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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米勒预言”特指美国当代著名的解构主义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关于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标题则显然是对李泽厚先生《批判哲学的批判》的非严格意义上的借用。
米勒是美国厄湾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北美现代语言学会(MLA)和国际文学理论学会（ILTA）主席。米勒是中国学术理论界颇为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他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曾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兼任中国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
米勒秉承德里达（Jacques Drrida,1930-2003）等解构主义者惯有的学术范式，不断挑战“经典”与“定论”，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掀起一次又一次理论风潮。“文学终结论”就是近年由他而起在国内乃至国际文学理论界引起热烈讨论的一个敏感话题。
1997年第4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米勒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其后，在《文艺报》和《国外理论动态》等报刊上，又分别译载了米勒的一些观点大致相同的文章。这些文章还只是米勒思考“全球化”对文学所造成影响的一个大纲性文献，还只初步提出了他有关“文学终结论”的一些主张。这时候，米勒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影响尚未形成大气候，同时他提出的命题固然叫人警醒，但还不是极端刺耳，所以，虽然也在一定程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并没有引起激烈争论。
真正让人们感到振聋发聩的是他于2001年第1期发表于《文学评论》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严格说来，这篇文章是米勒对以前思考进行全面整合后，将略显零散的一些思想重新梳理而成的。米勒在他这篇篇幅短小，对文艺理论界却不啻是一个重磅炸弹的文章中，从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开始提问，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提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的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虚拟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米勒承认，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段话，在他心中引起的极大震撼与共鸣。他想要了解，在一个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此基础上，米勒提出其结论：“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
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巨大反响，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吸引到这位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中国似乎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奇人奇论上来了。反对者有之，赞同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有见解的文章。这表现了我国学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表明我们正以开放、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对话中。本文拟就这些年来国内针对“米勒预言”所发表的一些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番爬梳，以求将问题的讨论引入更深的思考层面。
二
大体说来，正如邢建昌、秦志敏在《文艺报》2005年5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所言，国内对“米勒预言”的意见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不赞成预言，认为只要基本的人生焦虑存在，以化解人生焦虑为旨归的文学（研究）就必然存在；另一种则持相反意见，应和“米勒预言”，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理论死了，应该离开文学和文学研究去搞时尚、美女、楼盘、别墅等所谓的研究。③
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童庆炳先生。童先生从文学的独特审美场域这个视角出发，对“米勒预言”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他前后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学独特的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等重要文章与米勒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童先生指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仍然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诚然，文学是永远在变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但是，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是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④在这里，童先生旗帜鲜明地亮出“以人类情感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观，以此作为武器直指“米勒预言”。在其《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中，童先生将思考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依然从文学的审美入手来辨析“米勒预言”，但其思考显然更加全面而精细。在这篇文章中，童先生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文学（研究）生存和继续生存的理由。他认为，“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其一；文学存在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这是审美文化中文学“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这是其二；童先生还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纹”。“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电影、电视指纹，但仍然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也因此‘文学入口’总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喜欢，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那么文学人口就不会消失。”这是其三。此外，童先生还从辨析“边沿化”不等于“文学终结”，从而实际上给出了另一个文学（研究）存在的理由。⑤
