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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万难相见
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时的翻译，其实不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但我这个“粉丝”也的确不太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1962年，父亲患直肠癌去世。1967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六个（我是老三）回了老家日本岛根县。
在中国，我都是说中文，只有回到家和母亲说话时才用日语。回到日本之后，周围人也都知道我们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接触起来总有些小心翼翼。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生活。
1971年，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我心里就特别想去见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见。從我内心感受来说，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
我找了一个女伴陪我一起坐七八个小时的卧铺车到了名古屋。但接待组的人劝我：“他们就快比赛了，比较紧张，你还是回去吧，一个星期以后比赛结束再来。”
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刚好代表团的领导在开会，没空见我们，又不想冷落了日本友人，团长就跟庄先生说：“小庄，你替我们去看看那两个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先生，他很高大，说话很有礼貌。我们聊了大概十分钟，就是互相介绍，说了些“希望能为中日交流作贡献”之类的话。1972年，庄先生率青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我又去看过他一次，也是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那时，我没想着会和庄先生有交集。现在想想，当初如果不是庄先生出来见我们，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可能就是我和庄先生之间的缘分吧。
总有说不完的话
过后很多年，我和庄先生都没再联系过。大概是在1982年，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篇幅像豆腐块，上面写着“庄则栋自杀未遂”。庄先生的遭遇，我也有耳闻。我挺同情他的，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安慰安慰他。
当时，公司派我常驻北京。我认识了好多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个女孩子曾经打过乒乓球，我就说我认识庄则栋，她说：“庄则栋已经从太原回到北京了，在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如果想见的话，我给你引见一下。”
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那个女孩来电话说去见见庄则栋吧。见到他时，他看了我一下，觉得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敦子？”庄先生就这样叫出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三个就经常约着打保龄球、逛公园。我原本以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又离了婚，庄先生一定有很多委屈和抱怨。没想到，庄先生还像以前那么健谈、阳光、单纯。他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事，甚至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每次，我都会被庄先生逗得哈哈大笑，觉得他是那么睿智、幽默，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庄先生做人有两点特别让我敬佩：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为一件事脸红，宁愿自己吃亏；别人的好坏他心里很清楚，但态度上不表露，有些人对他很不好，他也不吭声。
那时我已经40岁了，还没有结婚，家里人经常给我介绍朋友，但都没有中意的。我和庄先生接触越来越多，每次见面都很高兴，但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1985年冬天，我哥哥到北京出差，见了庄先生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妹妹很爱你，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庄先生听后很高兴，说他非常愿意。
邓小平批准结婚
我和庄先生要结婚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庄先生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得到的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庄先生不断地向北京市教委、市政府、中日友协等单位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86年年底，我的签证到期了，公安局不给我续签证，也不给庄先生办护照，我们实际上就要面临生离死别。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半年以后我一定回来。走的时候，东西我一件都没拿，全搁在庄先生的家里。庄先生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叮嘱我千万别哭，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出软弱。我就一直强忍着，还笑着跟他挥手告别。到了日本，见到家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哭不止。
之后的10个月，我的人生好像驶入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看不到尽头。这期间，庄先生也一直在为我们俩的事想办法。他给邓小平写了信，请求批准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终于有一天，庄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小平同志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二是今后回日本只能我一个，庄先生不能出国。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了相关手续。
拿到中国国籍的当天，我就和庄先生办理了结婚证。那是1987年12月19日。
25年恩爱如初
婚后，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高薪，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庄先生。我一直称呼他为“庄先生”，他曾让我改口，但我觉得如果称呼他“则栋”就抹杀了他的伟大。我们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那时物资供应还很困难，每到冬天，我都要排队买一大堆大白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好多地方请庄先生去指导乒乓球，我就随着他去，帮他洗衣服。
我和庄先生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我们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每天晚上吃过饭，庄先生总喜欢和我出去散步。我们常去看电影，庄先生喜欢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车后座上，觉得幸福无比。有时候我们也拌嘴，多半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庄先生总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留给我。他总说夫妻好像齿轮，互相推动才能运转起一个家。他还说：“你孤身一人放弃一切从日本来这里，与我一起生活，我一定要让你安心地生活。”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结婚25年感情一直这么好，我觉得是感恩吧。他感激我在他失意时放弃一切陪伴他，而我也感激他能接纳43岁的我。
这么多年，庄先生一直很健康，吃饭、睡觉都挺好的，再加上他有两道长寿眉，所以我一直坚信他不会得什么大病。我曾经问过庄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庄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庄先生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的时候，我真是不能接受。
