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年前一个初秋的早晨，刚走进办公室，同事拿来一份晚报，指指标题说，你的朋友出大事儿了！你看“某老板资金链断裂跑路”，黑色的大标题让我蒙了。这怎么可能啊？同事说，怎么不可能，你打开电脑看看，网上都满了！
我的朋友，一个本土著名的女企业家，十几天前我们还一起吃饭聊天，怎么会突然间蒸发了呢？我抓起电话找到她的妹妹，也是我非常要好的小妹，小妹说，慧萍姐，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姐住进精神病院了！我说，什么？精神出了问题？小妹说，好像出了点儿问题……她稍稍一顿，压低声音说，送她进去，也是为了保护她，保护这个企业，要不，生命都有危险！前几天，债主们把公司大门堵了，保险柜被撬开，车辆办公家具都被抢走了！我姐还说，让我告诉你，帮着想想办法。
办法？什么办法？我得先去看看她。
匆匆忙忙，顺手拎了一袋苹果直奔那家精神病院。到了进楼口却进不去了，原来这地方的管制几乎和探监一样严。于是，打电话要小妹来接我，就在第一道门口走廊等电梯的时候，我顺便打量了一下把门的一对看守，每一个都气势汹汹，面目可憎，看形体，没有200斤也得250。我顺便问了一下某区某号怎么走，人家不搭理，我又问了一句，还是不搭理。这时候，电梯来了，我便一脚踩上去，其中一个看守一把拉住我说，不能上，不能上！我说，为什么？那小子嗷嗷叫着：不懂规矩吗？看病人得家属带着才能上去！我说，你原来不是哑巴啊？还能说话？这看守顿时把眼瞪的比牛眼珠子还大：你什么人啊，这么横！我说，谁横啊？你们横惯了吧，是不是觉得别人横就受不了？两个看守几乎异口同声地冲我大叫：“精神病！”我说，这回横到底了，我这就找你们领导去问问，怎么没教会你们说人话！这一对家伙一看我的样子，不知是以为我真的认识他们领导，还是以为我是从另一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居然放我进去了。
平生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过了四道门禁才进到了女病人的居住区。还未见到朋友，就围上来两个“同学”，一个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苹果袋，一个一把抱住了我的后腰：“奶奶，你怎么这么高啊，这么高啊！”我接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叫我奶奶的人满脸皱褶，白花花的头发扎成一根粗实实硬撅撅的独根辫，直愣愣地撅在头顶上，看年龄至少也得比我大十岁。几步远的走廊里，还有一群四、五大十的胖老婆们你抓着我我扯着你的在玩老鹰捉小鸡，嘴里嗷嗷喊着，叫着，有的还吸溜着鼻涕，全世界的幸福来这里扎堆了！
见到朋友，眼泪刷一下出来了。看着她一身正规的病号服，本来就瘦的长脸又小了一圈，头顶上隐隐长出了一些白发。我万万想不到，这辈子能在这里和她相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我们就躲进了楼层的开水间，还未站住脚，又一个“同学”嚷嚷着跟进来，直瞪瞪地盯着我们左看右看，横看竖看，眼睛一眨不眨，好像我们哪里不正常。我说，这地方不能呆，小妹就协调楼层主管，在餐厅的一角空间里我们坐下来。
终于可以仔细观察我的朋友了，看看她到底有什么不正常，聊了一会儿饮食起居，她就从包里拿出那份晚报，指着关于她“跑路”的标题说，你都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了，网上都有了。你信吗？她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这是阴谋啊！一场阴谋！内部有人故意捅到网上去的！我看看小妹，一时无语。据小妹说，企业破产是预料中的事，宣布临时停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的朋友说，她是法人代表，她没有同意。小妹说，你已经被债权人闹腾的好几天不睡觉不吃饭了，手里拿着手机半天都不知给谁打，你还有决策能力吗？朋友说，我没有病，你压根就不应该把我送到这里来！我一看这情形，就把小妹拉到一边，问大夫什么意见？小妹说，大夫说了，即使没有大的精神障碍，她目前的状态也需要吃药。当时，我没搞明白除了家人对她“保护”的需要之外，她到底需要不需要呆在这里。而如果出去，也只有家人才有资格把她带出去，她自己已经没有了自由。
慧萍姐，你带我走吧，我没病！公司不能没人管啊，公司的事情也只有我出去了才能解决。你看，大夫这么一天三次让我一把一把地吃药，吃的什么药我都不知道，不吃就把我捆起来，没病也吃出病来呀！