如果说童先生的论说倾注了作者对文学的无限热爱的感性因素，那么，金惠敏对“米勒预言”的看法似乎理性一些。她以“细读”（Close Reading）为基本方式，对国内学界存在的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的误解进行了全面的、正本清源式清理。作者首先提取了米勒所提出的问题，将“米勒预言”以现象学还原方式重置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中，检查问题在其他理论家那里是被如何提出和处理的；其次重点探讨了距离的消失或零距离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最后通过米勒的“阅读”概念传达了对于语言和文学的坚定信念。在将“米勒预言”重置于当代学术语境中时，金惠敏敏锐地指出：米勒深受其精神宗师德里达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的影响，对文学总是习惯于从现象学和解构角度去进行阅读。在写作《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时，米勒“数十年不渝对文学的赤诚和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服膺以及二者的复杂混合”，使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既惊世骇俗，又充满悖论的“预言”。同时，金惠敏从“文学即距离”的基本理念出发，分析了西方文论史上有相关论述及演变过程，指出“距离感”的消失或“趋零距离”的存在才真正构成了对于文学的最严峻的挑战。金惠敏从学理上分析了距离说的合理性。她认为，因为文学以“距离”而成为文学，而成为审美的对象，因此“距离”就是文学的基础 。但是真正使“距离”成为可能，使“距离”由时间、空间而自然地进入心理、意识领域的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将世界一分为二如本质与现象、非存在与存在、灵魂与身体等等并以前者为后者之归属的哲学信念；是哲学的“距离”保证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决定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指引了文学的“距离”。而米勒之所以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感到文学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就在于“行动没有距离”，造成了文学对自身的取消。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米勒的预言是敏感而细致的，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至少是应引起我们足够警醒的。而国内学界对“米勒预言”的读解大多脱离了产生这种预言的国际学术语境，没有注意到米勒所担心的电信时代由于距离感的消失而给文学（研究）带来的致命影响，因此，对其理论难免带有想象的成份，是一种臆想式阅读，因而，产生一些歧义和误解也就在所难免。⑥
在对“米勒预言”的争论中，赖大仁的《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一文也值得我们注意。和金惠敏一样，赖大仁也注意到了“米勒预言”的悖论性，认为我们对这个预言“往往只做了浅表化的理解，只注意到他的某些结论性的意见，而没有注意到他提出问题的方式、理论前提与基本思路，因而远没有抵达他所提出和论述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质性层面；并且，我们也只注意到他理论观点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他有所保留或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赖大仁认为，米勒预言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张力的悖论式命题”。赖大仁也采用了“细读”的读解方式来理解“米勒预言”。他从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形态论的逻辑层面上论证了米勒命题的学理依据，对米勒“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说：米勒的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主要是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如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自我意识或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甚至是孤独性）、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所造成的距离等等”。这种以“距离感”为特征的二分或疏离，形成了文学存在的致命威胁。所以，依赖大仁的理解，米勒“预言”——文学研究的终结，是“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乃至丧失”。虽然赖大仁对“米勒预言”和金惠敏一样保持着一种客观的认识，但他并不全然同意米勒的意见。他从对米勒悖论式的命题后面，领悟到的是：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趋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⑦
虽然童庆炳先生自称他的文章“遭到了一些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但限于视野，就笔者所阅读到的材料来看，并没发现有对童先生的观点提出直接批评或者直接附合“米勒预言”的文章，倒是看到一批年轻或较为年轻的学人所发表的虽没直接论及“米勒预言”却与“米勒预言”有着几分神似的论文。
比如说余虹和陶东风等人的观点。早在2002年，余虹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与当前对“米勒预言”的讨论中的某些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余虹并没有直接讨论米勒的“预言”，而是从后现代总体文学状况的角度切入“文学终结论”这个话题的。他认为，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边缘化有两大意涵：1.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2.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因此，在此意义上说，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的终结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某种现实的真实写照。所以，“如此这般的‘文学’在后现代条件下的确成了某种过时的、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东西。‘文学’终结了，逃离文学当然是一种明智之举”⑧。但余虹显然从美国当代消费文化研究学者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46-）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的《消费社会》里吸取了部分理论资源，对文学性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后现代商业社会生活中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表现了高度的信心。他从“后现代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和“公共表演的文学性”等几个方面对“文学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学性不能作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应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作出审时度势的全新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界以陶东风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人，在理论上重提“日常生活审美化”⑨，引发了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尽管这场论战与关于“米勒预言”的论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理关系，但本文限于篇幅，在此暂不涉及。
除了上面提及的关于“米勒预言”论争的几个主要代表和主要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讨论，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字。如刘锋杰从“文学是简单的”、卫岭从“文学载体的变化”的角度切入、鲁枢元等人从“生态批评”的视野进行探讨，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观点及论述也让人很是受到启发。⑩
