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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行政会委员
澳门立法会议员/陈明金
新巴士服務模式實行一年多來，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去年6月，3家巴士公司靜悄悄申請調升巴士服務費，獲交通局批准劃一升幅23%，此舉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迫使政府凍結該項行政程序；事隔半年多，當局舊事重提，單方面宣佈新福利、澳巴的服務改善已獲社會認同，並將重啟對這兩家公司調整服務費的行政程序，更可追溯至去年6月。事件公佈後，再次引來社會的反彈，與此同時，汪雲對究竟有無追溯期的說辭，前後不一，受到社會各方的抨擊和質疑。有關官員一直自稱按照合同和法理調升服務費，卻罔顧新巴士服務模式之宗旨——改善服務水平和全體澳門居民的公共利益，作為主導巴士服務的政府主管部門，已經嚴重失職，公然挑戰民意，如此，行政當局失去的不只是公帑，還有民心。
服務費劃一調升23%耐推敲
去年6月29日，在未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當局對外宣佈該年4月已收到三家巴士公司調整巴士服務單價之申請，經綜合分析相關資料及計算合同所訂定的指數，政府同意按合同相關調整機制，調升各類服務之單價約23%，且正在進行最後行政程序，隨後將刊登《政府公報》向外公佈。當局亦表示，作出以上審批皆是按照澳門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合同的規定，營運公司每年最多可向特區政府提出一次調整單價申請。此次調價是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陸路運輸業全職有薪酬僱員的平均薪酬及車用輕柴油平均定價，按公式計算得出。
暫且勿論這條公式如何設定，分析三個加價因子可以發現，CPI和柴油價格指數似乎存在相關性，由於油品價格上升，引起綜合經濟的變化，統計局已將其計入CPI指數當中，兩者同為加價因子，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顯然不科學。而至於巴士公司僱員薪酬的變動，作為核心的營運成本，三家巴士公司在投標時就應有長遠估算，因自身估算不足，造成人事費用大增，此後果不應也不能完全由公帑“孭飛”。如果此先例一開，難不成博企間因競爭莊荷入職而提高人工與改善福利，也可以此為由向政府提出補貼或申請降低博彩專營稅？
設追溯期難服眾
去年7月，很多市民都清晰記得，汪局長向傳媒表示，調升巴士服務費的行政程序解凍後不會追溯，現在卻又反悔稱要追溯至去年6月。如此出爾反爾，似乎對全澳市民開了一個玩笑，即是巴士服務費遲加、早加都一樣，社會有意見吵一吵，暫緩一下加價，重新啟動行政程序後再追溯，結果還是一樣。
汪局長還拿甚麼“合約精神”、“法理依據”自圓其說，真是荒天下之大謬。澳門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合同確有規定，營運公司每年最多可向特區政府提出一次調整單價申請，不代表政府一定要每年一次批准其等的申請。況且設追溯期又是按照合同的哪條規定呢？汪局長自言該次加價申請已在去年6月12日審批，並已經通知了當事人，如果貿然撤回的話，一旦對方提起訴訟，政府敗訴的風險很大。然而，當局的審批並未在政府公報最終公佈，有關的行政程序是否已經完成？當局又以何方式通知當事人？訴訟未起，先行認輸，是否不戰自敗？
未來服務費是否連環加
當年，政府分別以23.3億元、8.1億元、16.4億元分別判給新福利、澳巴、維澳蓮運第一至五標段的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並通過第390/2010號、第391/2010號、392/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分8年（2011年至2018年）支付有關的財政負擔。如果此次加費申請通過，今後幾年政府分段支付的基數，似乎都要調升23%？另外，巴士公司每年還有一次機會在此基礎上，根據公式再提出調整服務費申請，如此連環加費，未來五、六年，政府本次調升的決策，可能導致增加15至20億的公帑支出。
新巴士服務號稱“政府主導，市場運作”，但此次加費風波，政府完全是“被主導”。作為主管部門，應擺正位置，首要以公共利益為重，切實推動巴士服務質素，真正主導巴士服務的市場運作。三家巴士公司更不可視巴士運營為一門“只賺不賠”的生意，澳門巴士服務公司由“二變三”，在經營上不存在線路、客源上的競爭，作為澳門公共服務的經營者，應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通過更進取的企業經營策略，改善服務質素，提升在市民心中的形象，降低運營成本，增加企業利潤，而非一味伸手向政府要。