听着她如此条理的表述，我也糊涂了，心想，这些药是对症一个精神病人的吗？她算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碍者吗？如此状态是有病还是没病？还没等我想明白，我的手机响了，单位有事要我回去，我就直接了当地问她，你真欠债七八个亿吗？她说，没那么多，他们胡说八道！我说，你转移资产了吗？她说，天地良心，我一分钱也没转移，要转移了我还能在这里吗？早跑了！她还告诉我，她主要的债主不是银行，是高利贷，这些放贷的债主们都是有“背景”的。一听这个，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朋友啊，朋友，你真是胆肥啊！他们的钱你敢用不是找死吗？我意识到，她已经陷入了一个恐怖的黑色泥沼，谁都难以把她拉上来了。
我的朋友是个很有才华的艺术设计家，画过画，留过洋，人也时尚，一年四季永远的黑色流行装，即使大夏天里也常常扎一黑色头巾，黑色皮鞋黑色大氅配套出行，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尤其是她的墨镜，几乎成了她的标签，无论白天晚上，什么时候见她都戴着。即使你和她面对面的吃饭，挨着身子聊天她也戴着，直接感觉是“见镜不见人”。一次，实在忍不住我就问她，为什么如此挚爱舍不得摘下？她说，有位大师看过她的面相，是因面相而为之。于是，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和她朋友几十年，似乎近的无话不说，又似乎总是隔着一点儿什么，原来是神的旨意。
她先是经营了一家很有品位的服装店，后来搞装修，再后来就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家居品牌，一时好评如潮。也就是几年前，她又搞了一个集房项目，开始大规模的借款贷款，除了找银行，我还找朋友帮她借了一笔钱，后来没处借了，我就想起了亲家，俺的亲家当年是个小土豪，不习惯把钱存到银行里，我一个电话过去人家连夜开车拉了一笔现金给她送过来。她说，慧萍姐，你救了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的企业资金链快要断了。没过多久，晚上十一点多，她找我聊天，让司机开车把我拉到千佛山散步，偌大的山上就我们两个人，山风呼呼，松涛如魔，我胆颤心惊，几次要走，她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咱们这么聊天多好！这才有灵感。我说好个鬼啊，风这么大，你不叫唤着说话我都听不见啦！她最喜欢半夜三更的让我陪她散步聊天，我妈每见我们深更半夜的出出进进，说，你们这不是精神病也是神经质。但她让我感动的恰恰也是这个。我经常看到她在工厂里忙到半夜吃不上饭，尤其是筹备展会，便成夜成夜地加班干活，力求把产品做到尽善尽美，为了改动一个细节，她会整夜不睡，把自己的才华用到极致。每年的全国家居展，她都拿金牌回来。 就在这深更半夜散完步分手的时候，她才说，最近手里头寸太紧，能不能再帮着借点儿钱？我一听就打怵，你去找银行啊！她说，能贷的都贷了，没有实物质押，哪个银行还肯贷款啊？我非常为难，但我看过她的集房项目计划书以及产品推广进程，这个项目就是利用废旧集装箱建造的流动房屋，既省地省钱又省时，不仅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符合环保方向。几家日本企业开始给她订单，美国兵营也在使用。我觉得这个项目前景不错，又看她十分作难的样子，忽然想起女儿有一笔准备买房的钱还未动用，就动员女儿借给她，女儿虽不情愿，但在我的忽悠下还是借给了她。这可好，本来说用一个月，可是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还。我就催她还账，谁知她比我还烦，说，慧萍姐，别催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钱能不还账吗？一句话让我无语。女儿那边急得嗷嗷叫：妈，你知道吗，北京的房子都涨疯了，一天涨一千，俺是眼睁睁地看着买不起了！