三
“米勒预言”争论的引起，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这表明我们的文学研究能够及时地、有意识地参与到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国际性论争中，并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这与以往跟在别人的理论后面人云亦云，仅仅成为某种西方理论的“传声筒”相比，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的飞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参与到国际文学研究“众声喧哗”中去的努力，已从过去的自发行为演变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过去的个体感觉演变成为一种群体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次对“米勒预言”的争议，我们认为它的意义的重要性超出了争议本身。
就争议本身而言，各方都保持了很强的学术论争理性。无论是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反对派”还是以一批年轻学人为主力的“应和派”以及其他以各种理论进行补充的“修正派”都表现出浓厚的学术理性。争论各方论点虽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反，但都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论说，从各自的学术立场来进行讨论。比如，童先生的论证显然和他一贯秉承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功力。而以金惠敏和赖大仁等为代表的年轻学人则表现出了对理论文本“细读”的兴趣以及运用现象还原的实践冲动。而其他学人则表现出更多的学术灵活性和学术旨趣，从而激发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论争议。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议与“米勒预言”的争议相互关联，但我个人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深化和细化，而后者则是前者问题意识呈现的引子。如果置于后现代的宏大叙事下来加以审视，两者之间仍有许多因果关系。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只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
其实，文学终结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更不是米勒的独特洞见。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把有关“文学终结论”的预言归诸于米勒身上并不十分准确。正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19世纪黑格尔就根据绝对精神发展的逻辑，认为人类因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宗教精神，而最终将使艺术终结。尼采也对艺术有过相似的看法。罗兰·巴特更是认为解构时代随着主体作用的消弥，作者也随之死去，从而高呼“作者死了！”这一切都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勒预言只不过是旧话重提而已。
但文学并没有因为这些预言家们的率性放言而真的死亡。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到“米勒预言”，这之间的漫长过程本身就不证自明地说明了这种命题的另外一面。批判“米勒预言”的各方都看到了预言的值得怀疑的一面，而且都把问题不约而同地归诸于“文学性”的探讨上，都企图从文学性出发来阐释文学存在的规律，找到文学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无论是童先生从审美情感入手的方式，还是金惠敏等从后现代学术语境入手的方式，其实都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阐释“文学性”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然而，我觉得虽然争议各方都找到攻击的靶标，但都没有击中要害，都没有把问题说得透彻，批评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常常无意识地将“文学性”的问题本质主义化了。
什么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呢？正如余虹在评价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时所说的：“本质主义并不天然与历史性和问题性对立，本质主义有自己的‘历史性’和‘问题性’，即它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11}因为，在本质主义者看来，在形形色色变化万端的复数的“小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本质不变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几个大写的历史有一个最原始的起源和终极目标，它由一个隐秘的历史意志（本质）所安排与支配，从而导致历史“万变不离其宗”。换言之，本质主义的“历史性”是变中有不变，变者为现象而不变者为本质的“历史性”，这是一种永恒延续、本质同一的历史性。与之相应，文学观中的本质主义则表现为：我们在讨论文学性时，常常将“文学”及“文学性”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机械的、僵死的一种所在，具有绝对的超稳定性和超历史性，而没有看到无论从形式到内容，文学和文学性都有因时而变、变动不居的一面。预言文学的终结，将文学定位于一种僵死的观念上，认为文学就是经典的一成不变，其实就是文学观的一种本质主义倾向。
其实只要我们以非本质主义的态度来考察文学或文学性，就会发现这种文学的真实样态。文学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无论形式还是观念，文学都有一种天生的与时俱进的本领。比如从口口相传的口头说唱文学到纸质印刷体文学；再到今天的多媒体文学……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不同的时代，今天的文学已完全泛化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即使在当今的全球化“电信时代”和当下商业社会中，文学也不是消亡了，而只是更多地以“影像化”、“符码化”的样态呈现，以“多样化”、“别样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蔓延。即算真有文学的“消亡”或“终结”，也只是“经典”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换言之，文学并没有死去，只不过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已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条件变化而变化了。{12}
米勒对文学（研究）是否终结之所以表现出悖论性的一面，也在于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ism）的、本质化的一面，这是他作为解构主义大师所始料不及、也最不愿看到的。其实，在《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一文中米勒写到的一句话隐含了他的这种情感焦虑和理论紧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13}这表明作为解构主义理论家的米勒其实也看到了自己理论主张的漏洞所在，但或许正是因为理论家的过于自尊使他放弃弥补自己理论黑洞的努力，而继续维护他的“预言”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在其名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曾经讨论过中西文学理论之根本差异，他指出：“寻求定义始终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西方文学思想传统也汇入到整个西方文化对‘定义’的热望之中，它们希望把词语的意义固定下来，以便控制词语”。{14}米勒在其讨论“文学终结论”问题时同样有着下意识的对“定义”的热望和冲动。米勒首先为文学划定一个严格的界限，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发端于西方”，“文学指的是一种相对而言属于近期的、并且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行为方式”，“文学与西方式的民主的兴起有关联，与人们的读写能力的传播有关联，与印刷术的发展有关联，并且与言论的自由有关联”，并且，他总是“渴望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文学”{15}，因此，正如鲁枢元先生所言，在米勒等西方理论家看来，文学就是结构、就是文体、就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用文字印刷的文本、甚至是一种建立在生产技术之上的流通商品。一旦其间的任何一种技术革新了，文本的形态改变了，经营方式改观了，文学就会无可奈何地“终结”。{16}