病榻上，庄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他说：“敦子来中国后没有工作，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社保和医保，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他还嘱咐要把他的书法拍卖了，用来保障我今后的生活。
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时的翻译，其实不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但我这个“粉丝”也的确不太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1962年，父亲患直肠癌去世。1967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六个（我是老三）回了老家日本岛根县。
在中国，我都是说中文，只有回到家和母亲说话时才用日语。回到日本之后，周围人也都知道我们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接触起来总有些小心翼翼。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生活。
1971年，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我心里就特别想去见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见。從我内心感受来说，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
我找了一个女伴陪我一起坐七八个小时的卧铺车到了名古屋。但接待组的人劝我：“他们就快比赛了，比较紧张，你还是回去吧，一个星期以后比赛结束再来。”
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刚好代表团的领导在开会，没空见我们，又不想冷落了日本友人，团长就跟庄先生说：“小庄，你替我们去看看那两个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先生，他很高大，说话很有礼貌。我们聊了大概十分钟，就是互相介绍，说了些“希望能为中日交流作贡献”之类的话。1972年，庄先生率青少年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我又去看过他一次，也是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那时，我没想着会和庄先生有交集。现在想想，当初如果不是庄先生出来见我们，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可能就是我和庄先生之间的缘分吧。
总有说不完的话
过后很多年，我和庄先生都没再联系过。大概是在1982年，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篇幅像豆腐块，上面写着“庄则栋自杀未遂”。庄先生的遭遇，我也有耳闻。我挺同情他的，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安慰安慰他。
当时，公司派我常驻北京。我认识了好多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个女孩子曾经打过乒乓球，我就说我认识庄则栋，她说：“庄则栋已经从太原回到北京了，在北京市少年宫当教练，如果想见的话，我给你引见一下。”
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那个女孩来电话说去见见庄则栋吧。见到他时，他看了我一下，觉得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敦子？”庄先生就这样叫出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们三个就经常约着打保龄球、逛公园。我原本以为，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又离了婚，庄先生一定有很多委屈和抱怨。没想到，庄先生还像以前那么健谈、阳光、单纯。他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事，甚至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每次，我都会被庄先生逗得哈哈大笑，觉得他是那么睿智、幽默，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庄先生做人有两点特别让我敬佩：他从来不愿意让别人为一件事脸红，宁愿自己吃亏；别人的好坏他心里很清楚，但态度上不表露，有些人对他很不好，他也不吭声。
那时我已经40岁了，还没有结婚，家里人经常给我介绍朋友，但都没有中意的。我和庄先生接触越来越多，每次见面都很高兴，但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1985年冬天，我哥哥到北京出差，见了庄先生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妹妹很爱你，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庄先生听后很高兴，说他非常愿意。
邓小平批准结婚
我和庄先生要结婚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庄先生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得到的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庄先生不断地向北京市教委、市政府、中日友协等单位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86年年底，我的签证到期了，公安局不给我续签证，也不给庄先生办护照，我们实际上就要面临生离死别。
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半年以后我一定回来。走的时候，东西我一件都没拿，全搁在庄先生的家里。庄先生送我到机场的时候，叮嘱我千万别哭，不能在别人面前显出软弱。我就一直强忍着，还笑着跟他挥手告别。到了日本，见到家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哭不止。
之后的10个月，我的人生好像驶入了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看不到尽头。这期间，庄先生也一直在为我们俩的事想办法。他给邓小平写了信，请求批准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终于有一天，庄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小平同志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必须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二是今后回日本只能我一个，庄先生不能出国。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办理了相关手续。
拿到中国国籍的当天，我就和庄先生办理了结婚证。那是1987年12月19日。
25年恩爱如初
婚后，我放弃了日本公司的高薪，全心全意在家照顾庄先生。我一直称呼他为“庄先生”，他曾让我改口，但我觉得如果称呼他“则栋”就抹杀了他的伟大。我们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那时物资供应还很困难，每到冬天，我都要排队买一大堆大白菜。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好多地方请庄先生去指导乒乓球，我就随着他去，帮他洗衣服。
我和庄先生几乎没有分开过一天，我们走到哪里都手拉着手。每天晚上吃过饭，庄先生总喜欢和我出去散步。我们常去看电影，庄先生喜欢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在车后座上，觉得幸福无比。有时候我们也拌嘴，多半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庄先生总把说最后一句话的权力留给我。他总说夫妻好像齿轮，互相推动才能运转起一个家。他还说：“你孤身一人放弃一切从日本来这里，与我一起生活，我一定要让你安心地生活。”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结婚25年感情一直这么好，我觉得是感恩吧。他感激我在他失意时放弃一切陪伴他，而我也感激他能接纳43岁的我。
这么多年，庄先生一直很健康，吃饭、睡觉都挺好的，再加上他有两道长寿眉，所以我一直坚信他不会得什么大病。我曾经问过庄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先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庄先生说：“不会的，不会的。”所以庄先生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的时候，我真是不能接受。
病榻上，庄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他说：“敦子来中国后没有工作，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社保和医保，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他还嘱咐要把他的书法拍卖了，用来保障我今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