一边是女儿，一边是朋友，为了这笔钱，我又急又气又上火，好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也不想理她。几十年来，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找钱，找钱，找钱！好像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找过，银行贷的不够就找朋友拆借。我说，你的钱呢，你挣的钱呢？她说，这个你不懂，我的企业是轻资产，我把钱用到科研创新上了。你问问，哪个企业不缺钱？民营企业更缺钱！这个我是不懂，让我更不懂的是，她晚上找我有事儿或聊天时，经常顾不上吃饭，我就给她带上几个大包子，韭菜盒子什么的，她吃的那个香啊！看着她狼吞虎咽我就心酸，朋友啊，过的什么日子！干企业挣钱是为什么？何况还挣不着钱？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还是“钱”把她关在了这里。
一年后，我采访省政府金融办主任，谈到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把这位朋友的遭遇讲给他时，也提及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思科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几条建议，其中一条说，中国什么都可以市场交易，唯有思想不可以交易。十几年前，我采访一个以色列媒体专家，问他在他们国家办一份杂志如何筹资？专家说，在以色列办一份杂志若要贷款，只需向银行提供一份有创意的商业计划书。我问主任，金融改革到今天，如果我拿一个创意计划书作质押能贷到款吗？现在有这样的银行吗？主任摇摇头。我说，还是思想不值钱啊！思想不值钱哪来软实力？哪来竞争力？企业为什么不愿创新而热衷于“山寨”，创新需要付出代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我的关进精神病院的朋友，十几年来，尽管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她的企业养活了几百个工人，每年上交几千万的税收，而一旦遇到困难，却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为她提供帮助。她说过，其实，她的集房项目就差一二百万，有了这一二百万就成了，成了是她的也是社会的，没有，就断了！断了就完了。我心里说，断了就是你的，是你的就得关进来。
在精神病院这个几乎听不到“人话”的地方，我和朋友聊了一个多小时。单位又来电话了，我不得不走了。她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也走，你带我出去！我说，你现在还不能走，过几天我再来看你。我挣脱了她的手刚走几步，她又追上我说：下次来，给我带一盒染发剂。
又过了十几天，小妹说，她出院了，因为债权人闹到了精神病院，还扬言没有钱就要她的命！小妹说，怎么办？要不再换一家？我说，再换一家就能挡住人家去闹？小妹说，也只能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吧，住进去再说。当然她不愿再进去，是她的侄子把她强行背进去的。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和另一个叫“大明白”的朋友，提着月饼到另一家精神病院去看她。这一家条件更差，隔着墙壁就听到男男女女的七音八调，鬼哭狼嚎。可见了面除了嘘寒问暖，似乎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不是没有话说，是怕说的都是假话和废话。对朋友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明明知道帮不了她而给她一个承诺。她乞求我们说，带我走吧，我没病，我没病，呆在这里没有意义。别说我们无权把她带走，就是带走，债权人伤害她怎么办？谁有能力保护她？在这个特殊时期，唯有精神病院是她最好的安放。忽然想起了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一阵悲哀涌上心来。当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罪犯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肉体的供养就远远胜过精神的流浪，对于无处安放的肉体和被围剿的灵魂，精神病院的意义远远超过教堂。一个社会这样的病人多了，精神病院也会飞出赞美诗。什么是意义？活着就是意义。当我把这些废话说给她时，我知道她自己未必不懂。
说完了废话又坐了一会儿，我和“大明白”起身要走。这一次，她是无论如何不放我们走了，拉扯着纠缠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最后大夫来了，生生把她按住，我们才像贼一样抽身逃离，跑的比精神病人还要快。一下楼，听到楼上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我没病，我没病，放我走啊！放我走……”