这就是说，当米勒在为他的文学下着种种定义时，他无意识中为其文学观预设了一种超验的、本质主义的东西，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作为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为己任的解构主义大师米勒，在消解文学中心时，却不自觉地掉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中，这无论怎么说来都具有反讽的意味。当确立了一种固有的本质或模式，并将其视为一成不变时，米勒为自己设立的陷阱也就形成了：本质没改变，而内容和形式却因时而易，文学性该定位在哪里？
因此，我们认为，“米勒预言”与其说是预言一种文学的终结，不如说是一种本质主义文学观的终结。而对米勒预言的批判，与其批判他的文学终结论，不如以反本质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以批判米勒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质主义文学观。
注释
①②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邢建昌、秦志敏：《米勒的言论与中国学者的反应》，《文艺报》2005年5月17日。
{4}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5}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6}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7}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8}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9}参见周小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0}参见刘锋杰：《文学是简单的》，卫岭：《从文学载体的变化看文学终结论》、肖翠云：《文学终结论：修辞制造的幻象》、鲁枢元《人类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等文，前三文载于《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后文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1}余虹：《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兼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见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12}李夫生：《消费时代的泛文学化现象及文学批评向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3}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
{14}宇文所安著，王柏华等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希利斯·米勒：《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16}鲁枢元：《人类新世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系）
我们这里所说的“米勒预言”特指美国当代著名的解构主义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关于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终结论”的论断。标题则显然是对李泽厚先生《批判哲学的批判》的非严格意义上的借用。
米勒是美国厄湾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北美现代语言学会(MLA)和国际文学理论学会（ILTA）主席。米勒是中国学术理论界颇为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他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曾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兼任中国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
米勒秉承德里达（Jacques Drrida,1930-2003）等解构主义者惯有的学术范式，不断挑战“经典”与“定论”，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掀起一次又一次理论风潮。“文学终结论”就是近年由他而起在国内乃至国际文学理论界引起热烈讨论的一个敏感话题。
1997年第4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米勒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其后，在《文艺报》和《国外理论动态》等报刊上，又分别译载了米勒的一些观点大致相同的文章。这些文章还只是米勒思考“全球化”对文学所造成影响的一个大纲性文献，还只初步提出了他有关“文学终结论”的一些主张。这时候，米勒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影响尚未形成大气候，同时他提出的命题固然叫人警醒，但还不是极端刺耳，所以，虽然也在一定程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并没有引起激烈争论。
真正让人们感到振聋发聩的是他于2001年第1期发表于《文学评论》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严格说来，这篇文章是米勒对以前思考进行全面整合后，将略显零散的一些思想重新梳理而成的。米勒在他这篇篇幅短小，对文艺理论界却不啻是一个重磅炸弹的文章中，从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开始提问，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提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的影响。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虚拟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 efficacy）。米勒承认，德里达《明信片》中的这段话，在他心中引起的极大震撼与共鸣。他想要了解，在一个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此基础上，米勒提出其结论：“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我相信它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
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一出，立即引起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巨大反响，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被吸引到这位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中国似乎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奇人奇论上来了。反对者有之，赞同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人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有见解的文章。这表现了我国学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表明我们正以开放、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对话中。本文拟就这些年来国内针对“米勒预言”所发表的一些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一番爬梳，以求将问题的讨论引入更深的思考层面。