澳门立法会议员/陈明金
新巴士服務模式實行一年多來，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去年6月，3家巴士公司靜悄悄申請調升巴士服務費，獲交通局批准劃一升幅23%，此舉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迫使政府凍結該項行政程序；事隔半年多，當局舊事重提，單方面宣佈新福利、澳巴的服務改善已獲社會認同，並將重啟對這兩家公司調整服務費的行政程序，更可追溯至去年6月。事件公佈後，再次引來社會的反彈，與此同時，汪雲對究竟有無追溯期的說辭，前後不一，受到社會各方的抨擊和質疑。有關官員一直自稱按照合同和法理調升服務費，卻罔顧新巴士服務模式之宗旨——改善服務水平和全體澳門居民的公共利益，作為主導巴士服務的政府主管部門，已經嚴重失職，公然挑戰民意，如此，行政當局失去的不只是公帑，還有民心。
服務費劃一調升23%耐推敲
去年6月29日，在未有任何前兆的情況下，當局對外宣佈該年4月已收到三家巴士公司調整巴士服務單價之申請，經綜合分析相關資料及計算合同所訂定的指數，政府同意按合同相關調整機制，調升各類服務之單價約23%，且正在進行最後行政程序，隨後將刊登《政府公報》向外公佈。當局亦表示，作出以上審批皆是按照澳門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合同的規定，營運公司每年最多可向特區政府提出一次調整單價申請。此次調價是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陸路運輸業全職有薪酬僱員的平均薪酬及車用輕柴油平均定價，按公式計算得出。
暫且勿論這條公式如何設定，分析三個加價因子可以發現，CPI和柴油價格指數似乎存在相關性，由於油品價格上升，引起綜合經濟的變化，統計局已將其計入CPI指數當中，兩者同為加價因子，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顯然不科學。而至於巴士公司僱員薪酬的變動，作為核心的營運成本，三家巴士公司在投標時就應有長遠估算，因自身估算不足，造成人事費用大增，此後果不應也不能完全由公帑“孭飛”。如果此先例一開，難不成博企間因競爭莊荷入職而提高人工與改善福利，也可以此為由向政府提出補貼或申請降低博彩專營稅？
設追溯期難服眾
去年7月，很多市民都清晰記得，汪局長向傳媒表示，調升巴士服務費的行政程序解凍後不會追溯，現在卻又反悔稱要追溯至去年6月。如此出爾反爾，似乎對全澳市民開了一個玩笑，即是巴士服務費遲加、早加都一樣，社會有意見吵一吵，暫緩一下加價，重新啟動行政程序後再追溯，結果還是一樣。
汪局長還拿甚麼“合約精神”、“法理依據”自圓其說，真是荒天下之大謬。澳門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合同確有規定，營運公司每年最多可向特區政府提出一次調整單價申請，不代表政府一定要每年一次批准其等的申請。況且設追溯期又是按照合同的哪條規定呢？汪局長自言該次加價申請已在去年6月12日審批，並已經通知了當事人，如果貿然撤回的話，一旦對方提起訴訟，政府敗訴的風險很大。然而，當局的審批並未在政府公報最終公佈，有關的行政程序是否已經完成？當局又以何方式通知當事人？訴訟未起，先行認輸，是否不戰自敗？
未來服務費是否連環加
當年，政府分別以23.3億元、8.1億元、16.4億元分別判給新福利、澳巴、維澳蓮運第一至五標段的道路集體客運公共服務，並通過第390/2010號、第391/2010號、392/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分8年（2011年至2018年）支付有關的財政負擔。如果此次加費申請通過，今後幾年政府分段支付的基數，似乎都要調升23%？另外，巴士公司每年還有一次機會在此基礎上，根據公式再提出調整服務費申請，如此連環加費，未來五、六年，政府本次調升的決策，可能導致增加15至20億的公帑支出。
新巴士服務號稱“政府主導，市場運作”，但此次加費風波，政府完全是“被主導”。作為主管部門，應擺正位置，首要以公共利益為重，切實推動巴士服務質素，真正主導巴士服務的市場運作。三家巴士公司更不可視巴士運營為一門“只賺不賠”的生意，澳門巴士服務公司由“二變三”，在經營上不存在線路、客源上的競爭，作為澳門公共服務的經營者，應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通過更進取的企業經營策略，改善服務質素，提升在市民心中的形象，降低運營成本，增加企業利潤，而非一味伸手向政府要。