这时候，天已大黑，不见中秋明月，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
我的朋友，一个本土著名的女企业家，十几天前我们还一起吃饭聊天，怎么会突然间蒸发了呢？我抓起电话找到她的妹妹，也是我非常要好的小妹，小妹说，慧萍姐，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姐住进精神病院了！我说，什么？精神出了问题？小妹说，好像出了点儿问题……她稍稍一顿，压低声音说，送她进去，也是为了保护她，保护这个企业，要不，生命都有危险！前几天，债主们把公司大门堵了，保险柜被撬开，车辆办公家具都被抢走了！我姐还说，让我告诉你，帮着想想办法。
办法？什么办法？我得先去看看她。
匆匆忙忙，顺手拎了一袋苹果直奔那家精神病院。到了进楼口却进不去了，原来这地方的管制几乎和探监一样严。于是，打电话要小妹来接我，就在第一道门口走廊等电梯的时候，我顺便打量了一下把门的一对看守，每一个都气势汹汹，面目可憎，看形体，没有200斤也得250。我顺便问了一下某区某号怎么走，人家不搭理，我又问了一句，还是不搭理。这时候，电梯来了，我便一脚踩上去，其中一个看守一把拉住我说，不能上，不能上！我说，为什么？那小子嗷嗷叫着：不懂规矩吗？看病人得家属带着才能上去！我说，你原来不是哑巴啊？还能说话？这看守顿时把眼瞪的比牛眼珠子还大：你什么人啊，这么横！我说，谁横啊？你们横惯了吧，是不是觉得别人横就受不了？两个看守几乎异口同声地冲我大叫：“精神病！”我说，这回横到底了，我这就找你们领导去问问，怎么没教会你们说人话！这一对家伙一看我的样子，不知是以为我真的认识他们领导，还是以为我是从另一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居然放我进去了。
平生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过了四道门禁才进到了女病人的居住区。还未见到朋友，就围上来两个“同学”，一个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苹果袋，一个一把抱住了我的后腰：“奶奶，你怎么这么高啊，这么高啊！”我接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个叫我奶奶的人满脸皱褶，白花花的头发扎成一根粗实实硬撅撅的独根辫，直愣愣地撅在头顶上，看年龄至少也得比我大十岁。几步远的走廊里，还有一群四、五大十的胖老婆们你抓着我我扯着你的在玩老鹰捉小鸡，嘴里嗷嗷喊着，叫着，有的还吸溜着鼻涕，全世界的幸福来这里扎堆了！
见到朋友，眼泪刷一下出来了。看着她一身正规的病号服，本来就瘦的长脸又小了一圈，头顶上隐隐长出了一些白发。我万万想不到，这辈子能在这里和她相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我们就躲进了楼层的开水间，还未站住脚，又一个“同学”嚷嚷着跟进来，直瞪瞪地盯着我们左看右看，横看竖看，眼睛一眨不眨，好像我们哪里不正常。我说，这地方不能呆，小妹就协调楼层主管，在餐厅的一角空间里我们坐下来。
终于可以仔细观察我的朋友了，看看她到底有什么不正常，聊了一会儿饮食起居，她就从包里拿出那份晚报，指着关于她“跑路”的标题说，你都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了，网上都有了。你信吗？她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这是阴谋啊！一场阴谋！内部有人故意捅到网上去的！我看看小妹，一时无语。据小妹说，企业破产是预料中的事，宣布临时停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的朋友说，她是法人代表，她没有同意。小妹说，你已经被债权人闹腾的好几天不睡觉不吃饭了，手里拿着手机半天都不知给谁打，你还有决策能力吗？朋友说，我没有病，你压根就不应该把我送到这里来！我一看这情形，就把小妹拉到一边，问大夫什么意见？小妹说，大夫说了，即使没有大的精神障碍，她目前的状态也需要吃药。当时，我没搞明白除了家人对她“保护”的需要之外，她到底需要不需要呆在这里。而如果出去，也只有家人才有资格把她带出去，她自己已经没有了自由。
慧萍姐，你带我走吧，我没病！公司不能没人管啊，公司的事情也只有我出去了才能解决。你看，大夫这么一天三次让我一把一把地吃药，吃的什么药我都不知道，不吃就把我捆起来，没病也吃出病来呀！