二
大体说来，正如邢建昌、秦志敏在《文艺报》2005年5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所言，国内对“米勒预言”的意见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不赞成预言，认为只要基本的人生焦虑存在，以化解人生焦虑为旨归的文学（研究）就必然存在；另一种则持相反意见，应和“米勒预言”，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理论死了，应该离开文学和文学研究去搞时尚、美女、楼盘、别墅等所谓的研究。③
第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童庆炳先生。童先生从文学的独特审美场域这个视角出发，对“米勒预言”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他前后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学独特的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等重要文章与米勒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童先生指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体的变化？还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如果我们仍然把文学界定为人类情感的表现的话，那么我认为，文学现在存在和将来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诚然，文学是永远在变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但是，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是在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④在这里，童先生旗帜鲜明地亮出“以人类情感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观，以此作为武器直指“米勒预言”。在其《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中，童先生将思考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依然从文学的审美入手来辨析“米勒预言”，但其思考显然更加全面而精细。在这篇文章中，童先生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文学（研究）生存和继续生存的理由。他认为，“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只要人类的情感还需要表现、舒泄”，那么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就仍然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其一；文学存在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这是审美文化中文学“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这是其二；童先生还认为，文学和其他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纹”。“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电影、电视指纹，但仍然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也因此‘文学入口’总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喜欢，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那么文学人口就不会消失。”这是其三。此外，童先生还从辨析“边沿化”不等于“文学终结”，从而实际上给出了另一个文学（研究）存在的理由。⑤
如果说童先生的论说倾注了作者对文学的无限热爱的感性因素，那么，金惠敏对“米勒预言”的看法似乎理性一些。她以“细读”（Close Reading）为基本方式，对国内学界存在的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的误解进行了全面的、正本清源式清理。作者首先提取了米勒所提出的问题，将“米勒预言”以现象学还原方式重置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中，检查问题在其他理论家那里是被如何提出和处理的；其次重点探讨了距离的消失或零距离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最后通过米勒的“阅读”概念传达了对于语言和文学的坚定信念。在将“米勒预言”重置于当代学术语境中时，金惠敏敏锐地指出：米勒深受其精神宗师德里达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的影响，对文学总是习惯于从现象学和解构角度去进行阅读。在写作《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时，米勒“数十年不渝对文学的赤诚和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服膺以及二者的复杂混合”，使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既惊世骇俗，又充满悖论的“预言”。同时，金惠敏从“文学即距离”的基本理念出发，分析了西方文论史上有相关论述及演变过程，指出“距离感”的消失或“趋零距离”的存在才真正构成了对于文学的最严峻的挑战。金惠敏从学理上分析了距离说的合理性。她认为，因为文学以“距离”而成为文学，而成为审美的对象，因此“距离”就是文学的基础 。但是真正使“距离”成为可能，使“距离”由时间、空间而自然地进入心理、意识领域的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将世界一分为二如本质与现象、非存在与存在、灵魂与身体等等并以前者为后者之归属的哲学信念；是哲学的“距离”保证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决定了文学的“距离”，是哲学的“距离”指引了文学的“距离”。而米勒之所以在全球化的电信时代感到文学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就在于“行动没有距离”，造成了文学对自身的取消。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米勒的预言是敏感而细致的，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至少是应引起我们足够警醒的。而国内学界对“米勒预言”的读解大多脱离了产生这种预言的国际学术语境，没有注意到米勒所担心的电信时代由于距离感的消失而给文学（研究）带来的致命影响，因此，对其理论难免带有想象的成份，是一种臆想式阅读，因而，产生一些歧义和误解也就在所难免。⑥
在对“米勒预言”的争论中，赖大仁的《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一文也值得我们注意。和金惠敏一样，赖大仁也注意到了“米勒预言”的悖论性，认为我们对这个预言“往往只做了浅表化的理解，只注意到他的某些结论性的意见，而没有注意到他提出问题的方式、理论前提与基本思路，因而远没有抵达他所提出和论述这一理论命题的实质性层面；并且，我们也只注意到他理论观点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注意到他有所保留或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赖大仁认为，米勒预言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和张力的悖论式命题”。赖大仁也采用了“细读”的读解方式来理解“米勒预言”。他从文学本质论和文学形态论的逻辑层面上论证了米勒命题的学理依据，对米勒“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说：米勒的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主要是指“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些因素，如私人生活空间的隐秘性、自我意识或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甚至是孤独性）、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所造成的距离等等”。这种以“距离感”为特征的二分或疏离，形成了文学存在的致命威胁。所以，依赖大仁的理解，米勒“预言”——文学研究的终结，是“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即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乃至丧失”。虽然赖大仁对“米勒预言”和金惠敏一样保持着一种客观的认识，但他并不全然同意米勒的意见。他从对米勒悖论式的命题后面，领悟到的是：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趋向终结，未必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重要的是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以及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⑦
