间的不平等吗？一切动荡最终都会奔向一个美好的目的地吗？
推动社会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自然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不可移易的正确方向，但是，为了维系社会个体精神于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其霸权的时代免于异化，异质于社会现代话语原则的文学想象就必不可少，而作家超越社会主导性话语逻辑之上的理论眼界和精神强度则是提供这一想象的必要前提。否则，文学不免于成为时代的应声筒，虽然声调响亮而又夸张，却不能为个体精神超乎时代局限性的自由生长营构空间，也就无以证明自身存在的独特意义。
注释
①②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③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④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⑤贾平凹：《贾平凹答复旦学子问》，《文学报》2005年3月31日。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文史部，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