听着她如此条理的表述，我也糊涂了，心想，这些药是对症一个精神病人的吗？她算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碍者吗？如此状态是有病还是没病？还没等我想明白，我的手机响了，单位有事要我回去，我就直接了当地问她，你真欠债七八个亿吗？她说，没那么多，他们胡说八道！我说，你转移资产了吗？她说，天地良心，我一分钱也没转移，要转移了我还能在这里吗？早跑了！她还告诉我，她主要的债主不是银行，是高利贷，这些放贷的债主们都是有“背景”的。一听这个，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朋友啊，朋友，你真是胆肥啊！他们的钱你敢用不是找死吗？我意识到，她已经陷入了一个恐怖的黑色泥沼，谁都难以把她拉上来了。
我的朋友是个很有才华的艺术设计家，画过画，留过洋，人也时尚，一年四季永远的黑色流行装，即使大夏天里也常常扎一黑色头巾，黑色皮鞋黑色大氅配套出行，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尤其是她的墨镜，几乎成了她的标签，无论白天晚上，什么时候见她都戴着。即使你和她面对面的吃饭，挨着身子聊天她也戴着，直接感觉是“见镜不见人”。一次，实在忍不住我就问她，为什么如此挚爱舍不得摘下？她说，有位大师看过她的面相，是因面相而为之。于是，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和她朋友几十年，似乎近的无话不说，又似乎总是隔着一点儿什么，原来是神的旨意。
她先是经营了一家很有品位的服装店，后来搞装修，再后来就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家居品牌，一时好评如潮。也就是几年前，她又搞了一个集房项目，开始大规模的借款贷款，除了找银行，我还找朋友帮她借了一笔钱，后来没处借了，我就想起了亲家，俺的亲家当年是个小土豪，不习惯把钱存到银行里，我一个电话过去人家连夜开车拉了一笔现金给她送过来。她说，慧萍姐，你救了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的企业资金链快要断了。没过多久，晚上十一点多，她找我聊天，让司机开车把我拉到千佛山散步，偌大的山上就我们两个人，山风呼呼，松涛如魔，我胆颤心惊，几次要走，她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咱们这么聊天多好！这才有灵感。我说好个鬼啊，风这么大，你不叫唤着说话我都听不见啦！她最喜欢半夜三更的让我陪她散步聊天，我妈每见我们深更半夜的出出进进，说，你们这不是精神病也是神经质。但她让我感动的恰恰也是这个。我经常看到她在工厂里忙到半夜吃不上饭，尤其是筹备展会，便成夜成夜地加班干活，力求把产品做到尽善尽美，为了改动一个细节，她会整夜不睡，把自己的才华用到极致。每年的全国家居展，她都拿金牌回来。 就在这深更半夜散完步分手的时候，她才说，最近手里头寸太紧，能不能再帮着借点儿钱？我一听就打怵，你去找银行啊！她说，能贷的都贷了，没有实物质押，哪个银行还肯贷款啊？我非常为难，但我看过她的集房项目计划书以及产品推广进程，这个项目就是利用废旧集装箱建造的流动房屋，既省地省钱又省时，不仅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符合环保方向。几家日本企业开始给她订单，美国兵营也在使用。我觉得这个项目前景不错，又看她十分作难的样子，忽然想起女儿有一笔准备买房的钱还未动用，就动员女儿借给她，女儿虽不情愿，但在我的忽悠下还是借给了她。这可好，本来说用一个月，可是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还。我就催她还账，谁知她比我还烦，说，慧萍姐，别催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钱能不还账吗？一句话让我无语。女儿那边急得嗷嗷叫：妈，你知道吗，北京的房子都涨疯了，一天涨一千，俺是眼睁睁地看着买不起了！
一边是女儿，一边是朋友，为了这笔钱，我又急又气又上火，好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也不想理她。几十年来，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找钱，找钱，找钱！好像大大小小的银行都找过，银行贷的不够就找朋友拆借。我说，你的钱呢，你挣的钱呢？她说，这个你不懂，我的企业是轻资产，我把钱用到科研创新上了。你问问，哪个企业不缺钱？民营企业更缺钱！这个我是不懂，让我更不懂的是，她晚上找我有事儿或聊天时，经常顾不上吃饭，我就给她带上几个大包子，韭菜盒子什么的，她吃的那个香啊！看着她狼吞虎咽我就心酸，朋友啊，过的什么日子！干企业挣钱是为什么？何况还挣不着钱？可我万万没想到，最终，还是“钱”把她关在了这里。