虽然童庆炳先生自称他的文章“遭到了一些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但限于视野，就笔者所阅读到的材料来看，并没发现有对童先生的观点提出直接批评或者直接附合“米勒预言”的文章，倒是看到一批年轻或较为年轻的学人所发表的虽没直接论及“米勒预言”却与“米勒预言”有着几分神似的论文。
比如说余虹和陶东风等人的观点。早在2002年，余虹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与当前对“米勒预言”的讨论中的某些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余虹并没有直接讨论米勒的“预言”，而是从后现代总体文学状况的角度切入“文学终结论”这个话题的。他认为，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边缘化有两大意涵：1.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2.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因此，在此意义上说，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的终结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某种现实的真实写照。所以，“如此这般的‘文学’在后现代条件下的确成了某种过时的、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东西。‘文学’终结了，逃离文学当然是一种明智之举”⑧。但余虹显然从美国当代消费文化研究学者麦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46-）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的《消费社会》里吸取了部分理论资源，对文学性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后现代商业社会生活中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表现了高度的信心。他从“后现代思想学术的文学性”、“消费社会的文学性”、“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和“公共表演的文学性”等几个方面对“文学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学性不能作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而应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作出审时度势的全新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界以陶东风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人，在理论上重提“日常生活审美化”⑨，引发了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尽管这场论战与关于“米勒预言”的论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理关系，但本文限于篇幅，在此暂不涉及。
除了上面提及的关于“米勒预言”论争的几个主要代表和主要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次讨论，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字。如刘锋杰从“文学是简单的”、卫岭从“文学载体的变化”的角度切入、鲁枢元等人从“生态批评”的视野进行探讨，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观点及论述也让人很是受到启发。⑩
三
“米勒预言”争论的引起，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这表明我们的文学研究能够及时地、有意识地参与到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国际性论争中，并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这与以往跟在别人的理论后面人云亦云，仅仅成为某种西方理论的“传声筒”相比，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的飞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参与到国际文学研究“众声喧哗”中去的努力，已从过去的自发行为演变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过去的个体感觉演变成为一种群体意识。因此，从这个角度理解这次对“米勒预言”的争议，我们认为它的意义的重要性超出了争议本身。
就争议本身而言，各方都保持了很强的学术论争理性。无论是以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反对派”还是以一批年轻学人为主力的“应和派”以及其他以各种理论进行补充的“修正派”都表现出浓厚的学术理性。争论各方论点虽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反，但都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论说，从各自的学术立场来进行讨论。比如，童先生的论证显然和他一贯秉承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功力。而以金惠敏和赖大仁等为代表的年轻学人则表现出了对理论文本“细读”的兴趣以及运用现象还原的实践冲动。而其他学人则表现出更多的学术灵活性和学术旨趣，从而激发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论争议。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议与“米勒预言”的争议相互关联，但我个人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深化和细化，而后者则是前者问题意识呈现的引子。如果置于后现代的宏大叙事下来加以审视，两者之间仍有许多因果关系。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只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已。
其实，文学终结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更不是米勒的独特洞见。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把有关“文学终结论”的预言归诸于米勒身上并不十分准确。正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19世纪黑格尔就根据绝对精神发展的逻辑，认为人类因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宗教精神，而最终将使艺术终结。尼采也对艺术有过相似的看法。罗兰·巴特更是认为解构时代随着主体作用的消弥，作者也随之死去，从而高呼“作者死了！”这一切都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勒预言只不过是旧话重提而已。
