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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推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进一步发展，且获得东盟各国的支持，这实际上反映了各国已经从现有的经贸合作中获益。2014年，第13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以联合新闻公报方式宣布双方同意开启自贸区升级版的谈判。
东盟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一带一路”宏大构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将提高其内部资源整合和对外谈判的效率。加快自贸区升级进程既可以为双边经贸合作深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机制性安排，又能够通过相关规则的创新实践，为“一带一路”国家间经贸合作和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提供支撑，进一步增强相关国家在全球经贸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升级投资协定模式
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中国愿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协定谈判。上述模式是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通过协议谈判推动市场进一步开放，让投资者准确把握东道国可能的市场机会，而且可以帮助投资者对未来可能需要应对的监管要求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有助于投资者基于长期发展，有效安排自身的投资计划，避免短期投资的过度波动对经济社会各方的利益损害。
目前，中国虽然尚未完成外资管理模式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换，但相关法律法规工作已在进行，且通过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的自贸区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积累着经验；而东盟的新加坡、越南等国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已经同意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这意味着在东盟共同体框架下协同各方的做法难度有所降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投资协定部分采取上述模式推进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强化经贸便利措施
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已有约束政府行为，为经贸合作提供更为有效保障的规定，但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际经贸合作特点所限，自贸区内贸易便利化程度仍然较低，对经贸合作的制约依旧较为突出。WTO的多哈回合谈判经历14年所形成的结晶——《贸易便利化协议》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提供了更多参考和借鉴。将部分恰当的内容借鉴至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有助于使得该协定符合国际经贸发展趋势，从而避免出现自贸区开放水平反而低于WTO承诺的问题。
要强化自贸区中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双边经贸合作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合作调整。可以探索使用类似“早期收获”的方式，将东盟国家关注的水果、农产品等商品的检验检疫环节调整，在做好政府协调和监管的同时提高检验结果的互认，加强中国和东盟市场内重要商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通过加强诚信体系的建设，增加从业者的违约成本。
降低商品流动壁垒
升级版的自贸区也应提高市场开放水平，在货物贸易上继续为商品要素的流动提供更为公平的条件，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领域，降低关税壁垒，并以此作为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为此，谈判中应继续促进各国减少对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干预，调整敏感产品清单和高度敏感产品清单，通过政府、学术机构和业界探讨，沟通想法，共同重新界定“敏感”的含义，在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大幅度减少敏感清单的例外范围。
加快各方的商品关税消减进程，提升企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广阔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意愿，促进贸易的升级和发展；鼓励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延伸产业链，通过投资增加东盟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活动附加值，促进配套产业发展，增强技术外溢效应，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探索引领创新议题
双方可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也可以对有关国有企业和劳工等议题予以界定。
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冲击，包括中国和东盟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体均面临外需大幅减弱的严峻挑战，各国创新传统贸易方式的需求强烈。规范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有效保障，有助于提高新业务的吸引力。此外，企业在发展中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需求也更为强烈，通过相关机制的完善，有利于鼓励创新，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而在市场的整合发展方面，需要各国政府重新审视已有政策，为企业创造公平合理的发展环境。推动政府采购的公平环境，规范采购活动，增强对各方行为的约束。同时避免由于垄断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
针对环境保护，自贸区相关国家在APEC框架下对保护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通过经贸协定应进一步强调环境承诺的约束力，为保护环境目标的实现提供更有引导性的政策，鼓励相关企业为全球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对于尚未在中国参与的经贸协定中涉及的内容也可争取有所突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对于可能影响中国企业未来国际化发展的议题也可进行探讨，以增强自贸区成员在此类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例如对国有企业发展机制、市场地位和竞争特点的准确界定有助于降低各方偏见，减少对国有企业不公正的态度和限制措施。对劳工权益和义务的界定有助于对投资企业提供行为指导，明确企业责任范围，保障和维护劳工的各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同时保护企业权利和利益、避免工会组织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过度影响。在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支撑“一带一路”的发展。