一年后，我采访省政府金融办主任，谈到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把这位朋友的遭遇讲给他时，也提及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思科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几条建议，其中一条说，中国什么都可以市场交易，唯有思想不可以交易。十几年前，我采访一个以色列媒体专家，问他在他们国家办一份杂志如何筹资？专家说，在以色列办一份杂志若要贷款，只需向银行提供一份有创意的商业计划书。我问主任，金融改革到今天，如果我拿一个创意计划书作质押能贷到款吗？现在有这样的银行吗？主任摇摇头。我说，还是思想不值钱啊！思想不值钱哪来软实力？哪来竞争力？企业为什么不愿创新而热衷于“山寨”，创新需要付出代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我的关进精神病院的朋友，十几年来，尽管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她的企业养活了几百个工人，每年上交几千万的税收，而一旦遇到困难，却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为她提供帮助。她说过，其实，她的集房项目就差一二百万，有了这一二百万就成了，成了是她的也是社会的，没有，就断了！断了就完了。我心里说，断了就是你的，是你的就得关进来。
在精神病院这个几乎听不到“人话”的地方，我和朋友聊了一个多小时。单位又来电话了，我不得不走了。她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也走，你带我出去！我说，你现在还不能走，过几天我再来看你。我挣脱了她的手刚走几步，她又追上我说：下次来，给我带一盒染发剂。
又过了十几天，小妹说，她出院了，因为债权人闹到了精神病院，还扬言没有钱就要她的命！小妹说，怎么办？要不再换一家？我说，再换一家就能挡住人家去闹？小妹说，也只能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吧，住进去再说。当然她不愿再进去，是她的侄子把她强行背进去的。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和另一个叫“大明白”的朋友，提着月饼到另一家精神病院去看她。这一家条件更差，隔着墙壁就听到男男女女的七音八调，鬼哭狼嚎。可见了面除了嘘寒问暖，似乎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不是没有话说，是怕说的都是假话和废话。对朋友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明明知道帮不了她而给她一个承诺。她乞求我们说，带我走吧，我没病，我没病，呆在这里没有意义。别说我们无权把她带走，就是带走，债权人伤害她怎么办？谁有能力保护她？在这个特殊时期，唯有精神病院是她最好的安放。忽然想起了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一阵悲哀涌上心来。当一个人，哪怕是一个罪犯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肉体的供养就远远胜过精神的流浪，对于无处安放的肉体和被围剿的灵魂，精神病院的意义远远超过教堂。一个社会这样的病人多了，精神病院也会飞出赞美诗。什么是意义？活着就是意义。当我把这些废话说给她时，我知道她自己未必不懂。
说完了废话又坐了一会儿，我和“大明白”起身要走。这一次，她是无论如何不放我们走了，拉扯着纠缠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最后大夫来了，生生把她按住，我们才像贼一样抽身逃离，跑的比精神病人还要快。一下楼，听到楼上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我没病，我没病，放我走啊！放我走……”
这时候，天已大黑，不见中秋明月，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