但文学并没有因为这些预言家们的率性放言而真的死亡。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到“米勒预言”，这之间的漫长过程本身就不证自明地说明了这种命题的另外一面。批判“米勒预言”的各方都看到了预言的值得怀疑的一面，而且都把问题不约而同地归诸于“文学性”的探讨上，都企图从文学性出发来阐释文学存在的规律，找到文学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无论是童先生从审美情感入手的方式，还是金惠敏等从后现代学术语境入手的方式，其实都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阐释“文学性”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然而，我觉得虽然争议各方都找到攻击的靶标，但都没有击中要害，都没有把问题说得透彻，批评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常常无意识地将“文学性”的问题本质主义化了。
什么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呢？正如余虹在评价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时所说的：“本质主义并不天然与历史性和问题性对立，本质主义有自己的‘历史性’和‘问题性’，即它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11}因为，在本质主义者看来，在形形色色变化万端的复数的“小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本质不变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几个大写的历史有一个最原始的起源和终极目标，它由一个隐秘的历史意志（本质）所安排与支配，从而导致历史“万变不离其宗”。换言之，本质主义的“历史性”是变中有不变，变者为现象而不变者为本质的“历史性”，这是一种永恒延续、本质同一的历史性。与之相应，文学观中的本质主义则表现为：我们在讨论文学性时，常常将“文学”及“文学性”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机械的、僵死的一种所在，具有绝对的超稳定性和超历史性，而没有看到无论从形式到内容，文学和文学性都有因时而变、变动不居的一面。预言文学的终结，将文学定位于一种僵死的观念上，认为文学就是经典的一成不变，其实就是文学观的一种本质主义倾向。
其实只要我们以非本质主义的态度来考察文学或文学性，就会发现这种文学的真实样态。文学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无论形式还是观念，文学都有一种天生的与时俱进的本领。比如从口口相传的口头说唱文学到纸质印刷体文学；再到今天的多媒体文学……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不同的时代，今天的文学已完全泛化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即使在当今的全球化“电信时代”和当下商业社会中，文学也不是消亡了，而只是更多地以“影像化”、“符码化”的样态呈现，以“多样化”、“别样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蔓延。即算真有文学的“消亡”或“终结”，也只是“经典”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换言之，文学并没有死去，只不过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已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条件变化而变化了。{12}
米勒对文学（研究）是否终结之所以表现出悖论性的一面，也在于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ism）的、本质化的一面，这是他作为解构主义大师所始料不及、也最不愿看到的。其实，在《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一文中米勒写到的一句话隐含了他的这种情感焦虑和理论紧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13}这表明作为解构主义理论家的米勒其实也看到了自己理论主张的漏洞所在，但或许正是因为理论家的过于自尊使他放弃弥补自己理论黑洞的努力，而继续维护他的“预言”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在其名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曾经讨论过中西文学理论之根本差异，他指出：“寻求定义始终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西方文学思想传统也汇入到整个西方文化对‘定义’的热望之中，它们希望把词语的意义固定下来，以便控制词语”。{14}米勒在其讨论“文学终结论”问题时同样有着下意识的对“定义”的热望和冲动。米勒首先为文学划定一个严格的界限，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发端于西方”，“文学指的是一种相对而言属于近期的、并且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行为方式”，“文学与西方式的民主的兴起有关联，与人们的读写能力的传播有关联，与印刷术的发展有关联，并且与言论的自由有关联”，并且，他总是“渴望用一种类似科学的方式，去解释和理解文学”{15}，因此，正如鲁枢元先生所言，在米勒等西方理论家看来，文学就是结构、就是文体、就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用文字印刷的文本、甚至是一种建立在生产技术之上的流通商品。一旦其间的任何一种技术革新了，文本的形态改变了，经营方式改观了，文学就会无可奈何地“终结”。{16}
这就是说，当米勒在为他的文学下着种种定义时，他无意识中为其文学观预设了一种超验的、本质主义的东西，这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作为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为己任的解构主义大师米勒，在消解文学中心时，却不自觉地掉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中，这无论怎么说来都具有反讽的意味。当确立了一种固有的本质或模式，并将其视为一成不变时，米勒为自己设立的陷阱也就形成了：本质没改变，而内容和形式却因时而易，文学性该定位在哪里？
因此，我们认为，“米勒预言”与其说是预言一种文学的终结，不如说是一种本质主义文学观的终结。而对米勒预言的批判，与其批判他的文学终结论，不如以反本质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以批判米勒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质主义文学观。
注释
①②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邢建昌、秦志敏：《米勒的言论与中国学者的反应》，《文艺报》2005年5月17日。
{4}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
{5}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6}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7}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
{8}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9}参见周小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0}参见刘锋杰：《文学是简单的》，卫岭：《从文学载体的变化看文学终结论》、肖翠云：《文学终结论：修辞制造的幻象》、鲁枢元《人类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等文，前三文载于《文艺争鸣》2006年第1期，后文载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1}余虹：《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兼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见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12}李夫生：《消费时代的泛文学化现象及文学批评向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3}希利斯·米勒著，国荣译：《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
{14}宇文所安著，王柏华等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希利斯·米勒：《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16}鲁枢元：《人类新世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