东盟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一带一路”宏大构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东盟共同体的建成将提高其内部资源整合和对外谈判的效率。加快自贸区升级进程既可以为双边经贸合作深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机制性安排，又能够通过相关规则的创新实践，为“一带一路”国家间经贸合作和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提供支撑，进一步增强相关国家在全球经贸体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升级投资协定模式
在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中国愿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协定谈判。上述模式是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通过协议谈判推动市场进一步开放，让投资者准确把握东道国可能的市场机会，而且可以帮助投资者对未来可能需要应对的监管要求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有助于投资者基于长期发展，有效安排自身的投资计划，避免短期投资的过度波动对经济社会各方的利益损害。
目前，中国虽然尚未完成外资管理模式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换，但相关法律法规工作已在进行，且通过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的自贸区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积累着经验；而东盟的新加坡、越南等国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已经同意采取负面清单的方式。这意味着在东盟共同体框架下协同各方的做法难度有所降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投资协定部分采取上述模式推进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强化经贸便利措施
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已有约束政府行为，为经贸合作提供更为有效保障的规定，但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际经贸合作特点所限，自贸区内贸易便利化程度仍然较低，对经贸合作的制约依旧较为突出。WTO的多哈回合谈判经历14年所形成的结晶——《贸易便利化协议》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提供了更多参考和借鉴。将部分恰当的内容借鉴至升级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有助于使得该协定符合国际经贸发展趋势，从而避免出现自贸区开放水平反而低于WTO承诺的问题。
要强化自贸区中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双边经贸合作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合作调整。可以探索使用类似“早期收获”的方式，将东盟国家关注的水果、农产品等商品的检验检疫环节调整，在做好政府协调和监管的同时提高检验结果的互认，加强中国和东盟市场内重要商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通过加强诚信体系的建设，增加从业者的违约成本。
降低商品流动壁垒
升级版的自贸区也应提高市场开放水平，在货物贸易上继续为商品要素的流动提供更为公平的条件，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领域，降低关税壁垒，并以此作为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为此，谈判中应继续促进各国减少对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干预，调整敏感产品清单和高度敏感产品清单，通过政府、学术机构和业界探讨，沟通想法，共同重新界定“敏感”的含义，在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建立健全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大幅度减少敏感清单的例外范围。
加快各方的商品关税消减进程，提升企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广阔市场中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意愿，促进贸易的升级和发展；鼓励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延伸产业链，通过投资增加东盟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经济活动附加值，促进配套产业发展，增强技术外溢效应，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探索引领创新议题
双方可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增加有关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也可以对有关国有企业和劳工等议题予以界定。
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冲击，包括中国和东盟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体均面临外需大幅减弱的严峻挑战，各国创新传统贸易方式的需求强烈。规范电子商务发展环境，为区域内企业提供有效保障，有助于提高新业务的吸引力。此外，企业在发展中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需求也更为强烈，通过相关机制的完善，有利于鼓励创新，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而在市场的整合发展方面，需要各国政府重新审视已有政策，为企业创造公平合理的发展环境。推动政府采购的公平环境，规范采购活动，增强对各方行为的约束。同时避免由于垄断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
针对环境保护，自贸区相关国家在APEC框架下对保护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通过经贸协定应进一步强调环境承诺的约束力，为保护环境目标的实现提供更有引导性的政策，鼓励相关企业为全球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对于尚未在中国参与的经贸协定中涉及的内容也可争取有所突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对于可能影响中国企业未来国际化发展的议题也可进行探讨，以增强自贸区成员在此类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例如对国有企业发展机制、市场地位和竞争特点的准确界定有助于降低各方偏见，减少对国有企业不公正的态度和限制措施。对劳工权益和义务的界定有助于对投资企业提供行为指导，明确企业责任范围，保障和维护劳工的各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同时保护企业权利和利益、避免工会组织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过度影响。在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同时支撑“一带一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